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帶湯的麵條，上麵浮起的是層胡椒麵。現在叫得響當當的貿易戰，就是那層胡椒麵。國家之間，最終較量的還是實力，內力，還是內容：什麽品質的麵條，有沒有帶葷，口感如何。
今天出版的英國《金融時報》文章稱，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後已基本是個市場經濟國家，但還不夠完善。而美國現在對中國不公平貿易的指責恰恰是中國改革的對象。美國所指的不公平包括中國公司偷竊美國公司專利技術、政府對企業補貼過剩、政府阻止或限製互聯網數據的自由流動以及限製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
文章強調，美國幫助中國挑出四大弊端，若中國糾正錯誤，不僅可消除美國指責，而且對中國自身很有好處。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對中國的益處將會大到超乎想象。如果中國真的可以除掉弊端，中國的發展速度將更迅速有力，超越美國將不再是空想。中國要製止偷竊技術，不要求外國企業以技術換市場，這將對中國十分有益。中國還要全麵打破行政性壟斷和取消政府補貼，這樣不僅可解決鋼鐵業和製鋁業的產能過剩，還會帶來宏觀層次的顯著的經濟加速。除此外，若中國對限製數據自由流動一事重新製定更好的規則，那麽可以更充分地激發技術和製度的創新，因為數據的自由流動使得觀念可以不受阻礙的交換。最後中國若放開管製，打破行政性壟斷，向民營企業開放市場，中國企業的優勢也能體現出來。以電影為例，中國電影顯然會在中國市場占有優勢，也不怕來自好萊塢的競爭。若中國革除掉那些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陋規和作法，如取消補貼和打破壟斷，中國經濟將有一個更快的發展，並且更具有國際競爭力。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會增加。
這些文字讀起來，怎麽老覺得像是小學生作文：難道這些英國學者喝茶太少？
中國的問題中國人當然知道：西方人理解的市場經濟在短期內不可能在中國出現。中國人嘴裏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要求更多的公平、自由、信息流通和對國家幹預的製約，而這剛好和共產黨作為（自我認定的）最先進的團體，作為（必須保證的）中國唯一的領導力量的政治要求違背。政治上不正確，其它的都是空談，至少在現在的中國是。
理性而言，國家的發展總是需要時間和慢慢的積累，人的智慧也是在積累中變的成熟。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再愚笨的領導者也能從中體會出不少的感悟。有問題不怕，敢於正視、麵對，再尋找好的解決辦法就是了。誰沒有問題，誰不需要麵對困境？人類都是從愚昧、野蠻時代走過來的，都是一步步進步的結果。
經濟上的提升不容易，道德、文明、意識上的現代化，卻更難，更需要時間，需要好幾代人的持續努力。一代人做一代人能夠做的事情，盡職盡責，就是偉大的領導者所為。問題是，有些紅線是短期人力所不能為！被關在鐵籠之中的人，你又能智慧到哪裏？
作為新興快速發展之中的國家，中國需要麵對和解決的問題更多，很多方麵還有美國在五十年代時可以看到的影子，但卻沒有美國當年可以使用的手段。
比如說，收入上，今天中國的富人，多數也是以資本利得的形式實現，最主要的就是炒房發家。結果也是貧富不均而且還在快速的擴大化。當年美國靠稅收拉高快速拉平，還帶來隨後十幾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今天的中國卻不可以。隨後幾十年麵對的卻很可能就是一個個炸彈：虛高的地產價格就是之一。地產稅征收都隻能象征性的，更別說對地產出售所得征收足夠高的利潤調節稅，或者征收美國當年那麽高的遺產稅。即使不收，大量資本外逃已經成為頭痛的問題。何況還有個一直在虎視眈眈的美國佬在看著、等著，從中國人那裏撈更多的好處、便宜。
中國需要工會力量的強大，來保護普通勞工的基本權益：大量的“低端人口”還不得不麵對被歧視的現實，苟延殘喘的活著，接受命運的賦予。可是，任何強大團體的存在，首先危急的“應該”是共產黨的專權？！
婦女權利的保護，也需要一個強大的團體。共產黨政府包辦一切，結果是任何一方麵都做的強差人意：婦女被歧視甚至是被明目張膽性侵的案例，依然隨時隨處可見，連精英群集的北京大學都不可避免。哪裏來的平等人權，哪裏來的人格保證。
有一點倒是可以和當年的美國比美甚至超過：性解放，個人欲望的肆意發泄。
感覺上，有個死循環在那裏。誰能破解？
延伸閱讀：1950年代的美國中產階級也不富裕
2008年10月17日 鳳凰讀書
50年代：真正的中產階級社會
1953年，《時代》雜誌稱，"唯有從鮮與記者謀麵的民眾那裏，才能獲得有關本國政治未來與經濟方向的真實資訊"，並在這樣的口號下派出一位特約編輯Alvin Joseph做一次全國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國。
他描繪的畫麵與1929年的美國大相徑庭。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是個兩級分化的國家，少數人極為富有，而大眾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國則煥然一新。《時代》報道的開頭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鎮、最偏遠的地域，美國都穿著一套非常繁榮的、中產階級的衣飾……人們並沒有變得富裕，但能維持生計的人從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政治兩極對立的國家，占優勢的右翼與做困獸之鬥的左翼劇烈分化，而50年代的美國是個政治中庸的國家："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見解與政治思維驚人地一致。"工會已成為上層建築中的穩定機構。農夫快活地告訴這位從《時代》雜誌來的人，如果農業補貼是社會主義的話，他們就是社會主義者。
這位《時代》編輯的印象--美國已成為一個中產階級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國家--並沒有堅實的證據做支撐，但盡管如此，許多人都有這種類似的印象。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為) 其批判戰後美國價值觀的著作取名為《豐裕社會》 (The Affluent Society) ，固然是譏諷之言，但其出發點仍然是肯定美國人大都能維持生計。幾年之後哈林頓(Michael Harrington)創作了《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一書，以提醒人們，事實上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是中產階級。但他之所以覺得有必要寫這麽一本書，很大的原因就是，貧困已不再是多數人的處境，並有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之勢。
我們將要看到，有數據可以支撐這些觀察家的觀感。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是個中產階級社會，這一色彩要比20年代的美國要強烈得多，也要比今天強烈得多。盡管社會不公正仍無處不在(南方仍是隔離製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國，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與歧視婦女是普遍現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認為，他們正在分享這個國家的繁榮成果，而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與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經濟史學家戈丁與馬戈將20～50年代間美國收入差距的縮小稱為"大壓縮" (Great Compression)，這表現為富人與勞工階層差距，以及工人工資差別的縮小。他們故意用這個提法，以與"大蕭條"相呼應：與大蕭條類似，這場收入差距縮小是美國史上的決定性事件，使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發生質變。然而，"大蕭條"雖至今仍被我們銘記，"大壓縮"卻已基本被遺忘。中產階級社會的出現曾像是虛無飄渺的幻夢，但隨後就被視為理所應當、不足為奇。
現在我們生活在第二個"鍍金年代"，戰後時代的中產階級社會在快速消亡。傳統智慧認為，這雖不是好事，但卻是由我們無法掌控的力量帶來的。然而，"大壓縮"的經曆卻有力地反駁了這種宿命論的看法，它證明了政治改革能帶來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並在此過程中為民主創造更健康的氛圍。
讓我就此再多言幾句。在30年代，與今天一樣，針對采取措施緩解不平等的呼聲，保守派的一條主要反對論據是，做什麽都於事無補，也就是說，沒有什麽政策可以明顯提高勞工家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或者即便可以這麽做，也勢必會破壞經濟。然而，富蘭克林·羅斯福與杜魯門卻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與財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會下層，從而使美國社會比之前要平等得多。並且，經濟不但沒有因為這場再分配而遭到破壞，"大壓縮"還奠定了一場延續一代人的經濟大繁榮的基礎。如果他們當時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今天也應該可以再現他們的成就。
那麽，他們是如何做到的？稍後我將探討幾種可能的解釋。現在，先讓我們對"大壓縮"之後，即1955年左右的美國景象做一番更細致的審視。
中產階級國家的畫像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紐約長島的"黃金海岸"--曾是"長鍍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區、共和黨的金融樞紐，已然勝景不再。一些大廈或是早已被賤賣；或已被推平，為中產階級的標準化住宅區騰出地盤；或已被改造，供各種機構使用(鄉間俱樂部、療養院、宗教靜修所至今仍占據那裏的很多大地產)。其他大廈已被送給非營利機構或政府，以免於繳納房地產遺產稅。
"那些傳奇地產死於誰手？"長島的報紙《紐約日報》(Newsday)在剩餘建築的指南手冊中問道。該報的回答大體正確："三個沉重打擊：聯邦所得稅的出現；'大蕭條'的經濟損失；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維持這種舒適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傭人。"
如果"黃金海岸"的大廈代表了"長鍍金年代"的長島，那麽在20世紀50年代代表長島的，無疑是1947年動工的Levittown這一典型的戰後郊區。
以今天豪宅的標準看，威廉·萊維特(William Levitt)當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雙臥室戶型隻有750平方英尺的生活麵積，沒有地下室。但這些都是私人的、單棟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機和其他家用電器，對美國的勞工階層而言，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準在過去是遙不可及的。而且這些房子建在郊區，說明普通家庭必定擁有私家車--1929年未畢如此，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則是確定無疑的了。
萊維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將戰爭期間用於修造兵營的建築技術應用到民房上。但萊維特之所以認定他修的房子會有大眾市場，就是因為美國經濟的重心急劇下移，而事實上，他的判斷也是正確的。富人在1929年擁有的購買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購買力卻遠勝過以往的任何時期。
比較20年代與50年代的統計數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為在福利國家出現之前，美國政府覺得沒有必要收集多少有關人們收入與開支狀況的數據。當羅斯福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國民住房惡劣、衣衫襤褸、營養不良"時，他是在猜測，而不是宣讀官方的統計數字。實際上，美國一直沒有對貧困做出正式的官方定義，更不用說對貧困線之下的人口數目進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國才給出了一個定義，以幫助林登·約翰遜總統確定"偉大社會"的目標。不過，盡管存在數據方麵的局限，從20～50年代，美國前所未有地變成了一個中產階級國家，這確是顯而易見的。
20年代與50年代之間收入差異的劇烈縮小，部分是由於平均化的緣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窮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變窮：我們不是在談論相對貧窮，即越來越跟不上收入增長的步伐，而是在談論購買力的大幅絕對下滑。50年代中期美國最富的1％人口的實際稅後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總人口0.1％的極富人群的實際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實際稅前收入約與1929年相同，而0.1％極富者的稅前收入下降了約40％，同時對富人征收的所得稅稅率劇增。
同時，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自1929年以來大體上翻了一番，大多數家庭不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種新型的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退休金計劃：戰前隻有極少數美國人享有醫療保險，但到1955年，多於60多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險，即償付住院治療開銷的保險。並且，由於聯邦政府為失業工人提供的失業保險、為退休者提供的社會保障等關鍵的福利措施，私人就業新獲得的保障也增強了。
所以，相比於20年代，50年代的美國勞動者的境況要好得多，但經濟精英的境況卻變差了，並且就連美國勞動者內部的經濟差距也縮小了。現有的數據表明，到20世紀50年代，不熟練及半熟練工人，例如裝配線上的工人，與機械師等較熟練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縮小了。律師、工程師等受過正式教育的雇員相對於體力勞工的薪酬優勢與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況也要低。
隻有在能解釋人的境況時，經濟統計數字才是有用的。這些統計數字也的確講述了一個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國社會巨大的經濟民主化。
一方麵，大多數美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錢享受體麵的生活水準。我知道"體麵"這個詞有些模棱兩可，但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在20年代已經出現了一些科技，這些科技創造現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適與便利。若把一位現代美國人帶回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會對生活品質的粗劣感到驚駭，而且錢再多也無濟於事。但若把一位現代美國人帶回到20世紀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夠高的收入，他會發現生活大體上是不錯的。問題是，20年代的美國人大都過不上這種不錯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適條件來說：美國大多數的鄉下人仍然沒有室內衛生管道，而許多城市人不得不與別的家庭合用各種設施。洗衣機有了，但並非家家配備；私人汽車與私人電話也有了，但隻有少數家庭擁有。1936年蓋洛普機構預言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將大獲全勝。蓋洛普何以會犯下如此大錯？它根據的是電話調查，而當時隻有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住宅擁有家庭電話，而沒有電話的人傾向於支持羅斯福。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
但到了50年代，盡管仍有一些美國鄉下人依賴戶外茅廁，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價公寓裏，但這明顯是少數。到1955年，大多數美國家庭擁有一輛汽車，而70％的住宅都安裝了電話。
另一方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代人時間裏，作家菲茨傑拉德說的富人"與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句虛言，而這可謂是空前絕後的。在50年代，美國很少有人過得起一種奢華的、足以與中產階級形成強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許比大多數人的大，但他們再也沒有能力住在府邸裏--尤其是因為，他們養不起打理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傳統上富人與其他人在服飾上的差異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錢購買(並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無法維持舊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來服侍他們上裝與卸裝。富人傳統上在出行快捷方麵享有優勢--直到今天人們還稱高檔店鋪是開給"馬車顧主"的，而在汽車普及後，連這個優勢也消失。
如果說上述的一切都給美國人帶來一種新的尊嚴感，我想這不是一種浪漫的想象。我們對"長鍍金年代"美國所知的一切都說明，盡管這個國家有民主的意識形態，但那是一個階層觀念很強的社會--當時富人自認為是高於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 (並憤恨) 那些"老板"。但在戰後的美國，上述階層觀念已大體無存--在這裏，我可以根據我個人的記憶來發言，因為我是在這個社會裏長大的，同時我們也可從人們的言辭與記述中了解情況。戰後的美國社會有窮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對社會的影響也很小。當時許多工人得到運作良好的工會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其工作之穩定可與技能高超的專業人員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與之接近。人們在物質生活上的差別不過就像卡迪拉克與雪福來的區別：一個人或許比另一個人過得奢侈，但在人們可以去哪裏、做什麽這些事上，並沒有大的差異。那麽，這個民主社會是如何形成的？
富人怎麽了？
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是移民到美國的俄國人，於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大體上是由他創立了現代經濟統計學。他於20世紀30年代建立了美國的"國民收入核算"係統，借助這一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在內的數字體係，我們可以探究美國的收入狀況。到20世紀50年代，庫茲涅茨已將關注點從國民收入的總體規模轉到國民收入的分配方麵。雖有資料方麵的限製，他仍能表明，戰後美國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蕭條"之前公平得多。但這一變化究竟是政治帶來的，還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市場力量帶來的呢？
一般說來，經濟學家受所謂"無形之手"如何重要的學說熏陶已久，對政府塑造經濟的能力傾向於懷疑。因此，在收入分配發生巨大變化時，經濟學家會先從市場力量方麵找原因。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不平等狀況會發生自然的周期變化，而人們常常將庫茲涅茨的名字與這一觀點聯係起來(這是很不公平的)，今人已將這一自然周期稱為"庫茲涅茨曲線"。
據認為，"庫茲涅茨曲線"的原理如下：根據該理論，在發展的初期階段，有錢人的投資機會倍增，而廉價的鄉村勞動力湧入城市，將工資壓低。結果是，在一國的工業化過程中，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一個由富有的工業家組成的精英階層，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貧窮之中。換言之，像美國的"長鍍金年代"這樣貧富劇烈分化的時期是發展的自然產物。
但最終資本變得更為充裕，來自農村的勞工流逐漸減少，工資開始上升，利潤趨向平穩，或者下降。普遍的繁榮將會出現，經濟大體上也將中產化。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過這個問題的美國經濟學家大都相信，這就是美國在19～20世紀經曆的故事。他們覺得，"長鍍金年代"是國家必須經曆的一個階段；他們相信，後來的中產階級社會是經濟發展進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結局。
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事情變化得很明顯，這個故事並未結束，不平等再度加劇。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也是市場力量的無情後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術因素有了越來越大的額外優勢。人們再次關注起貧富不均的情況，並進而回顧前一代人經曆的平等化進程。結果令人吃驚：人們越仔細地審視這段平等化過程，就越會發現，它不像是非人化的市場力量產生的漸進反應，而更像是一起突變，並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場政治均勢的變化帶來的。
要了解這起變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發揮的重要作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處於收入分配頂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們對富人曆史收入狀況的了解，要多於對其他人的了解，因為自1913年以來，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稅，從而在這一過程中，向聯邦政府提供了有關自身經濟狀況的信息。稅收資料顯示，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時間，貧富不均毫無下滑之勢：當羅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國民仍然貧困時，幾乎毫無跡象表明，與一戰前相比，富人的經濟統治地位有些許下降。但短短十年之後，富人明顯淪落了：我們已描述過20世紀50年代頂端人群收入的劇降，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發生了。經濟精英的相對貧窮化並不是逐漸發生的，而是突然發生的。
富人財富的突然下滑，大體上可用一個字來解釋：稅。
我們可以對當時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戰前的美國，高收入的源頭與現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體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們獲贈的股票期權)，而在20年代事情要簡單得多：富人之所以成為富人，是因為他們擁有的資本能帶來收益。由於資本收益大都流入一小群人手中--1929年1％的美國人得到了多達70％的股票紅利，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劃分大體取決於國民收入在工資與資本收益之間的劃分。
既然如此，讀者或許會想，富人占美國國民收入份額的劇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從資本向勞工的巨大轉變。但事實並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門獲得的稅前收入有69％流入勞工手中，31％為資方賺得，1929年這兩項則分別是67％和33％，兩個年份的差別不大。
但是，雖然在20年代與50年代，資本與勞工之間稅前收入的分配幾乎未變，但在收入主要來自資本的人與主要依靠工資的人之間，稅後收入的分配發生了劇變。
在20年代，稅收對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樁。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僅為24％，同時由於對最大的地產所征的遺產稅不過為20％，富豪王朝輕易便可維係下去。但隨著"新政"的來臨，富人所麵對的稅收不僅開始遠高於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標準來看，稅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在羅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 (當前隻有35％) ，在第二任期達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隨著美國背起"冷戰"的開支，這一稅率升到了91％。
在個人稅提高的同時，作為其稅基之一的資本收益卻顯著降低。這不是由於公司利潤的下滑，而是由於公司可保留的利潤變少了--對公司利潤征收的聯邦稅的平均稅率，從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還有一點，即依賴資本收益的人不僅發現這筆收益大多繳了稅，他們還發現，要把自己的財富轉移給子女變得日益困難。房地產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從20％連續升到45％、60％、70％，最終達77％。其結果之一便是，財富所有權的集中度明顯降低：1929年美國最富的0.1％人口擁有本國財富的20％還多，但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隻有10％左右。
那麽，富人怎麽了？一句話，"新政"把他們的許多收入都征了稅--也許是大部分收入。這就難怪羅斯福會被視為一個背叛了自身階層的人。
保羅•克魯格曼著《美國怎麽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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