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知青的回憶(續三)

來源: YangLin64 2021-11-18 08:58:19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6923 bytes)

四、用文之地

當民辦老師應該是喝了一點墨水的人首選的職業,經常需要一點門路才能當得上。我做了兩個月就自動放棄了,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當時的小學老師是一位上海下放女知青,水平之差有目共睹,我的兩個弟弟皆受其害。安排她到我們村來教書隻是出於對女知青的照顧。後來她跟房東家的老二懷了孕,就嫁給了他(生了一女一男後,還是離了婚)。我代課就是在她生老大的時候。那時小學生也要勞動,就是在需要的時候幫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些家長(特別是有一點權勢的)凡是遇到這種場合就把孩子領回家,我為這事還與大隊長的老婆吵過架。後來隊長問我是否要繼續教下去,我毅然回答說,不要。一方麵是考慮到本來就是代課,不好奪了人家的飯碗﹔另一方麵,教那些孩子也的確沒有什麽意思。

除了當老師,“英雄”難得有用“文”的機會。農民隻講究傳統的“算盤、書、字”。我的算盤打得不算快,但和心(速)算結合,還是比一般的會計算得快且準。“書”,應該是指讀書、解書和說書。即使你有這方麵的本事也難用上,因為有線廣播和紅頭文件取代了一切。能用上的最多是“借條、收據”之類。“字”,也就是書法,我還拿得出手。所以,我算是有“真本事”的。其他的中學畢業生,包括後來考取大學的,充其量隻能算是“死讀書”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學校已經不再重視書法和算盤,其二是他們很少有機會或者是不屑與農民接觸。

算小賬的事經常有,但很多人都可以應付。能夠用得上一點計算知識或技巧的時候並不多。有一次,大隊建茶葉初製廠,幾個中學生圍著一堆土石方不知如何計算,才讓我去幫忙。事後,一位老兄問我,一大方(一立方米)等於多少小方(一立方尺),我說是27,他很不解,一米是3尺,27是從哪裏冒出來的?我隻好進一步向他解釋:“一尺高、一尺寬、一米長就是3小方了﹔再加上兩排是9小方﹔在此基礎上再加上兩層,正好是27小方。”其它場合,也就是在丈量土地或年終分紅時會計忙不過來的時候。

說起年終分紅,使我想起一個小插曲。那是在一九七七年初,農曆年還沒有過。我在算工分時,發現兩個人的計工本子被塗改過,這事應該是本人幹的,因為工分值不是被改大了就是無中生有。這種事大概不會是第一次發生,隻是第一次被發覺罷了。有人報告到大隊,但不見有人來處理。隊裏就讓我負責把工分值複原,當事人也沒有異議。新年過後搞了兩套計工本,一套由我保管,但我未能負責到底就離開了。

農村裏比較聰明的,大多會一門“手藝”,成為專業或兼職的工“匠”:木匠(家具和房架)、桶匠(圓柱或圓台型容器)、篾匠(竹編)、漆匠、磚匠(砌牆)等。專業工匠一般要跟師傅學徒三年,不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兼職的隻是在農閑時在村子附近幹活,增加一點收入的同時也改善一下夥食(“供師傅”的夥食一般都比較好,而且是四餐)。專業工匠則哪裏有活就在哪裏住下來,他們比種田輕鬆,收入也略高。我自己則迷上了竹編,編的籃子比一般專職的還要好。有一次,一個專業竹匠給人家修補一個古董時,看不懂複雜的圖案,來向我求教。好些工匠晚上喜歡找我聊天,也玩簡單的數學遊戲。大多數遊戲是他們現買來現賣的,像“兩毛錢買20支煙,價格分別為一毛六、一毛八、二毛八,各買幾支?”之類的問題。比較難的是“韓信點兵”型的,比如,“一籃雞蛋,兩個一數、三個一數、…、六個一數都餘一,七個一數就正好,總共是多少個蛋?”有時題目給記錯了,我告訴他們無解,他們就說我不會做。碰到這種情況,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書法可以用在許多地方。其一是對聯。過年要寫對聯﹔結婚、做壽、新居(屋)落成也要貼對聯。其二是標語口號,各種政治運動或政治事件都少不了。這使我想起打倒四人幫時的一件事。在我確實看清了要寫的標語時,吃驚地告訴附近的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被抓起來了。隊長趕緊叫我不要亂說。“標語都馬上要貼出去了,怎麽還不能說?”我問隊長。此外,私人或生產隊的許多家具也要寫字,以免搞混。私人的家具上寫的不是名字,而是代表一個家庭的四個字的“堂”名:第一個字是姓氏,第四個字便是“堂”字,中間的兩個字各不相同,用比較“好”的或吉利的字,如“仁、義、道、德”等。有一個共大畢業生在他們家的籮筐上寫著“某某某辦用的”而成為笑談。日子隻寫到年和月,比如“甲申(年)仲春(月)”。

我還當過一次“政治輔導員”——給廣大貧下中農講解最新發表的毛主席詩詞《念奴嬌•鳥兒問答》。說到政治,一句隨口說出的天真話,差一點斷送了我的前程。為了強調幹部同生產勞動相結合,那時有一個“一、二、三”的口號:公社幹部勞動一百天,大隊幹部勞動二百天,生產隊幹部勞動三百天。最後一條沒什麽問題——生產隊長除了出席上級指定的會議外都參加勞動。但前兩條則基本上是空話。一次田間休息的時候,我說:“這些公社、大隊幹部基本上不參加勞動,不知中央知道不,我要寫信告訴毛主席”。有人把這句話傳到了大隊書記的耳中,而且後來越傳越大,變成了“我真的給毛主席寫了信,而且收到了回信”。從此我跟大隊書記結下了梁子,大會小會上他都點名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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