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發現，殷文所引用的說明其觀點的“史料”可以說隻有兩處是出自宋慶齡之手的第一手的“原料”，而且也都被做過了手腳，而其他的所謂“史料”不是一些經過幾次轉手的“次料”，就是一些子虛烏有的假貨。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沒有注明出處，其真實性非常可疑;個別材料雖然注明了出處，但是反映的也隻是他人的觀點，並不能證明其是宋慶齡的觀點。就這樣一些所謂的“史料”又怎麽能夠說明問題呢?
具體來說，殷文引用了宋慶齡在反右鬥爭期間公開發表的兩篇文章：一篇是1957年6月2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一篇是發表於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上的《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但是，文章在引用時卻做了手腳：在引用宋的第一篇文章的那部分將小標題寫為“反右鬥爭前，周恩來將這次運動的要求、目的向宋慶齡作了通報，6月21日宋慶齡發表《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一文;在引用宋的第二篇文章的那部分將小標題寫為“隨著反右派鬥爭打擊麵越來越擴大，宋慶齡想不通了，她寫了《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一文”。經過這麽一“加工“，給人的印象是：宋慶齡之所以寫6月21日那篇文章，是因為周恩來向她作了通報的結果，而不是她的本意;而她之所以寫7月13日那篇文章，是因為她對反右派想不通，認為反右派鬥爭打擊麵太擴大了。其實，關於整風運動的情況，劉少奇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經向宋慶齡做了通報，而周恩來和劉少奇一道探望宋慶齡是發生在此事之後不久，時間仍在四月份，當時還根本談不上反右派的問題。顯然，人為地把這兩件事聯係在一起是毫無道理的。6月21那篇文章的反右鋒芒是如此明顯，以致殷文也不得不承認“開始宋慶齡對反右派鬥爭是讚成的”，而這和他後麵一再引用的所謂“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顯然是自相矛盾的。至於7月13日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宋慶齡根據毛澤東6月19日正式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對反右鬥爭所做的更深入的理論分析，其中涉及《正處》裏講到的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關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樣一些問題。通觀全文，矛頭顯然還是非常明確地指向右派分子的。宋慶齡在這篇文章裏寫道：“有一種判定的標準：是否符合六億人民的利益和有利於社會主義?我們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切，這個標準告訴我們什麽是正確的，什麽是部分正確的?什麽是完全錯誤的。利用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少數人企圖轉移‘整風運動’、‘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糾正錯誤的作用。他們要利用這個運動來使我們的新的政治製度和我們國家的基礎發生動搖。他們把攻擊集中於為全體人民找出和開辟道路的共產黨在我們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例如，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於共產黨和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寬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幹曆史事實。同時反動分子對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的非黨人士進行了恐嚇。他們用了匿名信和和其它卑鄙的手段。這種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憎惡。”她憤怒地駁斥道，“這些言論和手法在我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中所引起的反映，充分說明這少數人推銷他們貨色的市場是小得可憐的。有些反動分子說，八年來中國‘一事無成’，或是說‘一團糟’。生活本身就給予了駁斥!饑餓、貧困、孱弱的舊中國一去不複返了，這是怎會發生的?難道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這般地步，以至於連我們國外的最凶惡的敵人也不得不勉強承認的進步他們都看不出來嗎?反動分子的謊言所激起的憤怒是不難理解的。依我看來，人民出來說話，把事情搞個清楚，是完全正確的。”(《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頁)在這裏，宋慶齡說到反右鬥爭是“不難理解”，“完全正確”，而絕不是殷文說的是什麽“不理解”和“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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