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月不圓
劉克陽
1969年的中秋節，我在山西偏遠的村莊勞動，全然不知道那天爸爸媽媽跟隨出版社的幹部們一大早到天安門廣場集合宣誓，為奔赴湖北五七幹校壯行。之後浩浩蕩蕩走到北京站，上了開往湖北鹹寧的火車，他們的四個女兒都在各地的鄉下，沒有一個家人送行。
為何選擇中秋這天走，不得而知，自認為聰明的革委會大概想讓大夥記住這一天，告別北京，從此不會回來了。
無獨有偶，我的學校在我們即將插隊之前，把我們轟到順義農村勞動。那天也是中秋節。我們放下行李，就聽消息靈通人士說村裏小賣部有月餅售，我約了一個要好的同學朝小賣部走去。路上遇見往回走的同學，她們說：“軍代表說了，誰都不許買月餅……已經通知售貨員，凡是學生買月餅，不賣！”我們停下腳步，有人說：“今年要過革命化的中秋節，發揚艱苦樸素的作風。”一說到“革命化”仨字，我就恨得咬牙切齒，一個兩毛錢的月餅也能跟“革命化”聯係起來，胳膊擰不過大腿，我們打道回府。
晚上在村裏臨時搭建的戲台，有我的王同學唱革命樣板戲《紅燈記》，附近村子的社員搬著小板凳早早就來占位置。我們吃過飯也往戲台走去，經過我覬覦許久的小賣部，看見有倆左派同學在小賣部門口站崗，煞有介事地忠於職守，寧願放棄看《紅燈記》。我突然看見倆高幹子弟目空一切地走進小賣部，倆看門人一聲不敢吭，放行。
妹妹在內蒙插隊，有一年過中秋節他們殺了頭豬，等把豬肉切開所有人都驚呆了，豬肉上滿是米粒大的豆，這就是患了豬絛蟲的豆豬肉，人吃了會得病，但扔了又可惜。聽老鄉說豆豬肉怕高溫。最後決定肥肉煉豬大油，瘦肉炒成肉鬆。肉鬆做得很成功，大家在恐懼中過完了中秋。
我在山西農村，老鄉們把中秋節看著是一個隆重的大節。在那窮困貧乏的年代，中秋節前，會打月餅的人家早早支起灶，各家把一年攢下的白麵，胡麻油送去，沒有白糖，放上一點糖精。房東看見我直勾勾地盯著打好的月餅，送給我一塊，我一咬，咬不動，是舍不得放油的緣故，所謂月餅像磚頭一樣硬。吃不了，我偷偷給扔了。其實我看他們打月餅，是好奇，沒有見過，社員們做的吃食，基本沒法吃。
回到北京，買什麽都是憑購貨本，過年節，排隊排的就讓人什麽興致都沒了。中秋節的老一套“自來紅，自來白”早已經厭煩了。
2004年的中秋節，媽媽媽媽離開我們，那一整天，我們是在醫院度過最難過的時刻，直到深夜才會各自的家。
爸爸媽媽走了，大姐走了，二姐到南半球了，妹妹在外地。
每到中秋節，我獨自麵對沒有親情的北京城。過節是陳規陋習，還是花好月圓，我找不答案。
中秋節的月還能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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