中國國人的儒學學術思想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但反過來說,人無完人。記得北京大學胡壯麟教授,在他的《語言學概論》的第一句話就說‘語言是思維的載體’。其實我覺得還有有半句‘語言也是文化的沉積’。英語語言從形成到今天也有兩千多年曆史了吧(不是記得對不對)。記得是從口頭形式的《貝奧武夫》開始的,這麽長的曆史,中間又出現了這麽多次侵略與被侵略的文化變革,多如牛毛的文學、語言大師出現,讓英語這種語言和其邏輯相當複雜,表達方式紛繁複雜。這樣,作為非母語使用者,能到錢的程度,已經非常之難。一本像《毛選》這樣的書,中間出現一兩個不影響意義和宗旨的非母語表達方式,也不鮮見,因為本來老毛寫出來就是給中國人看的,就是用的中國的思維邏輯,在西方邏輯上出現空點,是很正常的。此外,這裏的高人們都明白,翻譯是理解和表達兩個部分,可能對於某些source language的意思,本來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就是說問題不在於表達,而是理解就出現了分歧,比如筆者提到的那句‘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的翻譯的爭議。看過錢老的翻譯論文,我的理解錢老是更傾向於尤金 奈達博士的‘等效論’,強調讀者反應,隻是錢老歸結為‘歸化’和‘異化’兩個方麵。筆者的先人是《毛選》翻譯的重量級人物,對於長期以來公眾的誤解,覺得於心不公,我覺得可以理解。至於周對於專家的評論,我也不想評論,隻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有個習慣,有意識無意識的用政客的評論來證明自己的學術水平,這就誤導了專業內人士,特別是剛剛出道的。無論是大師還是一般從業者、愛好者,我們都應該讓‘人’走下神壇,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學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