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四）
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
本節要點：
1）陳公博是個一時誤會而上了中共之車的過客，而反共則是他終身的信念。
2）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過陳公博追隨汪精衛二十餘年，不怨不棄，實在是出於自覺自願。
3）從共產黨到國民黨到國民黨改組派到汪偽政權，從主戰派到主和派到消極投降到積極投降，陳公博的一生，令人唏噓。
陳公博（一八九二—一九四六）出生於廣東南海一官宦之家。其父陳誌美曾任廣西提督（廣西最高軍事長官，從一品）。陳公博出生時，其父已屆六十，因此極得寵愛。
陳公博從小酷愛讀書，特別醉心於各種舊小說和曆史書。而其父在為其聘師傳授漢學經典的同時，還在家裏長年雇了兩個拳師教其習拳舞劍，所以雖然單薄體弱還有哮喘，陳公博卻是個打架好手。
陳誌美因不滿清廷的腐敗，早年曾參加旨在“反清複漢”的秘密會黨三合會，晚年則同情支持革命黨人的反清義舉。一九0七年，陳誌美聯絡各方反清會黨，陰謀起事，陳公博隨父四方串聯。但由於他們隻能聚起官兵未到就作鳥獸散的六七百烏合之眾，陳誌美被下獄判了死罪。其親朋遍找故交疏通，最後通過兵部尚書鐵良的門路，陳誌美才由“斬刑”改判為“終身監禁”。陳誌美被捕，財產被抄，陳氏家道因此中落以致負債累累。
為避風頭，陳公博先逃至香港在一家報館當校對，在那時他養成了煙癮。回穗以後，他在河南的貧民學校育才書社讀了三年英語。
武昌起義勝利後不久，廣東宣布獨立，陳誌美獲釋出獄。作為反清元老，他被選為省議會議員，還兼任軍政府軍事顧問，以致陳公博也沾光當了一小陣子軍隊的參謀官以及縣議會的議長。陳公博自承，他那時隻不過是個“浮囂使酒罵座的少年”。他父親對他的輕狂極為不滿，要他從當大兵開始磨練，於是他辭去議長和參謀，參加了學生軍。學生軍解散以後，他回育才書社當了兩年半助教。
一九一四年，陳公博考進廣州政法專門學校，以替報館寫稿半工半讀。一九一七年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與他同時考上北大的還有廣東同鄉譚平山和譚植棠叔侄二人。
陳公博在北大期間，正值五四運動，彼時的他卻對如火如荼的學潮不感興趣，成天泡在圖書館裏。他抱著“養心性，寡交遊”，“不管閑事，專管讀書”的宗旨，雖然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卻遊離於政治之外。他稱自己是“靜如處子”。五四那天，因為兼著廣東四張報紙的通訊記者，他跟著去示威抗議的同學，在新華門外站了兩個鍾頭，聽了一會許德珩的慷慨陳辭就回學校了，“火燒趙家樓”的故事他在晚上才聽說。在整個五四期間，陳公博作為哲學係的班長，隻參加過幾次班裏的有關會議，也很少發言。直到快從北大畢業時，他才開始於政治“動如脫兔”。
一九二0年夏，陳公博從北京返回母校廣州法專當教授，同時跟譚平山和譚植棠一起接手《廣東群報》宣傳新思潮，他任總編輯。《廣東群報》曾受到陳獨秀的讚許和鼓勵。
在陳獨秀的促進下，陳公博與譚平山叔侄等人一道，先創建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接著又於一九二一年三月成立了廣州共產黨支部，他分管支部的組織工作。
一九二一年七月，陳公博作為廣州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跟大多數代表睡在博文女校不同，陳公博帶著新婚不久的漂亮妻子李勵莊住在南京路上當時上海最豪華、人稱“三東一品”的四大旅館大東、東亞、遠東和一品香之一的永安公司大樓裏的大東旅館。雖然在一大會上陳公博也經常頭頭是道、娓娓而談，但旁人的感覺是他常忙於私事，對於大會的一切似乎有點心不在焉。在一些代表的眼裏，他像是廣州政府的一位時髦的青年政客。而他所談論的，也多是關於廣州政局的情況。
在會上，陳公博跟張國燾就共產黨員能否在政府當官一事爭得不歡而散。陳公博還對張國燾不顧代表們的安全，執意每天都在李漢俊那裏開會而不更換地點，以與李漢俊為難的做法不以為然。他說他當時就感到“上海儼然分為兩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使他“參加大會的熱情，頓時冷到冰點，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七月三十日晚上的會議意外匆匆解散後，陳公博陪同李漢俊應付了前來搜查的法國巡捕。
因為次日淩晨所住旅館房間的隔壁不巧又發生了凶殺案，陳公博夫婦成了驚弓之鳥，於是陳公博沒有去嘉興，而是在跟李漢俊打了招呼以後，在三十一日晚上與妻子乘火車去杭州玩了兩三天。
經上海回到廣州以後，陳公博寫了篇關於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那是最早的關於中共一大的文章，發表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號上。當然，陳公博在關鍵處閃爍其詞，比如，文章的開頭是：“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滬。”陳公博詳細記述了法國巡捕搜查一大會場的情形，也記錄了使他終身不忘的大東旅社血案。
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中共中央的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因為陳公博曾在陳炯明的喉舌《群報》當過編輯，所以廣州、香港和上海都有傳言說陳公博有支持陳炯明的嫌疑。張太雷奉陳獨秀之命，到廣州要求陳公博去上海做出解釋。陳公博受了冤屈，氣得“三屍神暴，七竅煙生”，斷然拒絕了陳獨秀的要求，並聲明“今後獨立行動，不受黨的約束。” 不久在廣州支部的會議上，陳公博又宣布他不再履行黨員義務。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汪精衛的幫助下，陳公博以廣東官費留學生的身份經日本準備前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不過他說他從未領到過一文官費）。在日本逗留的三個月裏，陳公博見到了廖仲愷和蘇俄的越飛。越飛告訴他，蘇俄已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以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越飛鄭重地說，中國隻能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絕不能實行共產主義。
一九二三年二月底，陳公博到了紐約。那時他有個信念：除了責任沒有什麽道德，除了經濟沒有什麽政治。他曾回憶說：“我抵美之後，接（譚）植棠一封信，說上海的共產黨決定我留黨察看，因為我不聽黨的命令，黨叫我到上海我不去，黨叫我去蘇俄我又不去。我不覺好笑起來，我既不留黨，他們偏要我留黨察看，反正我已和他們絕緣，不管怎樣，且自由他。但我和共產黨絕緣是一件事，而研究馬克斯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經濟，應該徹頭徹尾看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氣在芝加哥定了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資本論》和其他小冊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書籍都買了”。陳公博在哥倫比亞大學第一年的時間大部分都花在研讀馬克思的理論上。
中共中央很快將陳公博開除出黨。
一九二四年一月，陳公博完成了碩士論文《共產主義在中國》。在這篇論文中，陳公博批判了馬克思主義學說，這意味著他不僅在組織上脫離了中共，思想上也成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不過陳公博在這篇論文的附錄裏，為中共保留下了《一大黨綱》、《一大決議》等重要文獻。
在紐約期間，陳公博白天讀書，夜裏在唐人街的華僑學校教書，月得八十元，籍以交學費。那兩年裏麵，除了一次波士頓和一次華盛頓，其他什麽地方他都沒有去過。
一九二五年四月回國以後，陳公博經廖仲愷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他並從此與廖仲愷成了莫逆之交。不久，由於汪精衛和廖仲愷的信任和舉薦，以“左派”自詡的陳公博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從而進入了國民黨的核心領導層。
七月，陳公博擔任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和廣東省農工廳長，接著又出任中央農民部長兼廣東大學校長。
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國民黨二大上，陳公博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六月，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以政務局長的身份作為蔣介石的重要幕僚隨軍北上。攻克漢口以後，蔣介石委任陳公博為湖北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政務委員會委員。
同時陳公博還受白崇禧的委托，擔任了湖北省外交部交涉員。他是一九二七年二月收複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有功之臣。那時租界江岸的人行道上，中國人不僅不準在樹蔭下的椅子上坐，連在江邊散步和看景都不允許，是陳公博第一個破了這個例。也是他迫使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葛福（Herbert Goffe）第一次平等地對待中國的外交官。
隨著北伐軍的順利進展，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遷駐南昌，蔣介石又調陳公博任江西政務委員會主任。
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漢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陳公博任會議主席並當選為九人中常委之一。
武漢國民政府反共以後，陳公博隨汪精衛到南京，企圖搞“寧漢合流”。他們聯合南京國民政府中的桂係和西山會議派，逼蔣下了野，但接著在組織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問題上與桂係和西山會議派鬧翻，汪精衛被迫返回武漢。
於是陳公博作為汪精衛的代表南下廣州與張發奎合作，打出“擁汪護黨”的旗號，驅逐了在廣東的桂係李濟深。“驅李”之後，中共黨人張太雷、葉劍英、葉挺和惲代英等乘廣州防衛空虛，發動了持續僅三天的廣州暴動。
當時寓居上海的汪精衛被指為廣州暴動的後台。白崇禧要杜月笙用綁票的方式直衝汪宅，意欲加害。杜月笙拒絕說：“這事我做不了主。你去問法國領事罷。”白崇禧去找法國領事，法國人也推脫說：“這事我們不能幹的，你去找杜月笙罷。”法國當局勸汪精衛離滬，蔣介石也勸他出洋，汪精衛終於去了歐洲。
蔣介石乘機東山再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月底，陳公博逃往香港。
一九二八年一月，廣州市內立起了個“共禍紀念碑”，碑文說汪精衛、陳公博和張發奎等結同共黨及近郊土匪，荼毒廣州。對之，陳公博感謂“天下之真無是非”。當時，陳公博是廣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和省政府民政廳廳長。他說暴動是由他和張發奎等調兵遣將鎮壓下去的。
在五花八門、層出不窮的國民黨黨爭中，陳公博的前共產黨員的“小辮子”，常常會被人揪住不放。
一九二八年五月，陳公博在上海與北大同學許德珩、施存統等創辦《革命理論》周刊，共出了十八期。陳公博在該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全麵闡述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各種主張，在國民黨少壯派和社會上青年知識分子中反響強烈，陳公博從此成為國民黨改組派的領袖。陳公博還辦過個大陸大學，該校一時被恭維為“黃埔第二”。
當年十一月，陳公博和顧孟餘等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總部”。“改組派”組織成立後，陳公博掀起“護黨救國運動”，號召“恢複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的改組精神”，“提高黨的權威”，“推翻蔣介石統治，重建革命政府”。汪精衛和陳公博聯絡各種勢力反蔣，造成軍閥大混戰和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傾軋。不過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改組派”敗下陣來，被迫解散。
詭異的是，中共控製的蘇區特別如湘鄂西、鄂豫皖，也大反“改組派”，而且比蔣介石反得凶狠的多，動輒就殺。
一九二九年一月陳公博應汪精衛之邀離滬赴法。五月十二日從馬賽回國後，他在香港主持反蔣軍事行動。
一九三0年一月，因反蔣失敗，陳公博心灰意冷再次赴歐，於十月一日返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蔣汪再度攜手。繼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後，陳公博擔任了實業部長，並提出了“四年實業計劃”。
陳公博曾去探望並接濟住在南京城南草屋裏的陳獨秀的妻子高君曼，她臥病在床，室內家具殘破不全，絮被支離破碎，非常淒慘。不久高君曼去世，陳公博又為她料理了後事。
陳公博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十分憤怒。當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戰時，他曾與宿敵李濟深一起，把從閻錫山那裏弄來的十萬顆手榴彈送給十九路軍，以資激勵。
但是，陳公博很快就發現中日雙方其實都不是很認真的。他差不多每天從南京過江去浦口見汪精衛和蔣介石，雖然當時上海炮火連天，泊在長江上的日本兵艦卻安詳地浮在水麵，中國海軍也行若無事，仿佛雙方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一九三三年新年，日軍占據山海關，國軍紛紛敗退。北京夜間戒嚴，把汽車和人力車都截在街上過夜，而日本軍官卻照舊坐了電單車到處跑，因為實行戒嚴時，照例要給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送通行證，而中日並沒有絕交（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中國才狐假虎威對日、德、意宣戰），所以也得給日本人送通行證。
還有，國軍由北寧路（即京奉鐵路）輸送，北寧路需經過塘沽，而根據辛醜條約，塘沽有日軍駐紮。於是日本憲兵每天站在車站，拿著本子，將國軍往來運輸的人數、軍隊番號和武器裝備，一一抄下。
天津衛戍司令於學忠恐日軍進攻天津，在城四周修築了許多防禦工事。日本軍官聽說了，一定要參觀，屢次要求，拒卻不得，於學忠隻得派了幾個參謀陪日本人去參觀壕溝。
三月，中國軍隊在長城古北口抗擊日軍。陳公博奉汪精衛之命北上勞軍，了解前線戰況。他到達北平時，古北口之戰已經失敗，陳公博先找到軍令部部長何應欽，見麵後何應欽抱怨道：“我軍古北口失利，主要是我們的軍隊不執行命令，各自為政，危急時刻，擅自撤退。”陳公博又向撤退的士兵了解戰況，一個拄著拐杖的傷兵向他哭訴：“我們連一百多號人，就剩下三人了。*****的日本鬼子，仗著武器好，又有飛機，連日對陣地狂轟濫炸。我們……隻聽見炸彈驚天動地，天昏地暗，不少弟兄連鬼子的影子還沒見著就見了閻王。”
所見所聞讓陳公博覺得中國軍隊如果與日本人硬拚，無異於以卵擊石，這仗不能再打了，應該尋找一種不用流血而製止日本人進攻的辦法（即以夷製夷、“挾洋自重”）。從北平回到南京，陳公博改變了原先積極抗日的主張，到處鼓吹“中日問題，用軍事難以解決，應該走外交途徑”，從而由一個主戰派變成了主和派。
隨後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華北門戶由此洞開。令陳公博非常氣憤的是，《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的簽訂，明明是蔣介石的主謀，而汪精衛卻由於主持簽約成為全國輿論的眾矢之的。
他自己擔任實業部長的幾個月，也根本無法履行職務，隻能“酒杯澆盡牢愁在”。
陳公博曾兩次去監獄探望服刑的陳獨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的第一天，汪精衛在中央黨部被刺，身中三槍。次年二月，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之職，陳公博隨即也辭去了實業部長之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最終下決心抗日，但同時還是想尋求外交途徑結束戰爭。十二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意大利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介石提出了議和條件。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但汪精衛和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成員卻秘密地與日本政府進行了接觸。
當時陳公博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軍委會第五部部長和十一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
一九三八年四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了五屆四中全會，陳公博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在七月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上，陳公博又被指定為參議員和參政會國民黨黨團負責人。九月，國民黨中央決定改組四川省黨部，任命陳公博為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公博隨即赴成都就任，成為國民黨在四川省的首腦。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當汪精衛把自己欲與日本人和談的計劃告訴陳公博時，陳公博堅決反對。他認為汪精衛“單獨與日本人議和，恐怕不妥。國民黨已經過幾次分裂，好不容易團結在一起。這樣做，無異於把國民黨推向分裂。如今，國家正處危難，我們應該精誠團結，在黨內萬不可有兩種聲音。”但是幾天後的十二月十四日，汪精衛派人到成都通知陳公博務必於十八日到達昆明。一貫唯汪精衛馬首是瞻的陳公博知道，降日之事已沒有什麽商量的餘地了。既然汪精衛要走，自己隻好跟著往火坑裏跳。如果留下不走，與汪精衛的友誼會一刀兩斷，而在蔣介石眼裏他無論如何是汪精衛的人，留在成都蔣介石也不會善待他。
陳公博從成都飛昆明，再從昆明飛河內與汪精衛會合。汪精衛在河內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豔電”，公開投降日本。對汪精衛的做法，陳公博不讚成，可他又說服不了汪精衛，隻得在隨汪精衛到香港以後隱居起來。陳公博是個孝子，母親守寡多年，於是趁這個機會，他把母親接到香港，閉門不出，專心侍奉老母。
一九三九年八月底，汪精衛在上海召開偽國民黨六大，陳公博沒有出席，不過還是被選為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
一九四0年年初的一天，汪精衛偽政府的骨幹分子高宗武與陶希聖兩人到香港造訪陳公博。他們想探陳公博的口風，約他一起叛汪，投奔蔣介石，而陳公博態度冷淡，毫無叛汪之意。當初勸誘汪精衛降日的就是高、陶二人，汪精衛上了賊船以後，高、陶又離他而去，一九四0年一月二十一日，《大公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高、陶二人聯名寫的公開信，宣布叛汪，回歸中央，還曝光了汪偽內部的大量內幕，使汪精衛進一步遭到國人唾罵。
不齒於高、陶的作為，更不忍見汪精衛的困頓無助，陳公博從消極投降轉為積極投降。一九四0年三月中旬，他到達上海，立即賣力籌組與日本合作的“國民政府”的事宜。三月三十日，偽南京政府正式成立，陳公博以立法院院長的身份發表了廣播講話，聲稱偽南京政府“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跟著偽南京政府，“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陳公博同時還擔任了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同年十月十日，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以後，陳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別市市長。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精衛病情惡化，決定去日本治療。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在汪精衛赴日治療期間，由陳公博代行汪精衛一切職權。十一月十日，汪精衛在日本病死。偽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並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在“就職訓詞”中，陳公博毫不含糊地強調“兩個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現在之設施。”
此後，陳公博試圖與重慶政府私通款曲，同時堅決反共。他對偽軍將領說：“重慶讚成聯合剿共，我們也剿共，重慶不讚成聯合剿共，我們也剿共。日本不和共產黨妥協，我們剿共，就是日本和共產黨妥協，我們也要剿共。在反對共產黨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堅持，不能有半點的退讓與含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次日下午，陳公博主持會議，決定解散偽南京國民政府，把中央政治會議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曆時五年四個月的偽政權就此壽終正寢。陳公博曾派人到上海找杜月笙，想通過杜牽線請求蔣介石的寬恕，並向蔣介石提出阻止共產黨武裝接管日軍占領區的“K”計劃，但沒有得到回音。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晨，陳公博帶著妻子李勵莊等人，在日本人的幫助下乘飛機出逃日本。因為東京、大阪和福岡等地美軍隨時都會進入，他們的飛機隻能在不為人注意、但也已被美軍炸得坑坑窪窪的米子（Yonago）機場強行降落。次日，陳公博一行又被秘密轉移到鳥取（Tottori）東鄉湖的望湖樓暫住。兩天後，日本政府又派人將陳公博等人送到京都，陳公博化名為東山公子，李勵莊化名為東山文子，隱居於京都郊外的金閣寺。
此後陳公博幾次企圖自殺，不過均被人發現而遇阻。陳公博通常總是攜槍在身，這時李勵莊不得不把他的手槍藏了起來，並寸步不離地守著他，以防止他再尋短見。日本政府借機播發了一條假消息：“陳公博開槍自殺身亡”，希望能讓陳公博就此長期藏匿在日本，以逃脫中國政府的懲罰。國民黨政府看到陳公博自殺的報道後，向日本提出引渡陳公博等人回國的要求，如果陳公博真的自殺了，則要求由中國方麵派人驗屍。最後，日本政府不得不交出了陳公博等人。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陳公博等人由中國政府派出的一架C-47運輸機押解回國，先被羈押在南京寧海路軍統局臨時看守所，隨後，陳公博與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和陳璧君的妹夫、偽行政院副院長、偽外交部長諸民誼一起，被轉押到蘇州高等法院獅子口監獄看守所。
在南京看守所的幾個月裏，陳公博每天伏案，寫下了長達三萬餘字的文章《八年來的回顧》。在文中，陳公博竭力為自己的言行辯護，其中說到：“去年，即三十三年，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麵，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麵為共產黨宣傳。穀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汪先生於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軍事委我負責，把行政院委周佛海負責。我既然負軍事上的責任，我不得不替中國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為中國統一後打算。因此我決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產黨妥協，隻有和日本破裂”。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下午，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公審陳公博。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陳公博與法官激烈辯論，持續長達數小時。在陳公博的答辯書裏，他說：“原起訴書中目我為‘甘心降敵，賣國求榮，在敵人鐵蹄之下，組織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聽。’至比汪先生為張邦昌、劉豫。我雖不讚成汪先生組織政府，但如此比喻，殊為不倫！在從前汪先生受人痛罵，數年以來，我都沒有替他辯護，因為汪先生說過為國家，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罵？而且戰爭時期，最要緊是宣傳，非罵汪先生不足以固軍心，我認為抗戰是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辯護？但現在不是抗戰時期，而是在勝利時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們已不需要宣傳，我們應該抑製感情，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隻有搶救，更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國人，隻有熬苦，更何榮可求？我對汪先生的行動是反對的，而對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
他又說：“不過我對檢察官是很諒解的，當日我在重慶，在香港，極力謀黨的團結，國的統一，那情形太曲折而複雜了，並非今日檢察官所能了解。迨至南京以後，為保存國家人民元氣，和日本苦鬥，如保存東南各省，使蔣先生能容易統一中國，那情形也太曲折而複雜了，並非今日檢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眾議沸騰，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樣困難而波折，承辦本案的檢察官，即使他心裏很明白，而又背負責任，那一個敢挑起千鈞重擔，說陳公博可以功罪相抵？那一個敢說陳公博無罪呢？”
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時，法庭對陳公博進行宣判，宣布“陳公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之生活費外，予以沒收。”陳公博清楚自己的案子是蔣介石欽定的，因而沒有申請複判。
六月二日，陳公博被移往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等待執行死刑。陳公博先給家屬寫了遺書，又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陳公博在信中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雖死，決無怨言。懸懸放不下的，還是共產黨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不得不盡量和先生說，或者將死之言可以感動先生。”但給蔣介石的信因時間不夠隻寫了一半。陳公博臨死前要求的殉葬之物有兩件：一是汪精衛送給他的一隻茶杯；二是日本天皇所贈的一枚一等旭日大綬章。
六月三日上午九時，陳公博被執行槍決，終年五十四歲。不久，他的兒子陳幹偕汪精衛的女兒汪文惺到蘇州收屍。蘇州六月的天氣已十分炎熱，屍體已經變臭了，於是就匆匆在蘇州安葬。後來，陳公博的親屬又把他的屍骨悄悄移葬至上海的一處公墓，墓上沒有立碑。
陳公博的學生、秘書和公開的情婦、偽立法委員莫國康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被江蘇高等法院以追隨陳公博且犯有漢奸罪行，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權七年，財產全部沒收。
陳公博妻李勵莊，育有兩子：陳幹和陳邁。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