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少傑：毛澤東的整人與懼怕曆史
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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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潤生先生曾對筆者說過：毛主席整人有一個特點，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須做檢查，不做檢查是不行的，是不讓過關的。鄧子恢做過檢查，我做過檢查，彭老總也做過檢查。
這種向毛澤東交出的“檢查”，實質上就是“悔過書”或“認罪書”，就是檢查者有文字稿本並在有許多人出席的場合，或是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中生有地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或是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有時是無緣無辜地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這種“檢查”，通常還都要檢查到上綱上線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檢查。在這一檢查中，周恩來痛責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即性質為“右傾保守”的錯誤；承認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錯誤地采取了機械和靜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著“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
他還痛挖自己之所以會犯上述錯誤的“思想根源”，稱之為“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經常表現為“經驗主義”，有時表現為“教條主義”，還有時表現為“兩者的混合”。
周恩來這一下子就自己給自己扣了許多頂大帽子，許多頂十分嚇人且十分醜陋的大帽子。他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並且是當著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全體代表的麵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來這一檢查，不隻是屈辱性的，還是荒誕性的。這一檢查中所要否定的東西，即周恩來力主“反‘冒進’”的東西，卻有著驕人的成績：1956年國民經濟發展既快速又平穩；而這一檢查中所要肯定的東西，即毛澤東決意“反‘反冒進’”或曰“大躍進”的東西，卻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倒退十年，全國人口餓死數千萬。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和黃克誠等人也做了這種屈辱性和荒誕性的檢查。
彭德懷在檢查中承認：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他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這次犯錯誤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夾雜有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成見”。他最後表示：“我堅決地、全部地拋棄那封信的錯誤立場、觀點，堅決拋棄對毛澤東同誌的一切成見，堅決回到黨的立場上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竭誠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誌，擁護黨的總路線，永遠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不管今後黨中央的領導人有什麽變動，都願堅決服從領導，在黨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地為黨工作，並願盡自己的餘生，無限忠誠地為黨的革命事業而奮鬥。”
黃克誠也在檢查中承認：“我7月19日的發言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發言。發言中的觀點與彭德懷同誌信中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是配合彭德懷同誌的信，向黨的總路線，向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進攻。”
彭德懷和黃克誠都是剛直之士，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高層中都屬“異類”：前者是中共黨內在“延安整風”後唯一仍敢指著毛澤東鼻子說話的人，並因此而被誣稱為“有反骨”的人；後者則被黨內同誌稱做是“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並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職“總不下十來次”。
可這一次在廬山上，前者在指著毛澤東的鼻子說了一通話之後，又打了自己的耳光，並且打得很重很重，將自己打得鼻青眼腫。後者則在非常仗義地講了許多真話之後，又非常違心地講了許多假話，順著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說成是“馬”，把“黑”顛倒為“白”，把明明是正確的意見強說是錯誤的意見，並且是錯得一塌糊塗的意見。
可以說，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高層中，最為匱乏的人格類型，莫過於“剛直”了，即彭德懷、黃克誠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直言骨鯁的人格類型。其間絕大多數者，都對毛澤東抱著曲意逢迎的態度，曲意逢迎著這位黨老大為所欲為地執掌著、乃至禍害著這個黨、這個國家、乃至整個中華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所謂“七大常委”。除毛澤東外，其餘六人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六人都無一例外地對毛澤東抱著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態度，盡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劉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裏，都順從著毛澤東，並常常是違心地順從著毛澤東，即常常是昧著良知去做著助毛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運動中，在“反冒進”運動中，在“大躍進”運動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較為清醒的一方，即毛澤東稱之為“右”的一方；可一旦獲悉毛澤東已下了反“右”的決心，便立刻轉變立場，變“右”為“左”，順從著毛澤東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實事或講了實話的人，去批鄧子恢，去批周恩來，去批彭德懷……
更有甚者，他竟能為附和著毛澤東去整彭德懷而幹出那種栽贓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不會說一句外國話”，卻偏偏要附和著毛澤東去指控彭得懷“裏通外國”；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一向不愛搞拉拉扯扯，卻偏偏要附和著毛澤東去指控彭德懷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軍事俱樂部）。可以說，劉少奇是頭腦相當清醒地跟著毛澤東去做這些渾事且醜事的。
至於周恩來就離“剛直”更遠了。自“延安整風”後，他就一直對毛澤東抱著逆來順受的態度，屢屢遭毛澤東打壓乃至羞辱，又屢屢向毛澤東示弱乃至告饒，甚至屢屢昧著良知做了許多助毛為虐的事。
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本應該由他這位當總理的人向毛澤東進言“大躍進”搞得過火事，可他就是隱忍不說，結果讓那位當將軍的人替他一吐為快。彭德懷為此氣得當麵罵他：“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於是乎，管經濟的國務院總理因不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經濟的國防部長則因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不免落難。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在彭德懷替周恩來說話而被打倒後，周恩來不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麵孔來指責這個代他受過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懷的現行罪過，即批彭德懷此時猖狂攻擊“大躍進”；二是揭彭德懷的曆史老底，即揭彭德懷過去就曾屢屢反對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報告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聽報告者為全軍正師職以上幹部，計有一千餘人。在這一報告中，周恩來以中共最為資深的黨人、軍人的身份，暢談中共的黨史、軍史，曆數彭德懷一件件反對毛澤東的事例，從而為毛澤東關於他與彭德懷在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說法，做了“最權威”的注釋，至少看起來像是“最權威”的注釋。
不過，周恩來雖然離剛直最遠，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澤東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遠，至少比劉少奇、鄧小平走得遠。他屢屢被毛澤東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讓躲閃有方，不僅沒被毛澤東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終蓋著黨旗老死於毛澤東的身旁。
林彪雖在窮途末路時敢與毛澤東拔刀相向，作困獸之鬥，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裏，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場合中，都是無原則地追隨著毛澤東、熱捧著毛澤東。比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在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都是不論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澤東抬轎子、吹喇叭。
至於朱德，用李銳先生的話說“是一個‘阿彌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會去積極主動地整治人，但也不會去仗義執言地抗拒毛，而常常會隨著大溜說上一些應景的話、敷衍的話，既敷衍著毛澤東，也敷衍著公道和正義。
陳雲曾屢屢為毛澤東補偏救弊，收拾經濟爛攤子，故經常被毛澤東譽之為“良將”、“賢妻”。不過，他一旦發現毛澤東反悔變臉，變虛心納諫為諱疾忌醫，並遷怒於自己，便立刻做出檢查，痛說自己種種不是，接著就請病假走人，與毛澤東脫離接觸，使之眼不見心不煩，也就不予嚴加懲處了。
至於鄧小平，則很善於向毛澤東做檢查，即很善於在毛澤東的麵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對了的事硬說成是自己做錯了的事，並發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層，無論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質量來說，還是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數量來說，鄧小平都屬名列前茅者。
毛澤東不隻是高高在上地注視著其他人在如何羞辱著做檢查者，以及做檢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著自己；有時還忍不住技癢，也親身下到場子裏，趟一趟這羞辱做檢查者的渾水，過一過這用伶牙俐齒折損人的口癮。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子恢先是拒不認錯，硬生生地與整人者僵持著，故遲遲不能過關；後來經不住家人勸說而同意由他們代寫一份檢查交了上去，遂得以過關。
毛澤東則把鄧子恢最終扛不住而不得不寫檢查這件事，拿到大會上評論了一番：“這裏麵我倒是很佩服鄧老。他硬是不檢討，但到最後，也弄了一篇檢討來。我原想會有一個頂到底的。其實他是有自我批評的，比如在北戴河會議。”
毛澤東這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居高臨下地調侃著失敗者，麵子上是在表揚“鄧老”，骨子裏則是在奚落鄧子恢：你不是很硬氣嗎？怎麽也弄了一篇檢討來呢？我原來以為你是要硬到底的，結果看走了眼，不是那麽回事。其實，你這麽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會議上，你就有過這個表現了。
毛澤東對鄧子恢的這一奚落是相當損人的，先是逼著人家去做違心檢討，後又譏諷人家做了違心檢討。這就好比先是逼著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後又嘲弄人家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不大聽使喚。
毛澤東善於揣摩人，明明知道鄧子恢是一個很為剛直且很知廉恥的人，一定會為自己做違心檢討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極了，身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可又偏偏要當著眾人的麵，故作驚訝地去挑明此事，還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兒疼，他就往哪兒捏，還一邊捏著，一邊不緊不慢地說著、笑著。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當時認錯而日後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認錯是被逼迫的，是講違心話，不能算數。
毛澤東不會不清楚這一點，何況他本人就的確做過許多這種逼迫人講違心話的事，因而會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當時不得不低頭認錯乃至認罪，而日後一遇機會就會改口或翻供。
盡管他手裏拿著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來的檢查書，但他心裏並不很踏實，總有些擔心日後這些人會翻供，還有些擔心日後其他人會為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澤東一向對“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為此勃然大怒，興師動眾地去反擊所謂“翻案風”，並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檢查，以記錄在案。
四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整了許許多多人，既整了許多像王明、博古這類來自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也整了許多像周恩來、陳毅這類富有實際鬥爭經驗的黨中元老和軍中元老。毛澤東將這些人整得灰頭土臉，無人敢親近，用陳毅的話說，“鬼都不上門”，最後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向毛澤東承認自己曾有錯，有大錯，大錯在反對過毛、嘲諷過毛，至少是冷落過毛；並向毛澤東表示自己將洗心革麵，將恭恭敬敬地俯首於毛，老老實實地聽命於毛。
不過，毛澤東心裏很清楚此番整風整得過火過重，整得許多做檢查者積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對“延安整風”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機翻案。他的這種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曆經二十餘年也能一觸即發。
1967年2月16日，陳毅等人在中南海懷仁堂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發生了激烈衝突。陳毅在衝突中並在氣頭上，提起了“延安整風”的舊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積怨。
陳毅抱怨毛澤東在此整風運動中重用一些“最起勁”地擁護自己的人，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人；可這些人到頭來又成了反對毛澤東的人，並因此而成為“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的人。陳毅還抱怨自己和總理都在此整風運動中挨了整。
顯然，陳毅的這一抱怨，既有對“延安整風”運動的憎惡之情，也有對這場運動主持者的譏諷之意。
據當事人王力回憶，懷仁堂會議結束後，他與張春橋、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會議紀要，當晚赴毛澤東處匯報。“我注意到匯報前麵其他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老總發言的時候，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裏，板起麵孔，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
2月18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等人開會，怒斥陳毅等人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發難，並回應陳毅個人對“延安整風”的抱怨，“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於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肅陳毅等人，並迫使他們低頭認錯，再做檢查。
五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運動”，又整了許許多多的人，先是在廬山上整出了一個以彭德懷為首領的“軍事俱樂部”，繼又在廬山下整出了數百萬遍及全國各行各業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整得這些人都做了“深刻”檢查，痛說自己是極其錯誤的而毛主席是極其正確的。
可是，“大躍進”最終導致巨大災難的鐵定事實，證明了挨整者是正確的而整人者是錯誤的，準確地說是有罪的；證明了此時的真理與此時的權力是分離的，準確地說是後者踐踏了前者。
於是，毛澤東不得不做出某種讓步，某種很有限度的讓步：一方麵表示，“反右傾”反得有些過火，把許多“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麵又堅持認為，整彭德懷整得完全正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毛澤東則在一旁插話：“隻要不是裏通外國。”
毛澤東所做出的這一有限度的讓步迅即獲得強烈反彈：
在下麵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下子被甄別平反了數百萬人，從而凸顯了整個“反右傾”運動的冤屈性和荒誕性。
在上麵的“右傾機會主義首領”彭德懷再度上書，洋洋八萬言以作抗辯：一是你們強加於我的“右傾機會主義”罪名，已被“大躍進”慘遭失敗的事實所否定；二是你們強加於我的“裏通外國”等罪名，沒有根據，純屬捏造。
麵對這一局麵，毛澤東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謂“翻案風”：
其一，指責甄別平反工作搞過了頭，把許多不該平反的人給平反了，“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部分錯了部分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責彭德懷搞翻案，並為此而加大對彭德懷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黨罪名，將“廬山會議”上還沒有完全定下來的有關彭德懷的兩大罪名——“裏通外國”罪名和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罪名——正式公諸黨內；二是剝奪政治待遇，不準彭德懷出席中央會議和登上天安門，不向彭德懷發送中央文件，不讓彭德懷自由外出活動；三是成立專門機構，全麵審查彭德懷的曆史，以搜集乃至炮製各種能證明彭德懷一向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證。
此後，毛澤東就一直對彭德懷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將此案視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對它有任何質疑。
他的這種戒心，有時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存心要給彭德懷翻案：“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劇而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絕大多數執政黨高幹都受到程度不一的衝擊，或被貼大字報，被指責為“走資派”，遭口誅筆伐；或被拉出批鬥，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遊街、罰跪，既遭口誅筆伐，又遭拳打腳踢。在這些受衝擊的中共高幹中，有一部分人在經曆了一輪輪批判並做出了一遍遍檢查後，終於獲得“解放”，重新回到領導崗位。
對於這些重新複出的老幹部，毛澤東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這些富有政府管理經驗的人來幫他治理這個亂糟糟的國家，以結束“天下大亂”的局麵；又很顧忌這些吃夠造反派苦頭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複原職後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這一矛盾心態，突出地表現在他對鄧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廢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鑒於中樞空虛，毛澤東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並已做過多次檢查的鄧小平。
不過，毛澤東深知鄧小平不僅是一個“人才難得”而能擔當大任的人，而且是一個很識時務而能伸能屈的人，一個須低頭時就低頭、能出手時就出手的人，一個頗得他老毛真傳的人。因此，他又擔心鄧小平既能於台下認錯，也能於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澤東與鄧小平有很深的袍澤故舊關係，不僅前者深知後者，而且後者也深知前者。
鄧小平深知毛澤東此時既想扶他上台，又擔心他一旦上台就會翻案。於是，他寫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點兒也不冤枉；因為，自己的的確確犯了嚴重錯誤，犯了追隨劉少奇對抗毛主席這一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隻能努力工作以將功補過，而不會搞翻案活動。
鄧小平還深知毛澤東深知他鄧小平是一個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個還有可能變來變去的人；於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澤東申明：自己不僅現在不搞翻案活動，而且永遠不搞翻案活動。
毛澤東在得到鄧小平所做出的這個“永不翻案”的重諾後，便把他從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過，話說得太滿就不免會讓人生出疑心來。鄧小平所說的這個“永不翻案”的話，就有點太滿、太絕對。因為，一個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個“與時俱進”的政治家，卻做出一個有關永遠不變的重諾，總不免讓人覺著他這是在說過頭話，在說那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過頭話。
鄧小平所做出的這一“絕對”的承諾，並未贏得毛澤東所給與的那一“絕對”的信任。毛澤東對鄧小平仍心存疑慮，並采取了一些防範性措施。
例如，在鄧小平獲準複出時，毛澤東便把鄧小平寫給他個人的那封信，作為中央文件廣為傳達。他這樣做是要讓天下人都能知道，鄧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發大誓的情況下出來工作的，進而讓天下人最終都能看到，鄧小平究竟是一個信守承諾的人，還是一個出爾反爾的人，並藉此而讓他有所忌憚，不敢輕易搞翻案活動。
又如，在鄧小平複出一段時間並露出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跡象後，也是在毛澤東將要離開人世前，毛澤東有意讓鄧小平主持做出一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予以總評：“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顯然，他這是對鄧小平不放心，要鄧小平再做一個最終表態，一個最終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態。
然而，這一次鄧小平沒有低頭就範，沒有在毛澤東希望他做出的最後誓詞上具結畫押。鄧小平推說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脫離了這場運動，成了一個“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因此，不適宜由自己來主持做這個決議。
鄧小平本是一個比較靈活的人，至少在毛澤東麵前是一個比較靈活的人，須低頭時則低頭；可這一次卻表現得不那麽靈活，須低頭時不低頭。對於鄧小平為什麽會有如此表現這一問題，人們可以作出多種解釋：
或說他受得了毛澤東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幫”的氣；
或說他不願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並被公諸世人；
或說他已被他的這個總愛折騰人的老首長翻來覆去地折騰得夠夠的了，實在是不想再這樣被折騰下去了；
┅┅
筆者在此則要強調另外一種解釋，也是以往人們不大提及的一種解釋：就是鄧小平此時已經知道毛澤東活不了多久了，準確地說活不過來年了，因而在考慮自己進退時，就要從長計議了。
據毛澤東保健醫生李誌綏記述，1974年7月，經國內幾位頂級神經內科專家會診，毛澤東被確診患上了運動神經元症（motorneurondisease），或稱肌肉萎縮症（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預計隻能活上兩年，即隻能活到1976年。這一診斷結論隨即被匯報到中共高層。周恩來在聽了匯報後說：“這就是絕症了。”
顯然，作為中共高層人士且又作為周恩來重要助手的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的這一病情。因此，他這時若要決定做出某一重大舉措，就不僅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活著時會有什麽意義，而且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去世後又會有什麽意義。
兩相比較，他自是要看重後一層考慮。因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會比毛澤東活得長久些，並會在毛澤東去世後大有作為；他還知道除了毛澤東以外，在這國中就再也沒有什麽人能夠壓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會不明白自己此時所作所為，就不能隻是對行將就木的毛澤東負責，還應對毛澤東以外的人和事負責，於私來說，還應對毛澤東死後的自己負責；於公來說，還應對毛澤東撒手後的中國政局負責。
於是，他就有可能抱著這樣的態度：老人家，您愛怎麽著就怎麽著吧；我此次橫直不會再替您老去趟那一灘由您自己費心費力攪渾的政治汙水，不會再替您老去背那一隻由您自己耗時耗物鑄成的“文革”黑鍋。
鑒於鄧小平拒絕再次低頭就範，毛澤東對於他的態度便由猜忌上升為惱怒：你不再次向我低頭，我就再次將你打倒。於是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深揭狠批這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976年4月7日，毛澤東責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在此高壓之下，鄧小平故態複萌，再度變原則性為靈活性，須低頭時便低頭。他隨即於4月8日上書毛澤東，對上述決定表示“完全擁護”，對主席能允許他繼續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謝”。
接下來的問題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一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有何意義呢？能獲得什麽樣的效用呢？
與前文所論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那一手法相似，這一手法也能獲得現實與曆史兩方麵的效用。
其現實效用主要表現為，既可以有力地打擊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銳氣；又可以有力地維護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檢查，就是要讓他當著許多人的麵，向毛澤東低頭認錯乃至認罪。
其一，如果這個檢查是違心的，那麽，檢查者就不僅是當著眾人的麵說“對不起”的話，而且是對著自己的良心說“對不起”的話。這就既有損他的顏麵，使他難堪得很；又重創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曉了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曾屢屢向毛澤東做違心檢查的周恩來為什麽會有這樣一種表現：在其他人麵前，總顯得風流倜儻，儒雅高貴；而一到毛澤東麵前，就變得唯唯諾諾起來，甚至變得低三下四起來。
其二，如果一個人能夠讓許許多多的人向自己低頭認錯乃至認罪，那麽，這個人就能顯得高人一等。
又如果在這許許多多低頭認錯乃至認罪的人中，竟還有一些非同尋常的人，比如那種智勇超常的人，那麽，他們向之低頭認錯乃至認罪的這個人就會顯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許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澤東能夠迫使中共黨內最顯才智的周恩來總理向自己低頭認錯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黨內的魔力是無與倫比的。又如，毛澤東能夠迫使中共黨內最為剛勇的彭德懷將軍向自己低頭認錯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黨內的權勢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銳先生所言：“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黨內大鬥爭，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貢獻。”
其曆史效用主要表現為，可以將這些檢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於挨整者而有利於整人者的曆史證據，即通過留存這些檢查而告訴後人：連挨整者本人都承認自己是錯誤的而整人者是正確的。這就使得毛澤東有可能把自己對於政敵的勝利，從現實裏延續到曆史中。這就使得毛澤東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壞事而留下曆史罵名的惡果。
顯然，毛澤東不僅相信“成者王侯敗者寇”，相信“曆史是由勝利者寫的”；而且有意實踐這一信條，有意借重勝利者的權勢而有選擇地收存甚至不惜製造一些於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夠證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夠標榜自己一貫正確故有王者氣象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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