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小提琴的故事
2016年7月
這把小提琴的故事得從1962年秋說起。那時我是在南京十中高一年級，蓉姐剛剛從南大畢業，在物理係開始當助教。大概是蘇州小提琴廠有一批小提琴直接到南大來銷售，每把10來元人民幣的樣子，蓉姐就此買了一把。這把提琴比起市麵上的小提琴要便宜很多，有可能是剛學做小提琴的人生產的次品。它比一般的小提琴要厚一點大一點，顏色也和一般的小提琴不一樣，是一種發紅的深棕色。我們家經濟上一直不是很寬裕，到了大姐和蓉姐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後，錢上才不那麽緊俏了。這把廉價的小提琴可能是家中出現的第一個奢侈品。蓉姐那時尚未結婚，仍住在我們小粉橋5號附15號的家裏。
蓉姐一向喜愛西方古典音樂，特別是弦樂。如今有了自己的小提琴，就參加了南大工會組織的一個業餘小提琴學習班，由霍曼練習曲拉起，從零開始。約莫半年左右，為了節約時間去“攀登科學高峰”以便“解放全人類，” 她就放棄了。這把小提琴就順理成章地為我所有了。我從蓉姐那裏聽到了一星半點二手貨的小提琴入門知識，深信“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就開始拉起小提琴來了。原來小提琴這個樂器學起來十分困難。我耳朵的分辨能力並不好，手指的能力也很有限。音位拉不準，更談不上悅耳。我吱吱啦啦地苦練著，從來沒有放棄過，也從來沒有埋怨過這把提琴的質量。別人聽我拉的曲子，有在“殺雞”的感覺，可我很自我欣賞，頗能陶醉其中。就這樣，這把小提琴和我於1965年去西安交大上大學時一起到了西安。
1966年6月文革爆發後，我迅速成了“逍遙派。”那時我和鄭清生同住在交大24舍三樓309室一間宿舍裏。他也應算是一個逍遙派。他和我是好朋友，我們還一起步行長征過。他有一把質量不錯的二胡，他拉二胡的水平也很不錯，比我拉的小提琴聲音動聽多了。我開始向他學拉二胡。因為有一點拉小提琴的底子，而且二胡的兩根弦比小提琴的四根弦要容易許多，我自認為學得挺快。不久就能陶醉在“江河水”“二泉映月”和劉天華的曲子裏麵了。我們常常把手絹塞在琴碼和琴弦邊做消音器，這樣一方麵可以避免打擾他人，另一方麵更避免了過於流露我們傾注在音樂中的內心世界。
隨著文革的深入展開，我這個逍遙派就成了反動學生了。從1967年底查抄我在宿舍裏的箱子和抽屜開始，續以大小批鬥會、遊街、隔離等等，直至1969年春節前夕把我關進紅廟坡陝西省第一監獄。用當時的語言說得生動一點，那就是我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了千萬隻腳、”“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了。1970年夏同班同學們都從交大畢業了，被分到了全國各地。1971年4月，我被紅廟坡陝西省第一監獄釋放送回交大，在交大的一個造磚廠勞動。當年我所屬的無線電係那時已改名為“自控大隊。”自控大隊的辦公室給了我一個紙盒子，裏麵裝著一些我當年被抄走的和留在宿舍裏的東西，算是物歸其主了。可是，上大學時父母給我買的大牛皮箱子呢？還有那把心愛的小提琴呢？
我向辦公室提出了小提琴的事。他們回答說可以試試看，看看能否把這把小提琴追回來。不久後的一天，當時也在造磚廠勞動的鮑家元老師高興地對我說：“小提琴給你找回來了，你到辦公室去取吧！”我到辦公室拿到提琴盒子打開一看，琴已是三道花兒開了。因為陝西太幹燥，又多年沒人照顧，琴把和音箱已分離，其它零部件也均散落在琴盒裏。顯然這把小提琴已經徹底地麵目全非了。我後來不知是聽誰說的，琴是從當時在寶雞工作的同班同學羅大江那裏要回來的。想來辦公室的人還是花了一番功夫才能為我這個剛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反動學生追回這把提琴來的。我本應該好好感謝他們。可我當時還是太年輕，吃了那麽多虧，仍然本性不改。我毅然決然地說：“琴成了這個樣子，我絕對不能接受！”就這樣，這把小提琴就被擱置在辦公室裏了。
後來回南京探親時，我把小提琴的事對父母說了。父親說: “算了，我給你再買把好的！”1973年春我在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進修時，父親果然給我買了一把好得多的小提琴。父親告訴我，這是他托南大樂隊裏的首席小提琴手買的。這人是天文係的教師，不但懂小提琴而且他夫人正好在寄賣行工作，不時會遇到賣小提琴的。他對父親說：“等到有把好琴時，我就給你買！”聽說父親是用50多元人民幣買下那把琴的。這是一把標準的小提琴，正宗的淺棕色，比原先的那把要小要薄。
在南京工學院進修完畢之後，我就帶著這把新購的小提琴回到了西安。那時我在西安北關外的光明低壓開關廠當技術員，住在廠房頂上的一間小屋子裏。小屋子的外麵就是廠房的房頂修建成的一個大涼台。傍晚，工人們下班之後，我站在那個大涼台上，麵對唐朝大明宮遺址和廣袤的關中平原，吱吱啦啦地拉起小提琴來，似乎又找回來了幾分當年的自我陶醉的感覺。
大約是1974年底或1975年初，南大數學係的沈祖和老師到西安來設法幫我調回到南京去。他的首要任務當然是去交大調我那份非同一般的檔案。那時我已從廠裏搬了出來，在廠旁邊的含元殿村的一個叫沈榮富的農民家租了一間九平方米的小土屋。有天晚上沈祖和回南京前來我的小屋看望我、和我道別。他提著一個小提琴盒子興致衝衝地對我說：“看，我把你的小提琴帶來了！”看著那把被我拒絕接受的三道花兒開的提琴，我真是啼笑皆非。我本是借題宣泄我心中積鬱的憤懣，想給交大出個難題。沒想到他們趁沈祖和不了解情況把這一案給了結了。回想起來，我給原辦公室裏的好人出難題，隻能說明我的幼稚。沈祖和老師的無知也算給這把小提琴的故事添加了一個戲劇性的情節。
就這樣，我從此就有了兩把小提琴。那把舊的小提琴雖已三道花兒開，但音箱尚完好，我想如找到專業店，還有望能把它修複。這兩把小提琴後來跟著我回到了南京，1979年我出國時它們就留在了南京。其後它倆按邏輯推理應該又回到了西安。日月荏苒，光陰似箭，1995年時隔十幾年後我從美國再回到西安時，這兩把小提琴已沒有了蹤影。我想，人生的命運尚且難定，何況兩把提琴呢！我隻是希望能為它們在我的心中畫上一個句號。我問：“兩把小提琴呢？是賣了，還是送人了？還是當垃圾扔掉了？”我再三追問，得到的回答都是：“真的不知道！”
這就是它們的命運，無法畫上一個句號的命運。
這把小提琴的故事本來到此就可以結束了。不料琴雖然沒了，可餘音嫋嫋繞梁不絕。2002年6月我攜老婆及五歲的女兒去成都，應邀在成都中國電子科技大學講學。那時羅大江早已離開了寶雞回到了他的老家成都。受三個抗戰期間在成都生活過的姐姐的影響，我能撇出一點四川腔，頗有些四川情結。大江和我當年在學校時相處得不錯，文革中班上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之中似乎也沒有他那隻腳。從1968年我被關押隔離算起，我和班上的一般同學已有30多年沒有見過麵了。這次能在成都與他重逢，難免令人興奮。6月14日那天，他和我在一個茶樓裏從晚上聊到翌日淩晨一點多。17日他在公館菜館設午宴招待我們一家三口。無奈五歲女兒執意不肯赴宴；老婆因而也隻有作罷。那天做陪的有大江的夫人王靜思及兩個兒子羅翀和羅旻，還有朱文章的女兒朱立。說起來，那頓午宴應該是我空前絕後所經曆過的最高檔次的了：由兩排美女夾道歡迎，包間牆邊站有一排美女作陪看著我們進餐，由經理當場向我介紹了專門為我準備的茶具及其名貴之處、專門供我單人飲用的茗茶及其名貴之處、以及專門為我當場按摩的按摩師及其等級和所獲榮譽等等。然後我在眾目睽睽之下一一單獨享受，真可謂不消生受。事後我向別人描述了那番情景後被告知，這頓午宴的總開銷估計要5000元人民幣的樣子。
告別時，大江吞吞吐吐地對我說：“關於那把小提琴，我當時隻是想為你保存一下的。”我聽後一時不知該說什麽好，支支吾吾不知所雲。我隻是心裏想，大江呀，我內心的深處真的不會對你有什麽看法的。就是真的進了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我也不會對你有什麽看法的！
2000年12月底，我和老婆及女兒在北京時，一時興起，花了500元人民幣買了一把二胡帶回了美國來。當時想的是什麽時候能重操舊技，再享受一下那自我陶醉的感覺。無奈500塊錢花起來容易，真要能重操舊技就不那麽簡單了。我整日忙於掙錢養家糊口，這把二胡16年來隻好束之高閣。而今我已退休，有的是時間了，我說什麽也要把這把從小提琴演繹托生而來的二胡再拉起來。隻是1967年在交大24舍309室裏用消音手絹拉“江河水”時的心境，怕是如今在美國永遠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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