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中華民族的命運（4）

三．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表現出的的激情，執著與癡迷

五百多年以前發生的文藝複興運動在歐洲曆史上有著重大的意義，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其間發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使得歐洲發生了廣泛和深刻的變革，並由此超越了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進而在世界上占有主導地位。這期間的幾位代表性人物的經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歐洲的文化及價值觀的演變。

和明朝處於同一時代的歐洲此刻正經曆著一係列的災難和危機。始於十四世紀三十年代（1330s）的黑死病肆虐著歐洲大陸，造成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歐洲人口死亡。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各國的政治形勢陷於混亂，經濟陷於蕭條，社會上腐敗橫行，道德淪喪。同時，戰爭連綿不絕，使人變得殘暴與自私。甚至就連引導人們精神寄托的教廷也陷於分裂，同時有多人聲稱自己才是正統的教皇[1]。麵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人們感到憤怒，惶恐與迷茫。難道主導歐洲過去一千年來的規範和觀念都不起作用了嗎？人們感到失去了方向。

生活在這個動蕩年代的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記錄下了他當時的心境，“睜開眼睛看一看這個新的時代吧。這是一個令人憤恨，令人厭惡，令人恐懼的時代，充滿著背信與欺詐，殘暴與傲慢，無恥與貪婪，邪惡與墮落[2]  [3] 。”麵對這一切，人們應該怎麽辦？上哪裏去尋找引人向上的道德楷模？彼特拉克認為，一千多年前的古羅馬有著輝煌的時代，人們過著幸福的生活。他們身上顯示出的美德才是我們應該效仿的。而那時期的很多偉大人物可以成為我們人生的榜樣，譬如哲學家西塞羅（Cicero）。隻有效仿他們我們才能重新擁有美德。為了這個目的，彼特拉克認為必須要拋棄過去一千年裏所接受的教育和觀念。在他看來，從古羅馬結束到今天這中間的一千年完全是一個“黑暗”的時期，就是一個過渡的“中間年代”（也就是我們所稱的“中世紀”）[4]。他呼籲，為了改變我們今天的社會和人的思想，我們必須要讓古羅馬文化得到重生。由此，揭開了文藝複興運動的序幕。

彼特拉克就此掀起了一場尋找，發掘，修複和研究古代文化遺產的運動，重新發現散落在人間的古代重要人物的書信，詩歌，以及其他文學作品。身為一個學者，他把文學研究和寫作視為自己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他個人從來都不在乎財富，因為他不想花大量寶貴的時間為財富操勞[5]。他認為做自己喜愛的事才能帶來真正的快樂。他忘我地投入到寫作中，漸漸地有了名氣。十年間，教廷曾兩次找到他，希望他能接受教廷內的高級職位，但都被他婉言謝絕了。因為接受了這麽高的職位，他的寫作計劃就會受到幹擾和影響。彼特拉克的人生價值觀影響了此後的幾代人，很多人廢寢忘食地投入到整理，收集和出版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的資料，這種動力源於他們對學術研究的激情，熱愛和癡迷。十六世紀初的法國學者布德（Guillaume Budé）曾經抱怨，為了結婚他不得不做出“犧牲”，暫時中斷工作。即使在嚴寒季節，人們仍然勤奮的工作，常常要對著筆尖哈氣，以保持墨汁不被凍住，這樣才能繼續寫下去[6]。

文藝複興運動讓人們重新燃起了對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文化的極大興趣，並且使得更多的人對古代的哲學思想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例如古羅馬時期的天文學家托勒密（Ptolemy）已經認為地球是一個球體，而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同時期的地理學家斯特雷波（Strabo）等人的讚同[7]。一直到十五世紀後期人們對世界地理的認識仍還停留在三大洲，即貧窮的非洲，富裕的亞洲以及他們所生活的歐洲。歐洲人為了和亞洲的印度進行貿易，所經的路線是繞過非洲的好望角再向東到達印度。但當時很多有學識的人都認為，既然地球是一個球體，那麽從歐洲向西行也應可以到達印度。此時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已經有了近三十年的航海經曆。身處文藝複興時期的他有機會認真研讀了古羅馬時期斯特雷波發表的地理學專著並得到啟發和鼓勵。他有了一個宏偉的計劃。既然地球是個球體，他要向西經過大西洋去尋找到達印度的捷徑。哥倫布於1492年的十月登陸巴哈馬和古巴，並於第二年（1493）的三月返回歐洲。這一消息在幾個星期內迅速傳遍了整個歐洲，成為令人矚目的大事件。哥倫布的航海經曆證明了地球確實是個球體，即使一直往西邊航行也不會掉到深淵裏去。而更令人震驚的是，地球上居然還存在著另一個世界，生活著一群和我們如此不同的土族人，而我們以前對此竟然一無所知。這一事件在歐洲引發了人們極大的興趣，激起了人們不可遏止的好奇心。

歐洲人此時有一種興奮的感覺，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年代。哥倫布的探險之旅為很多領域重新注入了活力，尤其是測繪，製圖，航海和天文學等領域。例如，隨著新的測量技術的出現，人們可以更為準確的測量距離和高度。而新的測量結果又被填補到現有的地圖中。早期的地圖沒有嚴格的距離和高度概念，隻是一個大概的描述。此刻，歐洲各地出現了大量的誌願者加入測量的隊伍中，不斷更新的地圖變得更為準確，實用和令人興奮[8]。整個歐洲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而此時年輕的哥白尼（1473-1543）也張開雙臂，盡情地擁抱這個激動人心的時代。航海探險使得天文學吸引了人們更多的關注。哥白尼於1491年進入克拉科夫大學（University of Kraków）並選擇了天文學專業。離開學校後，哥白尼回到家鄉擔任他叔父的私人助理。他的叔父身份顯赫，不僅對教會，甚至對當地的行政事務都是一言九鼎。他希望哥白尼能夠接他的班，這樣就可以確保哥白尼此後一生的榮華富貴。然而哥白尼和彼特拉克一樣對財富並不感興趣。七年後他離開了他的叔父，來到一家教會做了一個毫不起眼的教士。盡管生活安逸，但他隻要稍加努力也可以上升一級，晉升為牧師。身邊的朋友包括教會的管理層為了讓他晉級曾多次催促他采取行動。可是他不為所動[9]。相反，哥白尼在完成教會的工作之餘，繼續沉浸於他所鍾愛的天文學的研究工作之中，並於1514年寫下了一篇短文，簡要的概述了他的日心說的理論。在隨後的二十年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撰寫日心說理論的工作中，並於1543年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天體運行論》，就此開啟了科學革命。

雖然哥白尼的著作受到了矚目，但他的日心說的理論當時還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尤其是他的很多結論還沒有實際觀測來支持。盡管如此，哥白尼的工作已經對當時根據亞裏斯多德學說而建立的地心說形成了挑戰。隨著世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為亞裏士多德的理論已不能準確地描述自然現象，社會上不斷發出質疑之聲。

伽利略（1564-1642）年輕的時候就癡迷於數學和物理，也逐漸地展示出他善於觀察自然現象並勤於思考的天分。當時在學術界處於主導地位的亞裏士多德學說認為，在下落過程中，重的物體要比輕的物體下降的更快。但這和他的觀察截然相反。他注意到，冰雹不論大小都是同時落地。當他向一位教授提出這個問題時，這名教授對這個違背正統學說的問題非常不滿，告訴他，那是因為那些冰雹是從不同高度下落的，最後重的追上了輕的。伽利略感到很驚訝，哇，那麽多大小不同的冰雹從不同的高度開始下落，竟然能同時落地，這太不可思議了。很顯然，這個答案是不能令他信服的[10]。

畢業後，伽利略成為大學的教授。但求學期間讓他感到困惑的有關物體運動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裏，成為他學術研究的方向和重點。他不斷地設計各種實驗，對物體的運動做細致的觀察，發現了描述運動和時間的數學公式[11]。伽利略認為觀察到的運動應有其內在的規律，而這個規律是可以用數學形式來表達的。同時他也認為，任何理論都需要被觀測所證實才能被接受。伽利略把理論和實驗相結合的觀念引入到對自然界的研究之中，掀開了現代科學的帷幕。

1604年的9月發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人們在天空中發現了一顆新星。根據亞裏士多德的理論，太空中的世界是永恒不變的。而這顆新星則揭示了太空中的變化。這時伽利略的興趣已逐漸地轉移到對天文學的研究。他認同哥白尼的理論並對亞裏士多德的學說有了更深的質疑。1608年9月，荷蘭人漢斯李普希（Hans Lipperhey）聲稱擁有一個新的發明叫望遠鏡。這項新技術可使遠處的東西看上去就在眼前。由於這項新技術有著廣泛的應用價值，得到了荷蘭政府的資金讚助。消息傳出，其他國家爭先恐後，紛紛通過各種途徑來製造望遠鏡。此可見，在當時的歐洲，發明新的技術受到整個社會，包括上層社會的重視，鼓勵和支持。

新的望遠鏡給了伽利略以啟示，他很快就製做出了看得更遠並且精度更高的望遠鏡。對自然界的好奇心與渴望了解自然規律的強烈欲望促使他把望遠鏡對準了天空，以期解答困擾自己和知識界多年的問題。1608年的一個秋夜，明月高懸，伽利略爬上了自家的閣樓，把望遠鏡伸出窗外。就在這一刻，天空在伽利略的眼前展現出了自己真實的麵容。 在許許多多的不眠之夜裏，伽利略忘我的工作著，觀測到了一個又一個世人從未看到過的天體的麵貌，這讓他沉浸在巨大的興奮之中。他的觀測結果對多年來依據亞裏士多德學說而形成的神學觀念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也為牛頓等後人的科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牛頓（1643-1727）出生的時候，明朝已到了最後時刻，而文藝複興運動也進入到了後期。1661年夏天牛頓進入了劍橋大學。在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的一部關於牛頓生平的紀錄片中[12]，曆史學家帕特裏夏法拉（Patricia Fara）描述道，“牛頓進入大學的那個年代，科學還沒有顯示出任何特別之處。既沒有科學方麵的學位，也找不到與此相關的工作。科學在當時還沒有顯示出有什麽用處。”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那時的科學連個冷門都算不上， 更談不上什麽“錢途”。但是和前輩一樣，求學期間的牛頓沒有追求財富的熱情，卻顯示出了對科學研究的極大熱情和愛好。他在筆記本裏寫下了要研究的方向，他要把科學涉及到的所有領域都納入到他的研究範疇內[13]，並開始了完全獨立的研究。據說，他曾用針紮自己的眼睛以改變視網膜的形狀，就是為了能看到一些不同的現象[14]。在研究光線和顏色時，他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裏，隻吃一點麵包，零食和水，日以繼夜，可說是到了不到目的決不罷休的程度。正是因為這種激情和癡迷，他在數學，動力學，天文學，光學等多個領域為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至此，人們可以看到，五百年前的歐洲可謂是多災多難。疾病蔓延，戰爭不斷，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矛盾不斷加深和激化，人們在絕望之中不得不尋求改變，使得文藝複興運動應運而生。而由哥倫布探險之旅所開啟的大西洋經濟為社會中的各個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對現有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挑戰，形成了一個鼓勵人們不斷探索未知世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以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些人或致力於發掘和整理失散了的文化遺產，或觀測和研究自然世界和宇宙中的各種現象並揭示其內在的運動規律。他們的努力改變了世界，引領了影響深遠的科學革命，從而推動和加速了歐洲曆史發展的進程。他們受到世人的敬仰，得到巨大的榮譽，在人類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但是推動他們做出傑出貢獻的動力不是金錢，地位和榮譽，而是他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所抱有的激情，執著與癡迷；是他們從年輕時就激發出的對自然界和宇宙的極大興趣和好奇心，以及要了解自然世界的強烈願望。為此，他們忘我地投入，鼓舞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一個新的文化就此誕生。

回顧五百年前的中國，中國文化也在演變。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出人頭地而成為人上人變成每一個人的奮鬥目標。人們的視線完全聚焦於人的身上，或者說是完全聚焦於如何通過競爭而超越他人。這一文化上的演變遏製了人們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認識和了解自然的欲望，進而阻礙了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曆史遺憾地告訴後人，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在刻苦努力，勇於競爭，奮勇向前，為超越他人而奮鬥的時候，作為整體，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卻被他人超越並遠遠地落在了後麵。

至此，文化上的演變不可避免的使得東西方在五百年前踏上了不同的道路。

俗話說“世事難料”。接下來讓我們看一看，當中華民族陷入最低潮的時候，曾經讓中國走向衰退的中華文化又是如何幫助中華民族東山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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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naissance Lives. T.K. Rabb. xi

[2] Ibid. 13

[3] Petrarch's Book without a Name: A Translation of the Liber Sine Nomine. F. Petrarca, N. P. Zacour. 97

[4] Renaissance Lives. T.K. Rabb. 14

[5] Ibid. 6-7

[6]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 J. Hale. 193

[7] Columbus, the Great Adventure: His Life, His Times, and His Voyages. P.E. Taviani. 42

[8]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 J. Hale. 17

[9] Copernicus’ Secret—How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Began. J Repcheck. 3-5

[10] Renaissance Genius—Galileo Galilei & His Legacy to Modern Science. D. Whitehouse. 17-18

[11] The Two New Sciences. G. Galilei

[12] Isaac Newton-The Last Magician. BBC full documentary (2013).

[13] Newton. P. Ackroyd. 20-21

[14] Ibid.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