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理想的破滅和幾個破碎的理想
2025年9月16日
八十歲了，雖然度過的是庸碌的一生，但回味從幼時起有過的理想，不管是認真的，還是那些破碎的，仍然是件幸福美好的事情。
早年（50年代初）
“長大了，想做什麽呀？”自從會說話又懂點事後，大人們總愛問我。我就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鎖匠！”
那是我幼年時的理想。40年代末50年代初，南京的小街小巷裏，走家串戶的經常有各種工匠；有木匠，鎖匠，修瓷碗、搪瓷碗的，箍桶的，修席子和藤椅的，磨剪子鏟刀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工匠各懷絕技，還有一套得心應手的工具。家裏或鄰居有活讓他們做時，我就能站在一邊，從頭看到尾。其中，我最感興趣的莫過於鎖匠了。他們挑一個擔子，兩頭是一個個小格子的小櫃子，每個格子裏放著各種小零件和小工具，家中甚至商店裏玩具櫃台中的任何玩具都無法與之相比。所以，我一心想著當名鎖匠。
回想起來，我從來不太喜歡玩玩具。家中經濟不寬裕，買不起什麽好玩的玩具隻是一個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從小就不喜歡玩“假的”東西而喜歡玩“真的”東西。長大了以後這個偏好也沒改變，比如，我一生都不愛看電影，認為電影是“假的”，自己的親身經曆才是“真的”；再比如，我不喜歡參加旅遊團，認為讓人領著玩是“假的”，隻有自己有目的的旅行才是“真的”。這些話扯遠了，回來說我小時候的事情。
大約是四、五歲的時候，我學會了玩火。一直玩到了現在八十歲，燒烤的火，院子裏燒垃圾的篝火，朋友來聚會時的篝火，每年冬天樂不釋手壁爐裏的火等，均為我之所愛。四、五歲時，父母住在不久前撤走的金陵大學美國人住的一棟洋樓裏，主樓和下房是分開的。一排下房中，有廚房和儲藏室，還有傭人住的房間。記得有一天，我一個人走進廚房，把廚房的房門從裏麵插上關了起來。那時的廚房裏有一個兩口鍋的燒茅草的灶台和一個燒煤球的爐子，以及碗櫥，廚具，和一口大水缸。燒煤球的爐子的火是24小時全天保持的，不是燒飯的時候，下麵把風門關上，上麵用泥巴和煤粉攪拌成的濕煤封起來。燒飯時把風門打開，上麵戳戳下麵掏掏，中間還有一個像肚臍眼的洞也可以通通。我從茅草堆裏抽出一根茅草，塞進煤球爐的肚臍眼裏，茅草就被點著了。然後把點著的茅草放到灶台的灶膛裏，灶膛裏剩餘的茅草就被引燃了，非常好玩。我來來回回玩了幾次，一不小心，火星掉到了茅草堆裏，引燃了整個茅草堆。我立刻打開水缸蓋子，用舀水的竹舀子舀了水往茅草堆上澆，真正是杯水車薪，我自知力不能及，打開了廚房的房門叫來了大人。事後母親批評了我，也表揚了我。她說，我要是不及時打開廚房的門，我就會被燒死在廚房裏了。第二天，母親領著我去新街口的保險公司為我和家裏買了保險。後來，不知道是我長大了還是因為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不需要保險之類的資本主義的東西，家裏才沒有了這個保險。
再過一兩年，我又長大了一點，學會了用螺絲起子。有一天，我把一張椅子搬到二樓的一個房門邊，站在椅子上，開始把連接門和門框的鉸鏈上的螺絲釘卸掉。當我用螺絲起子讓螺絲轉動起來時，心中充滿了成就感。我專心致誌地把螺絲一個個卸掉，到了第一個鉸鏈一邊的所有螺絲都被卸掉後，那個鉸鏈就脫落下來了，門也歪斜著倒在了我的身上。我轉過身來，用背頂住了歪斜的門，一時不知該怎麽辦。正在這個骨節眼上，我聽到母親在樓下的飯廳裏叫我去吃午飯。我沒有回答，隻是用背頂著門，心裏想不出脫身的辦法。母親屢叫我無反應，就到樓上來找，把我從困境中解脫了出來。從那以後，我終生難忘的是拆卸東西時，必須考慮如何卸螺絲特別是按何順序卸下螺絲釘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再往後，就是拆鎖了。一般的鎖不好拆，但門上的彈簧鎖是可以從門向內的一邊卸下來拆開的。五十年代，這種大門上常用的鎖是從英文Spring lock或Spring Latch音譯過來的，叫斯普林鎖或斯泊林鎖。回想加推算，我玩彈簧鎖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時的事情。
說到喜歡玩拆卸東西這件事，就把後來拆卸鍾表的事一並說說吧。文革之中，到了1968年秋冬，我已經是鐵定的反動學生了，被關押在西安交大東二樓的走道裏。走道的一頭由一些堆積的雜物封死，走道的另一頭由15人分三班倒每班5人看守著我。走道中間有一張大實驗桌子，鋪上褥子，加上一床被子和一個枕頭供我睡覺。我的全部“財產”是四樣東西：一個上大學時父母給我買的上海牌手表，四冊人人必須有的聖人著作選，一根寫交代材料的筆，以及一些寫交代材料的紙。
那塊上海牌手表就成了我唯一的玩具了。那時女孩子嫁人，要求的嫁妝叫“三轉一響”，手表是其中的“一轉“。一塊上海牌手表價在120元，比一名大學畢業生兩個月的工資還要多。光有錢還買不到它，還要“工業卷”憑票供應。可見其地位！父母為了我能有效地使用時間，努力學習，早日成為有用之才，給我買了這塊表。這表原本承載著多少父母的期望！現在這塊表正好用來記錄我是如何一天一天地浪費時間消耗生命的。
我把表反過來，用指甲把表後的蓋子順反時針摳轉開來。打開這個後麵的蓋子，就可以看到表裏運轉著的大小齒輪。我細心地琢磨了它的結構，畫出草圖來，終於基本上弄清了是怎麽回事。多年後，我在西安光明低壓開關廠當技術員時，一時興起，竟對廠裏的工人們自稱會修理鍾表。頓時，人們送來了很多壞掉的鍾表。我竟然修好了一兩個。不過，絕大多數都沒有修好，甚至把走的不準的修理成了走不了的了。由此我還從母親那裏得到了專門把“病馬醫治成死馬”的大夫稱號；包括當時我的那匹“好馬”，那塊正常運行的上海牌手表，最後也“沒病”而被玩成了“死馬”，不走了。
回來說小學時的事情。父母有時會提到某家的小孩真能幹，小學就會裝收音機。我羨慕死了，但我那時年齡雖小，卻深知我們家錢上並不富裕，是絕對供不起我去玩無線電收音機的。隻是父母每每誇獎那些小孩聰明能幹時，我內心深處就十分地不平衡。
少年（1958年至1961年）
小學五年級下時，正值1958年“大躍進”，我所在的南師附小在多才多藝的楊鴻儀老師的帶領下，又是種無籽番茄，又是用榆樹皮粉做木偶的頭，又是用廢紙造再生紙，這一切都正合了我的口味，玩得高興極了。
1959年春，六年級上時，真正樹立嚴肅理想的機會來了。南師附小決定成立航模小組。幫助南師附小成立航模小組的是兩名附小的畢業生羅家昌和王嘉祥，他們兩當時都是南師附中航模隊的。羅家昌是羅爾綱的兒子，聽說他小學時因病休學了一段時間，休學後就搖身一變，成了製作航模的高手了。到了南師附中，他很快就成了南京地區中學生中無可爭議的航模第一把手了，每逢比賽，必為冠軍。我進了附小的航模小組，立刻就成了小組中最投入的一名成員，羅家昌因而也格外地器重我。當時因為臨近小學畢業，畢業班人心已經換撒了，附小的航模小組大概也隻剩下了我一個人。羅家昌算是我的大師傅，王家祥是二師傅。羅家昌教會了我很多有關航模的知識和技術。他毫無疑問是我的啟蒙人。在兩個師傅的指導下，我學會了做彈射式滑翔機，最後成功地做成了一架一級牽引滑翔機。
1959年夏天，我剛剛從南師附小畢業，但仍然代表南師附小參加了南京小學生（第一次？）航模比賽中的一級牽引的項目。羅家昌因為他在南京中學航模界的名聲，不能想象他的徒弟不是第一名。為了確保我得第一名，他讓我用了他做的一架一級牽引滑翔機去參加比賽。比賽是在南京大教場機場舉行的。我早早就起床，母親給我吃了一碗耐饑的蛋燒飯。那時交通十分不便，大教場機場在我的想象中是遠在天邊。到了機場，比賽開始時，已經接近中午。那天的天氣好得很，雨過天晴，沒什麽風，上升氣流旺盛，正適合滑翔機的飛行。輪到我飛的時候，我拉著牽引線就向前跑，飛機跟著開始攀升。就在那個關鍵時刻，眼前出現了雨後留下的一灘水。我本該勻速地繼續向前跑的，但瞬間想到我穿的是布鞋，猶豫了半秒鍾，滑翔機因而脫鉤了。那時我的一級牽引滑翔機的高度才達到它本該達到的一半。我因而沒有得到第一名，隻得了個第二名。羅家昌很失望，但也沒有過多地責怪我。
50年代，南京知識分子家的小孩，主要來自於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南京師範學院等高校及一些研究所的子弟，也就是此前的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家的小孩，都是小學上南師附小，中學上南師附中。記得上小學一年級時，我們家在南秀村，附小在大石橋的進香河邊，屬於小孩子步行不可及的地方。所以每天上學和放學都要乘坐三輪車。三年級時我們家搬到小粉橋的小陶園，離附小近多了，人也大了點，小陶園教授們的子女幾乎清一色的都是附小的學生，大家呼朋喚友地一起走著去上學，放學也常結伴走回來。
到了1959年附小畢業，我本該理所當然地上南師附中。可是那時的南師附中在察哈爾路，一般認為太遠了，走讀屬於不可能，要住宿。而我小學時一直是體弱多病，到小學畢業時，有了特別嚴重的過敏性哮喘。所以父母沒有讓我去附中，而是去了離家很近，走路隻要五至十分鍾的南京十中（即今天的金陵中學）。
有天我在街上碰到羅家昌，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將上南師附中，就和我談起了我進校加入航模小組後應該做什麽飛機。我告訴他，我是去十中，不是南師附中。他聽後非常生氣。立刻扭臉離去。那以後他再也沒有理我。但我從來沒有忘記過他，永遠感謝他把我帶進了人生的第一個認真的理想：飛機設計。
1959年秋天入學十中上初一，我參加了校航模小組。航模小組組長是一名高中生，他很快發現了我對航模的熱愛和執著，不但懂得很多相關的知識，而且也很有製作航模的手藝。再說還有師從羅家昌的聲譽呢。我成了校航模隊的主力之一。航模小組的組長雖然比我大了不少歲，但我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遺憾的是，他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我們幾乎每天課後都在學校體育館北端二樓的航模小組待在一起。我做一級牽引，他做二級牽引（比一級牽引大一倍）。彈射式小滑翔機就由一般成員去做。周末我們也常常待在一起，我們一起去過幾次地處中山東路的市航模隊玩，在那裏開開眼界，學點東西，討點器材什麽的。
那時他和我都有一個夢想，就是做一架線操縱航模。這個航模的關鍵是要有一個航模用的小發動機。可是學校撥給我們的經費買不起這個小發動機。後來這位航模組組長終於從市航模隊要到了一個。然而，啟動這個小發動機要三樣東西：汽油，乙醚和蓖麻油。汽油容易得到，乙醚我們家正好有一點40年代剩下來的，所以隻缺蓖麻油了。他說他有辦法，他到校醫室，對醫生說他嚴重便秘，必須喝點蓖麻油。醫生就給了他一小杯蓖麻油讓他當場喝掉。他沒辦法，隻好硬著頭皮喝掉了。他拉了一陣肚子，心想這回虧大了，他不死心，又去校醫室要蓖麻油，說他必須在要大便時喝才行。我們終於把三樣東西湊全了，但始終沒能把發動機啟動起來，可能是乙醚過期失效了，也可能發動機本來就是個壞了的，所以人家才給他的。
升州路上有家專賣航模器材的小店，全南京市大概僅此一家，估計是航模組組長帶我去認識的。從小粉橋走到珠江路口，沿中山路走到新街口，繞過新街口的圓圈後向南，過了中央商場後，右手邊走進與中山南路略顯平行但向西歪的明瓦廊，一直向南，走到與升州路的交口，轉彎走上升州路。那家小店就在升州路上。從我們家走到那裏單程要走一個小時的樣子。店鋪很小，隻有三四米寬的樣子；店裏沒有櫥窗，也沒有什麽燈光，黑呼呼的，進了店，就被一個櫃台擋住，所有的航模材料都放在櫃台後麵的架子上，顧客隻能隔著櫃台遠遠地看看。它也賣一點製作航模的工具。初一時，那是我最愛去的地方。
通常，十中航模小組做的航模飛機之外，我自己看書後設計出的航模飛機就希望能做出來，這就需要買材料。我列出所需材料的清單，走到升州路的小店，問清價錢，回到家裏，作出預算，然後向父母要錢。我知道家中並不寬裕，所以處處精打細算。父母也總是盡量滿足我。我拿到錢，再走到升州路的那家店把材料買回來。
小小的彈射式滑翔機和比較大的一級牽引滑翔機都比較好做也花錢較少就可以做出來。我很快學會了看它們的三視圖，然後按三視圖把它們做出來。接著就有了自己來設計的衝動，我買來了幾本入門的書，開始自己來畫三視圖，自己來確定總體設計上的各種比例，同時也意識到翼型設計的重要性等等。在我那時看來，航模飛機的重心點（Center of Gravity，簡稱CG）非常重要，決定了飛行是能否能穩定持續飛行一段時間，是個不難解決的問題。原則上通常要求重心落在主機翼前緣後25%至33%的翼弦位置上，用拇指和食指撐起飛機就可以得到一個大概的印象，然後經過試飛去不斷調整達到最佳點。
這段時間裏，我還發過一次“大財”。和我們家一起住在小陶園的化學係有機和高分子專家李景晟教授的第二個兒子叫李黃，他比我大幾歲，他的弟弟李維民比我小幾歲。他南師附中高中畢業後，考取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物理係（後並入北京大學）後，就把他做航模的所有工具和剩餘的材料都贈送給我了。這個意外的“發財”使我感動不已。他因為比我大四歲，我們並沒有多少往來，倒是他弟弟經常和我一起玩。李黃的聰明才智是眾所周知的，他在南師附小時是全校六個年級所有的學生裏最優秀的。後來在中國氣象局任正研級高級工程師兼副局長。21世紀初，我在北大找到當年小陶園另一個玩伴，羅根澤的兒子羅芃後，正盤算著再次去中國時，一定要去氣象局找到李黃，當麵謝謝他當年慷慨的饋贈。不料他竟於2014年8月不幸病逝了。
回到1960年春我初一下時，南京航校給南京十中和南師附提供了圖紙和材料，讓兩個學校比賽，看誰能先做出來一架可載一人的彈射式滑翔機來。勝利者將獲得他們贈送的一架同款的滑翔機。十中校方於是決定把體育館變成製造滑翔機的大會戰場所，由航模小組的成員分頭負責，全校學生輪番義務勞動。我們花了約一個星期就把那架彈射式滑翔機做出來了。其中的尾翼是我領頭做的，我一個星期基本上沒睡覺，實在累了就在體育館裏的運動墊子上眯一會兒。學校食堂送給我們免費的飯吃。
首飛那天下午，航校派來了幾個人，包括一名有經驗的女飛行員。按我的記憶，當時對我們做的那架滑翔機駕駛員體重的要求是90斤。該彈射式滑翔機的飛行高度為一到兩米。機頭有個鉤子，勾住左右兩根牽引橡皮筋，每根牽引橡皮筋有直徑兩公分分的樣子，由幾十根細橡皮筋擰成。每根牽引橡皮筋由三四個人拉著。駕駛員坐好，係上安全帶，兩腳放在垂直翼腳踏板上，右手握住操縱杆；最後舉起左手，示意指揮員自己已經準備就緒了。飛機的尾部有一個扳機機關，拴住飛機。扳機機關由發射指揮員控製。指揮員一聲令下，左右拉牽引橡皮筋的人開始隨指揮員的口令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多少步完全由指揮員根據風力等決定。指揮員一旦認為牽引橡皮筋拉得足夠長了，就把扳機一扣，飛機就被彈射出去了。
當時的一位叫史紀南的同學回憶說：“當年滑翔機在大操場試飛，還拆去一個球門。好像是在下午，萬人空巷，上課鈴聲響了，大家都不回教室。老師也善解人意，幹脆放假半節課。但是試飛不順利，飛行三四十米就往下栽，航校來的女飛行員無法操縱飛機不往下栽，隻好解開腰上的安全帶，一個前滾翻躍到了草地上。”
按我現在對事情的認識，滑翔機結構和原理雖然都很簡單，但做好後必須測出重心位置是否合適。讓我吃驚的是，那天試飛前，這個最關鍵的一步被省略掉了。航校來的指揮員想在全校領導和師生們麵前炫耀一下，讓拉牽引橡皮筋的人多走了幾步，致使滑翔機的飛行高度遠遠超過了所要求的一到兩米之下。我的估計是，那天滑翔機在足球場上，從西邊的球門向東麵的球門方向發射，被彈射到了三、四米的高度。東麵的球門的後麵不遠處就是我們學校的大禮堂。飛機為什麽往下栽，事後也並沒有把原因弄清楚。我認為是飛機的重心太靠前了；當然也可能是滑翔機被射到三、四米高後，前方的飛行空間距離就不夠了，駕駛員本能地推了操縱杆也是可能的。總之，現在80歲了回想起來，那些航校來的人也都是些當時二十多歲最多三十上下的毛毛糙糙的年輕人。
好在當時航校還帶來了他們答應送我們的他們做的一架同款滑翔機。這次駕駛員是從我們學生中選出來的一名綽號叫雷公的學生，他並沒有飛行經驗，隻是體重符合要求。飛機被彈射出去後，他沒敢多拉杆，接著就趕快使勁推杆，致使飛機頭定在操場上，機身與地麵垂直立地揚起，雷公來不及脫離座椅，雙腳站立在地上，上身還係在座椅上。於是觀眾們都大喊：“雷公背飛機！”
試飛失敗了，表演也失敗了。我接著就大病了一場，以至於航模小組合影留念時我也沒能參加。
我們做的那架滑翔機試飛失敗後，機頭栽壞了，修好後就沒有再飛過。它最後的用途是參加了1960年秋天那年的十一遊行。
航校送我們的飛機很好，能飛一兩米高，我們玩了好幾個星期，都是星期天到學校來飛的。為了照顧我們這些航模組做飛機的人，雖然我們體重都超過了要求，但每人也都駕駛了一次，過把癮。所以我也算開過飛機的人，我估計我飛離地麵有10到20公分的樣子，在空中的時間約有兩秒鍾，從飛機被彈射出去到飛機停下來全程大約有10秒鍾。我估計我在發射時本能地閉上了眼睛，等到飛機停下來，我睜開眼睛一看，前方不是正前方的大禮堂，而是左前方的鍾樓，想來是我緊張之中蹬了一下左腳踏板的結果。
那時我的過敏性哮喘日趨嚴重，特別是不能聞做航模必用的橡膠水的味道。載人彈射式滑翔機做完之後，我大病了一場，其後就退出了航模小組。到了1962年秋高一時，原校航模組組長已高中畢業，到部隊裏的八一隊做航模去了。他向學校極力推薦我做航模小組組長，學校找我談了話，我因而去了幾次航模小組。那時校航模小組已經從體育館北端二樓搬到東課堂四樓了。航模組裏都是些初中生，他們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我發現那裏已經是個不屬於我的地方了。
第一次學習高潮（1961年至1965年）
我雖然不再做航模了，但將來要設計真正的飛機已牢牢地成了我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我其實不需要再做航模這些玩具了。我需要的是學習有關的知識，打好數學和物理的基礎，學好英文。由此為契機，1961年秋至1962年春，即我初三那年，出現了我的第一次學習的高潮。
那時在小陶園的家中，三個姐姐都上大學了，隻有我一個人還在家裏。家中一樓是客廳和飯廳，二樓是臥室，三樓主要是儲藏東西的，但也有一扇向南的大窗子。我就要求一個人住在三樓，把三樓徹底變成我的天地。我每晚七點到八點就睡覺，早上四點起床，做我想做的事情，主要是學我想學的五花八門的東西。那時整個小陶園尚未醒來，我有擁有全世界的感覺。有時還打開紗窗，用一根竹竿把紗窗撐起來，讓清晨涼爽的空氣入侵到房間裏來。到了七點一天開始時，我已經高效率地學習了三個小時了。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退休，到現在一般晚上九點上床早上五點起來。我在小陶園三樓的樓角裏一直待到1965年離家赴西安上大學。
我從航模入門的書看起，大體弄懂了伯努利定律是如何解釋翼型產生升力的道理：機翼前端的空氣無論走機翼上麵還是走機翼下麵，都必須同時到達機翼的後端，否則就會出現一段“真空”的地方。按機翼翼型的設計，機翼的上麵是弧形的比較長，而下麵則比較直、也就是比較短。因此，空氣必須在機翼的上麵流動得比在機翼的下麵流動得要快。按伯努利定律，流得快對機翼上麵的壓力就小，流得慢就對機翼下麵的壓力大。這個壓力差就是升力。當然氣流的影響和飛行速度也都會有作用。這些就是我當時的理解。
我當然不可能了解到伯努利定律雖然是一個重要解釋因素，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要全麵理解機翼如何產生升力，需要結合牛頓力學、流線偏轉、循環流等更全麵的理論。我當時更不可能知道實驗上發現上表麵氣流實際上會更早到達機翼後緣，說明它加速了。
我很快意識到，真要想設計出飛機來，就要懂空氣動力學，要懂流體力學，要懂力學，要懂物理學，等等，等等。中山東路的外文書店裏有一個內部書店，專門賣非法影印的各種國外理工科的專業書籍，父親經常帶我去。後來我用自己省下來的零用錢買了一本英文的《流體動力學》，還買了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漢數學詞匯》和《英漢物理學詞匯》，抱著一本196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鄭易裏的《英漢字典》一行一行地生吞活剝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喜歡上了學校正在教授的幾何和代數，自己又找出了許多額外的難題，覺得解題非常好玩，把一個難題解出來後的成就感和喜悅真是難以言表。後來在高中又學了解析幾何，也可能那之前我就自學了一些解析幾何。這樣，我在學校的成績一下進步了很多。父母當然非常高興。家中這些數學方麵的書多得很，中文的，英文的都有。父親說，有了足夠的幾何代數，再有了解析幾何，就可以學微積分了。他給我找了一本英文的高等數學，我生吞活剝了一點，留在我腦海裏的，就是無窮小非常重要。
製作航模的一大副產品是，我早早就學會了製圖，不但能看懂三視圖，而且能畫出自己想表達的三視圖來。為了畫出標準的三視圖來與他人交流，我看了一些製圖的書，買了鴨嘴筆，知道了直線、虛線、粗線、細線，點畫線和剖麵線各表達什麽，尺寸如何標記，角度如何標記，字體大小，比例標注等等。在西安交大上一年級時上的畫法幾何課其實就是教我們如何製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一番折騰後，我從牢房裏走出來勞改之後，1972年夏天被分配到了西安光明抵押開關廠，任務是設計衝床的模具。我少年時學會的那點製圖的本事，還貨真價實地用上了，隻是衝床模具的三視圖比起我60年代初中時接觸的航模的三視圖要簡單多了。
中學時，真正的飛機我沒有看到過，更沒有坐過。隻記得有一次參觀過南京航空學院的風洞實驗室。可是在我的心中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將來一定會設計出真正的飛機的。有次我大概是在初中同班同學沈天健家看到他們家的一本舊的英文雜誌上印著一張簡易家用直升飛機的相片，機身像一個籃子，供夫妻二人坐，有一個操縱杆；然後頭頂上是大螺旋槳和一根伸出去的小平衡螺旋槳。我看後覺得，我當時就可以設計出這種直升機來；我要能有個發動機就能把它造出來。
直到1979年8月我出國時，我才有幸第一次乘坐了飛機。當看到那架波音707起飛時機翼伸出的襟翼和降落時翹起的擾流板時，我心中激動萬分，總算親眼看到了那些我當年在初中就明白的道理、但無從想象是如何在實際上運用到真正的飛機上的。
到了高一在學校的成績就大幅度地提高了之後，我就有點自命不凡了，高中時期就再也沒有認真學習過了。我愛好上了小說、文學、語言和音樂。
先來說看小說的事。估計是發育到15歲左右，有了一定的思唯能力和閱讀能力了，學校功課花費不了什麽時間，所以有的是精力和時間。各式各樣的小說頓時給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
也正是那個時間，我們家前麵的一排聯棟房屋中搬進來了外文係法語教師鄭永康一家。鄭永康的夫人叫洪銅。洪銅的父親是中國的著名話劇劇作家和最早的電影導演洪深。推算起來，洪銅1963年時大概是33歲。我很快和洪銅成了忘年交。洪銅在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她近水樓台先得月，總是能得到一般人見都見不到的書，諸如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笑麵人（The Man Who Laughs）》，梅恩·裏德（Mayne Reid）的《無頭騎士（The Headless Horseman）》等。這些書對當時正值青少年的我有著莫大的吸引力。再說，洪銅有驚人的閱讀能力和記憶力。她閱讀速度極快，一目十行，幾百頁厚的書她一轉眼就讀完了，而且過目不忘，還能把故事轉述給人聽。他們搬來後不久，我就經常在晚飯後到他們家的前院裏玩。洪銅有空時，就給大家講述她新近讀完的小說。或者，我就給她的三個孩子講故事，和他們一起做遊戲玩。
那時借書不但要憑借書證，而且限量，每次隻能借兩三本。我手頭有父親、母親和二姐的三個南大圖書館借書證，心中的野心是把南大圖書館的小說看完。記得同班同學王瑋家有全套的莎士比亞寫的劇本，我借來後生吞活剝地把所有集子都看完了，結論是沒有一篇我喜歡的。那時看書，隻知道看情節，看懂情節，看完了能把故事講出來就算達到目的了。至於構思、文筆等都不在關心之列。這種閱讀方式特別實用於偵探小說。
班上愛看書的同學之間，但凡弄到一本好的小說，都要大家傳閱。因為借來的書都有嚴格的還書日期，我們每人輪到的時間就非常有限。看書的時間主要是靠上課時看。下課了要玩，回家了父母管得較嚴怕我看壞了眼睛。在課堂上，或者把書放在打開的抽屜裏或者把書放在一本教科書下，自欺欺人，以為這樣就能瞞過老師。後來我自己當了老師，發現課堂上學生在做什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隻是並不想去過問而已。
再來說古典文學。語文課上的文言文和唐詩宋詞等是我所喜愛的內容，至今仍能殘缺背出其中的不少，如“曹劌論戰”和範仲淹的“嶽陽樓記”等；唐詩宋詞就更不用說了，特別喜歡的是李白和蘇軾的。因為喜愛，課堂學的就不能滿足，課外又抄錄自學了很多。“水滸”、“三國”、“紅樓夢”、“聊齋”、“鏡花緣”等家中就有。父親說，看了“水滸”要學會認人，看了“三國”想事情要複雜一點。想來我隻看了情節，離開家獨立生活後，一不會認人，二思想太單純。
周末父親常帶我去逛書店，我自己一個人也愛去。中山東路上，路南有新華書店，那是南京最大的書店，斜對麵的路北有外文書店，外文書店裏麵還有一個內部書店，賣影印版的外文書籍。不遠處在太平路一帶（楊公井？）有個買賣舊書的書店，那也是父親和我喜愛和經常光顧的地方。記得我們在那裏買了線裝木刻版的“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父親還買了一本線裝木刻版的佛經。這些線裝本的書到了文革抄家時就理所當然地被抄了，後來退還抄家物品時也沒有退還我們，想來是被人拿走了。我還清楚地記得，有次我和父親去這家舊書店，因為是老顧客，店裏的一個老店員把父親拉到一邊，說，他們收到了一套手抄本的“紅樓夢”，賣60元人民幣。父親雖然月薪有近300元，但那時我們家經濟上並不寬裕，父親心動了一下，但終究沒買，失之交臂矣。逛書店成了我終生的愛好，不論是後來文革時串聯和步行長征，還是到美國後，我每到一個城市，書店是必須光顧的。
與此相關聯的是我也喜歡上了寫作。這首先要歸功於初三時的班主任語文老師莊尚典老師，其次是高中的語文老師馮世森老師。他們喜歡我寫的作文，經常把我寫的作文作為範文在班上甚至年級裏讀給全班聽。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莊尚典老師，他對我的影響至為深刻。我現在寫的一手破字，完全是在他的影響下形成的。其實，我和所有同齡小孩一樣，從小就練過毛筆字，我要認真寫，也能寫出相當不錯的毛筆字。可是當我一接觸到莊尚典在黑板上寫的那些龍飛鳳舞的破字時，立刻就認同了這種風格，覺得太符合我的性格了。莊老師也特別喜歡我，30多年後，在一次聚會上我對馮世森老師提起我對莊老師的懷念，馮老師把我帶到莊老師家，莊老師竟然一眼就認出我來，叫出了我的名字。莊老師使我建立了自信，確認自己這輩子會有所作為。
我沒有成為作家，但寫作成了我一輩子的伴侶。1968年至1969年兩次在西交大“校辦監獄”被看管起來以及後來的1969至1971年兩年牢獄之災中，我主要靠寫一些自娛自樂的詩詞和文章來打發時光和保持精神上的健康和堅定。退休之後做的最高興的事情莫過於寫一些自娛的東西。雖然寫出來的東西，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回憶往事給我帶來無窮的樂趣，把人生走過的路整理清楚總有一種自我滿足的成就感。特別欣慰的是，女兒走上了寫作的道路，去年2024年還獲得了英國作家協會的短篇小說一等獎。她的作品在很多家雜誌上發表了。
高中的第三個愛好是外語。從那時開始，我對外文產生了莫大的興趣。英文之外，沒有我不感興趣的外文，隻要能接觸到的外語我都感興趣。。現在回顧起來，我學過日文，文革時還買了日文的《赤旗報》讀過，後來在開關廠工作時，為南大數學係翻譯過日文《情報檢索》一書中的一章。1964年小姐姐北大化學係畢業後被分配在北京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十二室工作，她想學德文以便看德文的文獻資料，我陪她一起學過德文，我們還規定了每月用德文通信一次。1965年大姐夫在上海學法語時，我向他學了點法語發音入門，1971年從監獄返回空空蕩蕩的西交大校園後，我每天清晨抱著一本北京外國語學院編的《法語課本》在操場上大聲朗讀地自學了一段時間。1966年12月至1967年元月和西交大的同班同學鄭清生一起步行長征時，我向他學了點俄文，後來1998年在烏克蘭教了八個星期書時竟然還用上了一點點。到美國後，周圍的很多好友都說西班牙話，那時我才認識到，英語之外，西班牙語是最常用的語言。我三番五次地學西班牙語，在威斯康星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兩次去上課，企圖“拿”下這個外語，但終究未能如願以償。在我看來，沒有一門外語是沒有用的。而這一切的發祥地，就是1961年到1965年小陶園的那個三樓的樓角。
高中的愛好之四是音樂。這主要受二姐的影響。她一向喜愛西方古典音樂。由此我也愛上了音樂，特別是西方古典音樂。每個星期日早上，二姐和我都要收聽電台的“星期音樂會”介紹西方古典音樂的名曲，現在還能記得當時聽柴可夫斯基的弦樂四重湊的感受。二姐買了一本《外國名歌200首》，她大學畢業後買了一把小提琴，學了一會兒，放棄了。小提琴就歸我所有了。我從二姐那裏聽到了一星半點二手貨的小提琴入門知識，又自學了閱讀五線譜，深信“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就開始拉起小提琴來了。原來小提琴這個樂器學起來十分困難。我耳朵的分辨能力並不好，手指的能力也很有限。音位拉不準，更談不上悅耳。
然而，我認為我閱譜的能力和對音樂的理解力是很強的。記得我去地處大行宮的高中同班同學謝樹偉家玩的時候，發現他家有很多老的五線譜的鋼琴曲子，他母親民國時在上海國立音專鋼琴專業上過兩年。我向他借了一本莫紮特湊鳴曲集，拿回家，認真抄寫了不少。那時買不到五線譜的紙張，我得自己把白紙畫成五線譜。最忘不了的是莫紮特的D大調鋼琴湊鳴曲，我不但抄了，還在心裏默唱了。後來到美國來後，終於聽到了這首鋼琴湊鳴曲，當我聽到和當年想象的完全一樣聲音時真是欣喜若狂。那時也嚐試了用簡譜記譜和自己用簡譜作些曲子。
理想的破滅（1965年）
到了1965年春，也就是高三下時，麵臨的就是高中畢業和報考大學的事情了。
從1964年夏秋之際起，全國興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運動，而且一浪高過一浪。當時十中的團委書記潘宜成就成了這個政策的忠實執行者，極力鼓動學生們去新疆支邊。想來他的忠誠使他九十年代當了秦淮區的區委書記。到了1965年我們高中畢業時，記得新疆還來了兩個人給我們做報告，談新疆的哈密瓜和無籽葡萄，還有紮著很多小辮子、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其後按當時的同班同學史紀南的回憶：那時除學習文件外，學校組織我們在“新光”電影院免費觀看了有關邊疆建設的電影：《北大荒人》、《草原雄鷹》、《生命的火花》；還在“和平”電影院看了三部新疆片：《戰勝塔裏木》、《陽光照耀著新疆》、《瓜果之鄉》。
離我個人比較近的一個實例是南京大學數學係黃正中教授前妻生的女兒黃桂玉的故事。她比我高一屆，是南師附中1964年高中畢業的。她後母生的弟弟黃孝錫比我小一兩歲，是我們家住在南秀村7號院子時我的唯一玩伴。黃桂玉生母去世後，她由奶奶一手含辛茹苦拉扯大。不幸的是，無比疼愛她的奶奶是地主出生。被當時的階級鬥爭徹底洗腦後的黃桂玉，堅決和地主婆劃清界限，走上了黨給她指出的光明大道。她狠狠地批判了她奶奶剝削農民的罪惡的一生，改名方玉，放棄了報考大學，去了江蘇盱眙縣馬壩公社插隊務農，其後和一農民結婚，在農村安家了。她很快被樹立為“知識青年響應黨的號召，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模範”典型，在當時的報刊如《新華日報》、《人民日報》、《中國青年》雜誌等處被廣泛宣傳，成了先進青年的模範。在北京召開的“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聖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她並和她“親切”握手。那張相片後來成了《中國青年》雜誌某期的封麵。她奶奶見後樂開了花。鄰居們對她說：“你高興什麽？她罵你是地主婆，雙手沾滿了剝削農民的血汗！”奶奶反駁說：“她不罵我，怎麽能見到大聖人呢？”
方玉的事跡，我因為知道其中太多不為人知的細節，難免嗤之以鼻。然而那些鋪天蓋地的宣傳，哪裏是我們那些尚未走出校門正值青春期的高中生可以抵擋的？我們班集中了許多的高幹子弟和高知子弟，一輩子生活在優越的壞境裏，個個都自命不凡，有點狂妄自大。在宣傳的鼓動下，我們幾個人都認為按步就班地考大學太俗氣了，想象著立刻就去幹一番“大事業”，表示不去走報考大學的尋常路。我們這幾個不願考大學的急壞了學校。學校說，黨宣傳的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呀！”學校說，重點要放在“兩”字上麵，不是讓你們“一顆紅心，一種準備呀！”
很多年以後，事情才清晰起來，那些被要求有兩種準備中的另一種準備的同學，也就是後來去了新疆的人，都是家庭出身對於黨的事業來說其背景有問題的人。
當時很多具體情況我記不清楚了，可是母親卻記得清清楚楚。她對我說，“你不願意報考大學，急死我們了！所以後來你願意填寫報考大學誌願表時，我們一切隻好隨著你。填了申請表後不肯準備高考，也隻好隨著你了。”
填寫誌願，我心中隻有一個理想，那就是設計飛機。那時中國這方麵的學校隻有三所，北京航空學院，西北工業大學和南京航空學院。南京航空學院因為在南京，而我已經下定決心要離開過於溫馨嗬護的家，所以南京的任何大學校都不予考慮。大姐和三姐都在北大，1963年秋高二上時我在北大附中借讀過一個學期，和大姐三姐生活過。以北大的名聲畢業後從事飛機設計應無問題。我因當時的數學極好，而複旦有蘇步青等人，以複旦的名聲畢業後再去從事飛機設計也應無問題。
1965年的報名表上允許填寫十個誌願，我順次填上了北大，複旦，北航，西工大，西交大，等等，記得我的第十個誌願是北京醫科大學。那些年頭，學醫被認為是大多數學習不好的人選擇的學科。報考的學生中絕大多數都是女生，很少男生。母親一向對學醫情有獨鍾，我也從來都有做一名外科醫生給人開膛破肚做手術的幻想。
我基本上沒有做什麽備考的準備。一則是因為受當時宣傳的影響，認為上大學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廣闊天地有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二則是因為自己幼稚的傲慢，認為區區高考，何足掛齒，我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從來沒有為任何考試做過任何準備。記得我和同班同學萬曉平一起去玄武湖複習功課，躺在草地上，愜意得很，浪漫得很。草地邊上有一棵樹，我們聽到“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的聲音，認定是啄木鳥，可是怎麽找也找不到這隻啄木鳥。隻要我們一去看書，就又聽到“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的聲音，我們又在樹上再找這隻啄木鳥。一直到我們最後離開，也沒有找到這隻啄木鳥。當然了，我們一天也沒有看什麽書複習了什麽功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的高考成績也理所當然好不到那裏去。
按當時的同班同學史紀南的回憶：“1965年7月10日至12日，高考，在南大考區，沒有桌子，在扶手椅上寫卷子。周圍都是不認識的考生。”
高考我雖然考得不怎麽好，北大是進不了了，但父母認為，進複旦大學應該問題不大。結果，複旦大學也沒有錄取我。父親問複旦大學來南京招生的人為什麽。這個人對父親說：“你要好好教育你兒子。他的政治表現太差了！學校說他驕傲自大、自由散漫。”想來這些都是當時的班主任呂愛芳老師寫的了。1995年我們班畢業30周年慶聚會時，我說起這段故事，在場的幾個女生都異口同聲地說：“呂愛芳老師說的一點沒錯，你就是那個樣子！”其實，她們是誤解我了，我並不是說呂愛芳說的不對。我隻是驚訝她竟然那麽說了。我在美國做了30多年教授，給學生寫了無數的推薦信，事關一個年輕人的一生，所有教授都是非常清楚的，什麽是該說的什麽是不該說的。當然了，呂愛芳是被徹底洗了腦的黨員，黨的事業是最重要的，對組織負責任是絕對的要求，一個年輕人的未來是最不重要的。我能苛求她什麽呢？好在天下還有塞翁失馬的事情。
據說，我的報考檔案壓根兒就沒有提交給北京航空學院和西北工業學院，原因是這些學校是有政治密級要求的，而我的密級沒有達到這個要求。回想起來，這事也頗可細細品味一番。雖然那時家中父母和大姐三人都已經宣誓加入了聖人的黨，1959年9月30日的《南大校刊》還刊登一篇題為“一個新型的紅色家庭”的專訪，其中插進的一張相片中還有我和我設計製造的那架一級牽引滑翔機，但那些都僅僅是黨的需要，宣傳的需要。黨的偉大的無產階級事業不需要我去設計飛機，因為我的家庭在黨的眼裏其實並不夠可靠。
多年來設計飛機的理想就這樣徹底地破滅了。
第二次學習高潮（1965年至1966年）
最後七弄八弄地我總算被第五誌願的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係錄取了。“也行，”我滿懷信心地對自己說，“學無線電也一樣可以做一番事業的!”。
1965年8月下旬我在南京下關火車站登上了上海至西安的特快火車。上車後認識了坐在對麵的一個小夥子名叫周禮詮。周禮詮說他是崇明人，也是去西安交大無線電係的。我們兩立刻就成了好朋友。兩人都是靠窗的位子，都好奇地盯著窗外看個不夠。那趟特快從南京到西安當時要走將近一天一夜的樣子，其中上海至徐州這段叫20次，徐州之後就改成了21次通往西安。旅行在當時是件大事，那之前我隻去過北京和無錫兩個地方，大西北沒有去過，黃土高原是個令我向往的神秘的地方。我午後上的車，車子走了幾小時就天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第二天一早醒來，睜眼一看，已是豫西，算是進入黃土高原了。一塊塊平坦的塬和塬之間的深壑，我從來沒有見過。雖是夏末秋初，但看不見多少植被，偶爾能見到幾棵樹和黃土地上的局部綠地。火車進了潼關後，就是富饒的關中平原、所謂“白菜心”了。但是和剛剛離開的綠蔥蔥的江南比，還是太荒涼了。農民出身的周禮詮說：“這個地怎麽能長得出莊稼？人都吃什麽呀？”
我則感到浪漫極了。我終於離開了過份溫暖的家和過份嗬護我的父母和幾個姐姐，現在可以一個人獨自出來闖蕩了。十九歲的我隻身一個人來到了大西北的西安交大。
學校的生活，比起家鄉南京小陶園教授院子裏的來說，自然要差很多很多。我們一年級學生都安排在學校住宿區西南角的23舍和24舍，我在24舍先在有七、八人的209房間，後搬到了四五人的309房間。整個宿舍樓裏充徹著過分擁擠的味道，還有公用廁所冒出來的刺鼻的臭味夾雜著清潔劑的化學藥品的味道。早上被高音喇叭叫醒，早飯在二食堂排隊買玉米糊糊和饃。晚上回到寢室，十點整就停止照明供電，熄燈。這一切，我很快就適應了。
比較困難和具有挑戰性的是飲食。首先，南京人一年365天，一天三頓飯，幾乎頓頓都是米飯。可是在那時的大西北，米飯隻偶爾能吃到，算奢侈品。不但頓頓都是麵食，而且還有規定必須吃的雜糧。對我來說，改變頭腦裏的慣性不算太難，但改變腸胃的習慣卻不那麽容易。我在西安生活了共十三年，到我離開時，我的腸胃大概也沒有改變過來。真正拋棄了頓頓米飯的習慣和真心喜歡上米飯之外的食品，大概是到美國很多年後的事情了。其次，我生性好吃，特別是離不開肉類食品。這個毛病似乎至今80歲了仍然如此。隻要肚子裏沒有肉，我就有點心神不定、智力衰退、效率低下。60年代時，肉是定量供應的，每人每月四兩，學校的食堂裏，菜裏很少有肉，有的話，量也很少。更為難以啟齒的是，在家裏，我每天早上有一碗牛奶喝，到了離開南京時，我雖19歲了，仍算尚未“斷奶”。那種對喝奶的欲望，隻有沒斷奶的人才能體會到。到了周末，我從地處鹹寧路的西交大走到和平門，進了城門不遠的大差市一帶，就可以找到賣煮熟的牛奶的早餐店。然後去東大街靠鍾樓附近的新華書店轉一圈，再找一家館子吃上一頓有真正肉菜的飯。
總的來說，我絲毫也不留念在家裏的優越的生活條件，就像我並不留念故鄉南京的氣候、風景和文化一樣。我發現我是一個適應能力很強的人，喜歡在新的環境中的生活，接觸新的人、說著不同方言的同學、新的地方文化、新的景物、不同的氣候。一切新的、沒有經曆過的、沒見過的、沒聽過的，我都喜歡。
最主要的是，我似乎瞬間成熟了很多，算是徹底收了玩心，暗下決心，要學一身知識，在科技領域裏做出一番事業來。學校裏的一學期隻有不多的幾門課：政治，化學，畫法幾何（即機械製圖），數學和英文。政治課是用來洗腦的，它和未來業務上的抱負實在是關係不大。化學是由一名上海的老師教授的，他的上海口音極重，我常常不知所雲，再說，我那時對化學也沒什興趣。機械製圖課的絕大多數內容，我小學六年級開始做航模時就大體知道了，後來在中學的航模小組裏又進一步加深和鞏固了。數學教授的東西很淺進度也很慢，不少東西，我在高中已經自學過了。幸運的是，到了大一春季學期，學校組織了一個所謂的數學快班，我榮幸地被選入了這個班。這個班非常合乎我的口味。它由水平較高的老師教授，進度飛快，記得我們每個星期的作業題就要用掉一整本作業本。也正是因為這個快班，使我幾乎學完了高等數學中的主要內容。英語課上也一樣，對我來說沒有多少新的東西去學。1965年春季學期，我入選了學校組辦的所謂英語快班，我們不但學習比較高深的語法結構，大幅度接觸新詞匯新句型外，還能聽到中國的對外英文廣播。
然而，數學快班也好，英語快班也好，那幾門課還是滿足不了我旺盛的精力和求知的欲望。就是那個時候，小姐姐在北京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十二室工作，她研究的項目先是合成鍾表用的潤滑油，後是為支援越戰合成抗輻射的潤滑油，需要看德文的文獻資料，我就陪她一起學過德文，每月用德文通信一次。還有那本我在南京買到的影印本的流體動力學，雖然和我當時所分配在的“計算技術與裝置”專業沒多大關係，但我發現書中運用了大量我在數學快班裏學到的數學方法。
高中時，我從來沒有晚上學習的習慣，我習慣於一大清早起床了來學我想學習的東西。現在過集體生活就不可能了。早上要被新聞聯播叫醒，做廣播體操，按時到食堂吃早飯。這樣就必須有晚自習，去做作業和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在哪裏晚自習呢？擁擠的宿舍寢室不行，太吵太鬧，而且味道不好。圖書館閱覽室一般是大家的首選，那裏的桌椅的條件最好，氣氛也最好，但座位不多，很難搶到一個座位。再說，我從來不喜歡在那麽人口密集的地方學習，我覺得在那樣的環境下，隻能做一些機械的事情，而無法放飛思緒。我喜歡在教室裏晚自習。教室裏的桌椅是供聽課用的，狹小局促，不是很舒服。但是偌大的一個校園，我總能找到一兩個偏僻的教室，或者沒人，或者人極少。在那裏把一天要做的作業做掉，就可以思緒飛揚了，包括走出教室，在附近的校園裏一邊走走，一邊考慮問題，比起圖書館的閱覽室要自由千萬倍。
不管怎麽說，從1965年入學到1966年春天這一年時間裏，我在知識的海洋裏如魚得水，真是有點得意忘形了。理想是什麽？沒有具體的理想，隻是想著積累一身真正有用的知識，將來能在任何領域裏做出一番事業來，也就是當年被批判的“白專道路”。
破滅的理想（1966年至1972年）
1966年6月2日星期四的淩晨，在西安交大，文化大革命就像戰爭一樣在這一瞬間爆發了。它持續了十年多，幹淨、徹底和全麵地清除了一個年輕人可能有的任何理想。幾億國人隻允許一個理想，也就是當代聖人的理想，無產階級專政的千秋大業。隻不過這個無產階級是杜撰出來的，並不存在。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聖人黨的獨裁專政。具體地說，在國內要消滅一切杜撰出來的階級敵人，就像當年在德國必須消滅所有猶太人一樣，包括一切不認同或不死心塌地擁護這個獨裁專政的人，以便“解放全人類”和“解放全世界。”任何個人的理想都是不允許存在的。官方的宣傳是，每一個人的理想，都必須像雷鋒那樣，做這部專製機器上的“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我生來就不可能認同這種“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的理想。我和我父母及大姐在這場“史無前例”巨大災難中的經曆，真是一言難盡，不知如何在這裏來敘述。好在我已把那段經曆寫成了一本書，見《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曆》。【亞馬遜網站（Amazon.com）有該書和其附錄等，中文版網址為：https://www.amazon.com/s?k=%E8%91%89%E5%A4%A2%E8%8F%AF&i=stripbooks&crid=2ANLJDKUU1PMD&sprefix=%E8%91%89%E5%A4%A2%E8%8F%AF%2Cstripbooks%2C70&ref=nb_sb_noss；英文版網址為：https://www.amazon.com/s?k=Michael+Ye&i=stripbooks&crid=1SB6S4D2J47LG&sprefix=michael+ye%2Cstripbooks%2C139&ref=nb_sb_noss_2。】這裏隻能提綱挈領地陳述一下，再挑幾段比較相關的故事細說一說。
西安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6月2日星期四爆發後，6月3日星期五，陝西省委通過西北局從西北五省抽調了百餘名縣處級幹部組成工作團派駐了西交大。6月4日星期六和5日星期日許多學生特別是學生中的幹部包括不少黨員團員幹部，貼出大字報一方麵反對校長和校黨委，一方麵堅決要趕走工作團。9日工作團開始一邊在全校搞“查上當，放包袱”，一邊批判西交大校長和校黨委。其後，傳來了多名激進學生自殺的消息，有未遂的也有身亡的。到了7月下旬，事情變得更加撲簌迷離。隨著北京市委決定撤銷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西北局也改口說“六六事件”的主流是革命的。8月5日星期五，工作團團長在全校大會上做了檢討。8月13日星期六，全校自發招開大會聲討了工作團、陝西省委和西北局。
自那以後，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就在學校裏全麵展開了。我理所當然地從一開始就站到了大多數造反派的對立麵去了，緊接著就成了逍遙派的一員。從八月下旬開始，通過大串聯，我去了一趟南京和北京後，二十歲的我開始了人生第一次的長途旅程。一個月的時間裏，有漫遊了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十個省，行程有五千餘公裏，相當於小半個中國。12月開始了步行長征，從西安走到湖南，其後乘火車去了廣州，在廣州造船廠生活了近一個月的樣子。再往後，1967年，我在自貢和重慶生活了一兩個月，又分別去了南京和北京各一趟。
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知識是封資修的東西，所以學習有用的知識形同犯罪。從我記事起從來沒有這麽無聊和沒有長進過。有一天，我在西安市中心鍾樓東北麵的郵電大樓裏的南端，意外發現了一個櫃台，專門出售外國出版的報刊雜誌，如日本共產黨出版的日文《赤旗報》和澳大利亞共產黨出版的英文報紙《Vanguard （先鋒報）》，還有中國出版的外文報刊雜誌如英文的《Peking Review（北京周刊）》，等等。原來，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分裂後，有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就站到了中國共產黨一邊，成了友好的“兄弟黨”。它們出版的報刊雜誌因而得以合法地在中國市場上銷售。我如獲至寶，買了一大摞回來，還あいうえお地學起日文來。其他在校的時間，就是拉二胡，遊泳，爬華山，“男焊女織”（指男生裝收音機女生織毛衣）。
到了1967年年底，我被控有反動思想和言論，正式被打成反動學生，我的東西被查抄。1968年我去北京告狀，回西安後四處告狀，無結果。再往後，我被批鬥、遊街、隔離。我兩次從“校辦監獄”逃跑後，1969年2月被關進陝西省第一監獄，兩年後，1971年4月出獄回到西交大“五七幹校”勞改，先造磚，後修防空洞。最後終於於1972年年初，學校給我做了“處理決定”，“五七幹校”給我寫了評語裝進了我的秘密檔案袋。
到了1972年春，，也就是我入學近七年後，我總算可以正式畢業了。我來到無線電係的係辦公室。辦公室裏的幾名女辦事員顯然都知道我是誰，隻是我並不認識她們。一個辦事員遞給我一個紅色塑料皮的東西，說：“這是你的畢業證。”我接過來，打開來一看，上麵寫著：
畢業文憑
學生戴寧生係江蘇省南京市人，現年24歲，於1970年在本校無線電工程係計算技術與裝置專業五年製本科畢業。
西安交通大學革命委員會
文憑編號70字5003號，一九七0年七月 日
“西安交通大學革命委員會”上加蓋了紅色印章。
這頁的背麵是一張西交大圖書館的相片，算是標誌性建築的相片吧。圖書館的對麵，相片的正中央，是聖人的塑像。圖書館的牆上懸掛著馬、恩、列、斯四人的巨幅肖像。圖書館正門兩邊一男一女分別手持書本和火箭象征攀登科學高峰的石雕仍被木頭框框遮蓋著。
這本畢業證書本該有兩張四頁，現在能看到的隻有一半，即第二張的兩頁，也就是第三頁和第四頁。有心人把第一張插進了紅色的塑料殼子裏麵了。把第一張從塑料殼裏小心翼翼地抽出來，發現畢業證的第一頁半邊是聖人的肖像，另半邊是副統帥的題詞：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林彪一九六七
十一月
廿九日
第一頁的背麵，即第二頁，是聖人語錄：
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按照當時的慣例，一切有那位葬身外蒙的副統帥題詞的東西都應該銷毀掉。可是這個畢業證如果撕去第一張的第一和第二頁，那麽和第一張相連的第二張的第三第四頁就沒法獨立存在。故而有了個把第一張塞進畢業證塑料殼子來掩蓋的辦法。
略微琢磨一下這個畢業證，處處都是謊言和笑話。我尤為好奇的是那個“文憑編號70字5003號”是哪裏來的？簽注日期“一九七0年七月 日”也十分蹊蹺。眼下已是1972年了。1970年7月，我還在紅廟坡監獄裏呢。難到這畢業證在他在監獄裏時就填寫好了？不可能。更可能的是，畢業證是最近才填寫的；不過善良的填寫人寫上了1970年7月，省去了具體日期，以期與當年畢業的同班同學一致，工齡也按1970年7月來計算。然而，那個5003號是什麽意思、哪裏來的？
再說那句“在本校無線電工程係計算技術與裝置專業五年製本科畢業”，真是天大的笑話。我1965年秋入學後，不足一年，文革風暴來臨，學校就停課了。到1967年年底複課時，我又被禁止進入課堂。別說五年，說一年也有點牽強。“計算技術與裝置”？我摸也沒有摸過，看也沒有看過，任何書籍資料都沒有接觸過，甚至連一張有關的相片也未曾見到過。再說，我在西交大一共被消磨了七年，而不是五年。
聖人的那段胡說八道的語錄就更不值一提了。
取得畢業證後，下一步就是去校行政樓畢業分配辦公室去辦理工作分配手續，然後離校。同班同學1970年畢業分配時，國家在就業安排上有困難，因而提出了“四個麵向”的方針政策：麵向邊疆、麵向農村、麵向基層和麵向廠礦。在那個方針下，能被分配在大城市就是件稀罕的事情了。我也許是因禍得福。1970年“四個麵向”時，我在紅廟坡監獄裏坐牢。到了1972年春，我麵臨分配工作時，情況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最親密的戰友”已因其兒子謀殺聖人失敗而葬身外蒙了，“牢不可破”的共產主義兄弟已經兵戎相見了，“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帝又來訪了。然而這一切變化一時對我的工作分配還不能直接聯係起來。或許，直接影響我工作分配的是父親的處境和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父親離開了南大的一個食堂，不再在食堂裏當火夫或物資保管員了，他回到了他作了八年係主任的數學係，雖然一時尚還不是係裏的領導，但那隻是遲早的事了。再說我一個好端端單純的年輕人，平白無辜地被迫害了四、五年，抄家、批鬥、隔離、關押、坐牢、勞改。西交大的畢業生辦公室裏是否也有人對我有憐憫惻隱之情？比如說那位名叫畢鎬均的經辦人，我無從知曉。隻是從畢鎬均那裏得到了一紙蓋了紅印的通知單，要求我1972年6月底之前去西安市分配辦公室報到。我來到了地處西安市南院門的西安市市委大樓，得到了一個去西安市新城區工業科報道的介紹信。
我轉而來到了地處西一路的新城區工業科，一位叫柳青的人接過畢業證，打開，默默地念到：“‘計算技術與設備’？沒聽說過。我們科沒有這方麵的廠子。”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說起“計算技術與設備”，我其實也不比他多知道多少。我在西交大沒學到一絲一毫有關“計算技術與設備”的東西。我唯一略比柳青強一點的是我知道這個名詞。柳青給了我一個單子，上麵有該科管轄的十幾個廠子。他說：“你自己去看看，想去哪個廠就去哪個廠！”
我選定一個在西安北郊的名叫“光明低壓開關廠”的工廠。從西安市北門出來，越過橫穿西安北麵的隴海線鐵路。沿北關大道向北，東轉自強路向東，再向北。走完了柏油鋪的路，就是土路，一直走到西安的最北麵的邊緣。這裏已經和農村交界了，有農民沿著田埂種植的一排排的白楊。放眼看去是農田，到處都是茁壯的莊稼，一派廣袤富饒的關中平原的景象。土路邊有一個磚砌的碑牌，上麵寫著：唐大明宮遺址。光明低壓開關廠的大門向正北開著。不遠處就是當年唐朝時的麒麟殿遺址。再遠處，幾個村莊之外，還依稀點綴著幾個土包包，想來都是當年大明宮中宮殿的殘骸以及太液池等廢墟和遺跡，東南麵是當年的含元殿遺址。
1972年6月底，終於到了我和與之瓜葛糾纏了七年之久的西安交通大學告別的日子了。那裏沒有多少值得我懷念的東西。我沒有學到什麽知識。除了朱文章、肖展祥、鄭清生和高玉書，沒有交到什麽朋友，甚至沒有遇到幾位值得記住的老師。那裏我雖然也遇到了不少正直的善良的好人，但總的來說，無兒歹鬼的人太多了，魑魅魍魎！我日後去過很多地方，見過各種各樣的各個階層的人，相比之下，我不能不對在西交大遇到的無數猥瑣的小人、惡人、壞人、無恥之人、特別是那些治保組不是人的畜生嗤之以鼻。那些本該是我人生最寶貴和美好的青春年華，卻成了一場最荒誕絕倫的噩夢。
值得一提的是蔣大宗教授。他二戰後期在孫立人麾下當過與美軍聯絡的聯絡官、翻譯官、領隊和教官。文革中因而被打成曆史反革命。1968年10月國家主席成了“叛徒、內奸、工賊”後，11月聲討國家主席大會上蔣老師和我分別代表國家主席的徒子徒孫反動教師和反動學生陪鬥。我能和蔣老師並肩而立接受批鬥，實在是太榮幸啦。但和那位與我們兩毫無幹係的國家主席扯在一起卻實在是不倫不類。其後1971年到1972年出獄後在校勞改時，蔣老師也在磚廠勞動改造。1979年我在美國威大讀研，蔣老師正好來威大訪問，他讓威大校方千方百計地找到了我。1995年我去西交大講學時，又見到了他，難免不百感交集。我並沒有上過他的課，但我和他的師生情誼全世界古往今來絕無僅有！不過，那都是後話了。
在這個偉大的永遠正確的黨的國家裏，隻有黨的意誌，哪能容下任何個人的理想。一切都必須去維護和加強黨的政權，事實上，我能活下來已是奇跡，還奢談什麽個人理想？想有什麽夢想嗎？先給個噩夢嚐嚐！
蹉跎歲月（1972年至1977年）
剛剛走出學校門的我哪裏知道，新城區工業科所屬的十幾個廠子裏麵有三大類，兩個“全民”的，幾個“大集體”的，還有幾個“小集體”的。在不同類別的工廠裏工作的人，在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上是有很大差別的。它不但標誌著高低不同的社會身份，而且工資類別、福利待遇、住房麵積、醫療、退休待遇等方麵都有很大區別。我那時並不知道我選定的這個開關廠是屬於“大集體”的。好在，大學畢業生一概是“全民”的，工資是由國家發放的，算是吃“皇糧”的。我以“全民”的身份在一個“大集體”單位工作的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大集體”單位的領導級別不夠高，沒有資格看到我的秘密檔案。“全民”的我的檔案是放在工業科裏甚至是更上一級的機關裏的。廠裏領導隻能憑想當然或道聽途說地知道一點我的過去。
廠裏有個副書記叫範誌乾。據他自己說，49年他在市裏一個飯館當小跑腿的。部隊進了城，店裏的成年人都害怕，就讓他去給部隊送饃。他就算參加革命啦。我進廠後，他的一個小特長就是給我臉色看、給我小鞋穿。聽說我離開開關廠後不久，他就去世了。回想起他來，難免令人憐憫和同情。正書記叫吳彥武，他是典型的共產黨的一名忠誠的小官，他上班時的主要任務就是喝茶看報紙。每星期要帶領所有幹部學習黨的文件，偶爾要給全廠職工下班後做一個政治報告，以保證黨中央的政策能貫徹到每一個社會的毛細血管裏去。廠裏的生產則由廠長劉振懷領導安排。他本是帶領了幾個人在西安市裏開了個門市部，修理低壓電氣開關的。後來業務有所發展，在北關這塊地方從鐵路家屬區租了一塊地建起了生產低壓開關的工廠。到了70年代初西安光明低壓開關廠有近300名員工，一部分來自附近鐵路職工的家屬，一部分來自那幾年分配來的初中畢業生。這些小青工大多是女生，原因是男生都被送到山裏去搞“三線建設”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了。
我進到廠裏後，按當時流行的安排是先到二車間即低壓開關配電箱總裝配車間勞動。幾個月後，我被調到廠技術組。分配我設計衝床模具。模具由三車間加工做成後送一車間使用。我的機械和鋼材的知識是零，於是去南京工學院機械係進修了半年，又弄到一本模具設計的書。我這才知道衝床模具設計是個很高深的事。好在機械製圖是我的拿手好戲，小學六年級就學會了，隻不過衝床磨具的三視圖比起我做過的滑翔機三視圖要簡單多了。
然而，會畫三視圖隻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記得接到第一個任務時，我根本不知道從何下手：各零部件的尺寸、用料、熱處理等等。劉振懷對我說：找個現成的相似的模具，模仿著改改。他一句話使我從隻會讀書考試和做航模玩具的學生變成了會做實事的人。後來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作教授時讀到納爾遜（Nelson）和溫特爾（Winter）反主流個體微觀經濟學的書，認為經濟實體並非如主流學派所說的以帶約束的最優化去追求成本最低或利益最大，而是和其它生物體一樣，追求的是生存和發展，使用的方法是就是模仿和創新。我還就此做過兩個學術報告。
其後，出於廠內人事鬥爭的需要，我調到一車間（即衝壓車間）新成立的一個技術組裏做了一段時間。一車間技術組撤銷後，我又調到三車間（即模具車間）新成立的一個技術組裏做了一段時間。1975年7月到1977年6月，廠裏辦了7·21大學，我是唯一的老師。我先後給幾期學員教授了代數、製圖和模具設計。
我和廠裏的很多工人成了終生的好朋友，特別是三車間的青工們，副書記範誌乾要整我時，他們給我通風報信。那時算是文革末期。上班不幹活、少幹活、幹私活算是常態。三車間技術組設在車間最東麵凸出去的一個小房間裏。三車間的正門在車間南牆的西頭，所以進到技術組要穿過整個車間。由於它非常隱蔽，很多工人都喜歡到這間小房間來聊天，特別是聽我給他們講故事，諸如司湯達的《紅與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難免讓這些隻讀過聖人語錄和隻看過八個樣板戲的小青工們聽得如癡如醉。吳彥武書記喝茶看報之餘偶爾到車間來視察一圈時，他還沒走近技術組，就有人給我們報信了。
我學會了看手相，側重講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因說準了多次，很快被譽為高手，小有名氣，風靡一時。車間裏大多數男女青工的手相我幾乎全看過。我也學會了抽煙喝酒劃拳，並成了劃拳高手，每戰必勝。廠休和節假日我們劃船遊公園。平時也常聚在一起大吃大喝。回想起來，真是何其樂也！
進廠之初，廠裏安排我和剛從部隊複員的新來的一個年輕司機古新民住在廠鍋爐房上的一個平台上加蓋的一間小房間裏。小古不久就去了別的單位。我在鍋爐房上麵的小房間也隻住了幾個月，就住到的技術組的曬圖室去了。然後在南京工學院進修半年回廠後不久，為了自由，搬出了廠，搬進附近的一個農村，名為含元殿村，在農村住了近五年。先住在一位叫沈榮富的農民家的一間九平方米的小房間。後來搬進了村子裏一家叫賈榮智人家裏租的兩間房子，一直住到1978年10月5日我永久地離開了西安。從廠裏出來，穿過農田，走到我租的房子隻要三五分鍾。工廠裏我的那些吃喝玩樂的狐朋狗友有時在廠裏無聊至極，就越過農田到我租的農民的房子來吃喝吹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家房東沈榮富家。他們家院子不大，包括我一共住了12個人。沈榮富夫婦有兩個兒子四個女兒。大兒子不住在家裏，我沒見過。正房有一張大炕，由夫婦帶二女兒雪利，三女兒小利，小兒子安良和小女兒瑞利睡在那裏。正房的前麵的東麵是一排四間的小房間，大女兒雪雪和一個叫“小馬”的侄兒和我各住其中的一間，餘下的一間是廚房。正房的對麵有一間較大的房間，住著他大侄兒夫婦和一個出生不久的嬰兒。正房的後麵是雞窩豬圈和廁所。這一家人，是我在中國33年裏接觸到的最有教養的農民人家，家裏永遠是安安靜靜的，從來沒有人大聲喊叫，更不要說吵架了。2017年我在西安時，還請他們吃了一頓飯。
從1972年夏到1978年10月初，我在開關廠工作了六年，在含元殿村子裏住了五年。回想起在含元殿村居住的日子，我後來不無懷念地寫了一首“村戀歌”的詩。詩雲：
唹噓欷﹐含元殿遺址﹗惜龍鳳之處﹐今風水寶地。
我心念盛世﹐盛世尚依稀﹔我行溟當代﹐當代何混濁。
大道通垃圾﹐廁所路相繼﹔登上大殿墟﹐貧民盡眼底。
金雞麒麟逝﹐犬豕村中馳﹔汙水灌田畦﹐且當太液池。
茅屋詩書讀﹐徬徨驅空虛﹔夤夜雞豬宰﹐氤氳來香氣。
雀鳴晨擔水﹐月陰夜竊菜；路濫難拖煤，雨急好偷黍。
亂世旁觀晰，拮據天倫趣；雖寄他人籬，閉門得寬慰。
狐朋盡請來，縱飲幾番醉；權者拒千裏，小鞋覺鬆弛。
春秋複五載，若斯地者孰幾？唯此地而已！
那些年，不要說沒有任何奢侈的理想了，我對自己的一生也沒有了任何想法。難到我能改變我的命運？到了1977年，31歲了，我想的也許隻是能過得好一點點。比如，冬天一大早，我從含元殿村騎自行車往南，穿過農田，穿過當時用做倒垃圾的含元殿遺址，穿過灌溉著附近紡織廠排出的彩色的汙水的農田，穿過路的兩邊都是公共廁所的鐵路職工家屬區，越過隴海線鐵路上的一個天橋，到達西安火車站附近的一家羊肉泡饃館，買一鍋羊肉湯帶回家時，我最怕的就是店裏的那大鍋羊骨頭湯裏剛剛放進了大量的自來水，我最盼望的就是我正好趕上了那大鍋湯加水之前，因而買到了一鍋漂著一層油的稠稠的羊肉湯。
命運的翻轉（1977年至1979年）
1976年10月10日星期日晚上8點多，我在西安含元殿村子賈榮智家租的房間裏，正上了床，準備睡覺，突然聽到有人敲我的窗戶，小聲喊到：
“戴寧生，戴寧生！”
一聽就知道那是我高中時的同班同學和好友郭少陵獨一無二的雲南話的聲音。我大吃一驚，心想他竟然能找到我，本事也太大了！不要說這個村子了，就是我們廠也非常難找到，沒有門牌沒有街道名稱，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可到達。唯一的的辦法就是靠兩條腿走。從西安火車站下車後，不是向南麵的西安市市區方向走，而是向北，繞過火車站，翻過隴海線鐵路上的一個天橋，然後彎彎曲曲穿過幾個鐵路職工的住宅區，來到西安北郊的農村，沿兩邊都是農田的土路走到最北端，才能找到我們廠。想來郭少陵是根據我給他寫信時用的地址找到我們廠的，那時因為供電不足，廠休日是星期二，星期日照常上班。郭少陵找到廠子時，工人早已下班了，門房的老頭告訴他我不住在工廠，在附近的一個叫“含元殿”的村子裏。那時的農村，村子裏都是泥巴土路，更沒有街名，每家每戶也沒有門牌號碼。他到了村子裏時，天已經黑了，村子裏早已空空蕩蕩，沒人在屋子外麵了。他竟然最終找到了我。
我打開房門，他見到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的問題解決啦！”
我當年在西交大被打成反動學生的原因，主要是對同班同學好友肖展祥說了幾句有關江青、陳伯達和林彪的不適時宜的話，上綱上線後，算是反中央文革、反中央、反毛、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反社會主義。1971年陳伯達先倒了台，其後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現在，郭少陵告訴我，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江青作為“四人幫”的一員也被抓起來了。郭少陵的父親郭影秋可能是8日星期五得知的，郭少陵從他父親那裏聽到這個消息，正好要去成都出差，路過西安。他專門在西安下了火車，找到我，告訴了我這個天大的消息，然後回火車站去成都了。
但是，這樣的消息，要從秘密，變成眾所周知的正式新聞，再一步一步地影響到我所在的西安光明低壓開關廠，最後影響到我個人的命運，已經是將近一年以後的事情了，也就是我在廠裏的第五個年頭。1977年7月11日工業科李冬至率工作組進廠。按當時的慣例，所謂工作組，實質上就是到所派往的單位去整肅不適時宜的人。到了9月2日李冬至工作組因能力太差被撤走，9月7日西安市新城區工業科宋科長率工作組進廠。
我理所當然地被列入被整肅的名單之中。10月31日星期一上午工作組宋科長和作為工作組成員的《西安日報》記者丁維新約我在政工組談話，廠書記吳彥武參加，政工組孟慶蘭記錄，從上午8:30談到中午11:45。這個大集體的小廠，因級別太低，無權閱讀我的秘密檔案，所以這些人隻知道我有問題，但並不知道我有何具體問題。我向與會者講述我的問題，結論非常簡單 —— 我當初是因為“四人幫”和陳伯達、林彪而被整的，如今他們都已經先後成了反革命，負負得正，我不該再挨整了。下午，工作組重要成員之一、《西安日報》記者丁維新找我簡單聊了聊，代表工作組表示對我支持。丁維新並由此成了我的好朋友。
與此同時，1977年8月1日星期一晚上，我去西安火車站接到專程從北京來看望我的大姐。她和南京的父母都聽到了關於大學將招收研究生的傳聞，決定派大姐來說服我準備報考研究生。我們當晚談到近11:00點。8月8日送走大姐後不久開始看數學書籍並做題備考。
那時我已經31歲了，為了改變命運，我必須在短時間內同時做成兩件事。一是為了能順利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必須把當年在西交大被整為反動學生的案子翻過來。二是為了能通過研究生考試，必須學習備考，包括把那些已經遺忘的數學找回來和抓緊學會那些從來沒有學過的數學。
先來說翻案的事。從1978年1月17日星期二第一次去西交大無線電係開始，1月20日星期五第二次去，1月23日星期一第三次去，1月26日星期四第四次去，1月28日星期六第五次去，1月31日星期二第六次，同日再第七次去，2月1日星期三第八次去，2月11日星期六第九次去，2月15日星期三第十次去，2月18日星期六第十一次去，2月22日星期二第十二次去，2月23日第十三次去，至2月27日星期日第十四次去時，見到交大於1978年2月24日作出的新“意見”。我不能接受這個新的所謂平反的”意見“。2月28日星期一我寫了“對’意見’的意見”，並於當天第十五次去西交大提交給了他們。3月1日星期二第十六次去，3月3日星期四第十七次去後，翻案一事僵持在那裏，隻好暫時擱置，回家突擊備考研究生的事。在西交大的徐桂芳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周旋、以及南京大學的王嘉鬆老師，沈祖和老師和顧道生師傅卓有成效的慷慨相助之下，終於徹底地推翻了迫害我的案情。4月25日星期一，我第十八次去西交大，在徹底平反的意見書上簽字，完成了翻案的事情。
這其中的故事和曲折太多，好在我保留了這十八次每次去西交大的詳細記錄和有關信件，計劃另外行文去專寫那段故事。簡括地說來，憑借著父母無微不至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愛護，姐姐們堪稱天下少有的嗬護和耐心，西交大的徐桂芳教授、南大的王嘉鬆老師，沈祖和老師和顧道生師傅卓有成效的慷慨相助，無數的人從各方麵向我伸出的救援之手和感情上的同情和支持，如交大的老同學朱文章、肖展祥，開關廠工作組的丁維新和他報社的朋友們，開關廠的工人朋友們，我才能成功地取得一個新結論徹底推翻了迫害我的那段曆史，徹底擺脫了西交大強加於我的枷鎖。
西安市新城區工業科進住光明低壓開關廠的工作組成員之一、《西安晚報》記者丁維新為我翻案一事於1978年2月22日出發至3月30日為止在全國各地就我的案情進行了37天的外調，走訪了憑祥公安局、采訪了在河南周口店工作的我的老同學肖展祥和南京的父母以及一些“看著我長大”的南京大學父母的同事。
他向我索要了我當時寫的一些詩。看來他特別喜歡其中1977年7月29日寫的一首，還是在大姐到西安來看望我並勸說我考研究生之前寫的。
抒懷
我是過分地看重了生活，心底埋藏的感情也太多。
我那理想之翼上的豐羽，更從不曾隨歲月而脫落。
我的心總是不能夠滿足，我的心總是不能夠平靜。
雖自覺得渾身都是力量，但終究沒有獻身的途經。
我不相信什麽命中注定，也不能屈從他人的擺弄。
我總得去四處探尋，我總得去舍命發奮。
也許是我缺乏驍勇，抑或是我本來低能？
不是搞得走投無路，就是落得一事無成。
索性去貪圖其樂趣，樂到那極處反倍生空虛。
死心在空虛中沉溺，往日的壯誌又蠕動徐徐。
難道我非得這樣消磨衰老？那我何苦來塵世走此一遭！
痛苦在心中鬱積，煩惱將思緒纏繞。
可是，繽紛的生活又在向我呼叫，激越的情感從來不肯減消。
這一切怎麽辦呢？這一切怎麽得個了？
1978年9月30日丁維新來到我在含元殿的住處，給了我他寫的有關報道我的故事的稿子 —— “飛吧，理想！”1978年11月17日星期五《西安日報》第三版整版刊登了他的文章，標題改成了“理想之翼是怎樣舒展的”。再後來1979年1月6日星期六，《陝西日報》第三版摘要轉載了他的文章，標題改為了“為了實現宏偉的理想”。
其實，我明白，報紙上說的“理想”並不是我的理想，隻不過借我來做宣傳而已。我詩中的“理想”也隻是詩中信手拈來的詞匯而已，我那時哪裏還有什麽理想可言？我隻是要生存，要翻身，要改變命運。
再來說備考研究生的事，我1965高中畢業前，自學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數學，1965年秋季學期在西交大上了一學期的數學，謝天謝地1996春季學期又上了一學期的數學快班，那就是我全部的老底了。別的知識就更提不上桌麵了。考數學方麵的研究生其實是唯一的選擇。考數學係研究生要考兩門課：數學分析和線形代數。那時的思想，備考就是看書做題，認為隻要功夫下到家，鐵杵磨成針。
幸運的是，我手頭有一本北大數學係編的《數學分析習題集》，其中有上千道題目的樣子。聽說蘇步青當年學微積分時，作了一萬道題，我想，我做上一千道題應該能對付這個研究生的考試了。有了這本習題集，下一樣不可或缺的就是時間。備考之初，請假是不可能的。幸好廠裏醫務室年輕的醫生趙新芳大夫是我的好友，從她那裏得到病假條不是件難事。到後來，我翻案成功後，考研和離開廠子的大局已定後，正大光明地請假備考就不是個問題了。有了習題集，有了時間，最後需要的就是一張解題時用的大書桌了。在我租用的賈榮智家的房間裏，我買了一張書桌，但房間大小，書桌不夠大，攤不開來大幹。我的解決辦法是每天起床後，把床上的被褥卷到一邊，露出床板來當書桌，再用一張小板凳坐在床板邊趴在床板上來解題。
至於“線性代數”，我從來沒有學過。唯一的辦法就是抓緊自學。而自學碰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弄不到一本線性代數的課本。文化大革命真是徹底啊，我們家父親和兩個姐姐都在大學教書，有無數當教師的親戚朋友，我們要是弄不到一本線性代數的教科書，天下還有誰能弄到？最後大姐從父親世交的女兒、在清華大學教書的錢敏平那裏借到了一本“困難”時期他們自己編的用如同手紙的紙張油印的一本《線性代數》講義。線性代數學起來不算難，作夠了題目後，就有了如指掌的感覺。我自學的那點線代數，後來在美國讀博士，以及再後來從事的教學、谘詢、科研等項目中受益不盡，那是後話了。
我從早到晚地苦幹不休，不幸罹患十二指腸潰瘍，從此折磨了我二十年，多次出血住醫院。
1978年5月15日星期一和16日星期二兩天參加了研究生考試初試。6月12日星期一取得“複試通知書“。7月17日星期一和7月18日星期二參加了考研複試。9月22日星期五得到入學通知書。
同時，1978年8月9日我收到父親兩封來信，要我準備參加出國留學的英文考試。我立即於8月12日去西安市工業科的7.21大學尋找原光明開關廠技術組組長任恩生，但沒有找到；複去尚愛路46號任恩生家找到他。從他那裏借得英文文法書一本。再與小任去他哥哥家，借得英語900句和語法書一本。下午再去小任家借靈格風唱片，沒借到；相約次日下午去他哥哥家取。8月13日收到父親一信，告我留學生英文考試可能定於9月5日舉行。中午去光明開關廠三車間車間主任王耀庭家取得唱機和收音機。下午去小任家取得唱片四張、書一本。
9月28日上午光明低壓開關廠7.21大學和技術組為我開了歡送會，劉振懷主任參加。同事們向我贈送了一個立體畫和一隻鋼筆，我請大家吃糖果吸香煙。9月29日下午全廠大會，會上新調來的王章書記宣讀了西交大4月份給我的平反結論，調子甚低，看來也就是那麽回事了。晚上去龍首村西北區19幢三樓33號賈韶平家，賈韶平和熊少華、陳冬梅、郭素芳為我舉行私人歡送會。10月2日下午，丁維新在他家為我設告別宴，見倒了他的弟妹及弟媳婦們。10月5日近六點到火車站。丁維新、朱靜力與市團委一人來送行。富貴、媛媛先去家複來車站送行，我告別了生活了13年的西安。
9月15日星期五出國英文考試：上午筆試，下午口試。據說全國共有14717名參加留學生選拔英文考試的人。11月24日我得知我被錄取並將派往國外學習。1979年2月11日，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校長歐文·謝恩（Irving Shain）率團訪問南京大學，2月14日下午3點代表團成員Pinkerton教授與我麵談後，我被該校錄取了。
1979年8月18日上午，大外甥女來語言學院幫助我整理了最後的行裝，把身上剩下的錢與票證寄給了二姐。我們一行四十餘人各自正正經經地穿上了新做的西裝。5點半由語言學院出發，乘一輛大轎車沿著那條通往機場的林蔭道馳向機場，6點半到機場。那時的北京機場很小，沒有空調。停機場上大概隻有我們要乘坐的那一架中國民航的波音707飛機。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8點10分起飛時停機場上黑乎乎的，起飛後才見到北京燈火一片。我終於離開了中國。這前後的故事和曲折也是太多太多，好在我已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大小便和叛國投敵 ～ 1979年出國記實”，見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301/29612.html；及其英文版，“Defecation and Treason ～ Departing China for USA in 1979”，見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310/27563.html。該文也收集在我編的一本小集子裏，《文化大革命的回音: 五個家庭和個人的小故事》。【亞馬遜網站（Amazon.com）有該書，中文版網址為：https://www.amazon.com/s?k=%E8%91%89%E5%A4%A2%E8%8F%AF&i=stripbooks&crid=2ANLJDKUU1PMD&sprefix=%E8%91%89%E5%A4%A2%E8%8F%AF%2Cstripbooks%2C70&ref=nb_sb_noss；英文版網址為：https://www.amazon.com/s?k=Michael+Ye&i=stripbooks&crid=1SB6S4D2J47LG&sprefix=michael+ye%2Cstripbooks%2C139&ref=nb_sb_noss_2。】
那時我33歲了。理想？我早就沒有了。有的話，也就是那個埋藏在心裏很深很深的地方的一個秘密：我但願永遠離這塊我出生、成長和有無數親朋好友的土地。
理想的回光返照（1979年至今）
1979年8月18日晚離開北京後，先到巴基斯坦卡拉奇，轉機飛往巴黎，再轉機飛越大西洋於1979年8月19日美東時間下午2點多到達紐約，我總算從夢魘多年的中國逃了出來。
故事寫到這裏，我有點疲憊了。再說，到美國後的奮鬥是完全不同類型的故事了，應該留著將來專門去寫。現在隻能簡單地說點關鍵的故事。
首先是學什麽呢？在中國填表時填的是“計算數學”。到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園，就理所當然地進了計算機科學係。可是，那時我已經33歲了，青少年時無知的狂妄早已蕩然無存。我自知自己並沒有什麽天才，就我那點數學底子，能走多遠？能在美國站住腳，生存下來嗎？再說，為了考研考出國，我已經把我本來就不好的身體用到了極點。
這些父親心裏也是知道的。他和我商量後，決定改學數理經濟。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到西方去學經濟是不允許的。1965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裏，明確定義了“數理經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派，是用數學方法來說明和論證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其實質是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掩蓋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服務；它雖然引入了數學工具，但不能改變其階級性質，是掩蓋矛盾的詭辯。更廣泛地說，西方經濟學是“為壟斷資本服務的經濟學說”、“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欺騙勞動人民的詭辯論”、是“資產階級的理論工具”，“它掩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歪曲經濟現象的本質，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對立。”
所以，離開中國之前這個計劃是一個秘密。到了威斯康辛大學後，我立刻就從計算機科學係轉到了經濟係。在尊重個人意願的美國，這就不是一個問題。經濟係熱烈地歡迎了我，盡管我的經濟學的背景知識是一個絕對的零。學校把我定義為“特殊學生（special student），1979-1980學年我從經濟係大學課學起，1980秋開始上研究生課，1981通過了博士資格考，正式成為經濟係的博士生。1982年秋開始在兩位導師，邁克爾·羅思柴爾德（Michael Rothschild）教授和威廉·布羅克（William Brock）教授的指導下寫博士論文，1984年5月2日星期三論文答辯，正式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那些年頭裏的經曆太多，經濟係裏的老師們和同學們對我的嗬護和關照，不是在這裏幾句話能說清楚的。我唯有將來專門去大寫特寫一篇文章。
1979年8月底我初到麥迪遜去時，和其他大陸來的中國人集中住在春街（Spring Street）一棟公寓裏。12月份我搬出來，住進了當年學校裏的一個著名的左派據點 —— 羅茲戴爾合作社（Rochdale Coop）。羅茲戴爾合作社房子裏住有近20名成員，來自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都是些善良、單純的左派年輕人。我雖然難以苟同他們的很多政治觀點，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我終生來往的好友。羅茲戴爾合作社給了我家一般的溫暖，使我在麥迪遜度過了我一生最幸福美好的時光。
誰會想到呢？當年我青少年時為了將來能設計飛機而生吞活剝的那些流體動力學上的東西，後來在學習動態經濟學模型時都找了影子。作博士論文時又上了一層樓，加進了隨機因素。我的博士論文，《布朗運動在最優停止經濟模型中的應用（Applications of Brownian Motion to Economic Models of Optimal Stopping）》，其中包括三篇論文。最主要的一篇是“雙狀態變量隨機樹問題（Two-State-Variable Stochastic Tree Problems）。”這篇文章運用當時比較前沿的偏微分方程自由邊界的數學方法，解決了一個二元的隨機變量最優化的問題，得到了我的兩位導師和係裏很多教授們的讚賞，也為接下來在美國找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導師布羅克教授竭力推薦我去一所頂尖學校。他說：“你的經濟學底子太差啦，你到一個頂尖的學校弄上一兩年，全世界你要去哪裏就去那裏啦！”我因而得到了很多頂尖學府約談的機會。可是，1984年，我已經38歲了。我因胃出血，住院了兩次。生活中，除了經濟學，我還有其他諸多訴求。最後，我選定了地處首都市中心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布羅克教授知道之後非常失望，他感歎道：“你們這些亞洲人，就知道要去大城市！”
果然，到了華大，不但經濟係沒人懂偏微分方程自由邊界問題，華大數學係好像也沒人做這方麵的課題。我不幸卷入了係裏的派係鬥爭，最後隻好離開。其後我總算在馬裏蘭州的州立聖瑪麗學院取得了終身教授的職位，一直做到2016年退休。
那時我什麽理想也沒有了，掙錢養家糊口、享受生活而已。沒有了理想，自然也就沒有了理想的破滅。
1995年12月8日我宣誓入籍成為了美國公民。雖然我在美國職場上和個人生活上也經曆了許多曲折和困難，我無比地熱愛美國，我不能想象有人會比我更加發自內心地熱愛這個國家，我特別熱愛美國尊重個人，尊重個人的選擇和給予個人的自由。謝天謝地，在永遠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之外，還有美國。美國有很多問題，也有諸多不盡善盡美之處，但不文過飾非，敢於正視，不斷地在進步。我愛美國，我屬於美國，美國是我的家。
其後，1997年至2008年11年間，我一邊在大學裏教書作研究，一邊作各種谘詢研究項目。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同事和好友羅伯特·特羅斯特（Robert Trost）教授。我在他的引導下，和他合作了無數的谘詢研究項目。其中最主要的是為海軍分析中心（Central for Naval Analysis，簡稱CNA）作的項目，而這些研究項目中絕大部份都是有關航空母艦上的飛行隊的。那似乎是命運在挑逗我青少年時的夢想，從那時起我就和航母結下了深深的情感。十幾年裏，我和他及海軍分析中心的其他同事們一起做了數不清的項目，現在手頭存有的論文就有26篇，見附錄一。
羅伯特·特羅斯特教授之外，這期間我認識的Joanne Shore女士在我的谘詢研修生涯中也起了極大的作用。在她的鼎力支持下，我和她手下美國能源部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EIA）的同事約翰·哉倫（John Zyren）做了很多有關能源價格預報的數學模型，特別是原油價預報的模型。我們前後在學術期刊上共發表了15篇論文，見附錄二。
此外，其他做過的谘詢研究報告，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共有28篇，見附錄三。在各國各種學術會議上主持會議、參加討論和作學術報告，不勝枚舉，平均每年約有兩到三次的樣子。中國國內請我去講學的學校有：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京大學，蘇州大學，常熟市，成都中國電子科技大學等等。
這些谘詢科研項目不但使我有機會充分發揮我的知識和能力，給我帶來無窮的樂趣，也帶來了比較豐厚的收入。我常常淩晨3點起來，打開電腦開始作事，仿佛又回到了60年代初，我住在小陶園的那棟聯棟屋的三樓裏，貪婪地學習的青少年時光。回想起來，我那時生吞活剝學到的一點東西，還有後來在含元殿村子的土屋裏準備考研時自學的線代數和統計學，後來都用上了。
還有一個副產品，借著去各國參加學術會議和其他學術活動的機會，我攜妻女遊遍了世界各地。特別令人難忘的是我攜妻女的三趟較長的國外生活的經曆：1998年在烏克蘭基輔的“經濟教育與研究聯盟（EERC），即當今的“基輔經濟學院（Kiev School of Economics，簡稱KSE），給研究生的授課的八個星期；2003年作為富布賴特高級專家（Fulbright Senior Specialist）在南非伊麗莎白港工學院（Port Elizabeth Technikon，即今納爾遜·曼德拉大學 ---- Nelson Mandela University）工作的六個星期，以及2014年在岡比亞的岡比亞大學教書的四個半星期。老婆就此一共寫了37篇遊記，涵蓋31個國家（沒有關於中國的）。所有這些都發表在下述網頁上的2022年4、5、6三個月中：https://blog.wenxuecity.com/myoverview/79452/。
2008年席卷美國的金融危機開始波及到我的谘詢科研項目的資金來源。到了2010年，我喪失了手頭的所有谘詢研究項目。我本來並沒有一個強壯的身體，到了那年，我64歲，身體健康和精力已經開始衰退了。我想，這是上天可憐我，專門如此安排了我的命運。這樣，就隻剩下在學校專心教書了。為了減少教課的負擔，2009年至2013年出任了係主任。2013年9月我辭去係主任一職並和學校簽訂了向退休過度的合同，由每學期教三門課遞減到每學期教一門課。與此同時，我也不再從事任何學術活動，不再參加學術會議和做學術報告了。到2016年9月1日，也就是我在馬裏蘭州的公立聖瑪麗學院工作了整整25年的那一天，正式退休了。
2022年老婆和我在諾福克（Norfolk）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基地上午參觀了現役的杜魯門號航母，事先，美國海軍大西洋艦隊航空兵指揮官群眾交流士官邦妮·林賽（Bonnie Lindsay）和我們作了多次聯係，為我們的訪問全程作了詳盡的安排。10月24日星期一那天她接到我們之後，把我們帶進海軍基地後，交給了負責接待我們參觀杜勒斯號航母的士官長拉斐爾·馬提（Rafael Martie）。拉斐爾再分別把我們分派給航母上各個部門接待我們的專人帶領我們參觀，比如，飛行甲板是由女軍官麗莎·安布爾（Lisa Amble）帶領我們參觀的。
同日下午參觀了美國海軍大西洋艦隊第二直升機海上作戰飛行隊（HSC2）、外號“艦隊天使（Fleet Angels）”。直升機的教官盧卡斯·斯坦利（Lucas Stanley）中尉帶領我們詳細參觀了MH - 60S直升機，全稱是Sikorsky MH - 60S knight hook（西科斯基MH-60S海鷹），我還試戴了他飛行時戴的頭盔和身穿的馬甲。
我們得到各個有關部門的男女士官和軍官的單獨接待，他們熱情備至，使我們受寵若驚感激不盡，玩得開心極了。或許我內心的激動更是因為，杜勒斯號航母上散落著無數我的那個破滅了的理想的碎片，包括那些不值一提的、難以啟齒的、不宜多說的和不便在此去敘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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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為海軍分析中心所做的研究項目（26篇）
略
附錄二 為美國能源部所做的研究項目（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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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其它所做的研究項目（2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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