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移民法官: 來自加納的性奴

多莉出生在加納南部的鄉下，是家裏三個孩子中的老大。她家在村中心附近的一個院子裏，家境還算殷實。剛剛高中畢業的她，內心充滿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她很快就要與一位一直愛慕著她的年輕的基督徒結婚了。

一天她正在院子裏洗衣服時，忽然聽到汽車發動機的轟鳴聲。  一輛車停在了門口， 接著就響起了震耳的拍門聲。當她剛把門栓卸下來的同時，門就被撞開了。 兩個健壯的男人站在了她的麵前。她認出其中的一個是村裏的，另一個她完全不認識。瞬間，他們鉗住她的胳膊並把她拖往那輛沒有熄火的奔馳。她剛喊了一聲就被塞進了車的後備箱，隨後砰的一聲箱門被就關上，喊叫已無濟於事。她在黑暗中哭喊著要她的父母來救她。

其實在她很小的時候，她的父母因為欠債已經把她許諾給村裏的一個法師。可他們並沒有告訴她。  按當地的習俗，父母如無力還債就必須把長女交出來作神的妻子，而這個法師可作為神的代表和她結婚。法師是個滿臉褶皺，渾身肮髒，身材矮小並上了年紀的男人。為了這一天，他早已等不及了。他準備玩膩之後把多莉留在家裏做仆人。 而仆人在村裏是最被人瞧不起的。

在多莉成長過程中，父母已看出她是一個有才華的孩子。 他們曾哀求這位法師高抬貴手放過他們的女兒， 但無濟於事。可他們沒有能力付清債務去終止這個協議， 無奈， 為了拖延噩夢的發生，他們想盡辦法不停地還債，希望有那麽一天法師對多莉失去興趣。但是這個男人豈肯放過眼前的肥肉， 當多莉的父母實在交不出錢的時候，他就借機把多莉搶了過去。

當多莉來到我的法庭時，我在費城就任移民法官還不到一年。在庇護案例中， 多莉的案子屬於一種新的類型，因此很多律師和法官都願意成為第一個處理此類案子的人， 因為這種經曆對他們的前途很有幫助。

多莉是幸運的，因為她的律師是一位經驗豐富並非常正直的女律師。總之，不管是什麽原因，她的案子被送到我的法庭上。隨著對多莉的案子有了更多的了解，移民局的檢察官也和我們合作以尋找幫助多莉擺脫困境的途徑。

多莉是此案的申請人，受益人， 同時也是唯一的證人。法律規定，即使避難申請者是唯一的證人，隻要此人的證詞令人可信，不僅能夠說得通，而且還經得起法庭上的盤問，法庭便可批準此人的避難申請。然而，這類案子中的證詞常常很難讓人一眼就看出真偽。因為即使一個人講的是實情，但聽證過程會使人感到緊張，結果即使是講真話，有時也看上去令人生疑。而一些根本不符合避難資格的人卻可以口若懸河，添油加醋地把自己的經曆誇大，聽上去反倒令人感動和相信。像多莉這種新型的案子，如果能有其他證人來確認她的證詞，一切就都變得容易多了。可惜我們無法找到這類證人。

在我確定了下一次聽證日後，便讓多莉和她的律師回去了。多莉的經曆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在過去作為律師的十幾年裏，我曾代理過來自全球各地的案子，自認見多識廣。而這個案子可說是讓我開了眼界。令我難以置信的是，在當今世界竟有承認性奴合法性的法規，而受害者的家庭竟然還是幫凶。

幾個月後多莉回到我的法庭來講述她的經曆。這期間我審閱了有關在加納流行此習俗的資料。  這些資料是她的律師提供的。  這方麵的文章很多，而且是刊登在加納全國性的報刊上。證據顯示，這種習俗確實存在於加納的鄉下，而且所披露出的情節和多莉所敘述的一樣令人震驚。加納國會曾幾次試圖取消這種習俗的合法性，但都沒有成功。當時，加納國內還有一個非政府組織穿梭於鄉下，用幾頭牲畜或再加上一些現金來贖回那些女孩子。

那些女孩子們的經曆可謂是觸目驚心，事實顯示這種習俗確實在加納存在。因此，多莉本人也很可能有相同的遭遇。 案子已看到曙光。 接下來就要看多莉本人如何讓我這位法官去相信她的個人遭遇不是虛構的。她的描述必須是真實的，而且要經得起檢察官的盤問。

那位檢察官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年輕女士，名字叫馮璐。她大學畢業後來到美國並進入法學院學習。隨後她留在美國並， 規劃為美國公民，並在移民局找到一份工作。我覺得成年後再去學一門外語已經很了不起了，可她每天還要出入法庭用第二語言進行辯論，她的英語功底著實出乎我的預料。我很欽佩她的勇氣和才華。

聽證剛開始時，馮璐持懷疑的態度。在她的眼裏，多莉很可能與其他說謊的人一樣，想要鑽法律的空子。但是隨著多莉悲傷和催人淚下的敘述，我感到馮璐受到了觸動。

宣誓後多莉坐到了我右側的證人席上。在作證過程中，她神情憂傷但語調平緩地描述了她是如何逃離那個村莊並最終來到我的法庭。

那天被法師搶走後，那輛車一直開到村裏的一個廣場。他們把多莉從車後備箱裏拉了出來並帶到一棵樹下。震耳的鼓聲讓她感到很害怕。她環顧四周，試圖尋找可以逃脫的機會，這時才意識到好像村子裏的人都聚集到這裏並把她圍了起來。她身邊燃起了篝火，旁邊站著那位法師和一座神的雕像。幾隻雞被殺來祭奠，人們隨後把雞血潑到多莉的身上。這個麵目可憎的法師身披發了黴的野獸皮，渾身散發著屍體的臭味。他走到多莉的身旁，嘴上喊著為神進貢的梵文咒語。在他的示意下，幾名婦女把她拉進了法師的草屋裏。當她回首看最後一眼時，她看到村民中有很多是她的鄰居，她又看到她的母親站在人群後麵，眼裏充滿了悲傷。

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裏，她不斷地遭受到侵犯，而且饑腸轆轆，得不到洗漱和喘息的機會。一位婦女實在看不過去了，最終幫助她逃了出去。這個女人在法師家當了二十幾年的仆人，不忍看到另一個年輕的生命毀在這裏。

這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警告多莉，“不要再回家了，”

“為什麽？”

“因為你父母還會把你送回來，不然的話，他們還得接著還債。你跟我來吧。”

在夜幕的掩護下，她被帶到這個好心的女人家裏，被藏到一個小棚子裏並一直等到多莉的基督徒男友從城裏趕來搭救她。

她的男友把她帶到城裏，並把她安置在同是基督徒的教友家裏。多莉曾萌生自盡的念頭，但這家善良的基督徒說服她放棄了這個念頭，並為她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搞到假護照，假簽證，幫她一路來到美國。他們還給了她幾個住在費城的基督徒的地址，告訴她一到費城就去找他們。盡管她的假簽證讓她逃離了加納，但是在費城機場的海關官員還是一眼就看出破綻。她隨後被送進濱州約克郡的拘留所裏。那裏的一位律師聽說了她的經曆後決定幫助她。

對我來說，多莉的經曆中最讓我相信的是有關她男友的證詞，而且你必須要身臨其境才能感受到。這位男友幫她逃離了那個村莊，把她帶到城裏，帶到教會，並最終幫她離開加納。

“他把我拋棄了。”

“為什麽？”

“我曾問過他，我為什麽不能和你在一起？”這時多莉眼裏充滿了淚水，似乎不想再說下去了。

“他怎麽說的？”

“他說，女人，你已經不貞潔了，從此我不會再要你了。”

根據她在敘述自身經曆時的肢體語言，也包括她那最後一段話，我已經得出結論。我相信她的經曆是真實的，她應該得到避難資格並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我當庭宣布準備批準她的難民申請。

馮璐表示同意。但她要求我再給她一些時間。她需要自己再花些時間查閱一些資料。如果她自己的調查也能證實多莉的敘述，則作為政府的代表她也會同意批準多莉的難民申請。

對大多數法官來講，這是一個積極的態度。首先，它意味著人道主義將得以履行，正義得到伸張。其次，它也意味著政府在這個案子上不再有異議，也就不會上訴， 亦因此這個年輕的女人可以早些擺脫煎熬。  移民上訴法庭已積壓了大量的案子，如果一上訴，案子又得拖好幾年才能了結。當多莉離開法庭時， 至少她知道她不需要為此再花費精力和金錢了。 否則的話，她還要活在有可能會被遣送回國的陰影裏。  在那裏她已飽受摧殘。

一個月後法庭為此案重新開庭。馮璐告訴我們，她與國務院負責加納事務的有關人員取得了聯係。  有關人員隨後與美國駐加納大使館負責加納人權事務的外交官進行了交流，而這位外交官恰好是負責國務院世界人權報告中的加納那一部分。湊巧的是，就在這一年，國務院的報告中第一次把加納流行的這個習俗納入違反人權的範疇內。據這位外交官講，這個習俗是目前美國駐加納領館最為重視的違反人權的行為。馮璐感到她已不負政府賦予她的使命，對此案進行了充分的調查。因此，她認為多莉的證詞是可信的，並決定和法庭一道批準多莉的申請。

對我而言，此案從此可以成為例案，因此我決定多花些時間把我的法庭判決好好寫寫，包括整個案件的來龍去脈，各個細節，以及相應的法律依據。我的判決報告寫完後，全國最知名的移民法雜誌 -《釋法告知》把我的判決逐字逐句地發表出來。

孰料，暴風雨隨之而來。馮璐在移民局的上司似乎是在這篇文章發表後才聽說此案。法庭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馮璐的一位頂頭上司曾親自來到法庭，要求親眼過目一下我的判決書，並特別詢問了上訴的截止日期。而三十天的上訴期限恰好剛剛過期。這位工作人員告訴我，她隨後聽到從位於大廳另一側他們的辦公室裏傳出憤怒的咆哮聲。但是事已至此，他們除了空有滿腔的不滿，歎息無法就此案上訴，也隻能是無可奈何接受這個結局。這樣也避免了多莉再次陷於無盡的煎熬之中。

坦率地講，如果這個判決沒有在全國造成影響，這之後的一切都不會發生。這件事也反映出政府在公眾輿論麵前常常顯得手足無措。我常想，如果我是馮璐的上司，忽然得知這個雜誌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我該怎麽辦？我可能會邀請多莉，她的律師和馮璐共同召開一個記者會。我可能會在電視鏡頭麵前莊重地宣告，“我為我們的政府能夠為這樣一位曾經飽受蹂躪的婦女提供保護而深感自豪。我也為我們擁有馮璐這樣的律師而感到驕傲。他們每天都在為應該受到保護的人而戰鬥，同時也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而把那些不法分子驅除出境。”我會建議表彰馮璐，並邀請她到華盛頓接受司法部長授予的勳章。這樣我們的政府在媒體麵前就會展現出我們神聖的傳統，即保護那些受到迫害的和卑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