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劉賓雁
2024年7月
今年6月份，閨女贏得英國作家協會短篇小說獎第一名，一時不禁想到我們崇敬的作家劉賓雁2003年4月5日在當時六歲女兒的日記本上的題詞：
“希望十年後能見到有人讀你的作品，當然是印刷出來的。
劉賓雁
3-4-5”
十年後，閨女十六歲時，她的一篇作文在一本作文選集被印刷了出來。如今二十一年後，閨女的一篇作品得到了英國作家協會的認可，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了。閨女算是沒有辜負劉賓雁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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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9年8月離開中國前，可能聽到過劉賓雁的名字，但對他一無了解，更不要說他的作品和他的經曆了。那時我在西安的一家大集體工廠當技術員，終日忙於給自己反動學生的頭銜翻案，然後先是考研究生，接著是考公派出國留學，突擊學習英文和準備出國。
1979年8月下旬，我抵達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園，在經濟係攻讀博士學位。沒過幾天，9月19日，政治科學係的教授愛德華·弗裏德曼（Edward Friedman）給我來電話，要我給他做助手。其後的幾年裏，我大致每星期為他工作一小時。主要任務是幫他起草中文信件，修改他的中文稿，以及把中文報刊雜誌上的文章讀給他聽並解答他可能有的疑問。
弗裏德曼教授訂閱了三份香港的中文雜誌：《爭鳴》、《動向》和《七十年代》。就在那年的9月，劉賓雁著名的《人妖之間》發表了，不久香港的一家雜誌就全文轉載了。弗裏德曼教授就讓我一字一句地讀給他聽。這是我看到的劉賓雁寫的第一篇文章，它當時對我的震感難以形容。從小學到離開中國，我從來沒有讀過這樣的文章，更不用說剛經曆的十多年的文化毀滅、那些聖人胡說八道的歪理、那些不值一瞥的成詞濫調的東西；加之出國前在西安新城區工業科的那個大集體工廠的六年的親身經曆親眼所見和親耳所聞，讀了“人妖之間”後那種痛快淋漓的感覺，使我對劉賓雁的文筆、膽量和正義感敬佩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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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賓雁的大名從此深深銘記在我的心裏。我那時因年齡已大，抓緊著寫博士論文，找工作，發論文，拿終生教授，同時為美國政府各部門做谘詢，掙錢養家糊口，所以也沒有機會更多地去關注劉賓雁的作品和他個人的經曆。偶爾在新聞中看到一點有關他的報道而已。
現在不難在網上了解到，劉賓雁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7月19日，《中國青年報》舉行了批判他的“座談會”。1958年至1962年，他做為右派分子被遣送農村勞動改造。1961年至1966年，他返回《中國青年報》當雜工。1966年3月，劉賓雁被“摘帽”；但幾個月後的1966年6月初，又被指“反黨”，並再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至1977年。1979年獲得平反。1986年12月，作為黨內民主派，他與王若望、方勵之二人一同被鄧小平點名，鄧要求將其開除黨籍。1987年1月，人民日報社紀委正式開除他的黨籍以及公職。
1988年春，劉賓雁在美國講學。1989年六四事件後，劉賓雁公開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力鎮壓，宣布在海外開始流亡生活，11月被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決議開除其中國作家協會會籍，並撤消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團委員和理事等職，亦被中國政府禁止返回中國。
1988年12月2日，他在美國馬裏蘭大學做題為“中國的危機與希望”的演說，很多人慕名前往。我的一個朋友去後對我說，非常失望。她說，大家本以為以他的經曆，對中國共產黨的萬惡的反動本質一定會有更深刻的認識，豈料他仍然信仰著共產主義，他對中國共產黨所持的態度shi他在1985年著作裏所描述的“第二種忠誠”。
細細地品味起來，劉賓雁是一位誠實對待自己的作家。1944年，他不滿20歲就被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所吸引。到了1988年他在馬裏蘭大學演講時，1989年中國共產黨出動坦克鎮壓追求民主的學生的六四事件尚未發生，90年代初東歐共產黨專政政權特別是蘇聯這個共產黨專政的宗主國尚未解體，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沒有改變，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他隻是親眼觀察到了中國共產黨政權之下的諸多問題。憑著他的“第二種忠誠”，他隻是希望自己能通過對中國共產黨政權中問題的如實地揭露，去幫助中國共產黨進步。他的不幸遭遇是這個黨隻接受黃繼光雷鋒式的“愚忠”，不接受偏離“愚忠”之外的任何類型的忠誠。
多年之後，作家曹長青在他2005年寫的題為“和劉賓雁分道揚鑣“的文章裏詳細總結了新一代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青年人和劉賓雁對中國共產黨的不同看法。與此同時，曹長青也客觀地例舉了劉賓雁值得人們尊敬的為人。曹長青認為，劉賓雁是一個真正有理想追求的人，終生孜孜不倦地探索著和思考著；劉賓雁是一個充滿道義感、社會責任感的人，他憂國憂民，關注底層民眾命運，有一種男子漢大丈夫承擔責任的俠義，他的作品讓人感覺到黑暗中的一束道德的光亮；在中國人多善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現狀下，劉賓雁一直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誠實和正直。
我希望給曹長青一點補充的是，隨著曆史的推進和各種有關信息的注入，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對有些人來說，這個過程可能很短，但對有些人來說，這個過程可能很漫長。中國共產黨從建立、發展到如今，它成功的法寶之一就是欺騙，美其名為宣傳和統戰。首當其衝被欺騙的是那些“愚忠”的黨員，那些所謂的馴服工具，然後是各種類型的忠誠的黨員，再後是中國絕大多數人民和全世界。
我的年齡在劉賓雁和曹長青之間，從小學起受到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在中國共產黨營造的環境中成長，報刊書籍廣播等等無孔不入地充斥了欺騙杜絕了真相。要求在那樣環境中生存的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能有深刻的認識其實是很困難的。個別人由於自己的親身經曆或身邊親人的親身經曆可能會有所覺悟，更多的人可能即令有所經曆也仍然無所覺悟。畏懼是一般中國人無法認識共產黨的本質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不允許任何國民有任何偏離欺騙宣傳的獨立思考，否則嚴懲不貸。所以一般的中國老百姓為了避免生活受到影響而根本就不去思考。
回顧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就走過了不同階段的漫長的時間。我四五歲時在南京，正是剛剛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大開殺戒的時候。那時因為每天都要槍斃一大批人，專供槍斃人的槍斃場不夠用了或太遠了點。南京大學（大概還有其他高校）的運動場就變成了臨時的槍斃場。記得有天下午我正在上小學的小姐姐和她的幾個同學就帶著我去親眼看過。她們對我說：“我們帶你看槍斃人玩去！”我們來到南京大學運動場，坐在看台的台階上，隻見軍人把十來個將被槍斃的人押進操場，站成一排，然後被槍斃倒下。她們對我說，每天下午四點左右都有，都可以來玩。
後來到了上大學時，我有幸坐進了中國共產黨的監獄。從監獄中出來，我對中國共產黨有所認識。但那些認識有感性的成分，經過思考，雖然也有理性的成分，但由於各種鋪天蓋地和無孔不入的欺騙宣傳，事實的真相和相關信息被封殺控製，也隻可能是一些淺薄的認識。
到美國後，我有機會接觸更多的資料和書籍，有機會與更多的人自由地探討問題，有了更多更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有了本質上的提高，然而我的認識仍有走向更成熟的空間。
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宗主國蘇聯解體，蘇聯當年的有關檔案解密之後，直到現在我年近八旬了，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說，我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完全成熟的理智的認識。首先中國共產黨是蘇維埃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格裏戈爾伊·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提供經費奉命在中國成立的，其後在中國多地成立了武裝的蘇維埃根據地。我從小受到的洗腦教育，使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是何等明目張膽的漢奸賣國行為。我總算最後才明白，賣國賊指的是那些賣國失敗的人。賣國成功的就都成了烈士、英雄、大救星，哪怕那個宗主國已經在曆史中被淘汰了。
當然，成功的賣國賊有其成功的幾個法寶。為實現一個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又有了階級鬥爭的謬論和手段，天下還有什麽壞事是不可以做的呢？搶劫他人的財產，任意殺戮和迫害所有不認同、可能不認同和潛在不認同的人，欺騙自己的黨員、欺騙全國的人民和欺騙全世界，一切都成了順利成章的偉大事業。到如今，共產主義運動早已土崩瓦解，全世界僅剩下了幾個殘渣餘孽。中國共產黨就當仁不讓地成了全世界最強大的黑暗勢力。
劉賓雁走完了這個完整的認識過程了嗎？也許走完了，也許沒有。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是在向著這個方向走著的。我們如果比較他1988年在馬裏蘭大學的演講和他去世前不久在他80歲生日聚會上的演講，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特別值得玩味的是他實事求是地比較了在成功的賣國賊政權度過的日子和在失敗的賣國賊政權度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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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認識了我老婆後得知，劉賓雁的女兒和我老婆是初中時的同班同學和好友。那時劉賓雁已經在哈佛大學做過訪問學者，在德國做過訪問作家，並訪問了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前東歐國家研究蘇聯東歐民主運動發展經驗，又在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擔任過了訪問學者，最後在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並安頓了下來。
2003年劉賓雁女兒來美國探望她流亡住在新澤西的父母。4月5日，老婆和我帶著六歲的閨女專程驅車去他們的住處看望了他們。女兒五歲開始寫日記，那次就帶上了日記本，請劉賓雁在女兒的日記上提了字。我乘機也遞上了我的日記本，請他題字。他應諾寫到：
“你我都是不尋常的曆史的見證者。相信你能把自己的經曆和見聞真實地傳給後人。
劉賓雁
3-4-5
於New Jersey”
我對他說，我在中國的經曆是一定要寫出來的，隻是當時手頭的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直到2016年我退休後，花了幾年時間才算了卻這門心願，也算沒有辜負劉賓雁的希望。隻是我一介理工男的文筆，比他差得太遠，我唯能安慰自己 —— 已盡我所能如實記錄下了文革中一個無辜青年的一場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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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拜訪劉賓雁後，2005年12月5日80歲的他患癌症在新澤西去世了。2010年12月23日，劉賓雁的骨灰總算如願返回中國大陸，安葬在北京市天山陵園。
2018年10月11日我們夫妻兩在劉賓雁女兒的帶領下拜謁了他的墓地，為他掃墓。那天天氣極好，正值北京的金秋季節。劉賓雁的墓有兩個與眾不同的看點。一是他的墓碑，二是那個專門為他的墓地設置的24小時監視的攝像頭。
先說他的墓碑，上麵隻有他的簽名手寫體“劉賓雁”三個字，以及“1925 - 2005”。據說，劉賓雁在生前曾經為自己寫過墓誌銘，他說，“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但是未被允許。想來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活著的人沒有自由，死了的人也是沒有自由的。任何一個人，如果做他應該做的事、說他應該說的話都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挑戰和威脅。我想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的墓誌銘應該是“長眠於此的這些中國人，曾做了中國共產黨讓做的事，說了中國共產黨讓說的話。”這就是當今中華民族的悲哀。
再說那個攝像頭，它不是為了防止有人來盜墓或毀墓的。它的目的是用於監視前來拜謁的人的。劉賓雁的女兒對我們說，我們隻要在她父親的墓前出現，幾分鍾內立刻就會有墓地保安人員來監視。果不其然，兩個戴著大簷帽身穿保安製服的人走了過來。我走過去問他們：“你們知道這裏埋葬的人是誰嗎？”兩個保安看來隻是附近農村雇來的，沒有什麽文化，按照領導的指示辦事拿點菲薄的工資而已。我向他們簡單介紹了一下劉賓雁，然後提議他們和我合影一張相片。一個“聰明點”的一溜煙跑掉了，一個“傻乎乎”的就莫名奇妙地和我合影了。
2019年我收集了美國各家英文報紙有關劉賓雁的報道，9月22日交給了他的女兒女婿。
聽說2005年初劉賓雁80歲生日前美國雕塑家譚寧為劉賓雁做了半身塑像，設在了普林斯頓大學。我想，他是值得人們永遠地緬懷的。至於他在天山陵園的墓，一捧骨灰能使無比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如此懼怕，難道不值得人們永遠地緬懷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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