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
1956年2月25日
同誌們：
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和許多代表在代表大會的發言中，以及以前曆次黨中央全會上，對於個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後果已談了很多。斯大林逝世以後，黨中央委員會開始執行如下方針：堅定而不懈地指明：誇大某個人的作用，把他變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質的超人，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的，是不能容許的。這個人似乎無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為沒有半點錯誤。多年來，我們養成了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人，具體地說就是這樣看待斯大林的。
我這個報告不想全麵評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跡。關於斯大林的功績，還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寫了大量的書籍、小冊子和研究論文，已經進行了足夠的研究，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以及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盡人皆知的。現在，我們關心的，是一個對我們黨的現在和將來都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那就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逐步形成的，它怎樣在一定階段上變成一係列極其嚴重地歪曲黨的原理，歪曲黨的民主和革命法製的根源。
由於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認識到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以及因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而帶來的巨大危害，同時由於個人獨攬大權這一事實，黨中央認為絕對有必要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報告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
首先，請允許我提示一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怎樣嚴厲斥責個人崇拜的任何表現的。
馬克思在給德國政治活動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說：“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想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複。偶爾答複，也隻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原來，拉薩爾的所作所為卻恰恰相反。”
不久以後，恩格斯也寫道：“馬克思和我，我們一直反對公開宣揚個人，隻有為了達到某種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們尤其反對那些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對我們個人所做的宣揚。”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寧是非常謙虛的。列寧永遠強調人民作為曆史創造者的作用，強調黨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具有主動精神的整體的領導和組織作用，強調中央委員會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並不否定工人階級領導者在領導革命解放運動中的作用。
列寧在指出群眾領袖和組織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時，無情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各種表現，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群氓”觀點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並堅決反對把”英雄”塞給人民群眾。
列寧教導說，黨的力量在於同群眾保持密切的聯係，在於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跟隨黨一起前進。列寧說過：“隻有相信人民，紮根於生動的群眾創造性源泉的人，才能勝利，才能掌握住政權。”列寧自豪地說，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是人民的領袖和導師，他號召一切重大問題由覺悟的工人來決定，由自己的黨來決定。他說：“我們相信黨，我們把黨看成是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
列寧堅決反對縮小和削弱黨對於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作用的一切企圖。他製定了黨的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他強調指出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指導原則。還在革命前的年代裏，列寧就稱黨中央委員會是領導者的集體，是黨的原則的保護者和說明者。他說：“在兩屆代表大會期間，黨的各項原則由中央委員會維護並由它解釋。”
在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和它的權威時，列寧指出：“我們的中央已經形成為一個嚴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團。”
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黨中央委員會真正地體現了對於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列寧作為戰鬥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但永遠沒有強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誌接受自己的觀點，他耐心地解釋自己的意見，使別人信服。列寧曆來都嚴格地監督執行黨的生活準則、遵守黨章，及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
列寧對於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勝利，對於我黨的勝利和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實現所作的一切是偉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還表現在，他及時地從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質，這些不良品質在後來造成了嚴重後果。列寧由於關懷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未來命運，他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確的鑒定，他提出過應該研究改變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問題，因為斯大林過於粗暴，對同誌關心不夠，任性和濫用職權。
列寧在寫給黨代表大會的信裏說過：“斯大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這份在我黨曆史上稱之為列寧“遺囑”的極其重要的政治文獻，已經發給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你們已經讀過這個文件，而且毫無疑問你們會再讀它幾遍。請你們深入地考慮一下，列寧所說的下列這些真誠的話，這些話體現了他對黨、人民、國家以及黨的未來政治方針的關懷。
他說：“斯大林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麵同斯大林一樣，隻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誌，少任性等等”。列寧的這個文件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團中宣讀過，代表團並且討論了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問題。各代表團讚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認真考慮列寧的批評，從而改正這些深為列寧所擔心的缺點。
同誌們！有必要向黨代表大會報告兩個新的文件，這兩個文件證實了列寧在他的“遺囑”中給斯大林所下的評語。
這兩個文件就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給當時在政治局擔任書記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寧寫給斯大林的信。
我現在宣讀一下這些文件。
克魯普斯卡婭的信：
“關於我經過醫生允許在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的口授下寫的一封短信問題，昨天斯大林對我的態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黨內不是一天了。在這30年裏，我一次也沒有聽到那怕是一個同誌的一句粗暴的話。黨和伊裏奇的利益對我比斯大林更為寶貴。可是現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製。和伊裏奇能談什麽和不能談什麽，我比任何醫生都了解，因為我知道什麽問題會使他不安，不管怎樣比斯大林要了解。現在我請求你和格裏哥裏（即季諾維也夫），因為你們是弗·伊的最親近的朋友，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個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幹涉和不應有的謾罵和威脅。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的一致協議，我是不懷疑的，但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時間去搞那個愚蠢的爭吵。我也是個活人，我的神經已緊張到了頂點。”
這封信是克魯普斯卡婭在1922年12月23日寫的。過了兩個半月以後，即1923年3月，列寧給斯大林寫了這樣一封信：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誌：你曾粗魯地給我的妻子打電話罵了她。雖然她已向您表示願意忘記說過的話，但是這件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她那裏知道了。我並不願意輕易忘記反對我的事情，在這裏不必說，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對我的。因此，請您酌情考慮，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說過的話並表示道歉？還是願意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
致敬。
列寧，1923年3月5日”
同誌們！我不想評述這些文件，這些文件本身已經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問題。如果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斯大林能夠采取這種態度，能夠這樣地對待克魯普斯卡妮——列寧的忠實朋友和從我黨誕生起就為黨的事業而積極奮鬥的戰士，那麽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樣對待其他工作人員的。斯大林的這些不良品質愈來愈發展，在晚年已達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列寧逝世後的初期，斯大林還考慮他的指示，而後來則逐漸輕視列寧的嚴重警告。如果我們分析一下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實際活動，考慮一下他所犯的全部過失，我們必須相信列寧的擔心是正確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質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還隻是處於萌芽狀態，但在以後年代裏已經發展到嚴重地濫用職權的地步，因而給我們黨造成莫大的損失。
我們必須嚴正地研究和正確地分析這個問題，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複斯大林在世時所犯下的一切過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許實現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他不僅對反對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於他的任性和專橫，連被他看成與他的思想相違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過說服、解釋和耐心地同別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強加於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這種做法的人，或者力圖證明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正確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關，接著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以後的這個時期內，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許許多多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黨的卓越活動家和黨的一般工作人員都成了斯大林專橫的犧牲品。
應該說，黨在反對托格茨基分子，反對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方麵進行了重大的鬥爭，從思想上粉碎了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這次思想鬥爭進行得很成功，在鬥爭中黨更加鞏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鍛煉。斯大林在這方麵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黨領導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思想鬥爭，反對自己隊伍中發表反列寧主義綱領的人們，他們是敵視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路線的代表人物。這是一場頑強而艱苦的鬥爭，然而是一場必要的鬥爭，因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是要複辟資本主義和向世界資產階級投降。我們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傾政治路線在黨內取得勝利，或者把“棉布服裝工業化”作為方向，或者轉向富農，其結果將會怎樣？我們那時就不會有強大的重工業，不會有集體農莊，我們在資本主義包圍的麵前就會赤手空拳，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
因此，黨才從思想上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向全體黨員和非黨群眾說明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列寧主義主張的害處和危險性。黨在說明黨的路線方麵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無論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來，黨內絕大多數都擁護列寧的路線，因此，黨才能夠鼓舞和組織勞動群眾去實現黨的列寧路線。去建成社會主義。
下述這種情況是值得重視的。甚至在進行熾烈的殘酷的思想鬥爭的時候，對於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沒有采取極端的鎮壓辦法。當時的鬥爭是在思想方麵進行的。但是過了幾年以後，當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在我國建成，剝削階級基本上被消滅，蘇維埃社會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敵對的政黨、政治派別和集團的社會基礎已大大縮小，黨的思想敵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況下，反而對他們開始采取鎮壓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這個時期，開始在國家機關當中大肆鎮壓，首先是鎮壓那些早已被黨從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後也鎮壓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鎮壓了黨的幹部，這些人親身經曆了國內戰爭和工業化與集體化最艱苦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衛黨的列寧路線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積極的鬥爭。
斯大林首創“人民敵人”這個概念。這一名詞可以使犯了思想錯誤或隻卷入爭論的人毋須證明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它可以自動給這些人加上這個罪名，可以破壞革命法製的一切準則，對他們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以對付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對付那些隻是被懷疑有敵意的人，對付那些受到誣陷的人。“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實質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鬥爭和就某些問題那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唯一的證據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這種“自供”後來經查明，乃是對被告施行肉刑逼出來的，這種做法與現代法學的一切標準是完全違背的。
於是就導致明目張膽地破壞革命法製，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
應該說，即使那些曾經反對黨的路線的人們，也沒有那麽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掉，並為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便特別采用“人民敵人”這個概念。
很多被控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在後來被槍決的人，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就犯過錯誤，但盡管如此。列寧還是給他們工作做，糾正他們的錯誤，想盡辦法使他們留在黨內，引導他們跟隨著自己前進。
在此，應該向黨代會的代表介紹一下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列寧關於1920年10月寫給中央政治局的一個短箋。列寧在規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時寫到，必須把這個委員會變成真正的“黨和無產階級良心的機關”。
列寧指出：“監察委員會的一項特別任務是要和反對派的代表建立一種深切的個人關係，有時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他們因為在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產生了心理危機。應盡力安慰他們，同誌式地給他們講明情況，給他們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的工作。關於這方麵的意見和規定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局製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敵人和那些離開黨的正確路線的人是不調和的。但同時從讀過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寧在領導國家的整個活動中，都要求從黨的立場出發，慎重地對待那些表現過動搖、離開過黨的路線，但是還能夠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的同誌。他建議耐心地教育這些人，不要對他們采取極端措施。
列寧對待人，對待幹部的英明也就在於此。
斯大林對待人則完全另外一個樣，列寧的特點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通過整個集體從思想上影響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他前進。這一切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拋棄了思想鬥爭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手段。他愈來愈廣泛地、愈來愈堅決地利用懲罰機關，往往破壞現存的一切道德標準和蘇維埃法律。
一個人的專橫也就慫恿了另外一些人的專橫，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等等。
它產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絕望狀態。這當然不會促進黨的隊伍的團結和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團結，相反，是消滅了那些忠誠的但不為斯大林喜歡的幹部，或者是把他們從黨內排擠出去。
我們黨為實現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進行了鬥爭。這是一場思想鬥爭，如果在這場鬥爭中能夠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善於把黨的原則性同對人的深切關懷結合起來，不排斥和毀掉一些人，而是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麵來，那麽，我們肯定不會有這類粗暴破壞革命法則的事，成千上萬的人就不會成為恐怖手段的犧牲品。隻有對真正犯了反對蘇維埃製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極端的措施。
現在，我們舉出曆史上的幾件事實。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裏，兩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維克報《新生活》上發表聲明，公布布爾什維克準備武統起義的消息，他們還說這是冒險行動。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是這樣向敵人泄露了中央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並且說起義已組織就緒，不久即將進行。
這種行動是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因此，列寧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於武裝起義的訣議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於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開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黨的問題。
但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擔任領導職務。列寧把他們放在完成黨的極其重要任務的崗位上，他們積極參與了黨和蘇維埃的機關的領導工作。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錯誤。列寧在自己的“遺囑”中警告說，“當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寧並沒有提出逮捕，尤其沒有提出槍決他們的問題。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現在，經過很長一段曆史時間以後，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談反對托派的鬥爭，可以非常客觀地來分析這個案件。托洛茨基周圍的人決不是出身資產階級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黨的知識分子，而某一部分則是工人出身的。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人，他們最初曾經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革命前的工人運動，參加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這一偉大成果的鬥爭。其中很多人與托洛茨基脫離了關係，而轉到列寧的立場上。難道有必要從肉體上把這些人消滅掉嗎？我們深信，如果當時列寧還在世的話，是不會對其中的很多人采取這種極端措施的。
這隻是在曆史上的幾件事實。難道能夠說，在必要的情況下，列寧就沒有決定過對革命的敵人采取嚴厲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這樣說。列寧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和工人階級的敵人，必要的時候無情地使用這種手段。請大家回憶一下，1918年列寧在反對社會革命黨所組織的反蘇維埃的暴動和反革命富農的鬥爭時，曾毫不動搖地對這些敵人采取了最堅決的措施。但是，列寧采取這種辦法是用來反對真正的階級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反對那些犯了錯誤，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響的辦法引導前進，甚至還能繼續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們。
在非常必要的情況下，譬如，剝削階級瘋狂地反對革命，鬥爭你死我活，而且必須具有最尖銳的形式，直到采取國內戰爭的形式時，列寧是采取了嚴厲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極端的辦法，是在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業已鞏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關係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已經確立，而且我們黨在政治上業已鞏固，無論從數量上和思想上來看已經受到了鍛煉的時候。事情很明顯，斯大林在很多情況下都表現了不耐心、粗暴和濫用職權。他不是去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不是動員群眾，而是往往采用鎮壓和肉體消滅的手段，不僅鎮壓和消滅真正的敵人，而且鎮壓和消滅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沒有犯罪的人們。在這方麵毫無英明可言，有的隻是炫耀暴力，而列寧對此曾很擔心。
黨中央委員會在最近，特別是在貝利亞匪幫被揭露以後，審查了這個匪幫所製造的許多案件。審查之中發現了與斯大林的錯誤行為相聯係的粗暴專橫的極醜惡的情況。事實證明，斯大林利用無限的權力，濫用職權，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員們，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做了許多專橫的事，他經常個人決定黨和政府極其重要的事務，連政治局委員也不通知。
當我們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我們首先必須弄清，個人崇拜對我黨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寧經常強調黨在領導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作用和意義，將它視作在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列寧在指出布爾什維克黨作為蘇維埃國家統治的政黨的巨大責任時，號召嚴格遵守黨的生活的一切準則，實現對黨和國家集體領導的原則。領導的集體製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製基礎上的我黨根本性質所決定的。
眾所周知，列寧本人即表現了最嚴格遵守這些原則的範例。列寧對每個重要問題，從來不是由個人作決定，都是和大多數中央委員或中央政治局委員商議和取得同意之後決定的。在黨和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列寧認為必須正常地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中央全會，這些會議討論一切最重要的問題，通過由領導者集體研究製定的決議。
比如，在1918年，國家遭受到帝國主義幹涉者進犯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極其重要和迫切的問題——關於和平的問題。1919年，國內戰爭正激烈進行，這時，召開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如對農民群眾的態度，建立紅軍，黨在工人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改善黨的社會成份問題等。1920年召開了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確定了黨在經濟建設領域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1921年第十次黨代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關於黨的統一”的曆史性的決議。
列寧在世時，黨代表大會都按時召開，在黨和國家發展中的每一個轉折關頭，列寧認為黨必須對內外政策以及有關黨和國家發展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將其最後所寫的文章、信件和劄記都寄給了黨的最高機關——黨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黨中央委員會就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實現黨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領導集體。列寧在世的情況就是如此。
在列寧逝世後，我們黨的神聖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否被遵守了呢？如果說，在列寧逝世後的最初幾年內，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多少還正常召開的話，那麽，後來當斯大林開始愈加濫用職權的時候，這些原則就被粗暴地破壞了。這在斯大林生前最後十五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經過了十三年，在這一時期內我們黨和國家經曆了不少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堅決要求黨對在衛國戰爭時的國防問題以及戰後年代和平建設問題作出決議。此外，甚至在戰爭結束後七年多也未召開代表大會。難道可以認為這是正常的嗎？
中央全會幾乎也未召開過。隻要說一點就夠了，即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中，事實上未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的確，1941年10月曾想召開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們特地從全國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們等全會開會等了兩天，但沒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願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見麵談話。這一事實說明，在戰爭頭幾個月內斯大林灰心喪氣到了何種地步，它也說明，斯大林對待中央委員們又是怎樣的傲慢和輕侮。
這一事實表明，斯大林無視黨的生活準則，踐踏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斯大林對黨、對黨中央委員會的專橫態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後充分暴露出來了。
中央委員會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證明對黨的幹部施以粗暴專橫的事實後，組織了一個中央主席團領導下的委員會，責成它詳細地調查，對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的正式和候補委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員會調閱了人民內務委員會檔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閱了許多偽造的、虛假的控訴，不能容忍的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事實，它曾使許多無辜的人犧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為“敵人”的許多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工作人員其實根本不是敵人、特務和破壞者，而是一貫正直的共產黨人，他們隻是遭盡誣陷，有時不能忍受獸性的折磨而自己給自己加上了（在偽造證件的審判員的授意下）各種各樣嚴重而不可思議的罪名。委員會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供了大量關於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材料。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審查了這個材料。
經查明，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場群情激動）。
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即在1920年前參加黨的。從社會出身來說，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決權的代表60%）。所以，由這樣成份的黨代表大會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居然是黨的敵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僅僅由於正直的共產黨人被誣陷，加上了偽造的控告，以至極端破壞了革命的法製，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竟有70%被宣布為黨和人民的敵人。
遭到這樣命運的不僅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代表大會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僅這一事實說明，如現在已查明的，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參加者被控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麽荒謬、野蠻和違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場群情激動）。
應該指出，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作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而載入史冊的。代表大會代表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積極參加者，他們之中許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為黨的事業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他們英勇地同敵人搏鬥，他們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險，但從未動搖過，怎麽能夠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後，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後的時期內，這樣的人竟變成了“兩麵派”並參加了社會主義敵人的陣營？
這是斯大林濫用職權所造成的。斯大林開始對黨的幹部實行大規模的恐怖。為什麽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後對積極分子的大規模的恐怖會加劇了呢？因為斯大林在這個時期已經站在黨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顧及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了。如果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前他還考慮集體的意見，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分子後，當這一鬥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達到了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的時候，斯大林更加不顧及中央委員會委員乃至政治局委員了。斯大林認為他現在可以決定一切事務，他所需要的隻是統計員，他使得別人處於隻應聽從和歌頌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誌被慘害後，開始了大規模的恐怖及對社會主義法製的粗暴違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沒有政治局的決議——這僅在兩天之後才提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書記葉奴啟澤簽署了下列決定：
“2、司法機關——不要因該類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請而推遲執行死刑的判決，因為蘇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認為不可能受理這類申請。
“3、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在法庭作出死刑判決後對上述類別的罪犯立即執行。”
這一決議被作為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根據。在許多偽造的審訊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劃”恐怖行為的罪名，這就剝奪了重審案情的可能，即便他們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供詞”出於被迫，並堅決否認對他們的控告，情況也是這樣。
應該說與暗害基洛夫有關的情況，至今還有許多令人費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細地加以調查。有根據可以這樣想，殺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衛基洛夫的人們之中的某個人的幫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個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跡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釋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當派在基洛夫處的保衛人員於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審時，在汽車“失事”時死去了，但與他同車的人卻沒有受傷。基洛夫被害後，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員隻受到非常輕微的處分，但在1937年卻又被槍決。可以想象，所以把他們槍決是為了掩蓋謀殺基洛夫的組織者的痕跡。（會場騷動）在斯大林、日丹諾夫1936年9月25日從索契打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以後，1936年底起大規模的鎮壓便大大加強了。該電報中稱：
“嚴格說來，我們應當了解斯大林從未和黨的幹部見過麵，因此他們的意見他是無從知道的。”
在實行大規模鎮壓時，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即“內務人民委員會延誤了4年”，以及必須“彌補”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進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施行大規模逮捕和槍殺。不得不指出，1937年聯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會被迫接受了這一論斷。全會根據葉若夫關於“破壞者、暗殺者和日本—德國—托洛茨基特務活動的教訓”報告，通過了的決議稱：
大規模鎮壓當時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幟下進行的。實際上當時托洛茨基分子對我們黨和蘇維埃國家有否這樣的危險？應該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投票讚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隻有4000人，而讚成黨的路線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至中央2—3月全會的十年內，托洛茨基主義已被完全粉碎，許多原來的托洛茨基分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的觀點並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上工作著。顯然，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是沒有根據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麵派及其它兩麵派的辦法》的報告中，企圖給大規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論根據，所用的借口是，隨著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鬥爭應當愈來愈尖銳。斯大林並且說，曆史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列寧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事實上，列寧說，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反抗，這也指剝削階級還存在並且強大的時期。當國內政治情況好轉，在1920年1月紅軍奪取了羅斯托夫，並取得了對鄧尼金的勝利之後，列寧即指示捷爾任斯基取消大規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寧在1920年2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是這樣來證明蘇維埃政權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斯大林背離了列寧這些直接明了的綱領性指示。在我國國內一切剝削階級被消滅之後，采用非常辦法實行大規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據的時候，斯大林卻要黨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去實行大規模恐怖。這種恐怖手段事實上不隻用來反對被擊敗的剝削階級殘餘，而是反對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正直幹部。他們被加上了虛假、誣陷、荒唐的“兩麵派”、“特務分子”、“破壞分子”等帽子，說他們策劃某種臆想的“陰謀”活動。
在黨中央2—3月全會（1937年）上，許多中央委員的發言，實際上表示了懷疑在同“兩麵派”鬥爭掩蓋下進行大規模鎮壓的正確性。
這些懷疑在波斯蒂舍夫同誌的發言中表現得最明顯。他說：“我是這樣考慮的，經過了激烈鬥爭的年代，腐化了的黨員已經身敗名裂或投向了敵人，健康的黨員為黨的事業進行了鬥爭。這是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年代。我怎麽也未想到，在這激烈鬥爭年代之後，卡爾波夫和類似他的人會投奔敵人的陣營。但根據所述情況，似乎卡爾波夫從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個人認為，在1931年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為了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曾同敵人作過長期的艱難的鬥爭，現在竟然加入了敵對陣營，這是不可思議的。我不相信這點……我不能設想，和黨一起渡過了艱難年代的人怎麽會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這真是奇事……”（全場騷動）
斯大林關於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被愈多的論斷以及中央二——三月全會根據葉若夫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就被人加以利用，這就是鑽進國家保安機關的破壞者，以及無恥的野心家，他們開始以保衛黨的名義對黨和蘇維埃國家幹部、普通的蘇聯公民實行大規模恐怖。隻指出一點就足以說明，被誣告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數在1937年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專橫也涉及到黨的領導人員。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是根據第十二次黨代會闡述的各項列寧主義原則而製訂的。這個黨章規定，凡需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采取開除出黨的極端措施，“必須召開中央全會，並邀請所有候補委員、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列席”，隻有在這種黨員負責人會議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數認為必需這樣做，才能將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開除出黨。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並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開除了黨籍，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違犯了黨章，因為關於開除他們的問題從未在中央全會討論過。
在調查了某些所謂“特務”和“破壞者”案件後，現已查明，這些案件全係偽造。許多被捕者的供詞以及從事敵對活動的指控都是用慘無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當時政治局委員們告知我們的，斯大林當時並未把一些被誣告的政治家的許多聲明散發給大家看，這些政治家否認了自己的軍事審判庭上的供詞，要求對他們的案件進行客觀的調查。這樣的聲明很多，斯大林毫無疑問是知道這些聲明的。
中央委員們認為有必要向代表大會報告許許多多這類對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所偽造的案件。
無恥挑撥，惡意偽造、罪惡破壞革命法製的例證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和蘇維埃國家著名活動家，1905年的黨員埃赫同誌的案件。（全場激動）
埃赫同誌在1938年3月29日根據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經蘇聯最高檢查官的批準，隻是在逮捕後15個月才交檢查官受理。對埃赫案件的調查是在粗暴歪曲蘇維埃法製。獨斷專行和偽造的情況下進行的。
埃赫是在嚴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擬好的審訊記錄上簽字、審訊記錄誣告埃赫及許多著名的黨和蘇維埃幹部有反蘇維埃的活動。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給斯大林一份聲明，堅決否認自己有罪過，要求調查他的案件。他在聲明中寫道：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給斯大林的第二份聲明也保存著，聲明依據事實堅決駁斥對他的誣告，他指出這些誹謗性的指控，一方麵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幹的，因為他作為西部西伯利亞邊區黨委第一書記曾批準過逮捕他們的命令，他們陰謀報複他，另一方麵這也是檢查官偽造材料的結果。埃赫在聲明中寫道：
“現在我來談我生命中最可恥的一頁，也是我在黨和您麵前真正的罪過，就是我承認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事情是這樣的：我沒有經受住烏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對我使用的嚴刑和虐待，特別是烏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後還沒有愈合之機，讓我受到難以忍受的痛苦，逼著我誣告自己和別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餘的是我把我記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有關西伯利亞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實加到自己頭上。如果發現由烏沙科夫的和我簽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處，他們就逼著我在另一方案上麵簽字。例如：對魯希莫維奇就是這樣做的，開始叫我把他寫進‘後備中心’，但後來什麽都沒有告訴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所謂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後備中心’並由他擔任主席問題上。我開始時寫上我是主席，但後來他們建議寫上梅日拉馬克，還有許多其它類似情況。我請求並懇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調查清楚，這不是為了使您寬恕我，而是為了揭露這一卑鄙的陰謀，它象毒蛇一樣把許多人纏住了，其中也有因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誣告造成的後果。對您和黨我始終沒有叛變過。我知道，我是因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製造了反對我的卑鄙和醜惡的陰謀而將要犧牲。”按理說，這樣重要的聲明應該在中央委員會上討論，但並未這樣做。聲明書送給了貝利亞，對政治局候補委員埃赫同誌的嚴刑仍繼續著。”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認自己有罪，並作了如下聲明：
2月4日埃赫被槍決了。（全場激動）現已無可爭辯地查明，埃赫案件純屬偽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黨員，沙皇時代蹲過10年勞工營。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判會議記錄記載了盧祖塔克下列聲明：“他對法庭唯一請求是，告訴聯共（布）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有一個沒有被割除的膿瘡，它假造一些案件，逼著無辜的人們承認自己有罪。他認為對被指控的事實沒有進行審查，沒有給被告以任何機會來證明自己和那些別人供出的罪行並無任何關係。偵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編罪行和誣告完全無罪的人們，被告對自己的問題更不用說了。他請求法庭給他機會把這一切寫給聯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證，他本人從來沒有反對我黨政策的壞思想，因為他從來完全同意黨在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麵的全部政策。”
盧祖塔克的這一聲明並沒有受到注意，盡管盧祖塔克是當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而根據列寧的想法，這個委員會是為了黨的團結而建立的。這個具有高度權威的黨的機構的主席就成了粗暴專橫的犧牲品。他甚至沒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來，斯大林不願和他談話。他在二十分鍾之內就判了罪，然後就被槍斃了。（群情激動）1955年進行了仔細調查，確定盧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據造謠中傷的材料把他判了罪，盧祖塔克已被昭雪。
從羅布森魯姆（1906年黨員，1937年被內務人民委員會列寧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如何用挑撥方法製造出各種“反蘇中心”和“集團”。
1955年檢查內務人民委員會前審判員科馬羅夫案件時，羅布森魯姆談到下列事實：1937年被捕時，他遭到嚴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關於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後來把他帶到紮科夫斯基的辦公室，後者表示隻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內務人民委員會所捏造的“關於列寧格勒暗害、間諜、破壞、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釋放他。（全場激動）紮科夫斯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厚顏無恥的態度說穿了故意製造的“反蘇陰謀”的卑鄙“把戲”。
羅布森魯姆說：“紮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麵前展現了建立這個中心及其分部設想的幾種方案……在向我介紹了這些方案以後，紮科夫斯基說，內務人民委員部正在籌備有關這個中心的案件，而且審訊將是公開的。將來受審判的是中心的頭目，共四五人：丘多夫、烏加羅夫、斯莫羅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個分部審判2、3人……關於列寧格勒中心的案件應該搞得象個樣子，這裏證人起決定作用。同樣重要的是證人的社會地位（當然，是過去的地位）和黨齡。紮科夫斯基說：什麽都用不著你自己去編，內務部會為你準備好底稿，每個分部分開交代，你的任務是把底稿背下來，記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問題。這一案件可能要準備3、4個月，也可能半年，在這期間你就好好準備，不要使審訊人員和自己下不了台。審訊的過程和結果將決定你今後的命運。害怕了或說錯了，隻能怪自己。經受住了，你的腦袋可以保下來，將來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場騷動）
在州裏麵，偽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個時候就是這樣製造卑鄙事件的。內務人民委員會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獲”了所謂“烏拉爾起義總部”，是一個由右翼分子、托派、社會革命黨、教會人士組成的集團，據說由黨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員會書記和聯共（布）中央委員卡巴科夫（1914年黨員）領導。根據當時的各種口供材料來看，幾乎在所有的邊區、州和共和國裏都有過所謂“右翼托洛茨基派、間諜、恐怖、破壞、暗殺組織和中心”，而這些“組織”和“中心”不知道為什麽都是由各州委、邊區委或共和國中央的第一書記來領導。（全場騷動）
由於這種駭人聽聞的偽造“案件”，其結果使人們相信了各種誹謗的“供詞”，加上大肆強迫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致使數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產黨員就此犧牲。對黨和國家的卓越活動家——柯秀爾、邱巴爾、波斯蒂舍夫、薩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樣方式捏造了種種“案件”。
在這些年代裏，大規模進行了沒有根據的鎮壓，使黨的幹部遭受了重大損失。最惡劣的做法是要內務人民委員會在擬定提交軍事法庭審判名單時，事先就定了這些人的刑罰。名單由葉若夫交給斯大林本人審批預定的懲處辦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單交給斯大林，涉及數千名黨的、蘇維埃的、共青團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工作人員，並得到了他的批準。大部分這些案件現都在重新審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無根據的案件，因而宣告無效。僅舉一例足以說明，即自1954年到現在，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已經恢複了7679人的名譽，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軍事的工作人員給我們國家，給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招致了重大的損失。大規模鎮壓消極地影響了黨的政治和精神狀態，產生了不確定感，使病態的懷疑得以蔓延，在共產黨員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氣氛。各色誹謗家和野心家都積極活動起來了。
1938年聯共（布）中央一月全會的決議使黨的組織有了一定的複原。但廣泛的鎮壓在1938年仍繼續著。
僅僅因為我黨具有偉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經受住1937年到1938年種種困難事件，培養了新幹部。但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由於1937年到1938年大規模的沒有根據的和不公正的鎮壓，使幹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和國防上的準備就會實現得更加順利一些。
我們控訴葉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們的控訴是正確的。但是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葉若夫不通過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爾嗎？關於這個問題是否交換過意見？是否有政治局的決定？不，沒有過，正如其他案件一樣沒有過的。難道葉若夫能夠決定諸如著名黨的活動家的命運這樣重要的問題嗎？不能，如果以為這隻是葉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顯，這些案件是斯大林決定的，沒有他的指示，沒有他的批準，葉若夫是不能夠做的。現在我們弄清了這些案件，恢複了阿秀爾、盧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薩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譽。有什麽理由來逮捕他們和判決他們呢？經過對材料的研究，證明沒有任何理由。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未經檢察官的批準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準：在斯大林決定一切的時候，還要什麽批準？在這些案件中他是總檢察官。斯大林不僅給予了許可，而且根據自己的倡議發出逮捕的指示。關於這些都是應該說出來的，以便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明確了解，使你們能作正確的估計並得出相應的結論。
事實證明：許多濫用職權的事都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顧黨的準則和蘇維埃法製。斯大林是個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態的疑心，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這一點。他會看著一個人說：“你的眼睛今天為什麽躲躲閃閃的？”或者說：“你今天為什麽扭轉頭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態的疑心使他不加區別地對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認識多年的黨的傑出的活動家。他到處都看到“敵人”、“兩麵派”、“間諜”。
由於擁有無限的權力，他嚴酷專橫，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精神上壓製了人。過去形成了這種情況，使人們沒有可能來表達自己的意誌。當斯大林說某人應該逮捕，就應該相信他已是“人民敵人”，在國家保安機關中為非作歹的貝利亞匪幫就會用盡一切辦法來證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們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確性。拿出的證據是什麽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審判員就相信這些“招供”，並以此為據。怎麽使一個沒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隻有一個辦法，就是采用嚴刑逼供的辦法，嚴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覺，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嚴。如此這般，“供詞”即到手了。
1939年當大規模的鎮壓浪潮開始緩和下來時，當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開始責備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對被逮捕者實行逼供的時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邊區委、共和國中央、內務人民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會各局局長發出了一份密電，內容如下：“聯共（布）中央說明，內務人民委員部使用體罰是從1937年起經聯共（布）中央允許的。大家知道，所有資產階級的偵查機構都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代表使用體罰，而且其方式無奇不有。試問，為什麽社會主義偵查機構對資產階級的頑固特務，對工人階級和集體農莊的凶惡敵人應該更人道一些呢？聯共（布）中央認為，體罰方式今後還必須使用，是對那些顯然是人民敵人的而又不肯繳械投降的人作為例外情況而使用的。這是完全正確的和適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壞蘇維埃法製，對一些無辜的人實行嚴刑拷打，逼迫他們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聯共（布）中央的名義批準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幾天，我們黨中央主席團開會時，把當時審訊柯秀爾、邱巴爾和柯薩列夫的審訊員羅多斯叫來審問。這是一個無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個道德墮落的敗類。就是這個人，他決定了黨的活動家的命運，並且也決定了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因為他證明他們有罪的，也同時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結論的材材。
請問，難道這樣一個人的智力就能領導審訊工作，去證明象柯秀爾這樣的人物有罪嗎？不能，他如果沒有相應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他對我們說：“人家告訴我，說柯秀爾和邱巴爾是人民的敵人，因此，我作為一個審訊人員，就應該逼他們招供自己是敵人。”（群情激動）
他隻能通過長期的拷打才能做到這一點，在接到貝利亞具體指示後，他就這麽幹了。應該說明，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羅多斯無恥地說：“我認為我執行了黨的命令。”斯大林關於對被捕者采用逼供辦法的指示，就是這樣實踐貫徹的。
這些和許多類似的情況說明，黨正確地決定問題的一切準則都被破壞了，一切都服從了一個人的專橫。
斯大林集大權於一身，這在偉大衛國戰爭中造成了嚴重後果。假使拿我們的許多長篇小說、電影、曆史、“學術研究論文”來看，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寫得荒唐透頂。斯大林能預見一切，根據斯大林早已製定的戰略計劃蘇軍實行了“積極防禦”的戰術，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國人讓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戰術。蘇軍實行了這種戰術，而且僅僅由於斯大林的天才，這才轉入進攻，消滅了敵人。蘇聯武裝力量，我們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曆史性勝利，就在這類小說、電影和“學術研究論文”中被徹頭徹尾形容為斯大林軍事領導的天才。我們應該仔細弄清楚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對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實際上都有巨大意義。
這個問題的實際情況如何？
戰前，我們的報紙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說什麽如果敵人侵犯神聖的蘇聯領土，就給敵人以三重的打擊，我們要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戰爭，並且要以較少的犧牲取得勝利。但這些極其自信的宣言並無具體事實根據確保我們的邊界不受侵犯。
在戰時和戰後期間，斯大林曾提出這樣的論點：我們人民在戰爭初期所經曆的那種悲劇，是由於德國人對蘇聯“突然”襲擊的結果。可是，同誌們，這完全不符事實。希特勒在德國剛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滅共產主義這一任務。法西斯匪徒是公開這樣說的，不曾掩蓋他們的計劃。為了實現這一侵略目標就簽定了各種協定，建立了各種集團，諸如臭名遠揚的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在戰前，無數事實明顯地說明，希特勒竭盡全力要發動一場反蘇戰爭，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隊，而且集結在蘇聯邊界。
從現在已發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還在1941年4月3日，丘吉爾就通過駐蘇大使克裏浦斯當麵提醒過斯大林，說德軍開始重新布署，準備進攻蘇聯。很明顯，丘吉爾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對蘇聯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這樣做是有他帝國主義的目的，那就是讓德蘇兩國投入一場血戰，從而加強大英帝國的地位。同樣，丘吉爾在他的文集中證實，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脅的危險性”。丘吉爾在4月18日以及以後幾次電報中都反複強調了這一點。但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當作耳邊風。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說不要相信這類情報，以免挑起事端。
應當指出，從我們軍方和外交渠道我們也得到了德軍入侵蘇聯領土的威脅這類情報，但由於領導上的這種成見，在送呈這些情報時，人們都膽戰心驚，在佑計其可靠性時，便大留餘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們駐柏林的武官沃龍佐夫從柏林報告說：“蘇聯公民包澤爾……報告海軍副武官說，從希特勒總部的一個軍官口中知道，德國準備5月14日經過芬蘭、波羅的海、拉脫維亞入侵蘇聯。同時還準備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進行大規模的空襲，在國境線還要空投傘兵部隊……”。
1941年5月22日，我駐德副武官赫洛波夫報告說：“德國軍隊向我國進攻擬定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開始……”
1941年6月8日，我駐倫敦大使館報告說：“就目前局勢而言，克裏浦斯深信德蘇軍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發生不會遲於6月中旬。克裏浦斯說，目前德國集結在蘇聯邊境的部隊（包括空軍和輔助部隊）共有147個師……”。盡管已有這些非常嚴重的警告，但並沒有采取必要的步驟，準備好保衛國土，防止突然襲擊。
我們是否有時間和能力來作這樣的準備呢？有的。既有時間，又有能力。我們工業已完全有可能保證蘇軍一切必需品。事實證明，戰爭開始以後，敵人雖然占領了烏克蘭、北高加索和我國西部其他地區，我們幾乎喪失了整個工業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業區和產糧區，但蘇聯人民仍然能夠在東部組織一切軍用品，把從西部搬來的裝備安裝起來，為我們武裝部隊提供消滅敵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們的工業能及時地被動員起來，保證軍隊獲得必需的物資，我們在戰時的損失會少得多。從戰爭開始的頭幾天，可看出我軍裝備很差，沒有足夠的大炮、坦克和飛機來回擊敵人。
蘇聯的科學和技術在戰前已提供了極好型號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組織好大量生產，而我們改裝軍隊隻是在戰爭前才開始的。因此，當敵人入侵蘇聯國土時，我們既沒有足夠的製造武器的舊機器，因為軍工生產已不再使用這類機器，也沒有新式武器，因為軍工生產剛計劃引進這類機器。高射炮的情況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產尚未組織好。許多防區在戰爭開始時沒有防衛能力，因為舊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還未發下來。
但事情還不止於坦克、大炮和飛機。戰爭開始時，我們甚至還沒有足夠的步槍去武裝被召入伍的人們。我記得，在那幾天裏，我從基輔打電話給馬林科夫說：“人們都誌願入伍了，要求發武器。請給我們送些軍火來吧。”馬林科夫回答道：“我們不能送武器來，步槍全要送給列寧格勒，你們自己設法武裝起來吧。”（全場騷動）
武器狀況就是這樣。
在此同時，也不能不提起這樣一件事：在希特勒軍隊入侵蘇聯之前不多久，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科爾波諾斯（後來犧牲在前線）曾寫信給斯大林，說德軍已到了布格河，正準備進攻，看來，最近就要進攻了。由於這個情況，科爾波諾斯建議組織一條可靠的防線，從邊境地區遷走30萬居民，並在那裏組織起幾個強大的據點，挖好反坦克壕，築起隱蔽部等等。
莫斯科對這些建議的回答是，這是挑釁行為，邊境地區不用任何準備措施，不要給德國人以借口，免得發動針對我國的軍事行動。因此，我們的邊境未曾做過足以回擊敵人的準備工作。
當法西斯部隊已經侵入蘇聯領土並開始了作戰行動時，從莫斯科來的命令是一槍不還擊。為什麽呢？因為斯大林認為戰爭尚未開始，邊境地區是德軍個別不守紀律部隊的挑釁，如果我們回擊，那就會成為德國發動戰爭的借口。
我們知道還有這樣的事。在希特勒軍隊侵犯蘇聯領土前夕，有一個德國人逃奔到我國境線上來，說德國部隊接到命令將在6月22日夜晚3時發動對蘇聯的進攻。當時立即把這事報告了斯大林，但是，這一信號仍然沒有引起注意。
你們看，忽視了一切，既忽視了個別軍事首長的警告，也忽視了逃兵的報告，甚至忽視了敵軍的明顯行動。在這曆史上千鈞一發的時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警惕性難道就是這樣嗎？
這種漠不關心，這種忽視明顯事實的結果是什麽呢？結果就是在最初數小時，在最初幾天裏，敵人在我國邊境地區摧毀了我們大量的空軍、炮兵和其他軍事設施，消滅了我們大量幹部，瓦解了部隊的指揮，接著，我們已無法阻擋敵軍深入我國：同時，1937年到1941年間，由於斯大林根據捏造的控訴而發生懷疑的結果，清洗了大量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幹部，這也產生了嚴重後果，特別是在戰爭初期。在這幾年之中，一部分指揮員從連、營直到高一級軍事機關都遭到了鎮壓，那些在西班牙和遠東有過作戰經驗的領導幹部在這段時期內幾乎全被消滅。
大規模鎮壓軍事幹部的政策還破壞了部隊紀律，因為在這幾年之間黨和青年團支部的各級指揮員，甚至士兵，都已習慣於“揭發”上級指揮員為暗藏的敵人。（全場騷動）這在戰爭初期對部隊紀律當然有很壞的影響。
大家知道，在戰爭爆發前，我們有卓越的軍事幹部，他們無限忠於黨和祖國。隻要說說這一情況就夠了，那些雖然在監獄裏受盡折磨，但掙紮著活下來的人，從戰爭最初幾天起就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英勇地為祖國榮譽而戰。我指的是像羅科索夫斯基（他坐過牢），戈爾巴托夫，梅裏茨柯夫（他參加這次代表大會），波德拉斯（他是個很好的軍官，已犧牲在前線）和許許多多其他同誌。但有很多這樣的指揮員卻在集中營或在監獄中死去了，軍隊再沒有和他們見過麵。這一切都發生在戰爭初期的局麵中，這對我們祖國是個巨大的威脅。
我們不要忘記，在前線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敗之後，斯大林曾經認為，一切都完結了。在這些日子的一次談話中，他說，“列寧所締造的一切，我們已經永遠喪失了。”
在這之後，斯大林實際上長時間沒有領導作戰，並停止做任何工作。隻在一些政治局委員跑到他麵前並和他說：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來改善前線狀況，他才重新領導起來。
因此，在戰爭初期，祖國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錯誤方法造成的。
但問題還不僅在於戰爭的開始時刻，當時嚴重地瓦解了我們的軍隊並使我們遭到了沉重的損失，就是在戰爭開始之後，斯大林在幹預戰事過程中所表現的那種神經質和歇斯底裏，也使我軍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線的真實情況，這是自然的，因為在整個衛國戰爭時期，他沒有到過一個戰線的區段，也沒有到過一個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線局勢穩定時刻曾經坐車到莫紮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對這次出行卻寫了不知多少異想天開的文學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幹預作戰過程，發布命令，這些命令根本不考慮戰線該段的實際情況而不能不造成人員的巨大損失。我可以舉一個典型的事實證明斯大林如何領導前線。巴格拉米揚元帥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當時是西南戰線的指揮員，可以證實我現在向你們講的話。1942年，哈爾科夫地區我軍遭到了極端嚴重的局麵，我們當時通過了停止包圍哈爾科夫的正確決定，因為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繼續進行這一戰鬥，將會對我軍造成嚴重的後果。
我們向斯大林報告此事，說情況要求我們改變行動計劃，以免敵人消滅我們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隊。斯大林一反常識，拒絕了我們的建議。他命令我們繼續進行包圍哈爾科夫的戰役，而當時我們許多兵團已麵臨包圍受殲的現實威脅。
我打電話給華西列夫斯基，對他說，“請拿起地圖，阿列克賽·米哈依羅維奇，”華西列夫斯基現坐在這裏，“請給斯大林同誌看看情況是多麽的複雜。”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儀計劃戰役的。（全場活躍）是的，同誌們，他的確常常拿著地球儀，在上麵尋找戰線的。我當時對華西列夫斯基同誌說：“拿地圖給斯大林同誌看，在目前情況下，已不能繼續原來的戰役。為了事業的利益，應修改原來的決定。”華西列夫斯基對我說，斯大林早已研究過這個問題，並且他華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談這件事，因為斯大林不願再聽取關於這一戰役的任何意見。
在和華西列夫斯基談話後，我打電話到斯大林別墅，但斯大林不接電話，由馬林科夫來接。我對馬林科夫同誌說，我從前線打電話，想親自同斯大林談話。斯大林通過馬林科夫告訴我，我應該跟馬林科夫談。我再次表示想親自向斯大林報告前線的嚴重情況，但斯大林認為沒有必要聽電話，再次要我通過馬林科夫同他談。
用這種方式“聽取”了我的請示後，斯大林說：“一切照原來的辦”。結果呢？結果發生了我們估計的最壞情況，德國人包圍了我們的部隊，使我們損失數十萬士兵。這就是斯大林的“軍事天才”，這就是我們的代價！（全場騷動）
戰後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見麵時，米高揚說起赫魯曉夫當時關於哈爾科夫戰役的電話是對的；當時不應該不支持他。你們不知道當時斯大林怎樣地火冒三丈！他怎麽能夠承認他，斯大林，當時竟是錯誤的！他不是“天才”嗎？天才不可能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會犯錯誤，但斯大林認為他從來不會犯錯誤，永遠是對的。他從來也沒有對誰承認過自己大的或小的錯誤，盡管事實是，他在理論問題上和實際活動中已犯了不少錯誤。代表大會後，我們應該對許多戰役的評價重新審查，應對它們作出正確的解釋。
在我們阻止敵人、轉入進攻之前，斯大林所堅持的戰術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價，因為他根本不了解作戰的實質。
軍人們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為了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爭奪，要求以連續的正麵進攻來代替從側翼迂回、深入敵後的大規模運動戰。我們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直到我們這些肩負指揮整個戰爭重擔的將軍們扭轉了局勢，開始了靈活、機動的戰術，才使戰線上的局勢立刻發生有利於我們的重大變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打敗了敵人，取得偉大勝利後，斯大林即開始攻擊許多在戰爭中作出貢獻的將領，因為斯大林不願意將前線上的功績除了他自己以外，歸功於任何一個人。斯大林對於朱可夫同誌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的評價很感興趣。他不止一次問過我對朱可夫的看法，我對他說，“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個很好的將軍，很好的司令員”。
戰爭結束後，斯大林就開始散布各種各樣關於朱可夫的謠傳，例如他對我說，“你總是稱讚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讚揚。有人說朱可夫在戰役開始前，總是抓一把土聞一聞，然後說‘可以開始進攻’，或者相反地說‘不能按計劃進行’。”那時，我回答道：“斯大林同誌，我不知道誰這樣說，這不是事實”。
看來，這是斯大林自己這樣說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帥的軍事才能和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來渲染自己是個偉大的將領，千方百計地向人們灌輸這樣的說法，即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獲得的一切勝利與他人無關，都應歸功於斯大林的勇敢、果斷和天才。就象庫斯瑪·克留契可夫〔注：著名的哥薩克士兵，在反抗德國人時，立下英雄業績——英譯者注〕）一槍挑死七個人一樣。（全場活躍）
請大家回憶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隻有斯大林一個人在活動，他在放著空椅的大廳裏發布命令，隻有一個人走近他，向他低聲報告些什麽，這個人就是波斯克列貝舍夫，斯大林忠貞不渝的侍從。（笑聲）而軍事領導者在哪裏？政治局在哪裏？政府又在哪裏？他們在做些什麽，關心些什麽呢？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攬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一切的一切就是用這種歪曲的形式放映給人民看的。為了什麽？為了頌揚斯大林，而這一切是違反事實，違反曆史事實的。
試問，肩負整個戰爭重擔的軍人在哪裏？在影片中看不到他們，除斯大林外，沒有他們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們整個的黨，蘇聯政府，我們英勇的軍隊，它的幹練的將軍和勇敢的士兵，全體蘇聯人民，他們才是保證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黨中央委員、部長、經濟人員、蘇聯文化工作者、地方黨和蘇維埃的領導人、工程師和技師，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保證戰勝敵人，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和知識。
我們的後方，表現了無上的英雄主義，光榮的工人階級、集體農民、蘇聯知識界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們克服了戰爭時期的艱難困苦，將自己的一切力量貢獻給保衛祖國的事業。我們的蘇聯婦女，在戰爭中也立下了極偉大的功績，她們挑起了在工廠、農莊、經濟文化各部門生產工作的重擔。我們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績，他們在前線和後方的各個崗位上，為保衛蘇維埃祖國，粉碎敵人作出了貢獻。
我們的蘇聯軍人，各級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幹部的功勳是不朽的。他們在戰爭初期失去了相當一部分隊伍，但並未因此驚慌失措，他們在戰爭中進行整編，在戰爭中建立和鍛煉出一支能擊退強大而狡猾的敵人的進攻並能粉碎它的隊伍。蘇聯人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拯救了東西方億萬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脅的這一極偉大的功績，將永遠活在世世代代人類心中。（熱烈的掌聲）
勝利地結束戰爭的主要作用和功勳歸於我們的共產黨，蘇聯的武裝力量和千百萬為黨所培養的蘇聯人民。（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同誌們！現在談談其它一些事實。蘇聯有權利被認為是多民族國家的範例，因為居住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切民族的友誼和權利，在事實上已得到了保證。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壞蘇維埃國家民族政策和列寧主義原則的行為是不可容忍的。這就是把整個民族包括所有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從生長的地方大規模遷走，而這種遷移絕不是從軍事方麵考慮而決定的。
還在1943年底，即偉大的衛國戰爭前線上已經發生了有利於蘇聯的決定性轉折的時候，通過並實行了將所有卡臘查耶夫人從占有的土地上遷出的決定。在同一時期，1943年12月底，卡爾梅茨自治共和國的全體居民遭到了同樣的命運。1944年3月，切禪和印古什人從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遷出，切禪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則被取消了。1944年4月，從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境內將所有巴爾卡爾人遷到遙遠的地方，共和國則改名為卡巴爾達自治共和國。烏克蘭人避免了這樣的命運，因為他們人口太多，沒有地方遷移，否則，他也會把他們遷到別處去。（笑聲，全場活躍）
不要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敵對行動的責任，加在包括婦女、孩子、老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內的整個民族頭上，使他們蒙受大規模的迫害和痛苦。
衛國戰爭結束後，蘇聯人民以自豪的心情慶祝用巨大犧牲和艱苦奮鬥的代價所取得的勝利。國家的政治熱情極為高漲，戰爭結束後，黨更加團結了，戰爭烈火鍛煉了黨的幹部。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在黨內會有陰謀的可能。恰恰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了所謂“列寧格勒事件”。現已證實，這個事件是偽造的。無辜犧牲的，有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羅吉昂諾夫、波普科夫等同誌。
眾所周知，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是很有才幹的著名領導人。他們一度很接近斯大林。隻說明一點就足以證明。是斯大林提拔沃茲涅先斯基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庫茲涅佐夫為中央書記的。斯大林還委托庫茲涅佐夫監督國家保安機關，這一事實足以說明他受到多麽大的信任。
這些人被宣布為“人民敵人”並被消滅一事是怎樣發生的呢？事實說明，“列寧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對黨和幹部實行專橫的結果。
如果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情況還正常的話，這類性質的事件就會按照黨內的規定來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實，這事以及其他類似的事，就不會發生。
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由於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麵已舉了《斯大林傳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列寧似乎隻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電影和文學作品裏，列寧的形象是表現得不正確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歡看《難忘的1919年》這部電影，影片實際上把他描寫成站在鐵甲車的踏板上，舉起大刀砍殺敵人。請我們親愛的朋友伏羅希洛夫鼓起勇氣寫出斯大林的真實情形。因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樣打仗的。伏羅希洛夫同誌做這件事，當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話，那是好的。我們所有的人，我們的人民和黨都會讚成這件事，連我們的子孫也會感激。（長時間的掌聲）
在闡明與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有關的事件時，總是把事情說成這樣，處處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總是他提醒列寧應當怎樣做，做什麽。這是對列寧的誹謗。（長時間的掌聲）假如我說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聽說過斯大林，可我們都知道列寧，我這樣說，大概沒有犯違背事實真相的罪過吧。全黨都知道列寧，我們全體人民，從天真的孩子到白發蒼蒼的老人都知道列寧。（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對於這一切都應該堅決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寧的作用，黨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創造性建設者的作用，在曆史、文學和藝術中得到正確的反映。（掌聲）
同誌們！個人崇拜助長了黨的工作和經濟活動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壞了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產生了命令主義，各種歪風，掩飾缺點和粉飾現實。我們這裏曾經有過不少奉承拍馬、擅長欺騙和虛報成績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於許多黨和蘇維埃以及經濟工作領導人遭到逮捕，我們許多幹部開始對工作失去信心，顧慮重重，害怕新鮮事物，甚至連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漸消沉下去。就拿黨和蘇維埃機關的決議來說吧，它們照套公式，往往不考慮具體情況。事情甚至發展到這種地步，黨的幹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會議上發言，都照本宣讀。這種作法會使黨和蘇維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機關官僚主義化。
斯大林不了解現實生活，不考慮地方的具體情況，這可以從他領導農業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對國內情況稍感興趣的人，就會發現農業狀況是很嚴重的，但斯大林卻從未注意到這點。我們向斯大林說過沒有呢？是的，我們說過。但他不支持我們。為什麽？因為斯大林一直沒有下去過，沒有同工人和農民見過麵，不了解下情。斯大林隻是從電影上知道國內情況和農業的，這些影片把農業狀況大大美化了，集體農莊生活在很多電影裏被描寫成火雞肥鵝滿桌。斯大林顯然認為，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列寧對待生活的態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時候都密切地聯係群眾，接見農民代表，經常到工廠去講演，到農村同農民談話。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絕，他一直沒有下去過，幾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亞解決糧食采購問題，是他去農村的最後一次。可見，他怎麽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當斯大林在一次會上聽到我們的農業狀況很嚴重，肉類及其他高產品的生產情況更糟，於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責成它起草“關於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獸牧業的措施”的決議草案。我們起草了決議草案。
當然，我們當時建議並沒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確實規定了提高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畜牧業產量的辦法。當時建議提高這些產品的價格，使集體農莊莊員、農業機器站和國營農場的工人更加從物質利益出發來關心畜牧業的發展。但是，我們起草的決議案未被通過，在1953年2月終於完全被拋在一旁。
在研究這個決議案的時候，斯大林還建議把集體農莊和莊員們的稅額再增加400億盧布，因為在他看來，農民生活已很富裕，一個社員隻消賣一隻小雞，就能繳清國家的稅收。你們可以想象，這意味著什麽。400億盧布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農莊莊員把全部產品賣給政府，也換不來這筆錢。例如，1952年集體農莊和農莊在員繳納和賣給政府的全部產品才值262億8千萬盧布。
難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議是有某種材料作根據嗎？當然沒有。在這方麵，他對事實和材料都不感興趣。既然斯大林這樣說了，事情也必然就是這樣，因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決不需要計數的，隻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說了以後，其他人必須隨聲附和，並頌揚他的英明。
但提高農業稅400億盧布的建議有多少英明呢？一點也沒有。因為這項建議不是從對現實的真實估計出發，而是一個脫離了生活的人空想出來的。現在，我們在農業方麵已逐步開始擺脫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代表們的發言，使我們感到振奮。許多代表說，有一切條件，不是在五年內，而是在兩三年內，完成第六個五年計劃關於生產主要畜牧產品的任務。我們相信，新五年計劃的任務，一定會勝利完成。（長時間的掌聲）
同誌們！當我們現在尖銳地批評斯大林生前廣泛流行的個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樣地與馬克思主義精神不相容時，各方麵的人會問：怎麽會這樣呢？斯大林領導我們黨和國家已三十年，並在他生前取得了許多勝利，難道可以否認這一點嗎？我認為，提出這樣問題的，隻能是被個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們不了解革命和蘇維埃國家的本質，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式的了解黨和人民在蘇維埃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社會主義革命是由工人階級以及受到部分中農支持的貧農完成的，是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人民完成的。列寧的偉大功績在於，他建立了工人階級戰鬥的政黨，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用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鬥爭的勝利學說武裝了它，他從人民群眾革命鬥爭的火焰裏鍛煉了黨。在鬥爭過程中，黨一貫捍衛人民的利益，成為人民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引導勞動者取得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你們都清楚地記得列寧所說的英明的話，即蘇維埃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有千百萬創造曆史的人民群眾的覺悟性。
由於黨的組織工作，由於許多地方組織，由於我們偉大人民的自我犧牲的勞動，我們取得了曆史性的勝利。這些勝利是整個黨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積極工作的結果，絕非個人崇拜時期所說的，僅僅是斯大林個人領導的成果。
如果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主義者來看這個問題，那麽應該直截了當地說，斯大林在世最後幾年內形成的領導狀況，成了蘇維埃社會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
斯大林長期不考慮黨和國家生活許多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我們同其他國家的和平關係時常受到威脅，因為個人的決定隻能而且往往確實使問題複雜化。
近年來，當我們設法排除個人崇拜的有害做法並在內外政策上采取了適當措施後，大家可以看到，人們的積極性多麽高漲，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發展得有多快，在我們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了多麽巨大的作用。（掌聲）
某些同誌會問：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幹什麽去了？他們當時為什麽不反對個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來反對呢？
首先應該了解，政治局委員對這些問題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許多人都積極支持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是馬克思主義最強的一個，他的邏輯，他的力量和意誌，對於幹部和黨的工作有著巨大的影響。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寧逝世後，特別在頭幾年內，曾積極為列寧主義而鬥爭，反對列寧學說的敵人和歪曲者。根據列寧的學說，以它的中央委員會為首的黨，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文化革命。當時斯大林很得人心，人們同情他，支持他。黨當時要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使我們國家離開正確的列寧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右派、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進行鬥爭。這個鬥爭是必需的。但在以後，斯大林愈來愈濫用職權，開始迫害黨和國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說，斯大林正是這樣對待我們黨和國家的傑出活動家如柯秀爾、盧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許多人。當時如果有人試圖對毫無根據的懷疑和誣告提出反對意見，結果會使提意見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誌被清洗就是例證。在一次談話中，斯大林表示了對波斯蒂舍夫不滿，並問道：“你究竟是什麽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說：“我是個布爾什維克，斯大林同誌，一個布爾什維克。”這句話起先被認為是對斯大林的不尊重，後來被看成是有害行為，最後則毫無根據地宣布波斯蒂舍夫為“人民敵人”而處決掉了。
對於那時形成的氣氛，我同布爾加寧曾不止一次地談起過。一次，我倆同乘一輛車，他對我說，“有時一個人到斯大林那兒去，是被當作朋友請去的，可當他在斯大林那兒坐下後，他就不知道下一步會送他到那裏，送回家，還是送進監獄？”
顯然，這種氣氛使政治局委員置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如果再考慮到最近幾年沒有召開中央全會，政治局會議也偶爾召開，那麽就會明白，政治局委員要反對某種不合理或錯誤的措施，反對領導工作的嚴重錯誤和缺點，是多麽的困難。
如上麵所說，許多決議是一個人作出的，或隻是傳閱征詢意見，並未經過集體的討論。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員沃茲涅先斯基同誌的悲慘命運。應當指出，關於撤銷他政治局職位的決議，並未經過討論，隻是決定後通知了事。同樣，關於撤銷庫茲涅佐夫和羅吉昂夫同誌職務的建議，也是這樣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內部的各種小委員會即所謂“五人小組”、“六人小組”、“七人小組”、“九人小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決議稱：
“1、政治局外事委員會（六人小組）今後除考慮對外事務外，還應負責國內建設和對內政策。
“2、蘇聯國家計委主席沃茲涅先斯基同誌參加六人小組，六人小組改名為七人小組。
中央委員會書記約·斯大林（簽字）”
這簡直是玩撲克的人使用的語匯！（笑聲）
在政治局內成立“五人小組”、“六人小組”、“七人小組”和“九人小組”等各種委員會，顯然破壞了集體領導的原則，結果，政治局一些委員就處於這種境地，被排除參加最重要問題的決定。
我們黨最老的黨員之一伏羅希洛夫同誌發現他的處境十分尷尬。多年來，他實際上被剝奪參加政治局會議的權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會議，不準送文件給他。當伏羅希洛夫同誌得知政治局開會時，每次他都打電話問，他可否出席會議，斯大林有時準許，但總表示不滿意。由於極端的過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達到荒謬可笑的地步，如懷疑伏羅希洛夫似是英國特務。（笑聲）是的，確實懷疑他是英國間諜，並在他家裏安裝了專門的竊聽器，竊聽他的談話。（群情激憤）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員安德列也夫參加政治局工作。這是最肆無忌憚的專橫。
舉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後第一次中央全會為例，斯大林在會上發了言，並在全會上給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做了鑒定，對我黨這些老幹部提出了毫無根據的譴責。如果斯大林再繼續領導幾個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同誌可能就不會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發言了，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顯然有自己的計劃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員。他不止一次地說，政治局應該換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黨代會後，建議選舉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員，選入一些經驗較少的入，以便百般頌揚他。可以設想，這樣做是為了以後消滅政治局的老委員，以便把我們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無恥行徑掩蓋起來。
同誌們！為了不重複過去的錯誤，中央委員會宣布堅決反對個人崇拜。我們認為，斯大林被過分考大了。毫無疑問，斯大林過去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國際工人運動是有巨大功績的。問題由於上述情況而複雜起來，即上麵所講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時，在他領導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幹下的。斯大林還相信這一切乃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陰謀和帝國主義陣營的進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這一切都看成是為了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勞動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利益。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輕率的暴君的行為。他認為這是為了黨和勞動群眾的利益，為了保衛革命成果的利益所應該做的事。整個悲劇就在於此。
同誌們！列寧不止一次地強調，謙虛是一個真正布爾什維克絕對必需的品質。列寧本人就體現了最偉大的謙虛。我們不能說在這個問題上，在各個方麵，我們都遵循了列寧的榜樣。僅舉一例即足以說明問題。我們的許多城市、工廠、集體農莊、國營農場、蘇維埃和文化機構都被當作一份“私有財產”，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分給了現在還健在的一些黨和國家的活動家，即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我們許多人都參與了這一行動，用我們的名字命名城鎮、事業和集體農莊。應該糾正這種情況。（掌聲）
但這應當沉著鎮靜，逐步去做。中央將仔細研究這個問題，以便不在這個問題上再犯錯誤，發生偏差。我還記得當時烏克蘭得知柯秀爾被捕的情況。基輔電台平時總這樣開始廣播的：“這裏是柯秀爾廣播電台”，因為電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廣播時，不提柯秀爾的名字，聽眾馬上知道他出了問題，知道他也許被捕了。所以，如果我們到處改換招牌，改變名稱，人們可能認為這些同誌，這些企業、集體農莊、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麽問題，大概他們又被捕了。（全場活躍）
平常我們以什麽來評判某個領導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廠和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難道現在還不是結束這種“私有財產”和實行工廠、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國有化”的時候嗎？（笑聲、掌聲和呼聲：“對”）這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利的，況且，個人崇拜也表現在這個方麵。我們必須極其嚴肅地對待個人崇拜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把這件事捅到黨外，尤其不能捅到報刊上去發表。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在代表大會關起門來的會議上，報告這個問題。我們應當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彈送給敵人，不要在他們麵前宣揚我們的家醜。我想代表大會的代表會正確理解和對待這些措施的。（熱烈的掌聲）同誌們！我們必須堅塊徹底地揭露個人崇拜，無論在思想理論上和實際工作中，都要作出相應的結論。
為此，必須：
第一，布爾什維克式地譴責和根除個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敵對，與黨的領導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毫不相容的東西，要同形形色色恢複個人崇拜的一切企圖，進行無情的鬥爭。
要在我們黨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複並且堅決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最重要的原則，即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人類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改造社會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鬥爭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在這方麵，我們要做大量的工作，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出發，批判地審查和糾正曆史、哲學、經濟學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麵因個人崇拜而廣泛流行的那些錯誤觀點。特別是必須在最近的將來，根據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客觀精神，編寫一部嚴肅的黨史教材，一部蘇聯社會史教材，和一部關於國內戰爭和偉大衛國戰爭的著作。
第二，一貫堅決地繼續黨中央委員會在近幾年所進行的工作，即在一切黨組織中從上到下地嚴格遵守列寧的黨的領導原則，首先是集體領導這個主要原則，遵守黨章規定的黨的生活準則，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第三，完全恢複體現在蘇聯憲法中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列寧主義原則，同一切濫用職權人們的專橫行為進行鬥爭。必須徹底糾正長期以來因個人崇拜的消極影響所累積而成的破壞革命的社會主義法製的罪惡現象。
同誌們：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表明了我黨團結一致、不可動搖的新力量，表明全黨團結在中央委員會周圍，表明它有決心完成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任務。（熱烈掌聲）我們現在能夠廣泛地提出克服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個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嚴重後果等問題，證明我們黨有著偉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長時間的掌聲）
毫無疑問，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曆史性決議所武裝起來的我們黨，一定會領導蘇聯人民沿著列寧的道路，走向新的勝利。（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
我們黨的勝利旗幟——列寧主義萬歲！（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全場歡呼、起立）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