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間上小學、中學、大學的人對《五七指示》都是非常熟悉的，很多教室牆上的毛語錄都是：“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對“五七”幹校，年齡稍大一點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對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場所。據統計，“文革”期間，中央一級機關“五七”幹校共有106所，各省機關“五七”幹校有1497所。
昨天看完《邱會作回憶錄》才搞清楚《五七指示》是如何產生的。
《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審閱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致林彪的信。這封信的起因就是林彪送上的邱會作主持起草的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部隊為什麽要搞副業生產？
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難時期。當時，食品供應緊張已經殃及部隊，地方不能保證糧食供應，個別地方無糧供應，買不到肉食和食油。
邱會作講了三個例子。1961年夏天住山東的部隊，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幹，有時一星期也領不到一顆糧食。地瓜幹又是1958年存下來的，原來根本不是當口糧的，而是做豬飼料。1961年秋住河南周口的部隊吃的麵粉， 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雜質，駐四川綿陽部隊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殼。他說，這是我親自在部隊看到的，同部隊一起吃過這種糧食做的飯。部隊的糧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東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糧食也就是一斤多一點，戰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 每天吃這種飯能行嗎？
憑票證領不到東西，很多部隊一年也嚐不到幾次肉味這種生活不能長期下去。部隊固然吃不飽，地方挨餓的現象更嚴重。周恩來讓邱會作參與過幾件救災的事。1960年5月，廣西橫縣駐軍給邱發了一個電報，稱政府機關因饑餓不能工作了，要求借軍糧。周恩來讓邱會作去秘密調查。到橫縣一看，縣委書記躺到床上起不來了，有氣無力地伸出四個手指，意思是四天沒吃飯了。原來這個縣為了保“衛星縣”的名譽，斷糧也不敢報災情，全縣已經餓死一千多人，每天還在死人。
當時來部隊的家屬猛增，家屬絕大多數是專門到軍隊吃飯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們說橫豎是餓死，死在家裏，還不如在部隊死在自己的親人麵前。
軍隊困難，國家更困難。軍隊向國務院多要糧食也張不開口。於是，在1960年冬天由賀龍主持的軍委常委會上，邱會作提出自己動手搞生產，別無他法。羅瑞卿向賀龍提議，由邱會作起草一個軍委給中央的報告。1961年2月邱會作起草了一個軍隊動手搞農副業生產保證自己供應的電文。
有了這個文件，全軍開始種菜，生產糧食和副食。大多數連隊都有了一塊菜地，一個豬圈，當年就解決了吃不飽的問題，部隊再沒有人得浮腫病。從此，軍隊開展農副業生產不但合法化，而且成為長期方針固定下來。
《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是三年大饑荒讓部隊都吃不飽飯逼出來的。
《邱會作回憶錄》是史學價值最高的高層回憶錄之一，要想了解文革， 邱會作回憶錄是必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