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良知與責任
— 評宋彬彬道歉
經曆了幾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國百姓終於等來了對文革受害者的個人道歉。 在紅二代中，繼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誠懇道歉，認真反思之後；2014新年伊始，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和劉進等人也向當年被她們批鬥的學校領導與老師道歉，成為海內外的爆炸性新聞。
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長被學生毆打致死，緊接著校文革學生領袖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這是文革的兩大標誌性事件。如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所說，“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殺害的時候，……，文革以‘革命群眾’之手、以‘革命’的名義來殺人的時代開始了。”而毛澤東8月18日接見紅衛兵，並對宋彬彬說‘要武嘛’，更是一聲全國範圍的暴力與殺人的號令。這就是宋彬彬道歉引起巨大反響的原因。
非常遺憾，讀了宋彬彬的八百字道歉信後發現，洗刷與辯白多於愧疚與懺悔。
筆者本人也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高宋彬彬一屆，與她認識但不熟悉。七年之前曾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文章：“良知與責任——紀念卞仲耘校長遇難四十周年”，署名‘裕雄’。後又與同班同學華欣一道，倡議為卞校長塑立銅像。盡管我們多數人手上沒有血，但身為‘喝狼奶長大的孩子’，誰心中沒有愧疚？！我在文章中寫到，“讓我們這代人肩負起責任，告訴後代我們走過的路：我們的迷茫，錯誤甚至罪過，以及我們的覺醒。讓我們為社會的進步盡一份力，以補償卞仲耘校長和其他千千萬萬殉難者的犧牲於萬一。”由於身在海外，我們兩人未能參與具體工作，塑像從捐款、製作到安放儀式，都是由高寧、劉蓓蓓（已故）和羅治等人主持的。整個過程的基調，尤其安放儀式所呈現的，始終是‘懺悔’二字。
宋彬彬反而不同。幾十年來，‘委屈’是她的主調。通過這次道歉她所傳達的，第一，她沒有參與暴力活動；第二，她沒有改名‘要武’；第三，她一生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作人’的原則。
作為對真相有所了解的校友，第一、第二條筆者不但相信，而且理解她有委屈。但第三條，一麵道歉，一麵信誓旦旦地美化自己；卻令人不能不懷疑她的誠意。及至在互聯網上看到她與張玉鳳等人共祝毛誕的消息與照片，方知她一直是忠實的毛左，遂疑團頓釋。
宋彬彬不隻一個人。幾位女附中校友長期以來為她辯護，並多次攻擊第一個寫出真相、同為校友的王友琴博士。王友琴對於文革研究的奠基性貢獻，已經載入曆史。關於卞校長之死，她指出的是宋彬彬的責任，從未指控宋本人參與了暴力打人。她的文章在某些細節上或許有出入，需要修正和改進；但在基本事實和結論上，則不但正確，而且尖銳、深刻。宋彬彬和她的辯護者，卻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糾纏於枝節來掩蓋整體。
以下道理希望宋彬彬和其辯護者們能夠明白：
第一，宋彬彬乃文革初期的學生領袖。叫‘學生代表會副主席’也好，‘紅衛兵負責人’也罷，沒有本質區別。眾所周知，所謂‘紅衛兵’，是文革（主要是前期）參與造反的青年學生的統稱，並沒有一個嚴密的組織。宋彬彬給毛澤東帶的，不正是紅衛兵袖章？對其身份名稱糾纏不休，除了辯論中抓對方的辮子外，有什麽意義呢？
第二，工作組時期學生中的掌權人物，工作組撤走之後可能風光不如往昔，但仍然是學校唯一的掌權者。卞仲耘遇難前後全校範圍內對校領導的批鬥、卞校長死亡的宣布與處理都是她們決定並執行的。追究其在該事件中的責任理所應當。
在此抄錄卞校長丈夫王晶垚保存多年的一份知情人談話記錄：
劉進在廣播中這樣講：“昨天發生了武鬥，是為了殺卞仲耘的威風。因為她有心髒病，高血壓，死了。毛主席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大家不要因為發生這種事，就縮手縮腳，不敢幹了。這件事，任何人都不許向外麵講，否則就按破壞文化大革命處理。”
這段話所透露的信息，與劉、宋道歉中‘阻止不力’、‘沒有保護好……’的輕描淡寫形成巨大反差；她們在學校中的權勢亦一目了然，證明‘權力真空’實屬謊言。
第三，拋開卞校長遇難事件不論，宋彬彬等作為文革打手整人、迫害人的曆史事實無法否認。對一個在文革中呼風喚雨、榮極一時的學生領袖，在全國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不堪的一筆；要求她作出誠懇的道歉與深刻的懺悔，不更是天經地義麽？
文革結束後，宋彬彬等人僥幸地未曾受到懲處。蒯大富等大學文革領袖們付出的，可是多年鐵窗的代價。過來人都明白，文革中的大學領袖皆為平民出身；而中學領袖和打人殺人者，多為紅二代。並非後者罪行輕於前者，其刑事責任其實更易於認定；然而後者不但逃脫了懲罰，而且很多人後來平步青雲，身居高位。這正是中共不肯清算文革的隱情之一。
第四，據報道，卞校長家人拒絕接受宋劉等人的道歉。這是為什麽？怎樣做才能得到受害人的寬恕？宋彬彬又如何洗刷‘冤屈’，撇清‘殺死七、八個人’之類的謠言？
第一位的當然是事實真相。沒有真相，談不到寬恕。其實局內人早已知曉：哪幾個學生致卞校長於死地，奪命的最後一擊出自誰手？然而，真相被刻意隱瞞，凶手至今逍遙法外。四十八年了！為了替妻子討還公道，王晶垚老人奔走呼號，泣血力爭；你讓他如何接受一個不明不白的結果？正義又怎能伸張？！
真相大白於天下之日，就是宋彬彬‘打人殺人’罪名洗刷之時。我們希望知情者揭發，更盼當事人良心發現，主動坦白。懲罰也許會有的；然而接受了懲罰，也就卸掉了包袱，得以在人生路上再出發。
宋彬彬道歉了。盡管誠意有限，畢竟為清算文革打開了局麵。 更多的人會勇敢地站出來。同時更重要的，如不少人所指出，中國百姓期待著對文革的徹底清算，和國家的正式道歉。
文化大革命由毛澤東發動領導，目的在於以青年學生開路，利用民眾力量來打倒他的政敵——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為此不惜將整個國家攪個天翻地覆，不惜奪去千百萬人的寶貴生命。至於劉鄧，既是受害者，亦是害人者。劉鄧領導下的工作組，對各級領導和群眾按左、中、右排隊，整肅，是共產黨的傳統做法，是第二次反右。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毛澤東正等著抓其把柄，一舉打倒呢。
卞校長遇難，正處於劉鄧與毛此消彼長的過渡，使事件更顯複雜，撲朔迷離。事實是，卞校長先被劉鄧路線整肅，後死於毛澤東教唆與支持的暴力狂潮。與此同時，由於其特殊的出身背景和主動積極的表現，宋彬彬為劉鄧工作組倚重在先，變成毛澤東的暴力符號在後。她之被釘上‘曆史恥辱柱’，和王友琴毫無關聯。
文革對人的迫害規模空前，殘酷至極。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整肅，被打倒，被迫害致死。整個國家幾乎無人不受波及，不是受害者就是加害者。即使旁觀，也免不了違心地呼幾句口號，令受害人痛徹心肺。卞校長是無數文革受難者的一個代表。她為共產黨的事業奉獻一生，卻被其政治風浪無情吞沒；為青年一代兢兢業業，嘔心瀝血，最後竟慘死在學生手中。
“我們需要做的是對整個文革的思維和基因進行認識”，宋彬彬此話說得很好，我們希望她身體力行。
在‘良知與責任’一文中，我這樣寫道：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九四九年以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使鬥爭哲學泛濫，道德標準顛倒，人類的同情心泯滅；加上宗教般狂熱的造神運動，和血統論的推波助瀾；文革隻是這一切合乎邏輯的總爆發。文革是思想奴役的結果，是人性扭曲的必然。成年人尚且把握不住自我，何況這樣教育出來的青年學生？可偏偏文革之初，國家的最高權力者將尚方寶劍交給一群不知人間疾苦，優越自負的貴族子弟；導致了一幕幕的人間慘劇。”
“經曆了文革的大起大落之後，我們忽然發現，神是不存在的。其實真神在我們心中，那就是人類的良知。隻要不說違背良心的話，不做違背良心的事，人生之路就不致大錯。”
願以此與女附中校友共勉。
1965屆校友 沈乾若（筆名裕雄）
2014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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