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篇文章是為回答我的一名高中同班同學寫的。文章是從我寫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中挖出來的，保留了原書中的第三人稱，添加了第一段開場白。發給他的版本裏略去了有關畢業證的那些段落。Amazon.com有該書和其附錄等，中文版網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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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團籍
2025年8月10日
故事就從1972年春講起吧。那年戴寧生總算於1971年春離開了紅廟坡陝西省第一監獄，回到了西交大，在學校的五七幹校勞改了一年後，有了學校的“處理決定”和五七幹校的“評語”，可以正式畢業了。他來到新近從“自動控製大隊”恢複原名稱的“無線電係”的係辦公室。
辦公室裏的幾名女辦事員顯然都知道戴寧生是誰，隻是戴寧生並不認識她們。一個辦事員遞給他一個紅色塑料皮的東西，說：“這是你的畢業證。”戴寧生接過來，打開來一看，上麵寫著：
畢業文憑
學生戴寧生係江蘇省南京市人，現年24歲，於1970年在本校無線電工程係計算技術與裝置專業五年製本科畢業。
西安交通大學革命委員會
文憑編號70字5003號，一九七0年七月 日
“西安交通大學革命委員會”上加蓋了紅色印章。
這頁的背麵是一張西交大圖書館的相片，算是標誌性建築的相片吧。圖書館的對麵，相片的正中央，是聖人的塑像。圖書館的牆上懸掛著馬、恩、列、斯四人的巨幅肖像。圖書館正門兩邊一男一女分別手持書本和火箭象征攀登科學高峰的石雕仍被木頭框框遮蓋著。
這本畢業證書本該有兩張四頁，現在戴寧生看到的隻有一半，即第二張的兩頁，也就是第三頁和第四頁。有心人把第一張插進了紅色的塑料殼子裏麵了。戴寧生把第一張從塑料殼裏小心翼翼地抽出來，發現畢業證的第一頁半邊是聖人的肖像，另半邊是副統帥的題詞：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林彪一九六七十一月廿九日
第一頁的背麵，即第二頁，是聖人語錄：
“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按照當時的慣例，一切有那位葬身外蒙的副統帥題詞的東西都應該銷毀掉。可是這個畢業證如果撕去第一張的第一和第二頁，和第一章相連的第二張的第三第四頁就沒法獨立存在。故而有了個把第一張塞進畢業證塑料殼子來掩蓋的辦法。
略微琢磨一下這個畢業證，處處都是謊言和笑話。戴寧生尤為好奇的是那個“文憑編號70字5003號”是哪裏來的？簽注日期“一九七0年七月 日”也十分蹊蹺。眼下已是1972年了。1970年7月，他還在紅廟坡監獄裏呢。難到這畢業證在他在監獄裏時就填寫好了？不可能。更可能的是，畢業證是最近才填寫的；不過善良的填寫人寫上了1970年7月，省去了具體日期，以期與當年畢業的同班同學一致，工齡也按1970年7月來計算。
再說那句“在本校無線電工程係計算技術與裝置專業五年製本科畢業”，真是天大的笑話。戴寧生1965年秋入學後，不足一年，文革風暴來臨，學校就停課了。到1967年年底複課時，他又被禁止進入課堂。然後就是隔離、坐牢和勞改。別說五年，說一年也有點牽強。“計算技術與裝置”？他摸也沒有摸過，看也沒有看過，任何書籍資料都沒有接觸過，甚至連一張有關的相片也未曾見到過。
聖人的那段胡說八道的語錄就更不值一提了。
然後，戴寧生被帶到了另一個女辦事員那裏。她看上去30多歲，南方人，端莊的臉上有一雙善良安靜的眼睛。她打開一本賬簿，指著有關的一行，用帶有吳語口音的普通話對戴寧生解釋說：
“學校要給你補發216.50塊錢。”
戴寧生心中一喜，沒有去品味這錢他是怎樣掙來的。端莊的女辦事員接著指著每一欄向戴寧生解釋：
“你的工資從1970年10月份算起，到1971年4月你出獄，共有七個月。按留校勞動的學生每月拿50%的工資計算，學校要給你補發7X24.25元共169.75元。1971年5月開始，學校每月給你發了20元的生活費，是按最高助學金算的，直到今年3月，共11個月。你應該每月得到24.25元，所以學校每月要把這個24.25元 - 20元 = 4.25元的差額給你補上，11X4.25元共46.75元。所以學校總共要給你補發169.75元 + 46.75元 = 216.50元。”
戴寧生聽了一頭霧水，也許他根本就沒有專心去聽。女辦事員說的那些日期和數字，戴寧生無從去理解。其中的依據和邏輯更是隻有天知道。隻有一點是再清楚不過了：學校要給他補發216.5元。另外，那個畢業證書上說他是1970年7月畢業的似乎也十分相關重要，算是善意的謊言。
“你在這裏簽個字。”端莊的女辦事員指著一欄空白對戴寧生說。
戴寧生順從地簽了字，心想下麵就可以拿到216.5元錢了。可是端莊的女辦事員沒有拿錢給他，而是打開了另外一個賬本，履行職責地對戴寧生說：
“學校恢複了你的團籍。可是你的團費從1968年4月起就沒交了，到現在，整整四年共48個月。按每月五分錢算，共要補交48X0.05元，即2.4元。你簽個字。”
這是個萬萬沒有想到的問題。戴寧生早就把團籍一事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事到如今，他還要什麽團籍？戴寧生臉上顯出不願順從的表情。對他來說，這團籍實在是一分錢也不值。
“隻有兩塊四毛錢，”端莊的女辦事員平靜地說，“交了對你有好處的，你交吧！”
戴寧生無法抗拒端莊女辦事員那平靜的聲音和那雙善良的眼睛，他耷拉下頭，簽了字。
就這樣，2.4元從216.5元中被扣除了後，女辦事員給了戴寧生214.1元。戴寧生懷揣著這剛剛補發的錢，從東二樓走出來，徑直去了一村的郵局給母親匯去了100元。他心頭一酸，一時說不清這些平生第一次給母親匯去的錢是補發的工資，還是坐班房掙來的或者是勞改掙來的，都是也都不是。
戴寧生後來把女辦事員讓他交團費的事複述給他父母聽，父親聽後不無感激地說：“她真是個好人，叫什麽名字？你要好好謝謝她！”
***
說也奇怪，戴寧生從小就對靠近組織這類事情十分反感，更不用說去加入了。這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並非家中或他人的影響。他的父母和大姐姐早早就加入了聖人的黨，並不時地要求戴寧生也要靠近組織爭取早日加入共青團。
可是戴寧生小小年紀，小學時就不願意加入少先隊。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能加入少先隊，就要表現好，要做好人好事，力表要求進步，說符合時宜該說的話，做符合時宜該做的事。戴寧生認為那些爭取入隊的人表現非常做作，是假的，是專門做給人看的，如果他也那樣去做，就太丟臉太喪失他的自尊了。直到他小學五年級下時，正值1958年“大躍進”，他所在的南師附小在多才多藝的楊鴻儀老師的帶領下，又是種無籽番茄，又是用榆樹皮粉做木偶的頭，又是用廢紙造再生紙，這一切都正合了戴寧生的口味，他玩得高興極了。班主任金鏡容老師說：“行了行了，表現夠好了！”他這才入了隊。非但如此，金老師還給他封了個弼馬溫的官，“中隊旗手”，佩兩道杠袖章，那是戴寧生在中國33年裏取得的最高官位了。
到了南京第十中學，他慢慢地又成熟了一點點。他更為理性地不願意入團了。父母為此非常為他擔心。“事關你的政治生命啊！”父母並非聳人聽聞，“政治生命”確實是那時人們必須考慮的人生中的一大要素。後來的事實也確實證明了戴寧生在中國確實是沒有“政治生命”的。
記得1963年秋天，戴寧生去北京北大附中借讀高二上時，他父母因為兒子不願入團而拜托了戴寧生中學時的好朋友郭少陵的父親郭影秋給戴寧生做思想工作。郭影秋是個大人物。那時他剛剛從南京大學校長的職位調到了北京的人民大學當校長。17歲的戴寧生一輩子沒見過這樣的大人物。他被叫到郭影秋家中郭影秋的辦公室裏，忐忑不安地坐在那裏聽從郭影秋的教導。郭影秋說了些什麽，他嚇得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轉眼間，戴寧生到了高三下了，不久就要中學畢業了。可是他仍然不願意入團。這著實急壞了戴寧生父母。這一次，他們委托了戴寧生高中時的好朋友胡小平。胡小平是朝鮮戰爭烈士胡乾秀的長子。他父親在長津湖戰役中不幸罹難。他早早就入了團，到高中，已經是南京第十中學校級團委的委員了。胡小平和戴寧生十分要好，幾乎每天放學後都要到戴寧生家來玩。戴寧生父母背著戴寧生對胡小平說：“你和戴寧生是這麽要好的朋友，你要解決他的團籍問題！”胡小平在長輩麵前唯有一口答應。
到了1965年8月，戴寧生入團的事情已經拖到了最後一刻時間了。那時高中同班同學高考發榜後即將如鳥獸散各奔前程。班上的團支部應胡小平要求，召開了最後一次支部會議，議程就是討論戴寧生入團的事情。按規定，首先是介紹人介紹申請人的情況。然後是大家討論申請人的情況，最後再表決一下。誰知這位高高在上的校團委委員什麽準備也沒做，他站起來，漫不經心地對與會者說：“戴寧生這個人嘛，大家都太了解了。就是這個樣！沒什麽可介紹的。”他話音一落，與會者頓時大為不滿，紛紛指責他不負責任。本來該是討論申請人戴寧生的，什麽組織性呀，積極性呀，政治思想呀，道德品行呀，群眾關係呀，是否要求進步呀，是否愛國愛黨愛人民呀，等等，等等。這些該討論的都沒有討論。支部會議一時變成了譴責介紹人胡小平了，不一會兒就不了了之了。
幾天以後，戴寧生得到了一個通知，讓他去一下十中的團委辦公室。在團委辦公室裏，他交納了5分錢的團費，領到了一個團員證和一枚團徽。他從此算是有了團籍了。他帶著這個團籍進了西安交大。現在，在補交了四年團費後，他又帶著團籍離開西安交大，走上了他的第一個工作單位。直至1974年7月20日他才在光明低壓開關廠因超過28歲而申請超齡退團，同年10月8日得以批準而正式退團了。
多年後，完全成熟了的戴寧生更成了一名驕傲自信堅定的沒有信仰的人。他深信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信仰什麽主義，都是要以信仰為由去罔顧事實。他隻相信事實和符合邏輯的推理而得到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