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來源：《孫宋研究動態》 發布時間：2011-12-18
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是當代中國的重大政治事件。由於種種原因，迄今為止，對有關宋慶齡與1957年反右派鬥爭這一問題的專題研究文章幾乎沒有，有的宋慶齡傳記著作談及此事隻是說幾句皮相之論。筆者願拋磚引玉，將近年來搜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以推動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從而對宋慶齡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一、1957年4月劉少奇對宋慶齡說：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
中國共產黨和黨的領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很早以前就把宋慶齡當作自己親密的戰友、同誌和可敬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1957年4月,宋慶齡在上海寓所接待前來看望的劉少奇,懇切地提出:“我希望參加中國共產黨。”劉少奇慎重地表示：“這是一件大事，我將轉報黨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劉少奇、周恩來親自到上海，向宋慶齡轉達黨中央討論的意見。劉少奇說：“黨中央認真討論了你的入黨要求，從現在的情況看，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宋慶齡點頭表示理解。[1]
其時,中共正在謀劃一件“天下第一大事”——開展黨內整風。在4月那次看望時，劉少奇說：“孫中山先生很有才華和魄力，獻身革命幾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沒成功，就因為沒有一個好黨。我們黨吸取了這個教訓，才領導革命成功了。”現在,我們號召群眾幫助我們整風,“目的就是使我們黨更好。”宋慶齡頻頻點頭，表示完全讚同劉少奇的見解，她說：“黨中央采取這個態度很好，我相信黨一定會越來越好。”[2]
二、反右鬥爭前，周恩來將這次運動的要求、目的向宋慶齡作了通報，6月21日宋慶齡發表《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一文。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為了推動這次整風運動，4月30日毛澤東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座談，請他們幫助中共整風，表示共產黨真誠地歡迎民主黨派人士提意見、作批評。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強調要請黨外人士暢所欲言地對黨的工作上缺點錯誤提出意見，因為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為了貫徹落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從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統戰部先後召開了13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座談會。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黨外人士提出了大量的批評、意見和建議，其中絕大部分是正確的、善意的，一部分人士發表了一些偏激的甚至錯誤的言論，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5月15日，毛澤東開始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進攻的問題，標誌著他思想上發生了變化。與這兩類座談會相比，高等學校裏鳴放的情緒更為激烈，當時的情況使一些人產生一種錯覺，似乎中共正在失去控製局麵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國發生了。6月上旬，局勢在急劇變化，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反擊右派的鬥爭。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發出了反擊右派的鬥爭信號。同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在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之際，中共領導人約請一些黨外代表人士談話。毛澤東6月5日晚約請陳叔通、黃炎培談話。[3]據了解，反右鬥爭前，周恩來將這次運動的要求、目的向宋慶齡作了通報，並征求她的意見。[4]
6月21日，宋慶齡在《人民日報》發表《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一文。宋慶齡開門見山說:“最近我雖然因病不得不少參加活動，但是我一直以極大的注意和深切的關懷注視著這個時期我們國內的事情。”接著，她談了對中共整風和有些人所發謬論的看法。她高度評價中共整風，認為“這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健康現象”，“表現出共產黨對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眾基礎具有莫大信心”，“表明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思想開放和態度寬容是可以辦到的”。在1957年，宋慶齡就提出社會主義製度下要做到思想開放和態度寬容的觀點，是很不容易的。對有些人所發否認共產黨領導的謬論，她說這“是肯定不能同意的”，“否認我們已經獲致的偉大成就和詛咒共產黨在我們工作和生活的各個方麵的領導地位這個原則，是極端荒謬的，而正是這個原則使得改正錯誤成為我們社會固有的一種機製。”這篇文章是宋慶齡第一次公開發表對反右鬥爭的看法。
三、隨著反右鬥爭打擊麵越來越擴大，宋慶齡想不通了，她寫了《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一文。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宋慶齡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這次會議把反右鬥爭推向新的高潮。巴金先生事後回憶說：“在這一屆的會上開始了對所謂‘右派’的批判，不僅在我們的大會小會上，在會場以外，在各個單位，在整個社會中都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反右’運動。”“在會議期間我的心情十分複雜。我一方麵感謝‘領導’終於沒有把我列為右派，讓我參加各種‘反右’活動，另一方麵又覺得左右界限並不分明。有些人成為反右對象實在冤枉，特別是幾個平日跟我往來較多的朋友，他們的見解並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會上我不敢出來替他們說一句公道話，而且時時擔心讓人當場揪出來。”[5]這是當時全國許多知識分子心態的真實寫照。
宋慶齡在認真觀察和思索,在這次會議期間，7月13日她在《人民日報》發表《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一文。
關於這篇文章的寫作情況，據李雲在《回憶宋慶齡》一文中說，開始宋慶齡對反右鬥爭是讚同的，但是，“後來打擊麵越來越擴大，不僅有解放前長期追隨黨的左派分子,還有些長期革命的老黨員,她想不通了。她認為應該打擊孤立少數頑固分子，團結多數。她表示要寫一篇文章，經過再三考慮，她寫了一篇《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6]
“我們一定要像保護生命一樣來保護我們人民的團結。”這是文章的主題，在當時熱火朝天的反右高潮中，可謂空穀足音，難得的諍言。她還提出以下觀點：
一是要“明智而合於人情地解決問題”。宋慶齡說，我們很熟悉中國的舊統治者是怎樣處理社會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見或是抗議他們的境況，他們就會被看作“煽惑者”，就會遭受逮捕、拷打和處決。那時的當局不愛多講，幹脆就使用武器。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裏，我們不能做那樣的事情。我們能夠掌握經濟和社會的規律，明智而合於人情地解決問題。
二是要區別“絕大多數人”和“絕少數人”。宋慶齡說，在我們的討論中，絕大多數的發言者都是為了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的，某些發言也顯示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傾向，雖然這隻是存在於絕少數人中間。“至於在那絕少數人中間，我們也會把那些一時在思想上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那些還沒有接受社會主義的人同那些在積極陰謀破壞社會主義的人區別開來。”
三是要按整風運動原定的目標前進。宋慶齡說，我們應該而且也一定會按運動原定的目標前進：幫助共產黨在黨內發動一個嚴肅的運動，反對社會主義和六億人民的死敵——脫離群眾、忽視群眾利益的官僚主義，不信任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宗派主義，不顧現實的主觀主義。
四、宋慶齡寫信給黨中央，直率地晉言。
2003年1月28日，宋慶齡誕辰11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陳敏《金色的鳳凰》一文。文中披露：宋慶齡對新中國成立後一些“左”的錯誤不斷提出意見。她不避“要代表資本家講話”和是“民主革命時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澤東質疑“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1957年，她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麽又收了？”對反右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文革”中，宋慶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前後寫了7封信，表達對“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
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論家吳江先生的回憶錄《政治滄桑六十年》中，對宋慶齡1957年給黨中央的信作了更詳細的披露：“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麽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麽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的人士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做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年青知識分子又怎麽可能一天就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麽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麵，要推翻共產黨?”[7]
筆者認為，宋慶齡1957年給黨中央的信是可信的。第一,《人民日報》具有權威性、嚴肅性，它刊登的有關黨和國家領導人生平的文章，講究言必有據。第二，它與1957年7月1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一文內容相吻合，差異在於信寫得直率，而文章表達較婉轉。第三，寫信及信的內容符合宋慶齡的思想性格特征。這誠如鄧小平1981年6月3日在宋慶齡追悼會上作的悼詞中所言：“她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著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高風亮節，永垂千古。”[8]這也誠如陳雲所言：“宋慶齡的品質高貴，在於信仰始終如一，愛國、愛民、愛和平。不做違心事，不講違心話。”[9]（作者為上海市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
注釋：
[1]《宋慶齡年譜（1893—1981)》(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502頁。據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頁記載：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和劉少奇探望宋慶齡。
[2]《宋慶齡年譜(1893—1981)》（下冊)，第1503頁。據《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頁記載：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和劉少奇探望宋慶齡。
[3]《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05頁。
[4]李雲：《回憶宋慶齡》，《孫中山宋慶齡研究信息資料》2001年第4期。
[5]《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596頁。
[6]李雲：《回憶宋慶齡》，《孫中山宋慶齡研究信息資料》2001年第4期。
[7]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9—70頁。
[8]《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45頁。
[9]陳敏：《金色的鳳凰》，《人民日報》2003年1月28日，第15版。
原載 《孫宋研究動態》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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