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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章晉 | 袁隆平神話：雜交水稻之父是怎樣升起的？
編注：本文於2018年8月發表於公眾號“黃章晉”，發布後不久即被刪除
十多年前，有次聽一位長沙官場上的老同學無意中說，有位年輕水稻科研人員被袁隆平打壓，不但經費批不下來，甚至東躲西藏弄塊試驗田都搞不成。當時，袁隆平是神一般人物，我對此並未往心裏去。
後來有兩件事讓我對袁隆平感興趣，一個是2007年12月福建農科院研究員謝華安當選中科院院士，再一個，是網上有人實名舉報打著袁隆平招牌的隆平高科涉嫌腐敗（袁本人並未被指控牽涉其中）。回頭找老同學幫我介紹采訪對象，自然是百般推脫。
隆平高科被舉報的上市時的腐敗事項，隨著時間推移，已極難查證，後來我們報道袁隆平時，發現它即便當年有圈錢嫌疑，也沒太大的報道價值，而當年的舉報者，有的去世，有的則興致了了。
值得一說的是謝華安。當年謝剛當選中科院院士，就有人向方舟子的新語絲舉報，謝華安論文涉嫌抄襲。新語絲雖然讓謝華安丟盡顏麵，但對我來說，扒謝華安的老底，卻有為其恢複榮譽的意味。因為我這才知道，中國除了有個「雜交水稻之父」，還有個「雜交水稻之母」，「雜交水稻之母」不是別人，正是這位謝華安。
以前，我隻是從媒體報道中得知，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讓中國水稻畝產提高了20%，多養活了7000萬人，這次才知道，袁隆平當年培養的雜交水稻，剛推廣沒多久，就因大麵積爆發稻瘟導致顆粒無收，這時，謝華安培育的雜交水稻「汕優63」及時救場，謝的「汕優63」，在播種麵積上，連續16年位居第一。
謝華安當選院士變成醜聞，不免被閑話和翻出各種舊賬：袁隆平、謝華安在學術理論上的建樹遠不夠申報中科院院士，更適合工程院院士，而謝華安屢屢落選工程院院士，不免讓人猜測是因為袁隆平在工程院的緣故。
我當時的工作經驗，對中國媒體之不靠譜早有深切體會，尤其是官媒，但我從沒懷疑過袁隆平頭上的那些神聖光環是不是被嚴重誇大。
2012年初，因為袁隆平團隊和謝華安團隊先後創造超級稻紀錄，總算有係統梳理一下雜交水稻與袁隆平話題的機會，我記得為寫這個稿子，《鳳凰周刊》記者楊桐花了近一個月時間采訪，在今天能見到的相關報道裏，它應該是梳理得最翔實準確的。
因為文章不上網，但這組報道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不過，我並沒有因為一萬三千多字的報道，就對此話題喪失興趣。當時雖有方玄昌等擅長科技報道的同行幫助，那組報道依然留有遺憾之處，很多東西並沒真正梳理清楚。
關於袁隆平，今天討論和爭議最多的，是袁隆平是否是雜交水稻之父，當年我們記者報道的重點之一，就是挖掘出在雜交水稻上一大批公眾並不知曉的專家。以我今天的看法，袁隆平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雜交水稻之父」，不值得作為重點，因為這件事，很可能並沒你想的那麽重要。
誰讓我們不餓肚子
我們之所以覺得袁隆平是否是雜交水稻之父，很大程度上在於，我們對這樣一個說法有深刻印象，即中國人民吃飽飯主要靠兩平：一個是代表政策的鄧小平，一個是代表技術的袁隆平，也就是說，包產到戶+雜交水稻讓中國人不再餓肚子。
包產到戶對農業的影響，在那段曆史轉折年代生活在農村的人，應該會有深刻的記憶。而且，家庭聯產承包製其實到1982年的一號文件開始，才正式在全國範圍內被允許的，所以，在1978-1982年期間，留下了大量政策對比案例，它足以證明製度激勵的作用，這個以後有機會可單獨再說。
那技術上的那一半呢？
中國糧食單產的提高，主要貢獻是育種技術和化肥施用。我們先不提育種，如果隻看化肥的話，半個世紀來，中國化肥施用量與糧食產量的關係，會讓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的糧食增產，就是靠化肥堆出來的。
有人甚至將1978年以後中國糧食產量高增長直接歸結為1973年代初，中國決定向西方國家大規模進口成套設備的「四三方案」（它得名於引進的設備技術總價為43億美元），因為該方案引進的大型成套設備提高了中國的化肥產量。
用「化肥論」看上麵的表格，你確實會覺得數字相當完美，其他因素可以認為完全無足輕重。但是，這種完美的化肥論，很可能隻是一種巧合。
如果化肥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那麽就無法解釋蘇聯的現象：1970年代末蘇聯化肥產量就超過了美國，但蘇聯的糧食缺口反而不斷增大，蘇聯解體後，化肥產量下降，糧食反而開始出口了。
「四三方案」其實有多麽的不靠譜以後再說，但你也許會注意到，1984年後，中國的糧食增長速度迅速放緩，甚至出現下降，而化肥則始終高速增長——化肥的施用增長速度一直遠超過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化肥的邊際效益逐漸降低。
1984年後出現的這種奇怪的波動，用化肥產量是完全無法解釋的，但它和糧食政策卻能找到某種對應關係——1985年，國家不再下達指令性收購計劃，而是以「合同定購」方式來收購國家需要的糧食。
另外，雜交水稻最先推廣的洞庭湖地區，並非一直是低產稻種。兩湖及蘇浙地區，曾遍植一種叫農墾58的稻種，有些人在回憶中稱，它比今天的泰國米、東北米還好，這並非毫無根據的妄言，農墾58是農墾部長王震1950年代初訪日時引進的優秀稻種。
在蘇浙地區試種四年才大麵積推廣，大饑荒結束後的1962年的統計數據應該是比較可信的，農墾58的畝產是370公斤（千畝試種）。但農墾58在退出曆史舞台前的整個六七十年代，從沒有真正發揮過它的高產潛力。
農民普遍不喜歡這種上麵壓下來的稻種。除了口感不習慣外，主要理由，仔細梳理一下其實都是偷懶的理由：農墾係列收割、脫粒時，比較費事，它是一種對肥很敏感的稻種，隻要一偷懶產量就往下掉。
前麵這七百字簡單概括就是：激勵製度、化肥和育種技術對提高單產都很重要，都有效用的邊界，但在當時，育種技術相對是不那麽重要的。
在講雜交水稻對中國吃飽飯的貢獻時，我們容易不自覺地默認：糧食=水稻，因為中國是口糧中稻米比例高於小麥的少數國家。但是，糧食主要分玉米、水稻、小麥、薯類、豆類這五大類。
而1980年以來，中國糧食結構的變化，是曾為中國人不至於餓死做出巨大貢獻的薯類甚至南瓜之類，迅速從主食序列中退出，穀物成為絕對主力。穀物當中，今天產量最高的是玉米，其次是水稻，再次為小麥。
最近十年來的變化趨勢是，玉米、小麥的產量逐漸上升，稻米的比重相對下降，在穀物的比重，基本在略超過三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今天談糧食基本上可以隻談穀物。
雜交水稻提高單產20%，多養活了7000萬人這個說法，會讓人產生一個錯覺，其他穀物不曾像水稻一樣，因為育種技術進步而大幅提高單產。
玉米和小麥，是否有過育種技術帶來單產的大幅提高？
當然有。
先說玉米。
1950年代初，中國的玉米畝產大約是在70公斤左右，到了1960年代中後期，畝產提高到了115公斤左右。接下來，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在玉米育種上經曆過六個階段的技術進步，玉米畝產量穩步上升（文中所有畝產都是指單產）。
今天，中國玉米單產約在360公斤（2016年），為1950年代初的70公斤的5倍。
那麽小麥呢？
小麥因為品種改良，單產提升同樣驚人，見下表
小麥的單產成績最讓人驚異的地方在於，美國是農業生產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它的小麥單產，平均每畝174公斤，大大落後於中國。即使考慮到中國農產品的數字都需要打折扣，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中國大部分地方的穀物種植，都是靠勞動力高投入的精耕細作來提高產量，人工再加上土地成本，即使中國勞動力便宜，並且小麥單產大大高於美國，小麥成本依然高於美國。中國小麥每公頃的生產成本為13710元，而美國小麥每公頃的生產成本隻有4770元。
寫到這裏，其實隻是為了強調這樣一個事實：
中國糧食總量和人均消費量的增長，是所有穀物單產大幅提高的結果，而不隻是推廣雜交水稻的結果。在這三種作物中，按單產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貢獻最小的。
現在，我們該談水稻了。
水稻分粳米和秈米，是兩個不同的亞種。如果你無法記住兩者的區別，可以簡單地記為，粳米就是日本米，秈米就是難吃的普通南方大米。前者主要是在東北地區栽培，後者主要是在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
粳米和秈米是兩種不同的稻米，我們經常聽到的雜交水稻，指的是用雜交稻育種這種特定技術培育的品種，它大都是屬於秈型的**。**另外，今天中國單產最高的水稻，其實是主要在東北種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種植區的秈稻。
也就是說，中國水稻單產的提升，同樣並不全是雜交水稻的貢獻。
雖然我們一直能聽到高產水稻的新聞，但實際上，自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水稻單產幾乎就陷入停滯狀態，雖然單位水田施用的化肥和農藥依然在穩步增長。單產始終保持穩步增長的，反而是一直不被關注的玉米和小麥。
水稻單產停滯的原因有二。
其一：中國農業效率極低，勞動力轉入效率更高的行業是長期趨勢，所以增產主要依賴水、肥、農藥的投入，一般來說，水稻單產400公斤以下追加投入是核算的，要往500公斤靠近，就得不償失。
其二：注重單產的雜交水稻，一直存在口感和品質問題，高產雜交水稻遠沒有品質和產量更均衡的稻種受歡迎。另外，雜交水稻單產進入瓶頸時，常規水稻隨著育種技術進步，單產一直在緩緩上升，有些品種與雜交水稻的單產已沒有明顯區別。
其三、大量使用化肥以替代田間管理投入時間，導致地力不斷下降，進而導致單產下降，不斷迭代的新品種的增產潛力，很大程度上隻是彌補了這個降幅。
另外，雖然官方宣傳雜交稻產量普遍比常規稻單產高20%，但實際上它隻是在滿足各項理想條件下，雜交稻和常規稻之間存在一種微妙的平衡：在施肥較少的同等條件下，常規稻產量要約高於雜交稻。同樣施肥較多的情形下，雜交稻則產量更高。
水稻不同於玉米、小麥，它在中國經曆過幾千年的栽培曆史，各地的常規稻種，往往是數百年來選育出來，最能兼顧產量和品質，同時又適應當地氣候條件。所以，常規稻也可以大麵積高產，在氣候不好尤其是病蟲害多的年份，常規稻反而可能有優勢。
因為雜交稻追求高產，需要高肥、密植、大群體，形成不易透風和高營養的環境，過去政府大麵積推廣雜交稻，在氣候環境適應性和抗病抗災能力上，非常容易出現適應性的問題。當年給總理上書的農村基層官員李昌平，就曾在公開信中對強行推廣雜交水稻表示異議。
不過，官方機構組織天然有雜交水稻的推廣衝動，因**為雜交水稻不同於常規稻種，農民不能自己留種，隻能從種子銷售渠道購買**，這和小麥、玉米也不一樣。中國沒有任何一種作物的品種，在輿論上獲得雜交水稻這樣的支持。
順便說一句，今天還把養活多少人、糧食安全掛在嘴邊，本質上是故意無視今天糧食生產早已經出現了剩餘。世界糧農組織統計，1996年全球糧食產量足夠提供人均2700卡的食物，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一般人的需求。
另外，工業化程度的加深不斷縮減人們的食物需求。印度一項研究發現，過去25年來，印度的人均食物熱量消耗明顯下降，城市居民大部分低於2100卡，農村居民大部分低於2400卡——這被認為是體力勞動者最基本的熱量需求。
原因很簡單，技術的持續進步，導致我們日常所有活動的體力消耗都在減小，而且勞動時間也在減少，勞動人民節約出來的時間，越來越多地用在不消耗體力的看電視和閑聊發呆上，他們變得不像以前那麽容易餓了。
是的，洗衣機、自行車、燃氣灶、各種家用小馬達，以及讓我們像土豆一樣做在沙發上的電視機，讓我們低著頭不願東張西望的手機，都對我們遠離饑餓的威脅做出了巨大貢獻。誰知道呢，也許張一鳴有一天該頒他一個節約糧食獎。
水稻育種的三個台階
你應該注意到，小麥、玉米的育種技術進步，都有過多個不同階段，單產水平是像台階一樣逐級提高的，典型如玉米，不同階段的技術進步，是由全國各地不同的研究機構取得，而水稻卻是例外，像是袁隆平取得一個決定性突破後，單產才大幅增長的。
事實上，這是媒體報道形成的一種錯覺。中國水稻育種技術，同樣經過多個階段的技術進步，並非隻有「雜交水稻」這一個巨大而籠統的台階。中國水稻育種技術對提高水稻單產，具有革命性的進步有三次。
也就是說，中國的水稻單產，從1950年代的150公斤，上升到今天的450公斤，育種技術上經過三個大台階，不斷迭代進步，而不隻是一次飛躍。
第一次是矮杆革命。1941年7月，廣西容縣華僑甘利南從馬來西亞回到稻種，當地人根據特性稱之為「矮仔占」。1956年夏，廣東潮陽人洪春利發現水稻自然變異矮杆樣本，與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腳南特」。這兩個稻種，為黃耀祥等育種專家開發的矮杆稻種，提供了最重要的遺傳資源。
第二次是我們熟悉的袁隆平領軍開發出來的雜交水稻，其實嚴格的說法，應該叫三係法雜交水稻。第三次則是兩係法雜交水稻，它在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時，袁隆平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但這更像是對袁隆平在組織領導以及江湖地位的致敬。
兩係法雜交對中國水稻影響遠不如前兩次。因為此時水稻種植已經出現了很難改變的長期趨勢：1、北方粳稻的播種麵積不斷增加；2、雜交水稻播種麵積一直緩慢下降；3、常規稻種緩慢增長。有人認為，最終將各占三分之一。
好吧，就算中國糧食增產並不隻是水稻，雜交稻的貢獻被嚴重高估。但是，畢竟中國是水稻的故鄉，水稻凝聚了中國在農業技術上的驕傲。甚至說它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技術突破是打破了洋人的教條，雖然不好吃，但產量高卻是沒問題的。
媒體報道不會忘記提到這一點，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向美國人傳授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還有美國學者說，中國的雜交水稻研究將世界各國遠遠留在身後，甚至領先美國20多年。如果有心，你也會看到印度、菲律賓等水稻種植大國，在水稻單產上與中國存在巨大落差的報道。
那麽，單從高產來說，中國水稻處於世界最頂尖位置嗎？從中國這裏偷師的美國，他們的水稻單產水平如何？
美國水稻種植分布
美國不是傳統水稻種植國家，不但麵積少——隻是中部和西部偏南幾個洲有水稻種植，總麵積約為2000萬畝，以至於人們以為美國是不種水稻的。美國水稻很少用於本國口糧，完全是為海外市場出口，所以多為口感更具競爭力的粳稻。
比起中國的精細耕作，美國人種水稻時顯得相當粗放缺乏耐心：水稻種植根本不存在插秧這回事，而是以狂野的直接播種的方式，美國水稻播種，一部分是用播種機，另一部分，幹脆就是飛機空中灑播種子。
但是，美國這個缺乏水稻文化的國家，最近幾年水稻單產一直穩定在550公斤的水平，比中國的水稻單產高出近四分之一。是的，中國水稻單產遠非世界頂尖，甚至美國也不是單產最高的，而是澳大利亞這個同樣不以水稻出名的國家。
看到這裏，你大概也會這樣認為，袁隆平是不是「雜交水稻之父」也許沒那麽重要，因為雜交水稻對糧食增產的實際貢獻，至少和我們以往形成的印象有極大落差。它不是巨大的功勳是否被袁隆平一人獨攬的問題，而是這個功勳是被大大拔高了。
即使袁隆平是百分之百雜交水稻之父，又能怎樣？中國玉米、小麥對中國糧食增產的貢獻，不低於水稻，它們的育種成就，不低於水稻——唯一的區別在於，我們從沒聽說過玉米之父或小麥之父——這是最值得細細思量的地方，它絕不是一種正常現象。
雜交水稻的父親母親
在質疑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的資格時，最喜歡被拿出來的是美國人 HenryBeachell。
Henry Beachell 是洛克菲勒和福特讚助的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的研究員，1966年培育出奇跡稻 IR8，水稻單產10年間翻了一番。1996年Henry Beachell獲得世界糧食獎。我以前也喜歡說，他才是國際上承認的「雜交水稻之父」。
Henry Beachell
問題是，你要是去英文網站搜索，是找不到Henry Beachell有「雜交水稻之父」這個頭銜的。
在這裏，我特別強調一下：爭論誰才是國際上公認的「雜交水稻之父」，純粹是掉進了中國人挖的坑。其實，隻要認真看到這裏，你就該意識到一個問題，照正常情形，無論是袁隆平、謝華安還是別的什麽參與者，是不會被公眾知道，更不會被稱為父親母親的。
真正理解到這一點，我這篇文章耗的幾天時間才算沒有白費。
沒錯，雜交水稻這項育種技術，讓袁隆平以「雜交水稻之父」成為老少皆知的超級明星，是由於種種時代的特殊原因，才被塑造成空前絕後的政治奇觀。
這個奇觀的神奇之處還在於，1982年，袁隆平逐漸開始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這個頭一開，就沒法刹車。袁隆平是中國秈型雜交水稻科研的開創者之一，既然不是唯一，那麽袁隆平「稱父」，就不能阻止他人仿效。
袁隆平是否算得上「雜交水稻之父」，同行私下有不同意見，甚或不服，但無人敢與袁隆平爭這個頭銜，餘者隻能稱「雜交水稻之母」。對三係雜交稻貢獻巨大的謝華安、顏龍安，當仁不讓地成為「雜交水稻之母」。好在兩位母親倒也相安無事。
圖：謝華安
圖：顏龍安
袁隆平因三係雜交稻而被尊「父」，石明鬆在兩係雜交稻上貢獻最大，自然也有了加尊號的資格，尤其是石明鬆意外去世，未能享受應得榮譽。大家自不願讓他被袁隆平代表，而且他的兩係法和三係法算是別開一脈，於是被尊為「亞父」。
圖：石明鬆
與袁隆平同為工程院院士的周開達，江湖輩份和地位可與袁隆平分庭抗禮，周獨立培育出岡、D型係列不育係及其雜交稻，與袁隆平山頭幾乎沒有任何交集，有四川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他開發的稻種幾乎獨占西南地區，遂割據做了「西南雜交水稻之父」。
圖：周開達院士
周開達院士在西南裂土稱父，廣袤的黑土地上當然也要一位父親，而且那麽多父親母親都出自秈稻產區，北方粳稻區不能一個父親都沒有。徐一戎為了黑土地上的粳稻奮鬥一生，榮譽歸於徐一戎實為眾望所歸，隻是，到底是「寒地水稻之父」還是「北大荒水稻之父」，大家並未取得一致意見。
水稻育種圈稱父封母之風而今已成慣例，三係、兩係之後，又有了超級稻的概念，於是，最先提出此概念的楊守仁又被人稱為「中國超級稻之父」。
圖：楊守仁院士
最近，又有人稱陳溫福院士為「超級稻之父」，這樣一來，東北地區一下也有了三位父親，明顯有後來居上的勢頭。不過，楊守仁用的「中國超級稻之父」顯然更嚴謹，因為超級稻這個概念是日本人最早提出的。
若尊袁隆平為始「父」，執古禮，似當向上追溯，則黃耀祥當被追封為「矮杆水稻之父」，若向上追溯還可兼顧旁枝，那麽，洪春英、洪春利就不該被漏掉，或可在前，加「廣東」或「潮州」這樣的前綴限製詞。
圖：矮杆水稻育種專家黃耀祥院士
雖然，前麵一開始就講到HenryBeachell不是什麽國際雜交水稻之父，但是，以他或他供職的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對中國水稻育種的卓越貢獻，他當個榮譽父親或「義父」什麽的，才算是不曾忘記人家恩義的表現。
當年雜交水稻研究，菲律賓國際水稻所為中國提供了大量恢複係的親本，雖然媒體很少提這件事，但這段曆史都明確記在稻種的基因裏，下圖是雜交水稻推廣麵積最大的稻種汕優63的譜係，那些以IR打頭的，都是菲律賓國際水稻所培養的稻種：
70年代國內的雜交稻親本大多數直接取自國際水稻所，沒有他們提供的優秀的水稻遺傳資源，雜交水稻就不會有高產穩定的表現。並且，直到今天，菲律賓國際水稻所一直接納和培養中國留學生。
如果稱「父」之風從水稻育種界蔓延到玉米、小麥，有資格稱父的候選者中，不少人在「之父」的含金量上——純粹從技術和理論突破或創建而言，或許會比袁隆平更高。
小麥育種奠基者有金善寶、沈宗瀚、沈壽銓、戴鬆恩等，對小麥單產貢獻巨大的遠緣雜交奠基人，則被公認為李振聲。袁隆平1981年獲得第一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李於2006年獲得此獎，即使我們認為雜交水稻之功皆歸於袁隆平，李的貢獻也不在袁之下。
（提到李振聲，有人說，李的小麥遠緣雜交建樹成果，主要來自留英歸國的石聲漢博士，因石出身不好，後由李振聲轉接石的工作。此說無法考證，聊備一格）。
小麥育種專家李振聲
玉米，可與袁隆平同稱父的，至少有李競雄、戴景瑞等人。另外，如果你留意前麵做的那個玉米育種迭代進步的表格，應當會發現，中國玉米育種的重要技術成果，近半出自河南。這大概是吳紹騤先生是中國玉米育種奠基人的最好注解吧。
吳紹騤
吳紹騤是1930年代留美博士，長期任教河南農大，桃李半中國。吳的學術圈地位本非李振聲、袁隆平等人可比，但吳因政治原因，疊遭風浪，數度中斷科研、教學。吳的經曆，實在是性格的必然，早年翻譯李森科的《遺傳及其變異》一書時，吳公然在譯序中聲稱：「譯者稍涉獵於遺傳科學，對李森科院士所持之說，以所知甚少，不敢貿然讚同……」
好在，稱父這個愛好隻在水稻圈流行。因為袁隆平是獨一無二的。
袁隆平的獨一無二，不是理論上的突破和創建，也不是三係雜交研究中卓越的研究能力——最重要的幾個環節都各有貢獻者：育成第一個不育係及保持係的是顏龍安，發現第一個恢複係的是張先程，第一個提出親緣學說指導三係配套的是裴新澍……
請想一下，我們聽到雜交水稻這個詞，難道不是因為袁隆平這個人嗎？如果不是這個人，誰願意去記住它的增產幅度、養活了多少人？除了引起恐慌的轉基因玉米，有誰聽過小麥、玉米、大豆的任何品種嗎？更何況是與特定品種相關的具體研究者。
如果沒有袁隆平這個超級明星，人們根本就沒法弄清雜交水稻育種中，不同的人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具體貢獻是什麽，誰會無緣無故關心謝華安、顏龍安、黃耀祥的貢獻大小？
袁隆平的獨一無二，在於文革結束後，他是農業育種專家中，唯一進入官方科學家宣傳序列的一員，雖然遠還不能與當時最耀眼的科學家們並列，但時間推移，當年的陳景潤、華羅庚等人失去宣傳新意，早已淡出公眾記憶時，袁隆平在大眾傳播中熱度不但始終不減，反而不斷攀升。
統計出處：王春曉《話語視域下的袁隆平媒介形象研究》
一個科研人員，知名度覆蓋所有人群，今天的年輕人可以完全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明星，但誰不知道袁隆平呢？不要說是在中國，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這樣的例子。不誇張地說，袁隆平就是獨一無二的現世「科學家神」。
這一切是不可複製的。
完美的「科學家神」
作為一個現世的「科學家神」，袁隆平在公眾中呈現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中國人心中偉大科學家的形象。或者說，中國人對構成「科學家神」應該具有的基本要素，幾乎全都能在袁隆平身上找到。
今天公眾對袁隆平的好感，真不見得有多少是因為他多養活了多少人，在最近十年裏，多養活多少人這個話術，至少在對年輕人是失效的。公眾對袁隆平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眾形象的成功。
還記的前兩年網上突然爆紅的科學家李小文嗎？
看到李小文不修邊幅仙風道骨的照片，就瘋狂轉發的網民，其實能有幾個人看完後能準確複述「地物光學遙感」和「熱紅外遙感」這兩個詞呢？大家根本搞不清他是幹什麽的，更搞不清他在業界地位——這其實不重要，總之，這一點也不妨礙大家認為，李小文是真正的大師、大神。
原因很簡單，李小文的身份和他的穿著打扮有強烈的形象反差，在大眾傳播上，形象反差天然容易引發傳播——反差並不都是正麵的，比如朱軍和趙忠詳老師，他們的形象是德藝雙馨，自然就應該避免某些不好的強反差。
袁隆平外形是典型勤勞能幹的南方農民，但他能飆英語、能拉小提琴，他身上這種農民與知識分子合一的混搭組合，不但極為罕見，而且對比度極為強烈，像他這樣的人，你很難找到第二個。
袁隆平喜歡暢談要養活更多人，心念天下蒼生，但他絕不會讓人覺得沉重而不可近，在媒體麵前，他風趣、親切，早幾年，在記者團麵前，有時會人來瘋地拉一段小提琴，甚至拎起一桶冷水澆自己頭上，讓小姑娘們目瞪口呆地暗叫：額地個男神啊。
沒錯，袁隆平的形象，完美到他的係統形象參數，哪怕修改任何一點兒，都會減分。
比如，如果把他皮膚P白一些，他就不像一個隨時會下農田的專家；胖一些，就會油膩中年——袁隆平同事的形象就非常吃虧；留個花白的大背頭再戴副眼鏡，雖然洋了點，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著洋氣點，就沒了聖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臉莊嚴，就少了凡人的可親……
甚至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袁隆平的小提琴改成二胡，會是什麽畫風？一個科學家喜歡鋸二胡，和科學家喜歡盤核桃、盤手串兒一樣，絕對是個減分項，媒體記者是不會讓你拿著二胡在鏡頭前反複擺拍的。
總之，中國人民心目中完美的科學家神，是淡薄名利不追求物質生活的，是一看就心裏裝著人民，親切友善而不高高在上的，是有犧牲精神但又不過於遠離人間煙火的，是能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又能與西方人談笑風生的……
你把上述要求疊加在一起，要是剛好能同時滿足這些期待，那這樣的科學家神就應該長成袁隆平的樣子。
我個人覺得，袁隆平最接近神的時候，其實是袁隆平1966年2月發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0周年紀念。
如果從不同時期的宣傳重點來看，該文最有價值的是第一句和最後一句。第一句是「水稻具有*****優勢現象，尤以秈粳*****更為突出」，最後一句是「通過進一步選育，可從中獲得雄性不孕係、保持係及恢複性，用作水稻*****優勢育種的材料」。
第一句常被用來強調這是袁隆平打破西方「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沒有*****優勢」定論或研究禁區的明確表述，突出的是袁隆平發明的意義；最後一句，說明三係雜交配套的設想是袁隆平最早提出來的，可證明他在這個發明中的地位。
為紀念論文50周年，特意出了一本專刊。這個專刊裏，有兩篇文章的安排值得一說，一篇是朱英國的《雜交水稻研究50年》，一篇是朱英國的《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利用研究及展望》。
朱英國投入雜交水稻研究，比袁隆平稍晚一點，是湖北雜交水稻研究的領軍人物。朱英國和袁隆平的地位差別，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命運對袁隆平的特殊眷顧。
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轉機，始於1970袁隆平團隊在海南發現被為「野敗」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發到全國30多個科研單位，1973年培育出三係雜交水稻，中國大部分雜交水稻，都是「野敗」係。
前麵提到的雜交水稻的父親母親，大都是從「野敗」係的研究中獲得了江湖地位。中國雜交水稻的英雄敘事史中，野敗被發現的地位，有點像是井岡山之於中國革命。
然而，朱英國證明了曆史還有另外一種可能。1972年，朱英國在海南發現雄性不育野生稻「紅蓮」，並於1974年培育出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稻種。就是說，如果當年沒有「野敗」係，因為有「紅蓮」，它並不影響雜交水稻的技術發明。
朱英國
不過，1974年全國雜交水稻攻關大協作時，袁隆平是全國協作組組長，而朱是湖北協作組組長，大家當然都去攻關袁隆平團隊發現的「野敗」係，而朱英國團隊的「紅蓮」係則被冷落。
中國雜交水稻的英雄敘事史，基本上是一個也「野敗」係為中心的敘事史，朱英國撰寫《雜交水稻研究50年》，相當於請張國燾寫中國革命史，而《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利用研究及展望》，則相當於請張國燾撰寫偉大的四方麵軍革命史。
大哉，隆平。
被遺忘的領袖
但是，袁隆平最初出現在媒體時，並不是以今天這種完美形象登場的。
從方毅手中接過特等獎的袁隆平
袁隆平登上曆史舞台的標誌性事件，是1981年6月，中國農科院與湖南農科院申報的雜交水稻獲得科委頒發的特等發明獎，在貢獻突出的20餘人名單中，袁隆平位列第一。
除了一個獎狀外，他們還得到10萬獎金，各單位轉手分掉一點後，其餘授予個人。排第一的袁隆平得5000元，排第二的顏龍安得4600元……這個獎金的分配，既體現了當時的平均主義，也體現了當時大家對雜交水稻中，各人貢獻大小的看法。
袁隆平當時的地位，相當部分源自他作為科技攻關的政治協調貢獻。
按照標準說法，1966年袁隆平論文發表後，引起國家科委重視，遂於1967年6月成立了袁隆平、尹華奇、李必湖三人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得到600元科研經費……
袁隆平團隊當時在中國水稻育種中處於什麽位置？這個描述非常模糊。
英雄敘事中，許多背景信息異常模糊，比如，2001年袁隆平的講話中，有「1970年以後，我們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5年冬，國務院領導同誌作出了迅速擴大試種和大量推廣的決定」，這種主語模糊籠統的說法，明顯少了什麽。
事實是，後來成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1966年文革爆發前後就知道袁隆平，1970年6月的湖南省農業科學技術經驗交流會上，華點名讓袁發言，1971年，華奉調中央，1975年冬決定推廣雜交水稻的「國務院領導同誌」正是華國鋒本人。
「國務院領導同誌」的推廣，值得稍稍展開筆墨：
袁隆平1973年育成的雜交水稻，到1975年已推廣試種到5000畝。當年底，袁隆平進京向農林部匯報，結果失望而歸，湖南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急不可待，12月再赴北京，試圖說服直接主管，大力推廣雜交稻種，不獲接見。
陳洪新立即給老上級華國鋒寫信，提出麵見。華見老部下來信後，立即安排副總理、農林部長等一幹人參與雜交水稻匯報會，聽了兩個小時後，華國鋒立即決定拿出150萬元用於推廣，並由農林部立即在廣州召開南方13省雜交水稻推廣會議。
第一代水稻育種專家黃耀祥培育的幾個著名品種，從稻種育成到播放麵積的頂峰，都不少於12年，而袁培育的品種1976年才開始推廣，1978年就達到最大麵積。從袁隆平始，著名稻種從育成到頂峰麵積，時間都縮短到4-6年。
袁隆平後來多次提到，當年湖南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對雜交稻功不可沒，而陳本人也認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麵見華國鋒。
華國鋒與袁隆平的特殊關係，是段隱沒的曆史。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曆史係的西格麗德·施馬爾澤，曾在《紅色革命，綠色革命：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農業》一書中，研究了袁隆平在中國媒體報道中的形象變遷，下麵內容，部分來自她的研究梳理。
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是中國當時全國各地「大規模雜交育種科學實驗運動」的一部分，當時這項運動已在玉米和高粱方麵取得了長足進步。群眾運動式的試驗對雜交水稻的早期成功幫助很大，它需要短期內對大量農民的種子生產培訓。
華國鋒在成為毛主席接班人之前，曾掌管湖南並負責全國農業，雜交水稻是少有的幾個令人振奮的湖南農業大眾科學的例子之一。湖南和袁隆平在雜交水稻中的地位，與華國鋒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1972年9月，農林部在長沙召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會議，主場優勢使袁隆平開始成為領軍人物，1974年，全國13個省區的科研單位被組織雜交水稻公關，袁隆平任全國協作組組長。
1976年成為新領袖的華國鋒，麵臨著老同誌們的權力挑戰，尤其後者揮舞著尊重科學和技術的旗幟，很符合時代的呼聲。強調和突出雜交水稻的成就，對華國鋒提高形象有巨大幫助。雜交水稻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
但是，華國鋒時代堅持群眾路線和集體主義，它往往強調群眾智慧，宣傳雜交水稻，主題依然是社會主義大協作好、群眾運動威力無邊。1981年以前，袁隆平的名字很難被注意到。
事實上，雜交水稻最好應該是由領袖發動群眾運動的成果，而不是某個科學家的成功，它才對領袖是最有利的。
1976年12月，《人民日報》上袁隆平發表的《雜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清晰地闡述了英明領袖當年對雜交稻的成功的決定性貢獻：「鼓勵科技人員對群眾進行三係水稻研究，從少數專家的實驗中發展到千軍萬馬的新階段」。
當時，官方在介紹這項成就的科學意義時，也帶有那個時代的語言特色，比如它有力回擊了「西方國家研究多年也沒有成功，我們也不可能成功」的「洋奴哲學」，突破了美國專家Sinnott 和 Dunn在《遺傳學原理》一書中「自花授粉作物（如稻、麥）自交不退化、異交無優勢」的禁區。
不過，由對雜交水稻幾十年來一直宣傳這個理論禁區，施馬爾澤特意檢索了中國科學雜誌，她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個隻是一家之言的美國權威理論，在中國曾被人引用，另外，1960年代中期，雜交高粱這種自花授粉的作物已被廣泛推廣。
施馬爾澤發現，袁隆平與李必湖和尹華奇早期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宣稱他們探索水稻「雄性不育的」內在原因時，是受毛主席《矛盾論》的啟發，幫他克服了外國遺傳學家的錯誤定論。他們研發的稻米新種，被稱之為「革命稻米」。
Sigrid Schmalzer
在華主席的時代，雜交水稻的宣傳調子基本不變，差別隻是在開始否定和反思文革後，為了建立「壞人」（四人幫）與英雄二元對立的敘事構架，雜交水稻敘事中增加了造反派的幹擾等要素。
1981年6月，袁隆平和華國鋒同時迎來了命運轉折時刻。華國鋒退出權力舞台，而雜交水稻這個原來被視為群眾集體智慧的產物，在強調科學工作者個人貢獻的新時代，需要一個科學家來認領——於是，華國鋒辭職20天前，袁隆平等20餘人獲科技發明特等獎，從此走上曆史的前台。
退出舞台的華國鋒，從此變成故人嘴裏的「省裏」、「國務院領導同誌。
但是，袁隆平畢竟是袁隆平。
2006年6月9日，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特意到華國鋒家登門拜訪，據說，兩位老朋友緊緊握住對方的手長達半個小時。這次見麵之後，袁隆平終於開始公開說，如果沒有華國鋒同誌的支持，雜交水稻的大麵積推廣是非常困難的。
臨別時，在家練了幾十年書法的華國鋒，送給袁隆平一副字：隆平同誌：貴在創新。它被袁隆平放在辦公室顯要的位置。
科學家神的進化史
順應時代需求，故事又有了全新的版本：造反派的阻力被強化，袁隆平曾對毛主席的八字憲法提出過質疑——這差點給他帶來厄運。而原來是科研主角的人民群眾，現在又變成了激發袁隆平科研的動力：我忘不了餓死的老百姓。
文革結束前，曾比袁隆平耀眼得多的另外一些雜交水稻之父，比如李貞生，他的名字不但頻繁出現在官方報道中，甚至還有專門的紀錄片。他之所以成為那個講究集體主義時代的個人英雄，因為他是個大老祖。
李貞生發明出來的雜交玉米稻，不是尋找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而是用熱水殺死雄蕊的方式去雄的。在那個鼓勵群眾，尤其是文盲群眾搞發明創新的年代，這種駭人聽聞的土法上馬弄出來的新品種，在華國鋒出麵幫助袁隆平之前，推廣得遠比袁隆平更成功。
雜交水稻是1970年代群眾路線搞科研中少數成功的案例，毛時代有些反智主義的精神遺產，今天還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譬如，相信地震可以預測，相信好多民間科學家成功預測了汶川地震但被官僚隱瞞不報，是當年中國大搞地震群防群測（有李四光不靠譜的貢獻），全民接受了貓狗亂叫，青蛙亂蹦打雷閃電是地震前兆的科普。六〇後七〇後對此刻骨難忘。這個有趣的話題有機會單獨另說。
雜交水稻新版本的故事中，強化宣傳的重點，變成了大膽顛覆和突破西方科學權威的理論，這幾乎是當時歌頌科學家的傳奇故事中，必不可少的共同要素——報告文學中的李四光、陳景潤、華羅庚，無不打上強烈的民族主義敘事烙印。
報告文學的興起，顯示出一個不同於以往的特征，一**個科學英雄是否出名，不再是他的學術地位和他在官方眼中的地位，而很可能是文學家們的報道本身是否成功**。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質之光》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報告文學，讓李四光和陳景潤成為億萬人心中的偶像。
也許是袁隆平缺少動人素材，比如特別的磨難——畢竟批鬥、遊街、關牛棚、妻離子散這種受迫害知識分子的標準待遇，袁隆平一樣沒經曆過，或者幹脆就是袁隆平沒有遇到一位好的報告文學作家，八十年代初，袁隆平並未成為家喻戶曉的科學英雄，大眾知名度不會高秦官屬，這位林學家曾因為黃宗英的《大雁情》感動了一代人。
但是，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反而是一樁幸事，因為袁隆平沒有被固定塑造成當時人們認為的科學家的樣子。當時科學家一般都會被塑造成非正常人類，譬如陳景潤是個典型的阿茲伯格患者式的書呆子，他缺少基本自理能力，地板上稿紙摞摞有三尺厚，走路經常會撞電線杆。
當時對革命審美疲勞的中國人，欣賞的口味一度劍走偏鋒：陳景潤收到了幾麻袋求愛信，都表示願意照顧他一輩子，幫他洗衣做飯刷牙生孩子。在校園裏，聰明的學生見到老師走過，會立即被陳景潤附體，低頭著看書，然後撞在電線杆子上。
但是，袁隆平很快後來居上。
雜交水稻突破西方權威的理論禁區，那段文字無論寫得多麽通俗易懂，絕大多數人都無法複述，它隻是說明一個人確實很牛，但是，多養活了幾千萬人，每個中國人都聽得懂，尤其是，在剛剛吃飽飯的中國人心裏，比較科學家的重要性，大家是很願意把他們的貢獻折算成可以養活多少人的。
而雜交水稻多養活幾千萬中國人這個說法，並非靈光一現的新提法，它是從雜交水稻產量高逐漸衍生進化而成的。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任何個人敢分享分田到戶的榮耀，因為它是證明改革開放正確的第一成就，當改革開放的成就多到根本不太在意糧食時，才輪到雜交水稻的宣傳機會。
但是，如果全民都不太在意糧食產量時，雜交水稻能多養活多少人這個提法，就不會被人在意，袁隆平的偉大也會被人忽略。這時候，有個大笨蛋及時跳了出來，這個人叫萊斯特·布朗，1994年，布朗寫了一本報告，叫《誰來養活中國》。這個美國版的《貨幣戰爭》立即讓全中國人都炸毛了。
美國環境問題和農業問題專家萊斯特·布朗
所有中國專家學者以及政府官員對布朗的反駁，都不及袁隆平站出來的反駁更能給老百姓帶來信心，他掰著手指頭計算雜交水稻隻要推廣到多少畝就可以解決多少人吃飯，特別符合中國人民對這件事的理解。《誰來養活中國》這本書，意想不到地變成了袁隆平最好的宣傳海報。
正是有了萊斯特·布朗這個笨蛋，中國人民突然醒悟，原來我們竟然擁有袁隆平這樣真正的英雄。這年底，國家科委領導向李鵬總理匯報工作時，總理關切地問到了袁隆平：湖南的袁隆平為啥沒被評為科學院院士？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環球時報》特別喜歡轉載《華盛頓時報》的文章，這份報紙特別容易讓中國人民上火，但是，《華盛頓時報》這個名字看上去在美國特別主流的報紙，其實是1982年由美籍韓裔宗教領袖文鮮明創辦的。萊斯特·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就是袁隆平的《華盛頓時報》。
這個時候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袁隆平，在形象上，早已把標準中國科學家遠遠地甩在了深厚，他呈現在公眾的形象，一眼望去，境界上已與世界最頂尖的大科學家不遠。
是的，袁隆平很早就表現出對境界的追求和熱愛。
1983年，共和國第一演講家曲嘯，讓中國人民知道了陶鑄一句詩：心底無私天地寬。這為後來袁隆平追憶1970年代研究雜交水稻的種種，提供了更豐富的靈感啟發，比如，袁的妻子問，你不怕失敗被人扣大帽子嗎？當時的袁隆平答：心底無私天地寬。
但是，人們很快發現，無私並非大科學家的至高境界。
通過各種文摘報紙雜誌的教育，中國人民逐漸知道，愛因斯坦這種大科學家，不但不是成天苦哈哈的怪物，反而是會調皮地吐舌頭，以及熱愛拉小提琴的充滿情趣的人。中國人民對大科學家的格調認識，又翻過了一座喜馬拉雅山。
袁隆平無意中挖掘出自己也有對小提琴的愛好——或許是記者敏銳的發現，總之，袁隆平越來越多地開始鋸小提琴。我記得最初有腦子不夠清楚的記者，竟然傻傻地問琴藝如何以及是否有愛因斯坦的影響，而袁隆平當時的回答，亦有一絲真誠的羞澀、謙遜和閃躲。
袁隆平的小提琴，經過無數次的迭代進化，到了2002年，在一個關於袁隆平的傳記中，終於達到至高境界，已遠遠把愛因斯坦甩出了好幾個身位。
愛因斯坦的小提琴，是出身有教養的家庭和有藝術修養的象征，而袁隆平的小提琴，則是在宇宙洪荒的天地之間，對自然，對生命，對人類孤獨的命運，對自己內心的使命召喚，一種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傾訴。
1973年的一天，袁隆平在辛苦勞作之後，拿出心愛的小提琴，他演奏的場地，不是燈火輝煌的舞台，而是一片無邊無際的金色稻田，他挽著褲管，兩條腿上全是泥，就這麽一個人獨自沉浸在舒曼的《幻想曲》中。
記者們依然喜歡讓袁隆平站在稻田裏鋸小提琴
我沒有研究過電視連續劇《袁隆平》，如果這部電視連續劇裏，居然沒有把1973年的那個傍晚，這人類曆史中輝煌偉大的瞬間，完整地呈現在觀眾麵前，讓他們無法呼吸，我覺得，編劇和導演應該立即用拖鞋打死。
雜交水稻的江湖
今天，中國網民對袁隆平的魅力，幾乎沒有任何免疫能力。
刻意選擇海拔、溫度、濕度特殊的地方為創造紀錄而創造紀錄，這種五六十年代的錦標主義已經夠離奇了，在沙漠裏種水稻，在海水裏種水稻，這種純粹為爭眼球不惜血本的搞法，換成其他什麽人，也許早就被網民罵死了，但這是袁隆平，他的一切，都是當世神農不斷展現他的法力而已。
仔細留意下新聞，在中國，育種專家親自上陣，不停地靠堆錢創造高產紀錄的，全部是雜交水稻，而其他糧食作物和常規稻種，幾乎就看不到這種奇怪的競賽。原因或許很簡單，常規稻種和雜交小麥之類，農民可以自己育種，做種子開發研究的，一個好種子自己隻能賣一次。雜交水稻就不同了，必須每次都從我這裏買。
不過，中國在製度上不利於激勵育種研究的積極性。美國的育種研究主體是企業，而且市場上高度集中的，中國承擔研究任務的主力是國家科研院所，如果你開發的雜交稻種特別受農民歡迎，你並不能從市場的反饋中獲得足夠獎勵。
於是，隆平高科於2000年上市，它標誌著農民低價獲得雜交稻種的時代就此終結，而袁隆平和中國農民的關係，也早就不再是農民和幫助農民增產的人民科學家的關係，當時，湖南農科院和國家雜交水稻中心，居然變成連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今天，隆平高科已成為中國雜交稻種市場最大的公司。
看到隆平高科上市，四川方麵因為擁有西南雜交水稻之父周開達這塊金牌，又有西南地區雜交稻種市場的基本盤，於是也開始籌劃包裝以周開達名字的上市公司，但尚未敲開資本市場大門，開達種業就因周院士去世而流產。
中國種業市場的特色是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壟斷與競爭交織，市場高度分散，產業規模極低。而雜交稻種市場，在集中度和產業規模上都有很高水平，但這並非競爭的結果，因為種業公司們占據的大都是本地市場，由於雜交水稻缺乏吸引力，稻種產能嚴重過剩。
市場證明，無論你高產試驗田的產量有多高，雜交稻也好，超級稻也好，都是沒有出路和潛力的。它能影響到的，隻是國家的糧食政策以及研究經費的投入。
水稻育種在技術上唯一的突破指望，隻能是轉基因技術，而抗蟲害的轉基因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可以明顯節省農民開支。然而，袁隆平一直用含混不清的理由反對轉基因技術應用。大概它會直接衝擊他的種業帝國的市場吧。
說實話，在這一點上，袁隆平真的對不起把他當神一樣看待的人民。
你可以認為我這個說法是一種偏見：水稻是一種更適合窮人的食物，因為購買同等熱量的食物，稻米的價格隻是小麥的一半。而近乎偏執地追求水稻單產紀錄，則是窮人對饑荒恐懼的偏執。
但是，從生物特性上講，作為一種糧食作物，水稻可供開掘的潛力，決定了它不值得花那麽大的投入。水稻、小麥在光合作用的效率上，與玉米、高粱這樣的作物存在著天壤之別。因為光合作用過程中的差異，水稻、小麥被稱為碳三植物，而玉米、高粱等被稱為碳四植物。
也許舉個簡單例子，這種差別就能有一個直觀的對比體現：玉米、高粱、甘蔗其實和小麥、水稻一樣都是「草」，但是由於它們極高的光合效率，以至於它們高大到一般不會被人認為是草的程度。
毫無疑問，玉米這種神賜之物，必然會成為人類食品產業最基礎的磚石，它必然會對整個農業的麵貌和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國把精力大量花在水稻這種潛力有限，別人不願玩的門類上，相當於人家在完善汽車，中國在完善馬車。
2014年，我去參觀美國農業時，拜訪過美國轉基因玉米專業種植戶，對美國玉米種植竟然可以如此偷懶感到極為震驚：農戶種植玉米，被簡化到幾乎隻剩下播種和收割。不但沒有除草、除蟲之類的田間管理作業，甚至連深翻、犁田等基本的環節都省略了——這已經不能叫耕作了，因為不存在耕……
他們對轉基因作物自然是非常歡迎，農民是轉基因技術的最大支持者。我問及，你們是否擔心過，使用轉基因種子會加重對大公司的依賴，那戶人家的主人答：它們能讓我們掙更多錢，這有什麽不好……
關於轉基因，西方左翼人士反對轉基因，主要是因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大企業，而非轉基因技術本身有什麽問題，市場越集中，農戶對大企業越依賴，他們當然看不過眼，而大企業在轉基因研發上投入了巨資，他們當然要給它們製造麻煩。
從某種程度的實際效果看，左翼人士是大企業消滅市場弱小競爭者的幫凶。是的，他們成功地推高了轉基因產品申報的門檻，給大企業製造了麻煩，但是，從事轉基因研究的中小企業和大學裏的研究機構，無法承受高昂的申報審批成本，最終隻能把這個市場讓給大企業。
對了，前麵雖然提到中國玉米的單產不斷提高。但與采用了轉基因技術的美國相比，就什麽都不是了。中國的玉米單產約為400公斤，而美國的玉米單產約為800公斤，2017年，美國玉米高產競賽創下了2269公斤的單產紀錄。
水稻和玉米在潛力上的巨大差異，也許袁隆平早就意識到了。但是，他的本行是水稻，於是，子承父業的袁定陽找到了一個奇特的努力方向：通過轉基因技術，把水稻徹底改造成玉米一樣的碳四植物。
額地個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