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與刁光覃珠聯璧合
張定華口述 辛夷楣執筆
朱琳與刁光覃夫婦在人藝的演員中可謂占有重要席位。作為一名話劇演員，朱琳才華出眾，她的聲音、她的形體都是非常適合演戲的。她又非同尋常地用功，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練就了深厚的功底。她成名早，後勁足。在五十多年的演劇生涯中，特別是在人藝的舞台上，她創造了一係列鮮明獨特、令人難以忘懷的人物形象。尤以《虎符》中的如姬、《雷雨》中的魯媽、《蔡文姬》中的蔡文姬、《武則天》中的武則天、《推銷員之死》中的林達與《洋麻將》中的芳西雅最為膾炙人口。她在台上非常有份量，一個人可以撐住一台戲，這是非常罕見的。有評論家認為，她是我國當代話劇表演藝術家中屈指可數的幾座高峰之一。我認為，這是很精當的評價。
我記得，1954年她最初演《雷雨》中的魯媽時，不怎麽好，魯媽顯得過於剛硬。導演夏淳是很有水平的，但當時的大環境是大多數人認為要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處理這個劇本，朱琳就偏重於隻表現出對周樸園的恨了。我在抗戰時期的昆明演過魯媽，對這個角色下過一番功夫，心中有些感悟，但那時也開始懷疑自己的想法不成熟，對人物的認識缺少階級觀念了。起先，曹禺先生來看排練不大肯講話，後來，他終於忍不住了。
他對朱琳說：周樸園是魯媽一生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愛過的人，也是害了她一生的人。她來到周家感到最奇怪也是最不可理解的是為什麽她這一輩子唯一的一張照片放在周家的大客廳裏？一個人對一生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次愛過的人是永遠忘不了的，尤其是還生了兩個孩子。另外，她太想看看她的萍兒，她30年未見過他了。種種疑慮滿腹苦水在魯媽心中湧動，令她難以平複，她要傾吐，她要弄個明白，她不可能那麽剛硬。
曹禺的這一番分析對朱琳有如醍醐灌頂。她去體驗生活，想方設法去結識那些曾經是丫頭後來被收房的女人。她發現，她們往往都有文化素養，有些靈氣。她又從自己的母親身上，體會到舊社會魯媽這樣的女人的不平凡之處。
朱琳的祖父原是蘇北灌雲的大鹽商。他花錢捐了個官，常住京城。外祖父也是京官。但清王朝覆滅，他們的家境就大不如前了。她的父親一心要辦實業，把家中的鹽池、土地、店鋪逐一賣掉，辦各種工廠，但因為經營不善，且浪費嚴重，不到十年就徹底破產了。朱琳的母親是位賢惠堅韌略有文化的婦女，她苦苦支撐著這一家，直到在灌雲實在活不下去了，她就到海州一所小學去當教工，給學校打掃衛生。而這不正是魯媽的職業嗎？1923年，朱琳就生在海州。她熟悉這樣的婦女、這樣的故事啊！
在第二幕裏，魯媽看見分別30年相見卻不相識的兒子周萍，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詞：“你是萍，——憑——憑什麽打我的兒子？”可是，剛開始演出時，她一說到這裏，觀眾就發出笑聲，舞台的氣氛就被破壞了。她想不出辦法，就把後一句“憑什麽打我的兒子”刪了。大約是周總理看完演出的第二天，總理讓鄧大姐打來電話，問為什麽這麽重要的一句台詞沒有念？鄧大姐說，不要輕易拿掉不念，說得好會很感動人的，觀眾不會笑的。
朱琳仔細琢磨，錯在哪裏。本來，她是先急切激動地喊出：“你是萍”，略一停頓，更加激動地喊出：“——憑——憑什麽打我的兒子？”她想，這樣的處理太直露了。她把它改成：“你是萍”這三個字仍是高強急地喊出，然後突然停頓，用顫抖的低聲和微弱的哭音，斷斷續續說出下麵那句話：“——憑——憑什麽打我的兒子？”用一個短暫的停頓，再突然轉身撲向魯大海，呼喊：“大海，我的兒……”又壓低了聲音，顫聲說出：“我們走吧，走吧……”經過這樣的藝術處理，情感上跌宕較大，在場的演員都感到比較動人，而觀眾再也沒有發出笑聲了。
人藝的舞美設計陳永祥寫過一篇文章，記述朱琳創造角色孜孜不倦。他說，人藝有一個好傳統，每個戲重排演出時，要一幕幕地排景排光。這時，演員一般不用來。《雷雨》隻有兩個景，因此排光時不需要演員參加，經常是第一景周公館早就在舞台上搭好了，隻有舞台工作人員在台上活動。可是他經常發現朱琳穿著代用服裝出現在舞台上。她抓住舞台對光中間的空隙時間，在不妨礙別人工作的情況下，一遍遍地撫摩著那古老的衣櫃，又拿起侍萍的照片，然後在舞台上走動著，思索著“默戲”。
因為深受觀眾歡迎，《雷雨》成為人藝的保留劇目，幾乎年年都演。朱琳演到後來，讓人覺得她就是魯媽，魯媽就是她，她與角色完全溶於一體了。甚至她那略帶蘇北口音的普通話，都讓人覺得是演魯媽必不可少的了。“文革”之後，她的年齡與魯媽接近了，她對角色的理解更深刻了，她演的魯媽也就更富有了滄桑感。這個舞台角色她一直演到1997年74歲之時，劇中所有的角色都換了演員，導演也換了，而她還是無法替代的人選。我想，她的魯媽確實成了一個其他人難以逾越的高峰了。
記得，1956年要排郭老的《虎符》時，我正擔任總導演辦公室秘書。我問焦先生：“誰演如姬？”焦先生當即答道：“朱琳。”看來這已是他心目中的不二人選。那時候，焦先生急於做話劇民族化的嚐試，他選了郭老40年代寫的這個劇本，就是因為他認為人藝的演員隊伍比較適合劇中的角色要求。焦先生是不大誇獎人的，但是，他排的三個話劇民族化的曆史劇，都選朱琳當女主角，這說明了焦先生對她的看重。朱琳演的如姬還有一點嫩；蔡文姬則特別感人；武則天就好像是郭老給她量身定做的一般。
朱琳會唱歌會唱戲，也學過京戲，這使她在學習戲曲手法、身段、道白、唱腔，運用到話劇中來時，占據了有利條件。她出生後，因為媽媽做校工，早出晚歸，隻好用繩子把她捆在床上，旁邊隻有一個患瘋病的祖母陪著。朱琳就拚命啼哭，哭了七、八個月，嗓子不但沒有哭啞，還哭出了底氣，哭出了倔強的性格。幾歲的時候，她常常站在媽媽學校的音樂教室前，跟著學生們唱歌。後來被音樂老師發現了，就把她領進教室，讓她給學生們唱。五歲的朱琳一點不怕，張嘴就唱。老師特許她來上音樂課。
朱琳上小學四、五年級時，房東鄭大哥常在家自拉自唱京戲。朱琳放了學，就到房東家去學唱京戲。鄭大哥還常常帶她去戲園子看京戲。戲班子的班主很喜歡她，說她嗓子和扮相都好。她從此天不亮就趕到戲班子與小徒弟一起練功，不僅學了身段，也會了一些唱段。班主決定正式收下她，但母親死活不讓，她才眼看著戲班子走了。
在人藝時，舞美處的負責人於民會拉胡琴。有空時，他經常在史家胡同56號大院裏找個凳子坐下，就拉起來。朱琳就站在他旁邊，跟著胡琴唱京戲，吊嗓子。其實，嗓子就得經常練，要不就回去了。朱琳的聲音是越練越寬厚越練越圓潤了。
雖然有這樣的基本功，但開始排《虎符》時，她還是覺得別扭。她尊重焦先生，理解焦先生要采取戲曲表現手法的思路是對的，就反複地練，終於用優美的程式化動作與鮮明清晰的台詞刻畫出高潔俊美的如姬的形象。連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文藝界的理論權威周揚看了戲，都一再地說：“我很感動，我很感動。”郭老對朱琳扮演的如姬非常欣賞，以至他後來寫作《蔡文姬》時，心中想到的理想人選就是朱琳。這一點，郭老與焦先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我看到，朱琳是非常尊重導演的，不像有的人那樣碰不得，一挨導演批評就有抵觸情緒。在排練蔡文姬的第一次出場時，朱琳本來是背著雙手，低垂著頭，從舞台深處的帷幕裏，用青衣的碎步，快速地走了一個弧形直達舞台中前部。但是，焦先生說這些外部動作和節奏的運用不符合人物性格，也不能表現人物當時的思想感情。朱琳不急不躁，決心重新設計人物出場。她幾經琢磨，試著在平日走路的基礎上，糅進青衣及扇子小生的步子，和著《胡笳十八拍》的音樂，步履鮮明地從帷幕中緩步走來，很好地體現了文姬此時複雜的心情與激動的情感，深深地抓住了觀眾的注意力。
焦先生說，《蔡文姬》“這個戲氣勢磅礴，更多詩情畫意，在台詞處理上，我們有意找一種近似朗讀的調子。”朱琳以吟誦古詩加上現代朗誦的語調念《胡笳十八拍》；以較強的節奏和韻律感念一般台詞；對一些關鍵台詞的處理甚至吸收了戲曲叫板的念法。這些設計都是在導演意圖下的創造與創新，對塑造蔡文姬的形象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使朱琳找到了形成自己台詞風格的方法與方向。
她塑造的蔡文姬形象特別豐滿。蔡文姬的命運在中國古代婦女中十分典型。她年輕時經曆戰亂，失去丈夫，被胡人擄去，結婚生子，好不容易有了安定生活之後，又別夫離子集極端痛苦於一身。朱琳演出了她的悲痛，演出了中國婦女的堅韌，演出了才女詩人蔡文姬的豐富的精神世界。
第三幕，她演《蔡文姬》在樹林裏撫琴彈唱“胡笳十八拍”。 她的嗓子本來就好，音域寬廣深沉，吐字圓潤清晰，再加上她感情充沛，韻味濃厚，真有動天地泣鬼神的力量。《胡笳十八拍》這首長詩的水平之高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北昆院長金紫光等為之譜寫的曲調之古樸優美，也是罕見的。朱琳的演唱真讓人有餘音繞梁三日不絕之感，更是中國話劇史上罕見的。當時，好多文藝界的人都驚歎，真沒想到朱琳的嗓子這麽好。中國京劇院的院長馬少波甚至說：你要是唱京劇，比演話劇還要好，說得我們大夥都笑起來了。
文化大革命中，由周總理在抗戰時期發起成立的各演劇隊被打成“暗藏在革命陣營裏的反革命別動隊”，朱琳和老刁都成了“黑幹將”，被批鬥被侮辱。最使朱琳痛心的是，她的兒子不過說了一些對林彪、江青不滿的話，竟被關進了監獄。她騎著自行車，帶著大包的食品去探監，隔著五寸見方的小窗，看到骨瘦如柴隨時可能被槍斃的兒子，她心中的痛苦是深重的。
經曆了“文革”十年的磨難，人藝第一個複排的戲就是《蔡文姬》。排隊買票的觀眾空前踴躍，竟把首都劇場院子的南牆擠塌了。這之後，朱琳與原班人馬又重演了《雷雨》。除此之外，朱琳在80年代一連演了三個外國戲，成功地塑造了《貴婦還鄉》中的克萊爾、《推銷員之死》中的林達和《洋麻將》中的芳西雅。當時好多行內人都大跌眼鏡，有人說：“真沒想到以郭氏青衣聞名全國的朱琳，能一改戲路，演洋人演得這麽好！”
《推銷員之死》是人藝的演員，外號“英大學問”的英若誠翻譯的。人藝又把劇作者阿瑟·米勒請來導戲。英若誠扮演推銷員威利，朱琳演他的妻子林達。後來，朱琳回憶說：“戲排完後，米勒邀請了十幾位朋友從大西洋彼岸飛到北京，其中包括了一位不太富裕而挺有才氣的作曲家，專程來看了演出，又滿意地飛回美國。那天晚上我念‘訓子’台詞的時候，竭力抑製著淚水，直到在亡夫墓前說完安魂曲式的獨白才放聲大哭，獲得意外的效果。米勒說：‘你不流淚，觀眾流著淚聽你說，該是多麽成功啊！你是少數幾個能把林達演活的藝術家之一！當你說流淚有理的時候，我甚至害怕你的創造智慧超過了我——阿瑟·米勒！”
1985年下半年，人藝開始排又一出美國話劇《洋麻將》。這是一出別開生麵的悲喜劇。兩個年逾古稀素不相識的老人在養老院中相遇，靠玩牌消磨時光，共打了十四圈牌。老頭老太太的心理矛盾與性格衝突一浪高過一浪，是考驗演員台詞與表演功力的一出好戲。於是之和朱琳的表演實在是惟妙惟肖，淋漓盡致。
朱琳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一個演員演一出戲，要調動他整個的生活經曆與感情經曆，才能比較準確地去體驗與掌握人物性格、心理狀態、感情樣式……及其他的一切一切。”80年代，當朱琳扮演林達與芳西雅的時候，她已經60多歲，經曆了豐富的人生，所以她能把人物把握得如此到家。
看朱琳在舞台上演出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創造的藝術形象，比如魯媽，比如蔡文姬，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裏。就像黃宗江在一篇文章裏比喻的，朱琳創造的藝術形象就象她故鄉淮陰湖水釀製的陳年女兒紅般醇香醉人，韻味無窮。
朱琳與刁光覃是一對熠熠生輝的舞台藝術家。他們夫妻倆性格不同，朱琳活潑，老刁持重。當年，朱琳年輕漂亮，追她的人不少，她卻看中了貌不出眾內心善良的刁光覃，說明她很有眼力。那是抗戰時期，他們都在演劇九隊。刁光覃雖也覺得這個小姑娘漂亮動人，可又看不慣她的嬌氣。朱琳那時五次提出要離隊去延安。隊裏就安排刁光覃找她談話。
朱琳說：“這個人說話慢條斯理，給我講的道理，倒也讓我服氣。可是，他跟我談話時臉上笑不像笑，哭不像哭，那種樣子一點也不見他台上的風采。那幾次談話倒解決了我的思想問題，但我也氣得很，給他起了個綽號：棺材臉。”可見，朱琳最初對老刁的印象並不好。
朱琳刻苦好學，有了問題，常常請教年長的同事，也包括比她大8歲的刁光覃。這樣一來二去，兩人漸生好感。那年頭，朱琳作為主要演員常被國民黨軍官邀去參加宴會。為了安全起見，隊裏總要派上一兩位男隊員護駕。刁光覃每次都主動請纓，去當朱琳的“保鏢”。逢到舉杯時，刁光覃就站出來代小妹領情，一杯又一杯，往往醉得搖搖晃晃。朱琳心中確實感動。據九隊人講，於是二人開始經常演起了《大雷雨》的第三幕。《大雷雨》第三幕是小樹林裏談情說愛，“演第三幕去了”就成為談戀愛的代名詞。
1942年底，在長沙，兩人準備結婚。刁光覃從舊貨攤上買來一條紅白相間的床單，又洗淨熨平。新房是在駐地的走廊上隔起一間小屋。他們買了一些糖果，大家吃吃玩玩，就算舉行了婚禮。他們的新婚蜜月，是在緊張的同台演出中度過的，四場《欽差大臣》、四場《日出》、三場《大雷雨》。
沒想到，抗戰勝利之後，刁光覃早年奉父母之命成婚的妻子從北京找到無錫、上海來了。刁光覃早在與朱琳結婚之前，就向九隊領導講明了一切，但戰亂中間，音訊阻隔，怎麽可能辦理離婚手續呢？他的發妻明知兩人並無感情，但死活不肯離婚。這時，朱琳與刁光覃已有了兩個兒子。刁光覃不得不離開朱琳母子，回到北京，想方設法說服發妻同意離婚。實際上，直到幾年後，新中國成立了，刁光覃的老父用80匹布的代價，才為兒子解決了這件煩心事。
1951年的一天，刁光覃正在北京史家胡同56號大院裏排練《俄羅斯問題》。導演卻發現，刁光覃精神恍惚，總是出錯，忍不住拍案而起：“刁光覃，你怎麽搞的？”說完拂袖而去。原來，朱琳帶著孩子們到了北京，合家團聚，本來十分興奮。沒想到，不久之後，朱琳遇到了從前的第一個戀人。那時，戰爭使他們分開了，如今和平了，他們又相遇了。朱琳的感情不能不波動，老刁的痛苦自不待說。
後來，朱琳總算冷靜下來，她哭了，老刁也哭了。朱琳的第一個戀人後來與別人結了婚。朱琳自己說：“老刁真啊，一輩子對我就是一個真……”我覺得，朱琳與老刁的結合不僅僅是他倆生活幸福的源泉，也是他們幾十年來藝術成功的重要基礎。
刁光覃在人藝和話劇界威望很高。他是人藝的台柱子之一，老演主角，不論中國戲、外國戲、古裝戲、現代戲，都塑造出一係列豐滿的人物形象。他演過外國人列寧，古人曹操、關漢卿、越王勾踐，現代人淩士湘、江泰、李國瑞，都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假如說，於是之在質樸無華、含蓄雋永方麵在話劇界享有盛名，那麽刁光覃則在鮮明熾熱、情濃形美方麵獨樹一幟。他又是一個善良正直的人，從來不傷人，不謀私利，特別自重。劇院的人都尊重他，親熱地喊他老刁。老刁後來擔任了人藝的副院長。
老刁從事戲劇的經曆很有趣。1915年，他（本名刁國棟）出生在河北束鹿縣。30年代，他在北京燈市口育英中學（後來的25中）上學。學校開了選修課。其中一門“新劇課”，使他和同桌的小哥們兒查強麟十分著迷。他倆湊在一起就神侃演戲。隻要覺得這節課乏味，就相互擠擠眼兒，先後向老師告假溜出教室，或找一個僻靜之處繼續神侃演戲，或幹脆溜出校門，鑽進一家影院。他倆的功課不好可想而知。
刁國棟正式登台演的第一個戲是田漢的《南歸》。他演男青年，查強麟反串女青年。導演是教“新劇課”的趙寶田老師。後來，他們覺得應該男女同台，就請了一位同學的妹妹，在育英旁邊貝滿女中的，外號“黑丫頭”的女學生來演女角。“黑丫頭”對刁國棟非常傾心。刁國棟卻極力躲閃。因為，父母早已給他在老家定了親，他怎能任意胡為呢？
1935年左右，刁國棟和查強麟等人組織起了一個中學生業餘劇團“導黎劇社”。種種艱難自不待說，居然排出了一出出話劇，如丁西林的《壓迫》、《一隻馬蜂》，田漢的《南歸》、《湖上的悲劇》、《蘇州夜話》等。
這時，北京到處是被日寇進攻弄得流離失所的難民。“導黎劇社”就參加了賑濟義演，地點在協和醫院禮堂。“導黎”本是業餘劇團，平時票價相當便宜，景片破破爛爛觀眾倒也並不挑剔。然而這次賑災演出，票價很高，這樣差的布景就說不過去了。可上哪去找錢買製景的布呢？大家一籌莫展。刁國棟嘴上不說，心裏卻盤算開了。一會兒，他騎上車，直奔東安市場父親的綢緞莊。一進門，他就跟管事的夥計磨了起來，要賒六匹大五幅白布。管事的不好駁少東家的麵子，最後說好，演出後用收回的票款照價歸還。
等刁國棟用自行車馱著六匹白布，來到劇社的排練場地，大家全傻了，這不是天上掉餡餅嗎？刁國棟太有本事了！可演出完了，付了場租等等開銷，就還不上布錢了。刁國棟隻得做好了挨罵的準備，向父親從實招來。老爺子聽罷，隻搖了搖頭，說聲：“下回不許。”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人占領了北平。查強麟繞過日寇在八麵槽架設的鐵絲網，來到刁國棟的家。哥倆商量了半天，決心去南方，不能當亡國奴。刁國棟是家裏的獨子，他知道父親這一關可不好過。一天吃完晚飯，他故意用平靜的語調對父親說：“在北平呆不下去了……好多同學都想走……讓我也出去躲一躲，找條生路……”父親眉頭皺得很緊，終於開口：“想去哪兒？”“南方，”“打算幹什麽呢？”“考大學……”兩天後，父親比平時回家早得多，他拿出一隻皮箱，裏麵已經裝滿各種衣物。那是母親打點的。父親又給了二百塊銀元，三個金戒指，讓他作盤纏。刁國棟與查強麟在前門箭樓下會齊，開始了艱難之旅。
陸路、海路，兩人輾轉千裏，受盡磨難，去南京考劇專，劇專卻已經搬走，去延安到了河南的駐馬店，日寇截斷了鐵路線。一年以後，他倆總算在武漢參加了共產黨地下黨領導的抗敵演劇九隊。自離家出走，刁國棟就改名刁光覃，查強麟就改名夏淳。
在舒強、水華、呂複等左翼劇人的幫助下，刁光覃練聲、練表演，越演越好，成了演劇九隊的尖子。夏淳則從演戲逐漸走上導演生涯。兩人解放後又來到人藝，幾十年相跟相隨，隻不過當年的小哥們變成了老哥們了。而且，十分湊巧的是，他倆從小在燈市口一帶住家上學，離開北京十幾年，走遍半個中國，回到北京進了人藝，還是在燈市口史家胡同裏上班住家，後來又在附近的王府大街首都劇場排戲演戲。他倆對這片地方是熟得不能再熟了。
1942年，桂林的新中國劇社排演果戈理的《欽差大臣》，邀請九隊的尖子刁光覃來演市長。這下，刁光覃犯了難，過去雖然已經演了不少出曹禺、田漢的名作，可還沒演過外國人。他決心多找資料，多在案頭上下功夫。可找來找去，在戰時的桂林，他隻找到一本果戈理小說《死魂靈》的百幅插圖單行本。他終日手不釋卷，一張一張地讀畫，反反複複地琢磨。著名藝術家史東山看過《欽差大臣》後，欣喜地說：“刁光覃演得內心充實，外在鮮明，在台上戳得住，不動卻不僵，眼裏有戲，是個好演員！”
說起刁光覃演《欽差大臣》，還有一件趣事。1952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與剛剛建院的北京人藝聯合排演《欽差大臣》。由在蘇聯學了多年戲劇、回國不久、年輕漂亮的青藝女導演孫維世執導。經過一段時間的排練，孫維世發現演市長的演員力不從心。這時，有人提到，“刁光覃解放前演過市長，很不錯。”孫維世立即請人安排與刁光覃見麵。那天，刁光覃在田衝、藍天野陪同下，來見孫維世。快人快語的孫維世請刁光覃準備一下，表演一段市長的獨白給大家看。一段台詞剛剛念完，青藝領導於村問孫維世：“怎麽樣？”她笑嗬嗬地對於村說：“快回劇院處理善後。”意思是，她已經決定要刁光覃了，要於村快回去給原來演市長的演員做工作。
1954年，刁光覃在曹禺的《明朗的天》中，飾演醫生淩士湘，獲得全國話劇匯演表演一等獎。然而，他第一個讓我欣賞不已的角色則是1957年在曹禺的《北京人》中，扮演的江泰。他把這個狂妄空虛頹廢無用在丈人家吃閑飯的女婿，可又直率公平、心地並不壞的留學生刻畫得入木三分。
第二幕，江泰先對袁先生述說內兄曾文清的感情痛苦，然後又“譬如我吧”地表白自己，從“譬如喝茶”講到他懂得吃，到北京最好的地方去吃。他從正陽樓的涮羊肉，數到王致和的臭豆腐；從信遠齋的酸梅湯數到沙鍋居的白肉，一共有十幾樣。這段台詞特別長，曹禺寫得絕到家了，真真是台詞性格化的典範。
然而，演員非得有相當的功力才能把它說下來，說清楚，說到觀眾心裏去。老刁40年代在演劇九隊就演過這個角色。經過十幾年的體味消化，可是把江泰琢磨透了。他聲音洪亮，北京話又地道，把北京人熟悉的這些吃食數得頭頭是道，音調鏗鏘。他每演到這段觀眾就屏息靜聽，覺得特別過癮。有些觀眾還反反複複老學這段台詞，就像玩味京戲名角的唱腔一樣。我媽媽特別喜歡《北京人》這出戲，一再地誇曹禺寫得好，又誇演員陣容強。她和孩子們也喜歡在收音機裏聽《北京人》。一聽到刁光覃說這段詞，孩子們就咯咯咯地笑個不停。老人家也跟著一塊兒笑。
1957年，老刁在《北京人》裏演完了江泰，就接下了在蘇聯名劇《帶槍的人》裏飾演列寧的任務。這可是列寧在新中國舞台上第一次出現。老刁覺得壓力很大。他說：“沒有比這個人物帶給我的困惑更大了。”是啊，觀眾早已從蘇聯電影或各種畫報上熟悉了列寧的形象。如果你演得不像，整個戲的可信度也就全完了。
他說：“一開始我也不敢亂動，端著個架子，候場的時候就把胸脯挺了起來……可越是這樣就越不像樣。演得幹巴巴的不像個活人。怎麽辦呢？後來我索性丟開一切，牢牢抓住人物的規定情境，從人物當時的行動願望出發，不管外形上像不像列寧。”這樣一來，反而拉近了他與列寧的距離。當他從樓梯上疾步走下來、 單手插腰、下額微往前傾地一站，還未張口說話……“嘩”——劇場裏已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像，太像了！”觀眾們小聲地讚歎。
當演到二幕八場時，列寧把企圖威脅革命的社會革命黨人趕出去之後，老刁加上了一陣暢快的大笑。他解釋說：“劇本上沒有提示這兒需要笑，而是我加上去的。我認為，列寧也是一個有喜怒哀樂的活人，不可能一味地嚴肅，連個笑臉都沒有，所以就抓住這個機會讓他得意地大笑，笑得前仰後合，這樣就可以把列寧幽默爽朗的性格勾劃出來了。”
人藝有三個演員演過列寧，老刁演得最早，最成功。馬群和周正演的列寧各有特色，但是，老刁演的列寧顯然更有活力，更有氣勢。他個子不大，聲音卻特別洪亮，動作特別瀟灑，更接近人們心目中的革命領袖。這是那時大夥公認的。
老刁在《蔡文姬》裏演的曹操，也是在行內行外受到普遍好評的。焦先生要求演員們在身段動作、台詞等方麵學習戲曲表現手法。這一點難不倒老刁。他從小就老去北京東安市場附近的“吉祥戲院”看戲。當時正值富連成科班“盛”字輩坐科。這些師兄弟都與刁光覃年齡相仿。他隻要看見“盛”字班的戲牌子一掛出來，就早早守在“吉祥”門口，等著看那一小隊小光頭排著隊，進了後台，他才去買票進場看戲。聽完戲還不夠，非等著小光頭們卸了妝，又排著隊走出來，走遠了，他才意猶未盡地回家。後來“盛”字輩的裘盛榮、高盛麟都成為大家名伶。刁光覃對京戲的迷戀也終身未變。
盡管他這麽熟諳京戲，但這次他要演的偏偏是一反京戲白臉曹操傳統的一個新曹操。郭老要給曹操翻案，老刁必須要在台上塑造一個政治家、文學家、詩人曹操。這個曹操感情濃烈又過分嚴厲，聰明機敏又輕信專斷，但是他知錯就改，活潑幽默，甚至相當簡樸。
老刁認為，要把這麽複雜又對立的多方麵都表現出來，而人物的戲僅僅有兩場，就有必要借鑒戲曲的表現手法，把幾個重要之點突現出來。他把第四幕第一場曹操第一次出場，讀《胡笳十八拍》那段，當作曹操的“亮相”，然後又把整出戲劃分為幾個“點”。每個“點”都說明著一個感情的階梯，每個“點”又都關聯著下一段的發展，有的激越，有的陰沉，有的動作尺度很大，有的索性不動。
當周近講到董祀把曹操送給他的玉具劍和朝廷的命服都送給了左賢王時，曹操有個背手的動作，表示：“明白了，完全明白是怎麽回事了。”老刁說，這是他從裘盛榮的一出戲裏借用來的。而當周近肯定：“人人都可以作證”時，曹操雙臂騰空而起，象雄鷹展翅似的猛抓住兩條袖口，隨即大喊一聲：“這不是暗通關節嗎？”
雖然曹操隻有兩場戲，刁光覃在這兩場戲中大起大落、強烈洗練的表演，卻深深打動了觀眾。他在化用戲曲藝術規律與表現手法上，做出了成功的探索與創造。當時戲曲界的人都來看戲。有位戲曲專家還專門寫文章，讚揚老刁創造性地運用了戲曲手法，是“心裏有鑼鼓，身上有法度”。
趙韞如在《蔡文姬》裏演曹操的妻子卞後，兩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剛開始時，趙韞如很奇怪，怎麽在排練時兩人眼神交流這麽順暢，一上了台你怎麽給他新的刺激老刁都沒有反應，還是按照排練時的樣子去演。後來，她才知道原來老刁是個深度近視眼。排練時，他帶著眼鏡，上台後他無法戴眼鏡，看不清對方的表情，他的眼神全都是靠平時排練時的記憶來反應。
早在演劇九隊時期，深度近視就給老刁帶來許多煩惱，不知在多少次暗燈換場時，他不是撞在人身上就是撞在道具上。還有一點最難辦，患深度近視的人往往眼珠呆滯目光無神。老刁知道這樣的眼光在舞台上是不行的。他就練習眼珠大視角地轉動，練習摘了眼鏡絕不眯眼看人看物。他成功了。眾多評論家都讚揚他演的列寧和曹操“雙目炯炯有神”。
“文革”中，1971年的一天，仍在接受審查的老刁正在吃力地給鍋爐房拉煤，突然被叫到“革委會”，說是：“上級借調你和朱琳去樣板團工作。”老刁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後，他才了解，原來，當時的國務院文化組組長於會詠1960年在上海看過北京人藝的《蔡文姬》，對他和朱琳印象深刻。在排樣板戲《杜鵑山》時，他給江青打了報告，找話劇演員刁光覃、朱琳來協助京劇演員念好台詞，深化表演。江青劃了圈，於是，刁光覃就去負責排戲，朱琳則側重教唱詞與對白。他倆一直辛辛苦苦跟著劇組教了一年半，以至連一些觀眾都從柯湘及雷剛的念白中聽出朱琳和刁光覃的韻味來了。
“四人幫”粉碎之後、70年代後半期，有一段兒老刁和於是之住在政法學院寫劇本。那時，北京市文化局擁有政法學院的一座樓，其中一部分給了我們曲劇團。我和團裏年輕的創作人員唐斯複也住在那裏寫劇本。唐斯複也曾在人藝待過，和他們很熟。
那時，中國還沒改革開放，大家的生活都緊巴巴的，食堂的飯菜也非常單調簡單。老刁和於是之在我們曲劇團食堂搭夥。他倆都愛喝點酒，想讓食堂給弄點好菜下酒，可是和食堂的大師傅不熟，不好意思說。這兩位大演員把心中的苦處表現得活靈活現。我看著忍不住笑了，就說：“這好辦，我請你們，我和大師傅熟！”他倆高興得像小孩似的，眼巴巴等著我去跟大師傅交涉。
唐斯複知道我要請他們，就說：“張老師，你幹嘛花這麽多錢請他們，你自己手頭這麽緊。”我說：“他們是我的老同事。他倆人特好。因為‘文革’，我們已經多年不見了。他們現在想喝點酒吃點好菜。我再不富裕，我也要請他們！”後來，我順利地請大師傅給他們做了好幾個菜。他倆端到屋裏邊吃邊喝，別提多高興了，還學著京劇動作，舉著手說：“打攪了！”。
“文革”之後，老刁身體大不如前，但是，他堅持演出了《蔡文姬》，特別可貴的是，此劇拍成了影片，得以留給後人。他還連續導演了《小井胡同》和《狗兒爺涅槃》等高水平的話劇，努力培養中青年演員和導演。
1992年5月12日，77歲的老刁走完了生命的旅程。他與前妻生的長子自1949年後，關係未曾中斷，已成為高級工程師。他與朱琳生育的三子一女也都長大成人。臨終前，由於腦缺氧、腦軟化，他不時昏迷。當他清醒時，朱琳就靠在床邊，輕聲地為他唱《胡笳十八拍》……
選自《記憶深處的老人藝》一書
照片說明：1，《蔡文姬》劇照，朱琳飾蔡文姬
2, 《武則天》劇照，朱琳飾武則天（右）
3，在《蔡文姬》中，刁光覃飾曹操（右），趙蘊如飾卞後
4，在《膽劍篇》中，刁光覃飾越王勾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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