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外曾祖公是位老中醫，在我記憶裏他下巴上留著幾寸長的灰白胡子，背微駝，總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式布紐扣的藍布外衣。他是我祖母父親的從弟，在家族男性平輩中排行第五，我祖母稱他五叔，我父親稱他五外公。按理我該稱他五外曾祖公，但在我家鄉貴陽，祖父稱為爺爺，外祖父稱為外公，隻對曾祖輩的長輩稱祖，並把“曾”字略去，所以我按當地的習慣稱他五祖祖。五外曾祖公雖然比我祖母大一輩，但同歲，當時都是六十多歲。五外曾祖婆則本來就是我祖母的中學同班好友。
五外曾祖公是一個真正的世家子弟。他的高祖父唐樹義和曾祖父唐炯都“名垂青史”，在大清朝的正史《清史稿》中有列傳記載。（清朝滅亡後，繼之的民國政府按曆史上為前朝修史的舊例，修編作為第二十五史的《清史》。但那個民國政府, 即所謂“北洋政府”太短命，還沒等到《清史》定稿就也滅亡了。再繼之的新民國政府，即所謂國民黨“南京政府”認為那部《清史》把他們“革命黨”（即孫中山之徒）描寫為亂黨，就廢掉了《清史》的工作。於是，那部民國政府修編的第二十五史《清史》，就永遠隻被稱為《清史稿》。）
五外曾祖公的高祖父唐樹義（字訓方）是大清朝的烈士，事載大清朝的正史《清史稿》中的《列傳一百八十七》：
唐樹義，貴州遵義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官湖北鹹豐、監利、江夏知縣，洊擢湖北布政使。以病歸，在籍辦團練。張亮基奏調湖北，署按察使。及田家鎮軍事亟，率兵防江北陵路，駐廣濟。既而黃州、漢陽相繼陷，樹義剿賊德安，進軍灄口。鹹豐四年，戰失利，褫職留任，率舟師禦賊金口，船破，死之。予騎都尉世職，諡威恪。
唐樹義在清朝官至湖北布政使（一省的第二號長官），率軍平定太平天國，在湖北陣亡，大清朝授予他世襲騎都尉的爵位以示表彰。唐樹義陣亡後獲得的爵位，與我們熟知的其他幾位大清朝的烈士們陣亡後獲得的爵位大至相當。如鴉片戰爭中在虎門炮台陣亡的提督關天培，獲得的爵位是世襲騎都尉加低一點的雲騎尉（也許有兩個兒子及其後代可以分別繼承）；甲午戰爭中在平壤陣亡的總兵左寶貴，也是獲世襲騎都尉加雲騎尉。倒是更加大大有名的致遠艦管帶鄧世昌，陣亡後並沒有獲任何爵位（也許因為管帶級別比較低的緣故）。在大清朝廷眼裏，“維穩”與抵禦外敵的功勳並無二致。
唐樹義死後，他的兒子，也就是五外曾祖公的曾祖父唐炯，繼續率軍對太平天國作戰，在最後擊敗、擒獲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戰事中起到相當的作用。據大清朝的正史《清史稿》中的《列傳二百四十五》：
唐炯，字鄂生，貴州遵義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訓方子…同治改元，統安定營。會石達開圍涪州，與劉嶽昭期會師，擊走之。其夏，石黨窺綦江。炯聞警馳援，燔其壁，寇潰，大破之長寧。以疾還成都。秉章詢寇勢，時寇退滇邊，聲入黔，炯曰：「此誘我軍東下耳。彼必走夷地，乘虛入川，寧越宜警備。」俄而寇入紫地，複請遣唐友耕軍大渡河扼之。達開返西岸，退為倮夷所窘，食盡乞降，梟誅之。
（唐樹義、唐炯跟清朝中興三傑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一樣都是文人帶兵，並非武官出身）。
唐炯後來在中法戰爭中被提拔為雲南巡撫（一省的最高長官），主持對法軍事，但表現不佳，戰爭失利後追責，差點沒被朝廷殺頭。不過他後來戴罪立功，參加“洋務運動”，作“名義巡撫”督辦雲南礦務。辛辛苦苦將近二十年，將近八十歲才告老退休。朝廷最後授予從一品“太子少保”的榮銜。這些都記載在大清朝的正史《清史稿》中的《列傳二百四十五》，並非小說家言。
不過小說家高陽也在長篇曆史小說《慈禧全傳》中的第三部《清宮外史上》中涉及中法戰爭的章節中有些有關唐炯的描述。但那是場失利的戰爭，他又沒有陣亡，所以成不了小說家筆下的英雄。
晚清名臣張之洞在發妻去世後，娶了唐炯的妹妹作繼室，成了唐炯的妹夫。可稱為五外曾祖公的姑曾祖公。
貴陽舊諺有“唐家的頂子、華家的銀子…”，就是說唐家是貴陽的官僚世家（家裏“頂子”很多）。唐家在貴陽從晚清到民國都是聚族而居的，宅名“唐家花園”，即今之貴陽十九中。聽我祖母說，唐家的老祖宗怕子孫受凍餒之苦，置下“唐家花園”作族中的公房，和相應的公田。公田收來的租（米），每天由大廚房煮成米飯，到吃飯的時侯，各“房”到大廚房去領飯，在各自小家的小廚房中燒菜。如此說來，“唐家花園”是唐氏宗族中大家庭共產主義與小家庭（所謂各“房”）私有經濟的綜和體製：凡唐氏宗族中人都有房子住，有米飯吃；但酒菜魚肉就要靠各小家（各“房”）自己努力了。老祖宗也真是會設計，無奈革命的洪流一來，全都席卷而去，蕩然無存。
唐炯老人在唐家花園
五外曾祖公那一支是唐炯長子唐我墉的後代，但不習儒而習（中）醫。我祖母說，五外曾祖公的父親是貴陽很有名的老中醫，親戚中有人病了，多由五外曾祖公的父親診治。到我開始記事時，五外曾祖公的父親已經去世了，醫道由五外曾祖公繼承下來。
我祖母多病。由於自幼病弱和在六十年代末被紅衛兵打斷肋骨三根，戳傷了肺部，沒病時都行走困難，生病時更是寸步難移，在那交通工具極缺的年頭，是很難上醫院的。於是祖母一病，就由我去請五外曾祖公來家診治。
五外曾祖公總是空手步行而來，讓我祖母把一支手放在一本書上，他開始號脈。五外曾祖公號脈總是一言不發，很聚精會神的樣子，號好一陣。然後戴上老花眼鏡看舌苔。然後取當時一般的橫行信箋紙一張，轉90度，從右到左，豎行寫下藥方。大字寫藥名，小字寫分量，如黨參二錢、五味子三錢、蟬蛻一錢之類。
然後就由我到街上的中藥房去抓藥。貴陽最大的中藥房，名同濟堂，本來也是唐家私產，但那時已經改了個革命化的名稱叫紅旗藥店，不過老百姓還是叫它同濟堂。那年頭，什麽都缺，五外曾祖公寫的藥方，難得有能配齊的。我總是走一家，被告知缺某幾味，再走一家，又被告知缺某幾味；這樣走三、四家後，比較一下，挑一家沒缺太多的買了藥。給五外曾祖公說，他總是無奈地搖頭，說這各味藥，要合在一起才能起作用，缺了一味就不是那麽回事了。
五外曾祖公的臉上總是滿麵愁雲。他一家四口人，有三個是“黑人”。“黑人”是七十年代的特殊名詞，不是指非洲人，而是指城市裏沒有戶口的人。五外曾祖公家是貴陽城裏超過百年的老居民，他本人原來是貴陽醫學院的講師，本來當然是有戶口的，但六十年代時，不知什麽緣由，被開除了公職，注銷了戶口，下放到很邊遠的農村去了。聽他家裏人說，那裏的人從來沒見過汽車，且很蠻橫，他家在那裏很難生活。
等到政策稍微鬆動，約在七二年，他一家就擅自回貴陽了。回來倒也沒人管，隻是絕不給他恢複公職和戶口，五外曾祖公老倆口和二十來歲的小兒子就成了“黑人”；隻有二十多歲的大兒子，算是因病回城的下鄉知青，有一份戶口和很低收入的工作。
在那年頭，沒有單位就意味著沒有住房（當然也沒有工資收入）；沒有戶口就意味著沒有每月定量供應的食糧、食油、和肉食。那時候，一般居民每月可以憑購糧證買到三、四十斤糧食、四兩食油，憑肉票買到一斤豬肉。沒有戶口，就得到“黑市”上去買這些生活必需品。“黑市”，顧名思義，就是非法市場（當時的專有名詞叫“投機倒把”）。“黑市”上物品的價格，大約是國營商店的三倍。那時有工資有戶口的人家生活都尚且艱難，五外曾祖公一家四口隻有一個人有工資和戶口，其艱難可想而知。
那時侯，街上常見有江湖醫生坐在街邊，地上鋪幾張桌麵大的牛皮紙，放上各種中草藥，外加幾麵錦旗，繡著“妙手回春”， “藥到病除”之類。五外曾祖公跟這類東西一點不沾邊。他從未擅自收費行醫，隻是給親戚朋友免費看病，算是幫忙。家境好一點的人家可能會送他一些禮物，家境不好如我家，隻能在有可能時給他幫點忙。那時候學校的教材大多是油印的，要先由人一筆一劃用鐵筆刻到臘紙上。我父親所在的學校常常需要人刻臘紙，他就為五外曾祖公接了一些臘紙去刻。五外曾祖公字寫得很好，刻得又很認真，學校很滿意，但刻臘紙相當累人，一天最多能刻三張，每張隻能得幾角錢。五外曾祖公就這樣有一點微薄的幸苦收入。我去他家時，常常見這六十多歲的老人，帶著一副油膩的袖套和老花眼鏡，在一盞昏暗的燈下，俯在桌上刻臘紙。五外曾祖公的住處，是一所街道民辦小學堆雜物的房間，由五外祖婆的朋友幫忙得以暫住。在我記憶裏，那裏白天也總是黑漆漆的。
那時過春節是一年中的大事，政府會出安民告示，每人發肉票一斤。家家戶戶都在除夕夜的爆竹聲中闔家團聚吃上一頓一年中最好的晚飯。但這一斤春節肉票，五外曾祖公一家四口中隻有一個人有資格領，其餘三人是沒份的，要準備這頓年夜飯就難了。不過很多受過五外曾祖公診治的人家都會請五外曾祖公一家去吃年夜飯，但五外曾祖公不好意思闔家去吃某一家，怕人家也受不了，於是分散出去，老兩口去一家，大兒子去另一家，二兒子去第三家。年夜飯是不愁能吃上，隻是別人家每年的團圓飯，在他家是每年的分散飯。
五外曾祖公極少談論時事，隻記得有一次他來給我祖母看病，走進我家，歎道：“現在的娃娃，不但是男娃娃嘴巴下流，連女娃娃都嘴巴下流”。我想他可能剛在路上看到未成年人吵架，語言不堪。
五外曾祖婆的牢騷要多得多。我祖母中學時代有兩個同班好友，一個後來嫁給了她的五叔，成了她的五嬸；另一個後來嫁給了她的八叔，成了她的八嬸。五外曾祖婆身體還不錯，住得離我家也很近，常來跟我祖母聊聊。五外曾祖婆最煩心的事，就是五外曾祖公的原單位不給他“落實政策”（後來叫“平反”）。聽多了她們的聊天，我慢慢有點明白：五外曾祖公膽小怕事，不敢去同原單位理論；五外曾祖婆個性比較強，不肯放棄努力，一直在代替五外曾祖公去向他的原單位申訴，但得到的都是挫折。
五外曾祖婆身體不錯，但偶爾痔瘡發作，會大出血，有性命之虞。那時就隻有靠五外曾祖公使盡渾身解數救命了。五外曾祖公是這樣使出本領的：寫下他能寫出的最好的中藥方，親自遞進同濟堂的收方窗口；在被告知那幾味中藥缺貨時，不是另想幾味代替（他說那是代替不了的），而是撤下很多並不缺貨的，另想新的組合去代替；這樣與藥房反複互動多次，直到配齊一劑在當時條件下能配出的最佳中藥。但有一味長期缺貨的中藥，名叫阿膠，是無法繞過去的。五外曾祖公知道我祖母有很少量的一點阿膠以備不虞，不到生死關頭他也不會來借別人留著自己救命的藥，但有一次真是到生死關頭了，五外曾祖公讓他們的兒子，我稱為大舅公的，到我們家來借去了阿膠。聽我祖母說阿膠由驢皮熬成，是很賤的中藥，本來並不是什麽稀奇東西，隻是在那什麽都缺的年頭，成了奇貨。後來五外曾祖公從別的地方得到一點阿膠還給了我祖母。
五外曾祖婆那次撿回性命不久，我陪我祖母去看望她。五外曾祖婆坐在病床上，跟我祖母談到剛剛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英明領袖華主席，歎道：“唉，不知道這位又會怎麽樣了”。那個時代的“黑人”們的苦悶、不願放棄希望又不敢有所希望的矛盾心理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五外曾祖婆姓尚，是旗人。我那時對曆史渾無所知，未究其詳。我後來猜想，也許她家是尚可喜的後代。
五外曾祖公婆有一個大女兒，那時四十左右，早已嫁人。我稱他們的女兒、女婿為姨婆、姨公。姨公姓鄧，性極詼諧。我祖父去世後，是鄧姨公和另一位親戚來幫助將祖父的骨灰葬於一座荒山上。事畢，鄧姨公坐在墳前，飲了薄酒數杯，問十來歲的我：“你有沒有讀過《水許》，裏麵有個李達，使兩麵大爹？”。那時書都差不多燒光了，所以我無緣讀到那部從前小孩子都能讀上的名著，但看過一本破舊得無頭無尾的小人書，聽人說過那書叫《水滸》不叫《水許》，裏麵那個臉上長滿大胡子的叫“李逵”不叫“李達”，使兩麵“大斧”而不是“大爹”。聽我這麽說，鄧姨公開懷大笑。年稍長，我才知道鄧姨公一生不幸。他是解放前畢業的大學生，本來是個工程師，但早在五一或五二年“三反五反”運動中就被人誣告盜竊國家財產，戴著那頂“帽子”過了大半輩子直到八十年代。待到“平反”他已從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工程師成了年屆退休的老人。他當年對我說笑，實在是苦中作樂。
五外曾祖公婆還有一個養女，那時三十多歲，也已嫁人。我也稱他們的這位養女為姨婆。這位姨婆的住處離我家極近，兩家後窗遙遙相對，簡直可以說是鄰居。這位姨婆對我們小孩子很和靄。有一陣，我很愛去這位姨婆家，因為她有一本童話故事叫《唐小西在下一次開船港》。當時我剛開始識字，渴望讀書，但幾年前全國剛經曆一場燒書運動，書都差不多燒光了，很難找到合適的書讀。那本《唐小西在下一次開船港》正適合我那年齡和閱讀水平。那書可能也是姨婆少年時代的心愛之物，故而避免了幾年前大多數書籍的命運。姨婆家說我不能把那書借去，但任何時候都可以去她家讀。於是我就常常去她家讀《唐小西在下一次開船港》。姨婆的家非常幹淨整潔。用後來的話說，有些小資情調。
聽說這位姨婆是位孤兒，十來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改嫁，將她遺棄了。她的父親正是五外曾祖公的親弟弟，所以五外曾祖公婆收養了她。她在五外曾祖公家長大，對五外曾祖公婆以爸爸媽媽相稱。她的父親是怎麽去世的呢？當時我聽說是“土改時在鄉下被農民打死了”。我當時對這種聽聞也不以為奇，模模糊糊覺得那是很久以前世界上大人們的事，不是小孩子可以明白的。
近來才聽說，這位姨婆的父親、五外曾祖公的那位弟弟，是位學政治的書生，本來好像並無一官半職，但1949年在國民黨逃離大陸時，被委任為貴州某縣縣長，留下來“打遊擊”。結果是“遊擊隊”一觸即潰，他本人東藏西躲一陣，也就被抓獲，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斃了。
據我所知，唐家雖然在清朝是官僚世家，在民國初年也曾在西南風雲一時，但在北洋政府晚期即已在政治上被邊緣化；及至國民黨奪取政權，唐家在政治上已被徹底邊緣化，與國民黨政權並無關係。據我猜測，姨婆的父親這種人就是一個社會裏不得誌的小知識分子，在改朝換代之際，誤判形勢加頭腦發熱，以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押命一博，結果成了前朝的殉葬品。可憐的姨婆，因之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堂吉訶德的故事並不總是喜劇。
五外曾祖公婆的大兒子，我稱為大舅公，當時二十多歲，是個聰明好學的青年。初中畢業後不得繼續高中學業，六十年代中期就下鄉當了知青，當時因病歸城，在一所中學實驗室中當一個小職員，是五外曾祖公一家中唯一有戶口的人。這位大舅公是我最早的啟蒙老師之一，在家裏教還是小學生的我組裝半導體單管收音機。我那時年紀太小又沒有基礎，學得很不好。不過學過一點肯定要比不學強，那時所學的也就成了後來的基礎。這位大舅公高考恢複後上了大學，成了一所中學的英語老師，是第一個給我說不要用英漢字典，要用英英字典的人。
我考上大學時，祖父祖母都去世了，因為父母都是殘疾人，家裏極窮，親戚們都量力相助，為我準備行裝。五外曾祖公一家也很窘迫，但還是由大舅公送了我一個鋁製飯盒。那飯盒我在北京大學用了一年多，有一天在學一食堂盛了棒子麵粥放在一飯桌上，離去買點鹹菜回來後發現被人連盒帶粥一起偷走了。所謂北大學生，不乏雞鳴狗盜之徒。
後來就很少聽到五外曾祖公一家的消息了。八十年代中期，我的親舅公（我祖母的弟弟）中年離家老大回，到貴陽來探親，我陪他去看望了五外曾祖公婆。五外曾祖公婆與大舅公（他們的大兒子）同住在大舅公的單位分配的單元房裏，五外曾祖公剛平反，大舅公剛娶妻生子，一家人喜氣洋洋。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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