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錫祿
2025年8月13日
1967年5月初，四川成都傳來了大規模武鬥爆發的消息。據說，那裏的造反派和以國防工廠產業工人為主的保守派發生了暴力衝突。他們先以拳腳、石頭、棍棒等“冷兵器”作戰為開始，不久為了“保護國防工廠”而動用了“熱武器”，造成了45人喪命，逾千人受傷。
生活在萬般無聊和壓抑之中的戴寧生決定和家在四川的朱文章去看看熱鬧。時至今日，一度持造反派觀點的朱文章已經是個堅定不移的逍遙派了。他們順利擠上一列開往成都的客車，車廂裏擠滿了奔赴成都去支持成都造反派的西安各個院校的學生，所以絕大多數乘客都是些沒有買票的學生。第二天黃昏他們就到達了成都火車站。火車站和市區都是造反派的天下。現在來了一列車的外地兄弟院校的造反派戰友，當地的造反派擺出來主人翁的姿態來接待他們了。戴寧生和朱文章被告知，將有大卡車來把他們接送到成都幾所高等院校的接待站去安排食住。
等待卡車期間，他兩和身邊一群嘰嘰喳喳的女孩子用四川話攀談了起來。
“你們是哪裏來的？”
“自貢，我們是自貢來的！”
“你們來幹嘛子？”
“我們是來耍、看熱鬧的！”
“你們是自貢哪個學校的？”
“自貢中學！”
“幾年級呀？”
“高一，其實是高二。高一沒讀完，就開始文化大革命了。”
“你們在成都有認識的人嗎？”
“沒有。”
“那你們住哪兒呀？”
“不曉得！”
暮色中，昏黃的車站的燈光下，看不清她們的臉。她們有四、五個人的樣子。她們顯然是第一次從一個小城市來到四川省的省會成都，個個都非常興奮，七嘴八舌地，分不清誰說了什麽。朱文章說：
“一會兒有成都的造反派來接我們，安排住處，你們和我們一起去吧！”
四、五個女孩高興極了：“要的，要的！我們也是造反派！”
就這樣，她們和朱文章和戴寧生一起被接到成都工學院，安排住了下來。
第二天在食堂吃早飯時，朱文章和戴寧生又遇上了她們，自然要問她們昨夜休息的好不好。
“不好，不好！一點兒都不好！”她們搶著抱怨說。
看她們的樣子，其實不問也應該知道她們沒有休息好。她們蓬鬆的頭發似乎尚未整理好，衣著也有點邋遢，個個看上去都很疲倦。
“大城市的人不熱情！”她們中的幾個人異口同聲地說，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我們不住這裏了。”
對戴寧生和朱文章來說，接待站就是這麽回事，有吃有住，還要怎麽樣才算熱情？
“他們看不起我們中學生！”聽起來很像是成都工學院接待站的大學生對幾個中學毛丫頭有所怠慢。
“那，你們打算住哪裏呢？”
“我們回自貢去！你們和我們一起去自貢吧！我們小地方人可熱情啦！”
本來，朱文章和戴寧生就是出來玩的，到成都來原想看看成都武鬥的熱鬧場麵，談不上什麽來支持成都的造反派。現在要在觀看成都武鬥場麵和跟著這群女孩子去自貢二者擇一並不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情。等她們回到寢室梳妝整理後，朱文章和戴寧生就和她們一起又回到了火車站，登上了一列開往自貢的慢車。
列車在春末夏初的陽光下向著南方偏東一點緩緩地開去。朱文章和戴寧生和這群女孩子坐在一起，談起了成都最近發生的武鬥。她們說：
“我們當然支持’11.19’造反派，反對’八一兵團’和’赤衛軍’那些老保！”
戴寧生淡淡地問：“你們曉得多少真相？你們中學生最好不要介入這些事情！”
誰知一句話引發了她們的憤怒：“我們當然曉得！我們是一定要介入的！聽說132廠一打起來，你們大學生就嚇壞了，川大的還說趕快回校保衛學校去！多膽小，多可笑呀！抱著棉被頂著桌子向前衝的都是我們中學生！”
她們嘴上絕對不饒人。戴寧生覺得和她們辯論很不值得。
正巧，火車出了成都市，越過龍泉山，走了不到一百公裏的樣子，就到了資陽。坐在附近的一位乘客在月台上買了一罐著名的資陽豆瓣醬。此人迫不及待地打開了瓷罐子，頓時一股資陽豆瓣醬特有的香味充斥了整個車廂。此前，戴寧生從來沒聽說過這個遐邇聞名的資陽豆瓣醬。這次聞到這彌漫的重香味，雖是終生難忘，但在悶熱的車箱裏一邊聞著豆瓣醬的味道，一邊和一群女孩子爭論中學生是否應該介入文化大革命的話題，實在不是一件稱心愉快的事情。
戴寧生來到兩節車廂交接的地方，上下車的車門敞開著。他抓著扶手把，讓迎麵而來的風撲打他的臉，撲打他的整個身體，一直撲打到他的心裏。眼前陽光下的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上時不時點綴著一個小山包，山包上點綴著山寨，西邊的天際邊大概就是地圖上說的倆母山了。一名同行的女孩也走了過來，站到了戴寧生的身後。車廂裏剩下的幾個女孩仍然在和其他乘客激烈地辯論著。其中那位剛剛把戴寧生教訓了一頓的女孩站在過道上，她穿著一件淡紅的短袖衫，梳著兩根像刷子一樣的短辮子，漲紅了臉，滔滔不絕地向乘客們闡述著她自己的觀點。
“她是誰？”戴寧生問他身後邊的女孩。
“哦，她是我們自貢中學的紅衛兵司令，叫黃錫祿。”
***
下午，列車到了自貢。女孩子們立刻擺出了小城市主人翁的熱情來，把朱文章和戴寧生帶到了她們的學校，自貢中學。自貢中學掩抑在茅竹和翠柏之中，背靠一座小山，不遠處是環繞著流經自貢的滏溪河。進校門前，要走過一個小溪上的小石橋。小橋兩邊衝天的茅竹因為太高而彎曲成了美麗的線條，遮蓋了橋身。
顯然，黃錫祿是她們的頭頭。一到學校，更顯出她是這所學校的紅衛兵司令來。幾個男孩迎上來接待朱文章和戴寧生。黃錫祿吩咐他們把朱文章和戴寧生安排在一間教室的地板上睡覺，她讓一個男生去領了席子、枕頭和被子等；又指使另一個男生帶朱文章和戴寧生去買飯菜票，然後找來吃飯的碗筷勺子，去食堂吃晚飯。
黃錫祿對兩位客人說：“我們要先回家一下。晚飯後，我們請你們去看我們自貢樣板戲劇團演出的《奇襲白虎團》！”
戴寧生環顧四周，發自內心地讚歎道：“這裏真漂亮！”
黃錫祿自然十分自豪，她順著戴寧生的眼光指著校園後的小山包說：“那叫’後山’。我們在語文課上學了姚鼐的《登泰山記》後，老師就讓我們每人模仿著寫一篇《登後山記》。我們寫完一讀，覺得我們後山一丁點兒也不比泰山差！”
晚上，黃錫祿與朱文章和戴寧生，還有幾個男生和女生來到了自貢人民劇院。顯然紅衛兵司令是打算在兩名大學生麵前炫耀一下，即令是他們小小的自貢，也有相當水平的劇團。朱文章和戴寧生免費進了劇場，被安排在劇院正中間不前不後的最好的位子。戴寧生心裏感歎這個司令果然有實權。更讓戴寧生心中一動的是，黃錫祿沒有坐在他們旁邊，而是坐在他們前一排和他們同樣的位置。那時，男生和女生並肩看戲或看電影是件有忌諱的事，可是一前一後既很接近可以交談，又不那麽招人耳目。
戴寧生從來不喜歡看戲看電影之類的事，革命樣板戲更是避之惟恐不遠。回想起來，那次大概是他一輩子唯一的一次觀看樣板戲了。那晚的演出可謂是麻繩串豆腐 —— 提不起來，演員的嗓子是唱啞了的；武打時，一個演員翻空心跟頭時把手中木製的槍打在舞台上劈成了兩節。從劇院走出來，黃錫祿也覺得滿臉無光。她說：
“老演員都被打倒了，靠邊站了。新演員嗓子還沒有練好就天天上台唱，所以都唱啞了。”
戴寧生違心地說道：“還行，還行！能演成這個樣子已經很不容易了！”
就這樣，朱文章和戴寧生在自貢中學住了下來。食堂的飯非常便宜，早飯三分錢、中飯晚飯五分錢的樣子。一碗米飯兩分錢，一份菜兩、三分錢。頓頓都有免費供應的湯，那是用自貢鹽炒黃了後加水衝出來的。可能是因為鹽中含有什麽礦物質的緣故，自貢鹽衝出的湯有著獨特的鮮味。每隔幾天戴寧生就請朱文章到鎮子上去吃一碗一毛二分錢的鱔魚麵或五分錢的一碗豆花飯加辣椒醬補充一下營養。天氣漸漸地熱起來了。他們倆睡在一棟洋樓的二樓的一間大教室裏。教室裏所有的課桌和椅子都被搬到別處去了。幾個男生喜歡在教室裏騎自行車。午飯後朱文章和戴寧生通常要躺在地上的席子上午睡，他們會突然被自行車急刹車的聲音驚醒，睜開睡眼一看，是一個頑皮的男孩騎著自行車把車猛停在了他們頭前。
***
這棟洋樓大概是自貢中學的主樓。學校的紅衛兵總部就設在一樓。走進一樓時要上一個台階，台階上有入口擋雨遮陽的小屋頂，小屋頂由兩根石柱子支撐著，入口處的兩邊還有水泥砌的可供人坐著聊天的橫邊。初夏川南的驕陽之下，那裏既無太陽曬著，又有過堂風吹著，坐在那陰涼的地方聊天十分愜意。
朱文章隨身帶了一本油印的小冊子，是瞿秋白在刑前寫的《多餘的話》。瞿秋白因而被定為叛徒。小冊子封頁上印著赫然幾個重體大字：“大毒草，僅供批判”。這本小冊子在1967年春在西安交大的校園裏廣為流傳。把該文全文一字不漏地刻成蠟版，油印出來，訂成小冊子，再冠以“大毒草，僅供批判”的封麵，製作傳播者真可謂煞費苦心。
“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 —— 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 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裡做著這個，心裡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
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麵目 —— 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 —— 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這本小冊子的流傳使很多造反派從“曆史的誤會”中覺醒而變成了逍遙派，至少原本是造反派的朱文章是深受其影響才和早已成為逍遙派的戴寧生走到一起的。朱文章和戴寧生兩人偷偷摸摸地讀著這本小冊子，神秘兮兮地探討著交換著心得體會。
“你們鬼鬼祟祟地說什麽？給我也看看！”黃錫祿發現後，堅持她也要讀一下。
朱文章說：“不行！你太年輕，讀這種文章不合適。”
這樣的回答，當然更加激發了黃錫祿想讀的好奇心。“你們小看人！你們大學生有什麽了不起！”說著，她就過來搶走了這本小冊子。
戴寧生的心裏其實是非常希望她能讀一下這本小冊子的，可是從他嘴中說出來的卻是：“你讀了不要中毒！”
第二天，戴寧生迷迷糊糊從午覺中醒來，神情恍惚、神使鬼差地跑到了窗口。樓下驕陽之下，法國梧桐的樹蔭下，站著她，淡紅的短袖衫，兩根像刷子一樣的短辮子。他神魂顛倒、三步並兩步地跑下樓來，黃錫祿走過來，他們在洋樓進口的台階上像往常一樣地坐了下來，黃錫祿默默地把那本《多餘的話》的小冊子遞還給了戴寧生。戴寧生迫不及待地問：
“怎麽樣？有什麽感想？”
“不介入了唄。”她淡淡地回答到，並不想多說。
戴寧生頓感百味交集。她眼前的這個女孩真是美麗可愛極了，臉上還有一層絨毛沒有退掉，有著川妹子獨特的爽朗。戴寧生很明白，“不介入”是當時官方的一個套話，意思是“不介入文化大革命”，諸如文革初期的軍事院校不要介入等。回想起來，不久前，他們還在火車上為中學生應不應該介入的話題爭吵得麵紅耳赤。戴寧生不知道他是做了一件好事，還是做了一件壞事。黃錫祿本是這裏造反派紅衛兵司令，充滿了一個年輕人的激情。現在她小小年紀就看了瞿秋白臨刑前寫的那些灰暗的東西，太殘忍了。但是，本能上，戴寧生為他和黃錫祿的心靈更加接近了而高興。他原本以為他和這位造反派的司令有一道政治上的鴻溝，誰知道竟然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幾個男孩把一個三四十歲的中年男人押解到了一樓的紅衛兵總部來。他們說，這個人是他們上午抓到的一個從成都跑過來的保皇派。此人戰戰兢兢地坐在那裏被一群中學生審訊著。原來，他是成都軍工廠的一名產業工人，屬該廠的保守派成員之一。成都武鬥開始後，他們廠最終被成都地區的造反派攻打了下來。他有些害怕，就借機跑回自貢老家躲起來了。這天上午不幸被人發現，幾經轉手，交到了自貢中學紅衛兵總部來處理。戴寧生坐在那裏，聽完了整個審訊的過程。在戴寧生心目裏，這人顯然是個老實人。黃錫祿征求戴寧生和朱文章的意見該怎麽處理。戴寧生說：“你們把他從早上折騰到現在，你先讓你手下的人去食堂給他弄點吃的東西。我們再商量看看該怎麽辦。”
這名工人身在軍工廠，他哪能不加入廠裏絕大多數人都參加了的保守派組織？他偷跑出來，說明他不是一名“鐵杆”的保皇派分子。再說，他不願意參加武鬥，寧可回老家來看望父母，說明他應該算是個好人。然而，因為自貢的武裝部和當地公安機關站在造反派一邊，所以自貢就自稱是四川造反派的所謂“紅色根據地”。他要想安然無恙地躲在這個紅色根據地的家裏，怕也非長遠之計。他其實除了回成都他們廠子之外，並無其他選擇。黃錫祿和朱文章戴寧生商量完後，就把他們商量的結果告訴了他。中年工人吃了飯，又發現要放他回家，自然是感激不盡，口中連連說道：“多謝，多謝！我明天就走，明天就回廠裏去！”
不久，不遠的宜賓市武鬥形勢急劇升級。工人之外，聽說還調動了大批農民來保衛當地的地委和市委。可能是由於軍分區和當地駐軍分別支持不同的派別，致使兩派都獲得了武器。參與動用武器武鬥的多達17萬餘人，造成共43800餘人傷亡，其中死亡者有21100餘人。
一天下午，朱文章、戴寧生和黃錫祿等幾個人正在紅衛兵總部外的台階上聊天，突然聽到操場那邊傳來了人群躁動的聲音。黃錫祿派了個男生過去看看發生了什麽事。那男孩不一會就氣喘籲籲地跑回來說：
“他們抓到一個在宜賓殺了人的人！你們快去看看該怎麽處理？”
他們來到操場上，隻見憤怒的一群人正在跑道上狠狠地毒打一個人，有用拳腳的，也有用棍棒的，當然也有不少站在那裏圍觀的。黃錫祿走過去問：“咋個回事？”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地講述了事情的來曆。
事情是這樣的。一列客車從宜賓開往自貢。誰知在宜賓站衝上來了這個人，他手持三角利刃在空中揮舞著，自稱老子在宜賓已經捅了幾個人了。車箱裏有幾個乘客想讓他安靜下來，誰知他殺人已殺紅了眼，竟把好心規勸他的人也捅了一刀。大家嚇的一路上不敢吭氣，聽任他隨意作惡撒野。到列車進了“紅色根據地”的自貢車站，有人向武裝部報告了車上發生的事情。幾個武裝部的人上車奪走了他手上的三角刀後，憤怒的旅客一擁而上，立刻把他打了個半死。
一些家住自貢的乘客夾雜著一些自貢本地的造反派覺得把那個人打得還不夠過癮，就又把那個人拖到了自貢中學的操場上來接著打。到戴寧生等人趕到時，那人的臉上已被打得黑一塊紫一塊，有些地方已被打破了在流著血，他匍匐在跑道上翻滾著，臉上沾滿了鋪跑道用的煤渣；他趔趄著企圖站起來，可他一條耷拉著的胳膊和站不穩的腿估計什麽地方的骨頭已被打斷了。戴寧生一生沒有目睹過這種慘狀，他擰過頭去，對黃錫祿說：
“你趕快下令，叫大家不要打了！”
黃錫祿讓幾個男生過去把圍打的人群拉開，隻剩下那個人一聲不吭地像死了似的癱在跑道上。
黃錫祿問朱文章和戴寧生：“怎麽辦？”
朱文章和戴寧生異口同聲地回答說：“把他送到公安局去！”
朱文章和戴寧生決定到宜賓去親眼見識一下當下武鬥已經打到什麽地步了。其實，主要的目的也是去玩玩。從內江到自貢到宜賓一路向南，每個城市都有一個美名。自貢的東北麵相距50公裏的內江因為出產甘蔗而被稱為甜都。前不久，朱文章和戴寧生和這群女孩子去玩過。那些青石板的巷子和木板的門麵和牆，門前擺著的小攤子，賣著剛榨出的甘蔗汁，都深深地留在了戴寧生的記憶裏。自貢不用說是自古以來有名的出產井鹽的地方，稱為鹽都當之無愧。距自貢西南麵90公裏的宜賓則因出產舉世聞名的五糧液而號稱酒都。岷江和金沙江在大涼山腳下相會於宜賓，匯合而成揚子江，浩浩蕩蕩地向東流去。宜賓實在是個令人向往的地方。
“我們和你們一起去宜賓！”黃錫祿知道後，和朱文章和戴寧生一起來到了火車站，上了車，堅持要同行。
“不行！你們去太危險了。”
“我們去過宜賓，那裏有我們認識的人。你們去了兩眼一抹黑，方向都分不清！”
“你們女孩子去有很多不方便。”
“你們看不起人！那好，我們各走各的吧！”說畢，黃錫祿領著其他幾個人就去車廂的另一端坐下了。
然而，列車停在站上，久久都不開車。再過一會兒，自貢武裝部帶著自貢二中的紅衛兵開始在一節一節車廂裏搜查。廣播上宣布：宜賓武鬥嚴重，凡居家不在宜賓的旅客必須下車。黃錫祿一行被自貢二中的紅衛兵戰友迅速趕下了火車。戴寧生和坐在他對麵的一個老漢達上了腔。老漢說他身體不舒服，戴寧生說：“我給你號號脈。”他裝成一名醫生，躲過了搜查。黃錫祿從月台上走到戴寧生的車窗前，把他們在宜賓認識的人的單位和地址等寫在一個紙條上遞給朱文章和戴寧生。戴寧生和朱文章為了安全起見，則把他們的學生證交給了黃錫祿。
可是，列車還是停在那裏，遲遲不開動。又隔了一會兒，自貢武裝部再次帶領自貢二中的紅衛兵來進行第二次搜查。戴寧生趕快再給老漢看病。不幸這次被一名二中的女紅衛兵一眼認了出來：
“這兩個人不是和黃錫祿一起的嗎？”沒等戴寧生為自己辯護，這個潑辣的四川女孩子就對身後的幾個男生說：“你們怎麽還不動手？”她的意思是要她身後的男生把朱文章和戴寧生拉下車去。
戴寧生擺擺手，趕快說：“不用，不用！我們自己下車。”
站台上，黃錫祿還在等著他們。她把學生證還給了朱文章和戴寧生，說：“算了。聽說那邊確實打得非常厲害，太危險了！”
***
天漸漸地熱起來了。朱文章和戴寧生已經在自貢住了近一個月了。他們每天隻能用毛巾把身上到處擦擦幹淨，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洗澡了。
“你們學校有洗澡的地方嗎？”他們問黃錫祿。
黃錫祿回答說：“沒的，男生都是去河裏洗澡。”
一句話提醒了朱文章和戴寧生：到流經這裏的滏溪河去遊泳呀！他們邀請黃錫祿和他們一起去河裏遊泳，黃錫祿說：“我們這裏的風俗習慣，女的不下河裏的。”
他們來到了一處河水流出了一個希臘字母Ω的形狀的地方。滏溪河水流挺急，朱文章和戴寧生把脫下的衣物交給黃錫祿放在一個包裏。他兩跳進水裏，順流而下，不用費力就能遊得飛快。初夏的河水，十分的涼爽，撫摸著他們的皮膚。高高的岸上，青鬆翠柏，還有貼著河岸長的茅竹彎彎地迎著水麵。一片深淺不同的綠色之中，是黃錫祿穿著淺紅短袖衫的身影。她提著那包衣物，隨著在滏溪河中漂流的朱文章和戴寧生在高高的岸上走著。回想起來，那也許是戴寧生一生所經曆的最為浪漫的時刻了。
但是，告別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日益加劇的武鬥使得鐵路交通越來越不暢通了。朱文章希望在鐵路交通完全斷絕之前先回到他在重慶的家去，戴寧生當然隻有和他一起同行去重慶。他們告訴了黃錫祿他們的打算，黃錫祿聽後說：
“我們也打算什麽時候去重慶耍。”
戴寧生說：“那你們和我們一起去吧！”
黃錫祿為難地說：“一時還走不成。”戴寧生無可奈何，他想，此一別，以後怕是再也沒有見麵的機會了。
黃錫祿領著一群人把朱文章和戴寧生送到了火車站。彼此說了“重慶見！”就告別了。這真是個讓戴寧生依依不舍的地方！他走了幾步，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正巧，黃錫祿也回過了頭來。四目相對，戴寧生埋藏在心底深處的感情一下像火山爆發一樣流露在他的眼神裏。黃錫祿看到後，狠狠地做了一個羞澀的貓臉。那是黃錫祿對他流露出的感情的回應，是一種抗議。戴寧生默默地站在站台上，等待著列車的到來，自貢站前那彎彎的鐵路軌道就與那張狠狠的貓臉永遠地深深地刻在了戴寧生的心裏。那以後他就和黃錫祿失去了聯係。
近半個世紀來，戴寧生從來沒有忘記21歲的他在自貢度過的那一個多月的美好時光。1968年，他被關在西交大東二樓隔離時，他就此寫了一首敘事長詩。後來1970年被關押在紅廟坡第一監獄時，又就此寫了一遍回憶文章取名“鹽都行”。再往後，他想，她大概上山下鄉了，不知去什麽地方了？再往後，他想，她應該結婚了，不知她的丈夫是個什麽樣的人？她該生孩子了，不知有幾個孩子？男孩女孩？是什麽樣子呢？到2008年他在美國意外從他在自由亞洲電台工作的好友劉紅那裏打聽到自貢的持異議政見者劉正有，轉而竟然在網上又找到了黃錫祿。
戴寧生通過劉正有不久就和黃錫祿聯係上了。2009年5月底戴寧生到成都和四名四川老同學見麵後，又一次邀請朱文章和他一起重訪自貢。6月1日，黃錫祿帶著她和丈夫詹沛鑫教授的二十多歲的兒子詹偉專程到成都，與戴寧生和朱文章一起乘長途汽車到了自貢。他們見到了許多自貢的持不同政見者，包括劉正有，黃錫祿，黃錫祿的丈夫四川化工學院教授詹沛鑫，羅世模等十幾人。戴寧生設宴招待了他們。談起1967年春夏之際的事情，60歲的黃錫祿說，她一星一點都記不起來了。她不記得她認識過一個叫朱文章的人，也不記得認識過一名叫戴寧生的人。她壓根兒就不記得她認識和接待過兩名從西安交大來的大學生。盡管如此，自貢的持不同政見者們還是以小城市人固有的熱心，盛情地接待了朱文章和戴寧生。毋庸贅述，戴寧生和這十幾位持不同政見者有著天然的政治上的友誼。兩天後，朱文章和戴寧生乘火車離開了自貢去朱文章重慶的家了。四十多年前的1967年6月中旬，戴寧生和朱文章沿著那彎彎的鐵路軌道離開了魂縈夢繞的自貢，來到了山城重慶朱文章的家。四十多年後的2009年5月底，自貢火車站沒有多大的變化，那彎彎的鐵路軌道和留在戴寧生記憶中的一模一樣。
***
【本文摘自我2024年寫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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