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一-中）
中共第一任最高領導人陳獨秀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一大，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正式開始。
七月十三日，陳獨秀致函維經斯基，就國共關係的新形勢要求共產國際製定對國民黨的“新政策”。他強調說：“根據我們的意見，應當停止過去那種形式的全麵支持，我們應該有所選擇。……我們不能無條件和無限度地支持國民黨，否則我們就支持了自己的敵人。”
七月二十一日，陳獨秀與毛澤東分別以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長和中共中央秘書的名義共同簽署《中央通知第十五號》，要求各地中共組織作好與國民黨分裂的準備。《通知》說：“我們為圖革命的勢力聯合計，決不願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於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然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於非革命的右傾政策，卻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
九月七日，陳獨秀致函維經斯基，要求讓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十月十日，陳獨秀又一次致函維經斯基，再次要求允許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在信中，陳獨秀明確反對共產國際在武裝鬥爭和廣東政府問題上的政策，認為國民黨應當停止其軍事行動（包括北伐），認為鮑羅庭在軍事上對國民黨的支持，實際上加強了國民黨右派的勢力。
十一月初的中共中央會議上，陳獨秀反對孫中山離粵北上，指責孫中山在“政治投機”。不過幾天以後，他改變了主意，稱“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
十一月十二日，陳獨秀發表《國民黨的政治態度》一文，天真地指望國民黨“放棄政權與軍事行動，到民眾中去，宣傳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領導民眾，對於一切帝國主義，一切軍閥，不放過每一個爭鬥。”中共中央同時又向鮑羅庭建議，要他停止支持黃埔軍校，因為該校已被右派把持。
二—九月，陳獨秀參與領導了上海的工人運動，實際上是曆次罷工的最高指揮者，所有的重大決策，如應否罷工、提出什麽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等，都是工運幹部跟他共同開會商定的。八月收縮工運、逐步複工也是他按照共產國際的訓令作的決定。
五月，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長的名義與張太雷以團中央總書記的名義共同簽發《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通告第三十號》，指示要“擴大國民黨左派的宣傳和組織，以便在該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和右派中派競爭”，要“切實進行國民黨內部訓練，並使訓練大權，完全在我們同誌手裏。”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蘇聯駐華使館召開擴大會議，維經斯基和鮑羅庭都參加了會議。陳獨秀提出應立即退出國民黨，以保持中共的政治麵目而不為國民黨的政策所牽製。他的意見遭到俄國人和與會的多數中共中央委員的反對，因為那意味著根本改變國共合作的方針，莫斯科絕不會同意。但會議對國民黨的看法和策略有了變化，結果就形成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折衷局麵，後來這個局麵被指責為當資產階級的尾巴和苦力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表現之一。
高君曼跟著陳獨秀走南闖北，顛沛流離，屢遭風險，初時尚能忍受，時間一長，總斷不得埋怨訴苦。高君曼隻希望過一種穩定寧謐的生活，隻想做一位教授夫人，他們夫婦之間的感情日漸淡漠，兩人經常爭吵，除了性格和生活瑣事外，也因高君曼還聽到了許多陳獨秀在外麵眠花臥柳的傳言。陳獨秀的執拗和對家庭的不關心終使二人漸行漸遠。一九二五年，高君曼徹底心灰意冷，帶著他們的兒子陳鶴年和女兒陳子美離開上海，移居南京，那裏有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購置的十間草房和幾十畝土地。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下旬，陳獨秀因傷寒病住院，卻沒有告訴別人，以致中共派人四處尋找無著，釀成小小的“陳獨秀失蹤”風波。
三月中山艦事件後，在廣州的共產國際代表決定妥協，消息傳到上海，陳獨秀極為憤慨，但因情況不明而束手無策。
四月中旬，陳獨秀召集中共中央會議，決定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蔣介石，同時加強左派軍隊，以便在必要時對抗蔣介石，為之決定在廣州成立以彭述之為首的特別委員會。在通電共產國際時，陳獨秀再次提議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
七月，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認為北伐時機尚不成熟，他還認為北伐是“夾雜有軍事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他的觀點受到中共黨內不少人的批評，更遭到國民黨的攻擊。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對北伐的前景悲觀，一是因為他們過分強調各路北伐軍同床異夢的跡象；二是他們受到上海報章幾乎一麵倒的對北伐不利的報道的影響；三是他們預料到北伐如果進展順利，無疑將有利於蔣介石氣焰的囂張，所以他們下意識地抵製北伐。
八月，陳獨秀簽署發出中共的第一個反腐文件，即“堅決清洗貪汙腐化分子”的《中央擴大會議通告》。
十二月十三日，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毛澤東和李維漢等出席在漢口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並作政治報告，強調要努力維持國民黨軍事首領間的勢力平衡，建立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文人政府，同時以限製工農運動去謀求與國民黨右派的妥協。會議接受了陳獨秀的主張，通過了相應的政治決議案。
一九二七年一月，漢口和九江民眾占領英租界，陳獨秀認為那是“過火”的行為，“外國人和小資產階級是不應該激惱的”。
三月二十一日，乘北伐軍占領龍華之際，中共在上海發動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陳獨秀命令前線指揮部的周恩來、羅亦農和趙世炎等攻打閘北天通庵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北火車站等要地。在工人武裝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全境以後的二十二日，陳獨秀在上海總工會舉行的慶祝武裝暴動勝利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高度讚揚了上海工人階級，同時他提醒人們：“這次暴動雖然勝利了，但是這些革命勝利品時時刻刻都在危險狀態，時時刻刻都有被內部妥協分子葬送即被敵人奪回的可能。”麵對虎視眈眈的蔣介石，陳獨秀下令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準備防禦戰爭”，“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為此，陳獨秀曾提醒共產國際，希望共產國際能夠提供資金幫助組建中共的武裝，共產國際先是同意撥付十萬盧布，三天後卻撤銷了這個決定。
與此同時，陳獨秀又派彭述之趕赴南京聯絡程潛以武力反蔣，接著又派彭述之赴武漢向共產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數成員陳述準備進攻蔣軍的意見。但請示莫斯科後，這個武力反蔣的計劃不僅未獲準，蘇共中央政治局反而於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日一連數電中共中央，斷然指示：“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守我們關於不準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暫不進行公開作戰，不要交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收藏起來”；“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等。莫斯科一麵令中共中央放棄武力反蔣的政策，一麵繼續支持武漢國民政府。在三月三十一日的電令中，蘇共對鮑羅廷向武漢國民政府的貸款要求作了肯定答複。不日，莫斯科決定“立即撥給”武漢政府二百萬盧布的款項，並著手“審議”他們對軍用物資的訂貨。
四月五日，陳獨秀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避免跟蔣介石的軍隊衝突、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勿以武裝力量騷擾租界等），與剛從法國回來的汪精衛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宣言》稱“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之類都是“不知自何而起”的“謠言”，並要求中共與國民黨“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這個《宣言》是陳獨秀及中共中央在莫斯科的高壓下被迫放棄武力反蔣、幻想依靠汪精衛挽救危局的無奈之舉，使一些中共黨員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因而被催眠而放鬆了警惕，給蔣介石發動政變提供了方便，以致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正如陳獨秀自己日後所說的，這是一個“可恥的宣言”。
四月十日，蘇聯《真理報》發表文章評論《汪陳宣言》說：“最近從中國收到的情報可以判斷，現在中國共產黨是在按照正確的方針辦事。由於它的有才能的領導，現在無產階級開始逐漸取得革命的領導權”。
四月十二日，《汪陳聯合宣言》的油墨未幹，蔣介石就舉起了屠刀，頃刻之間，上海號稱八十萬的工人組織和五千人的工人糾察隊就煙消灰滅了。敵人已經圖窮匕首見了，中共卻仍未完全覺醒過來，擔任上海工人糾察隊副總隊長（總隊長顧順章）的周恩來還在利用他在黃埔的老關係，奔走於軍事當局之間，企圖保釋被捕的工人，以致一度被軟禁。四月十三日，中共還組織工人在閘北舉行集會，準備向上海警備司令部請願，他們上街不久，就遭到軍警機槍的掃射。中共也依然沒有退出國民黨，還在指望與國民黨左派及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合作反蔣。
中共的進退兩難，主要是因為共產國際的緣故。共產國際一直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中共就隻能極力維持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無從談什麽建設工農蘇維埃；如果違背共產國際的意旨，積極開展土地革命，那就勢必被共產國際拋棄，更加形單勢孤。問題是麵臨失敗，中共內部對中央的種種責難，如缺乏警覺性、預防無力、領導無能、思想右傾等等，紛至遝來，都集中於陳獨秀一身，瞿秋白等中央核心成員，絲毫不肯分擔集體領導的責任，甚至帶頭牆倒眾人推，而陳獨秀那時對一切指責都無心置辯，隻是苦心焦慮，極力想找尋補救方案，但他力不從心，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
盡管受到指責批評，陳獨秀在四月底五月初舉行的中共五大上照舊被選為中央總書記。
六月二十日，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提出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國民黨。他說：“武漢國民黨已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鮑羅庭這次讚成他的意見，不過覺得莫斯科必定不會允許。瞿秋白則主張“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
七月十二日，因陳獨秀閉門思過，“不再視事”，鮑羅庭和瞿秋白又不在，張國燾、周恩來等召開中共臨時政治局會議，改組中共中央，並建議陳獨秀去莫斯科研究中國革命問題。陳獨秀於是在次日致函臨時中央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信中說：“國際一麵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麵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工作”。對於讓他去蘇聯的建議，陳獨秀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了解還是外國人了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麽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陳獨秀“光明正大，喜形於色，不說假話”的人格魅力是他連續當選中共領導的一個重要原因。魯迅曾這樣形容陳獨秀：“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
(同時陳獨秀又是個性情暴躁、常常自以為是、劍拔弩張的人。李達曾特別強調他的退黨是因為陳獨秀的“家長製”作風所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思想鬥爭情況》一文中，李達說陳獨秀“不研究馬列主義，隻是文筆好，文章寫得流利，又懂得很多古文，所以一些老古董很怕他，胡適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他的威望很高，黨內叫他老頭子、中國的列寧。他的領袖欲很強，惡霸作風，動輒拍桌子罵人。那時候我搞宣傳工作，下邊的文件都集中到我這裏。……有一次，他到我那裏去，看到一個同誌來信談工作困難問題，一看就大罵，一下子把個茶碗拿起摔碎，等信看完了又冷靜下來。當時我說：‘你這個家夥要有了權，一定先殺了人以後，再認錯’”。陳獨秀的老友章士釗曾說他如“不羈之馬，奮力馳去”，具有“不峻之阪弗上，回頭之草不齧”的拚搏精神及勇氣，也曾說過，陳獨秀是“吾弱冠涉事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陳獨秀自己承認：“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我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我絕對不怕孤立。”)
七月十五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分共”，中共最終不得不與國民黨徹底分離，轟轟烈烈一時的大革命徹底失敗。
八月七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卻不通知陳獨秀。有人建議應該請陳獨秀參加，遭到羅明納茲的否決。會議正式撤銷了陳獨秀的職務，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十一月，陳獨秀致函臨時中央，批評中央的新政策。他認為“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當不至崩潰”，“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
一九二八年六至七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此前周恩來和王若飛托人給陳獨秀帶去共產國際請他出席六大的口信，希望陳獨秀去莫斯科住一段時間，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陳獨秀拒絕邀請，反問“中國問題為什麽要到外國去討論？”他表示再不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不為自己辯護也不批評別人，而是將會一如既往，為中共刊物如《向導》和《布爾塞維克》寫些短篇文章。不過他也說，如果以後允許他到莫斯科當一個政治難民，他是可以考慮的。
春夏之間，陳獨秀完成了《中國拚音文字草案》，內分五部分：一）自序及說明；二）北京話；三）漢口話；四）上海話；五）廣州話。書稿賣給了商務印書館，不過未能出版。為之胡適和趙元任等曾贈送陳獨秀稿費千元，維持了他一段時間的生活。
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間，從蘇聯回國的一些中共黨員將托洛茨基主義帶回了中國（許多學生受到托洛茨基的嚴重影響，是蘇共和共產國際在一九三0年關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原因之一）。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間，陳獨秀讀到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革命問題》，他認為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是正確的，對於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分析是公允的。托洛茨基一直不讚成中共加入國民黨，認為那是機會主義，同時強調黨內民主，陳獨秀對之很有共鳴。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這一看法更是令陳獨秀感到寬慰。對大革命失敗根源的認識是陳獨秀倒向托派重要的一步
從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起，陳獨秀開始不顧組織紀律和組織規矩，不斷妄議中央，他公開宣稱：“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誌們傳觀我的信稿”。七月二十八日，陳獨秀就中東路事件給中共中央寫信，認為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太說教了”，“隻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中共中央對之反應激烈，稱陳獨秀是“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成了資產階級的俘虜”。
陳獨秀不同意共產國際和他的接班人瞿秋白等關於革命形勢“不斷高漲”的觀點，認為中國革命已處於低潮。他也不讚成中央臨時政治局提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再同其他黨派合作的綱領和策略。他反對八七會議確定的武裝起義的方針，認為在革命低潮形勢下隻應實行完全退卻和防禦的策略，主張工農運動應偏重於經濟鬥爭，如“不交租，不完糧，不納稅，不還債”等。尤其是在中國的社會性質及革命性質、任務、道路等一係列根本問題上，陳獨秀反對中共六大的路線，提出了同中共中央針鋒相對的主張。一九二九年八月至十月，他多次寫信給中共中央，認為大革命失敗後階級關係發生轉變，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在政治上對其他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已經是以資產階級為中心和領導的政權；中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道路，無產階級應待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之後，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他的“二次革命”理論）。他還認為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進入了反革命勢力全盛的時代，無產階級隻能進行以召集國民會議為政治口號的合法運動。陳獨秀向中共中央建議“把召集國民會議作為現階段黨的中心任務。希望通過召集國民會議這種和平鬥爭，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我們對於國民會議本身當然不能有一點幻想；可是這一口號，對於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以及所謂‘黨治’、‘訓政’是一個決定的革命口號；在目前反革命的時期中，隻有這一口號、這一運動，才能夠調動群眾，才能夠推動群眾向前鬥爭，才能夠動搖統治階級的威權。”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中共黨內反對派問題》的通告。
九月，陳獨秀與彭述之等人一起創建托派組織“無產者社”。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又一次點名批評陳獨秀，並向他發出警告：“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誌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係統”，“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你們“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但陳獨秀一意孤行，決心“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它”。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開除陳獨秀等人黨籍的決議，隨即通報全黨。
自從兩年前辭職以後，陳獨秀一直避免直接批評共產國際和為自己辯解，現在他不再有任何顧忌而暢所欲言了。他在十二月十日發表《告全黨同誌書》，宣稱將“毫不隱諱地站在托洛茨基同誌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旗幟之下”，“堅決的不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到底”。他全麵反省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承認自己負有責任，“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同時認為在許多問題上自己隻是貫徹執行了共產國際的錯誤政策和指導。他對共產國際文過飾非、把大革命過程中的錯誤和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推到自己身上十分不滿。他堅決否認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說他曾四次提出不參加或退出國民黨（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一九二五年十月五卅運動後、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件後以及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後的多次政治局會議上），一次提出向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一九二六年北伐出發時），一次提出武裝共產黨（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件後），一次提出武裝對抗蔣介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後），但全部被共產國際拒絕。換言之，一向被視作陳獨秀的嚴重右傾標誌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即所謂“三次大退讓”，還有先後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妥協，以及不堅持中共直接掌握武裝等，說到底，都是共產國際的責任。陳獨秀說：“我自從一九二0年（民國九年）隨諸同誌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人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
陳獨秀稱中共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官僚主義錯誤的源頭都來自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他猛烈抨擊他以後的中共中央忠實地執行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的六大的“破產政策”，“把過去的機會主義和過去的盲動主義結合起來，以斷送黨，斷送革命”。他還特別嚴厲地批評斯大林的專製：“史大林搞官僚主義，……為鏟除異己，把黨的德謨克拉西剝削幹淨，一切重要問題都不許公開討論，全黨黨員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隻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處罰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此外別無道路可走”。
陳獨秀與中共中央互相指責對方是右傾機會主義；陳獨秀批評斯大林和中共中央官僚主義，中共中央則稱他是“極端民主化”；陳獨秀說中共中央的武裝暴動策略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中共中央則攻擊他是“取消主義”。
反正在跟中共一刀兩段以後，陳獨秀再不甘心當逆來順受的替罪羔羊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署名發表了所謂的托陳取消派的綱領《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要求恢複托洛茨基以及被中共開除的人的黨籍，要求改組共產國際、蘇共和中共中央，重新決定共產國際、蘇共及中共的路線（這八十一個名字裏約三分之一是為了壯大聲勢而偽造的）。
一九三0年二月，因為擔心陳獨秀另組政黨，斯大林曾試圖誘使陳獨秀歸隊。共產國際給陳獨秀發了邀請信請他去莫斯科，信中暗示接受一次額外的政治訓練，也許對他是很有必要的。陳獨秀反唇相譏，說他早已受到共產國際足夠的訓練了。
三月一日，以陳獨秀為首的“無產者社”托派組織的月刊《無產者》創刊，陳獨秀任主編。
四月十四日，陳獨秀發表《關於所謂“紅軍”問題》一文，譴責中共“領導農民做遊擊戰爭”是背叛工人運動；攻擊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
隱姓埋名的陳獨秀在一九三0年下半年結識了住在同一幢房子裏的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潘蘭珍曾遭流氓欺騙，隻身獨居於陳獨秀樓後，孤苦伶仃。她端莊秀美，質樸無華，雖生在農村，但久居城市，開朗大方。兩人常常見麵，日久生情，不久同居。
八月，托洛茨基在仔細閱讀了劉仁靜專門為他翻譯的陳獨秀的《告全黨同誌書》後，寫信給劉仁靜和其他托派人物，稱讚陳獨秀的文章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托洛茨基說他看不出中國幾個托派組織之間有什麽原則上的分歧，他督促各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召集一個統一的大會”。
於是，幾個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派、“我們的話”派、“十月社”派和“戰鬥社”派等）經過反複磋商，共產生了十七個代表和四個列席代表，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成立了以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的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事先陳獨秀曾十分謙和地逐個找那些代表們談話溝通。在統一大會的閉幕詞中，陳獨秀滿懷激情地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該擔負曆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會後，陳獨秀信心百倍地報告托洛茨基：“中國同誌正完成了一個有意義的開端，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旗幟不久就將飄揚在全國。”當時全國有四百八十三個托派。
但是托派內部派係依然矛盾重重，爭執不絕。五月底，曾和鄧小平一起乘船去法國勤工儉學，又一起從法國轉入莫斯科東方大學的馬玉夫心懷不滿，竟至主動向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導致托派中央被破獲，十餘骨幹被捕，組織陷於癱瘓。
九月，陳獨秀創辦托派機關報《火花》，在第一期上刊登了他寫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曆數國民黨統治四年來的窮兵贖武、橫征暴斂和白色恐怖。
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陳獨秀發表一係列文章，號召反蔣抗日。
十月，托派中央委員三人被捕入獄，托派再次陷入癱瘓。
十二月，陳獨秀又創辦托派內部理論刊物《校內生活》，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統治。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共中央作出《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強調托陳取消派跟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等一樣，“是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
二月，陳獨秀與彭述之、羅漢三人共同署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議“合作抗日”。
六月，陳獨秀致函托洛茨基，匯報中國托派自九一八以後采取的各種政策。十月，托洛茨基複函陳獨秀，指示在目前抗日反國民黨的鬥爭中，“除了國民會議，不能夠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號”。
十月十五日，托派中央秘書謝德磐叛變，托派中央常委機關被國民黨警探協同法租界捕房破獲，正在那裏開會的人無一逃脫。是日晚，因胃潰瘍和盲腸炎在家休息的陳獨秀被捕。兩天後，租界捕房將陳獨秀等十一人押解到設於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並將搜獲的各種書籍、文件轉交法院。十月十九日，陳獨秀等人被押往南京首都衛戍司令部。在駛往南京的夜車上，陳獨秀鼾然大睡，一時傳為佳話。
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一些省、市、縣以及軍隊的黨部致電中央要求嚴懲“共黨要犯”，中共也落井下石，稱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和蔣介石的反共參謀，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而翁文灝、胡適、蔡元培、柳亞子、楊杏佛、林語堂、蔣夢麟、柏文蔚和宋慶齡等社會聞達紛紛為其呼籲，要求將陳案交法院公審而不由軍法從事。陳獨秀在北大時的學生、國立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發表文章甚至稱其為“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主張對之特赦。《大公報》在十月二十八日刊登的短評《營救陳獨秀》則表示：“陳獨秀是一個領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風格，所以隻須給予他機會，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張意見，向公眾公開申述，這正是尊重他愛護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懇式的乞憐，感情式的緩頰，在法律以外去營救他，倒反轉辱沒了這位有骨頭有意識的老革命了”。魯迅等左翼人士則保持沉默，不啃一聲。
十二月八日，愛因斯坦致電蔣介石，請求釋放陳獨秀。羅素和杜威等世界名人也向蔣介石做出同樣的請求，但蔣介石不為所動。
在看守所暫押期間，曾有記者問陳獨秀是否請辯護律師，陳獨秀答曰：我等案件是政治問題，也可說是學理問題，似無需請人辯護；如欲請人辯護，須有錢才行，但我係一窮人，且信件來往每月僅一次，哪有時間作請人準備，如開庭審判急促，則我更無法延請辯護人（後來因為開庭延遲，他們請到了章士釗等五名律師義務出庭辯護）。
在陳獨秀等十人被關押半年以後的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至二十日之間，他們的案子在江蘇高等法院江寧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審判庭先後三次開庭審判。檢察官以“危害民國”罪起訴陳獨秀和彭述之等人。起訴書大意是陳獨秀於一九二七年因工作不力，被共產黨開除總書記職務，共產黨內部隨即分裂為兩派；一九二九年，陳糾集一批被共產黨開除的共產黨員，如彭述之、王子平等在上海組織中共左派反對派團體，並出刊物《校內生活》、《火花》兩種，一麵竭力宣傳共產主義，一麵肆意攻擊國民黨政府，竟指責三民主義為反動主義，主張第二次革命，要以革命政權代替國民黨政權；雖然被告人所為僅隻進行共產主義宣傳，尚未達到暴動程序，但仍應負刑事責任。
初審時有旁聽者約一百餘人。法庭傳陳獨秀等十人到庭，查明身份後，命彭述之等九人退至待審室，單獨審問陳獨秀。陳當時兩鬢斑白，胡須寸餘長，麵容消瘦，但神態泰然。
陳獨秀陳述他因意見不同，已被中共開除。他說中共分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兩派，他因政策不同，不能與皖湘閩贛等省的中共組織合作。他認為必須先有以農工為基礎的政權，才需要有軍隊，“現在尚用不著紅軍”。他坦承中共反對派即托派的最終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者生活水平，至於奪取政權，乃當然之目的。他說明他主張打倒國民黨政府有三點理由：1）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無發言權，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則；2）中國人窮至極點，軍閥官僚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困苦無飯吃；3）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步步退讓，十九路軍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所謂“長期抵抗”隻是四個字，行動上是不抵抗。根據這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陳獨秀並以不作“政府偵探”為由，拒絕指認同案的被捕之人。
二審時旁聽群眾增多。陳獨秀承認托派要推翻國民黨政府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三審時允許陳獨秀等人自辯及律師辯護，因此旁聽者達二百多人。
對於當局羅織的罪名，陳獨秀在《自撰辯訴狀》中回駁說：自己自“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對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於國民黨已耳。”“我隻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孫中山、黃興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謂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國家，那麽國民黨豈非已兩次叛國？” 不僅自辯無罪，陳獨秀還痛責劣跡昭彰的國民黨為恐怖主義的軍事政權，控訴國民黨政府對外在日本侵略麵前節節退讓，對內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替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和《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平民，以刺刀削去人民的自由權利。陳獨秀不但要求法庭宣判他無罪，而且要求法庭判令當局賠償他因被捕而造成的經濟上和健康上的所有損失。
主動免費為老友出庭辯護的大律師章士釗接著慷慨陳詞，他認為陳獨秀主張的以“法定之選民投票”取得政權，“何得為罪？”國家與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人員屬不同範疇，“將攻擊機關或人物之言論，斷為危及國家，與邏輯無取，與法理不當。”他又說，陳獨秀“不得視為表裏如一，首尾一貫之共產黨。……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紅軍少一人，如斯輾轉，相輔為用；謂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也，要無不可。”他又說：“此義陳獨秀必不自承，應請審判長依據法文，諭之無罪，以保全讀書種子，著重言論自由，恪守法條之精神，省釋無辜之係累。”
當陳獨秀聽章士釗說到“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掎角之勢以清共”時，臉色大變，憤然起身，欲打斷章的話，卻被法警製止。章士釗長達五十三分鍾的辯護話音甫落，陳獨秀立即嚴辭聲明：“章律師之辯護，以其個人觀察與批評，貢獻於法院，全係其個人意見，並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 。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法庭宣判“陳獨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奪公權十三年。”
陳獨秀咆哮道：“裁決不公，我要上訴！”
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說：“國民黨至少在現行法律上，在現有製度下，即為國家。……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反對並圖顛覆國家，即為危害民國，亦即為叛國。”
陳獨秀在六月初向最高法院遞交《上訴狀》，指出法庭判詞“於理於法，兩俱無當”，駁斥“黨和政府即為國家”等等罪名。六月二十二日，江蘇高等法院將檢察官的《上訴答辯書》送達陳獨秀，稱陳獨秀的《上訴狀》“牽引他國之政製，圖卸罪責，其理由自不成立”。陳獨秀立即又遞交《再抗辯書》，以辛亥革命推翻數千年之君主專製，建立共和，其為效法歐美政製，而袁世凱以“中國特別國情”而複辟帝製為正反兩例，闡明各國政製皆應“擇善而從”，駁斥檢察官的“一國有一國之政製，未可強為比擬”的謬論。
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受理了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上訴案件後，拖延了一年多才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宣判撤銷原審判決陳獨秀、彭述之等的褫奪公權部分，並將陳獨秀、彭述之改為各判有期徒刑八年。
陳獨秀、彭述之等被囚禁於南京老虎橋江蘇第一監獄即南京模範監獄，這是陳獨秀一生中第五次身陷囹圄。
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了陳獨秀的《自撰辯訴狀》和章士釗的辯護詞，其他報紙也爭相報道，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出版了陳案資料匯編，該匯編還被上海滬東大學和東吳大學選為法學係的教材。
陳獨秀一案前後，國民黨抓過、關過、殺過、放過許多中共黨人，但都由特務係統或各級黨部處理一切，而陳獨秀是唯一經過國民政府法院合法審判的。
陳獨秀被捕時，潘蘭珍正好因為生活瑣事與他慪氣，已在一個月前回了娘家。當她從報上看到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和照片後，才知道已經與之共同生活了兩年多的“李老頭”其實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陳獨秀曾托人婉言勸潘蘭珍不必去監獄看他，而潘蘭珍不僅去探望了他，而且在一九三四年秋由上海遷居南京，租一小屋，攬活掙點錢，省吃儉用，買吃的送給陳獨秀，每天早九晚五到獄中服侍和陪伴陳獨秀，風裏來，雨裏去，三年如一日，直到陳獨秀出獄，同時還為陳獨秀與上海的托派組織傳遞書信文件，以後又照顧他直至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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