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杜月笙
杜維善／口述
李 菁／執筆
杜月笙
2007年5月的某一天聯係到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杜維善時，電話那頭的聲音是一口標準的京腔，在電話裏，杜先生把采訪約定在未來他回大陸的某時。時間久了，這個約定也慢慢淡忘，偶爾想起，以為那不過是謝絕采訪的一種婉拒。不料某天，我突然接到電話：“我是杜維善，我到北京來了。”見麵時坦率告知之前的疑慮，杜先生隻淡然一笑：“我答應你的，就一定會兌現。”
75歲的杜維善並不善談，談話中偶爾流露出的眼神也頗有幾分淩厲。每一位知道杜維善身世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將他與一個熟悉的形象暗暗做對比，那便是他父親杜月笙。這位被稱為“上海灘教父”式的人物，幾乎成了舊上海的符號。
20世紀60年代起，一個偶然的機會，杜維善開始收藏中國古錢，直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頗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年，杜維善將自己收藏的全套絲綢之路錢幣捐給上海博物館，填補了這一項空白。杜維善並不願意別人知道他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願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裏。
因為父親與梅蘭芳、孟小冬的關係，杜維善也關注著陳凱歌的電影《梅蘭芳》，不過對孟小冬與梅蘭芳之間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杜維善坦言並不指望電影能展現多少。
遙遠的父親
對“杜月笙的兒子”這個身份有什麽特殊感受？坦率說，這問題我好像從來沒想過。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沒人認識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見，所以沒什麽特別的感覺。不過，自從做古錢收藏以後，知道我身份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會奇怪，因為大家認為我是個家庭背景很複雜的人，不可能有這種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選擇的，我也沒辦法逃避這種命運。
其實小時候跟我父親在一起的時候非常少。我母親跟父親結婚後，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號，父親和前三位夫人——我們稱呼“前樓太太”、“二樓太太”和“三樓太太”住在華格臬路的老公館裏。老公館不是我們去的地方，印象並不深。
抗戰爆發後，父親先離開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慶，我們和母親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時間過得比較艱苦，平常用錢都得節省。記憶中，我們家很少吃米飯，都是以麵食為主，我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那段時間我們過得還是挺苦的。那時候我才幾歲，父親多少有些擔心我們。那時上海政治性綁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汪偽政府的人把我綁了去，威脅他趕緊回上海，那豈不很麻煩？不過我們那時候年紀小，也沒地方去，無非是出門上學，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時候喜歡逛上海四馬路，就是現在的福州路，那邊都是書店，我喜歡逛書店。可惜的是，這些地方現在都拆掉了。
直到抗戰勝利的前兩年，母親才帶我們到重慶與父親團聚。因為父親的生意和產業都在上海，所以抗戰勝利後，父親回到了上海，先是暫住在現在的錦江飯店，我們住在另一個朋友家裏，彼此還是分開的。那時也不覺得父親的身份有什麽特殊，覺得一切很自然。
所以，真正和父親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們到了香港以後，但那時我們和父親接觸也不多。平時我早早就上學了，放學回來，吃完飯要睡覺了，見了麵叫一聲“父親”，然後就快快走開。平常我們吃飯也是分開的，我、姐姐和母親在一個台子上，父親和一班人在另一個台子上。
父親在我們麵前一直很嚴肅，給我的感覺很有距離，所以我與父親始終沒建立起一種親近感。一方麵父親很忙，不可能經常和我們接觸；另一方麵，在父親的觀念中，在杜家始終以正房的長子為大，所以家裏對外應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麵。但我姐姐是長女，所以比較起來，她跟父親的關係更近些。以往家裏來了重要客人，父親也會讓姐姐從學校回來陪同客人的女兒。
就像在影視劇或小說裏看到的一樣，在這樣一個大家庭，互相之間的明爭暗鬥是少不了的。我的母親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會用心計，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計就要敗下陣來。每位太太身邊都有一些參謀給她們出謀劃策，怎麽爭寵，怎麽奪權。母親也有很多參謀。有一次父親過生日，幾個太太事先商量，決定大家在那天都穿一樣顏色和式樣的旗袍，這樣大家平等。母親回來就問參謀這事情怎麽辦——如果答應她們的條件，那她終歸是四太太，要排在後麵，顯不出地位。如果不答應，其他人肯定要數落她。那兩個參謀說：“你先答應下來，她們說什麽樣的你就去做。”母親也就依計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預備了一套。生日宴一開始，她與其他幾個太太穿一樣的衣服出來，可是沒幾分鍾，馬上去換了一件。這樣一來，眾人之中她突出了地位。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都是我們搬到台灣後母親跟我們說的。
前樓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親和孟小冬的關係是最好的，其他兩位夫人一天到晚地鬥爭。三哥、四哥的母親就是和二哥的母親吵得一塌糊塗才帶著兩個兒子去英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杜家，兄弟間的鬥爭也很厲害。父親有11個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個，但是因為我年齡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沒涉及其中。父親想培植大哥杜維藩，但實際上他是個阿鬥。大哥喜歡喝酒，父親常常罵他：“你代表我請客，可是客人剛剛到你就醉了，你還怎麽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終是他，父親的觀念始終變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遺囑裏，長子和長孫的遺產多一份，其他幾個都是平分——不過這些事情，也都成為舊中國的一個背影了。
江湖生涯
因為自小到大對父親和家庭沒什麽概念，所以我也沒覺得有必要刻意去了解什麽。對父親的很多舊事，還是到了台灣後才知道多一些。父親有一個早期打天下時的兄弟叫顧嘉棠，我們搬到台灣就住在他的隔壁，很多事情都是顧嘉棠親口跟我說的，比如藏鴉片煙、搶碼頭等，顧先生覺得是很自豪的事情。那時說我父親出去打架是不真實的，其實都是顧嘉棠、葉焯山、馬祥生這幫被稱作“小八股黨”的人做的。不過早年他確實幹過不少事情，像搶煙筒這種事情的確有，當時搶煙筒是跟幫會有關的事情。
父親年紀輕的時候喜歡賭錢，賭到什麽地步？他和第一個太太結婚的那個晚上還出去賭，那時他需要錢給兄弟，本來是寄希望能賭博贏一點，沒想到輸個精光，結果把前樓太太結婚的衣服全都拿去當掉了。還有一次他在澡堂裏賭，賭得連衣服全當光，最後還是青幫頭子黃金榮的太太拿著衣服把他救出來的。父親年輕時這種荒唐事還是很多的。
父親出身貧寒，我的祖父母很早去世了，他早年就成了孤兒，後來靠在水果店裏幫工來謀生。我想父親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是靠義氣。在那時的中國社會裏，“義”字很重要。他出手大方，人家沒錢了他給錢，兄弟沒錢了他散財。父親的門客很多，有的自己有職業，有的是靠我們家吃飯。比如說在恒社的人都拜我父親做先生，他們每人都有本身的生意，就是建起一個關係來。他們沒有嚴密的組織形式，但是由我父親來挑選人。這些人拜我父親做先生的時候，還是有這種江湖的氣味，幫會習性。我沒有見過他們加入幫會的場麵，在公共場合，他們就像是普通的宴會一樣，大家在一塊吃飯，說說笑笑。
其實父親從來不是上海灘最有錢的人，但給人的感覺是他名氣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夠控製一些東西。父親的一個觀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樣很早就闖蕩江湖的人，很注意結交各方關係。在租界裏他認識很多人，比如說那時候法租界的巡捕房最高的警官和翻譯叫張翼樞，普通人都不知道這個人，父親與他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別人有什麽事情在租界裏都托父親去打招呼。張翼樞的女兒我認識，現在美國，差不多90歲了。
說父親是“青紅幫老大”是曆史事實，但稱父親為黑幫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紅幫是非常時期非常特別的一個產物。正式的青紅幫並不是打打殺殺，而是講做生意你要在“幫”，當時如果不在“幫”，你就沒有保護人，休想在上海灘混。還有，賭博和抽大煙也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在老公館，有父親比較要好的客人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煙，這好像是個規矩。但是拿現在的社會觀念來講，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親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我不想為他辯解什麽，隻是覺得，應該把他放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來看待他。
現在很多人喜歡把父親與黃金榮、張嘯林放在一起，把他們並稱“上海三大亨”。黃金榮和張嘯林我都見過。我對黃金榮印象不深，我見他時，他大概60多歲了，那時人家還是叫他黃老板，還是很威風的。父親與黃金榮的關係後來有點複雜。黃金榮發家早，因為早期在幫會裏，他輩分很高，而我父親輩分很低。但是黃金榮到了30年代名氣就不大了，父親遠遠超過了他，他有點嫉妒父親，所以不太願意來往。但是表麵上大家還一團和氣，過年過節互相送東西。
相比而言，張嘯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說他是張飛。我跟張嘯林見麵的機會比較多，因為我年幼時，張嘯林的太太很喜歡我，父親就把我過繼給他，認他做幹爹。
張嘯林被殺那天我還有印象，但那時我才7歲，什麽都不知道，也不懂為什麽有人要刺殺他，隻是覺得幹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周圍很熱鬧，趕緊去看看。張嘯林是被自己的保鏢林懷部槍殺的，當時林懷部的口供是說與張嘯林有矛盾。後來證明這是戴笠在後麵策劃的，因為張嘯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偽浙江省主席一職。張嘯林死時，父親人在重慶，他既沒有表態也沒有發唁電，其實他心裏完全明白是怎麽回事。之前他也勸阻過張嘯林，未果。戴笠要殺張嘯林，父親也沒辦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過他的意見的，但一麵是兄弟之情，一麵是民族大義，他不好表態。
多麵的父親
很多人對父親的印象都來源於上海灘題材的電視劇，以為他們整天過的是刀光劍影、打打殺殺的生活。當然電視劇必須這樣拍，否則就沒人看了。
《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當年曾見過父親，還寫了一篇《杜月笙傳》。徐鑄成文章中說，以為像杜月笙這樣大亨式的聞人，縱使不是紅眉毛、綠眼睛，總該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見麵後，隻是一個修長身材、麵色帶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無縛雞之力，言談中也少帶“白相人”常說的粗話。我父親是個弱不禁風的人，聽母親說，父親剛和她結婚時還喜歡戴金剛鑽，因為上海在外麵跑的叫“白相人”。“白相人”的男人都喜歡戴金剛鑽，好像是一種身份。母親就跟他講，高級社會的男人不戴金剛鑽，他的這種習慣就一點點地改了。父親長年是一襲長衫，即便在家裏，領扣也係得緊緊的。不過抗戰前，蔣介石給過他一個少將的頭銜，他拍了一生唯一一張穿軍裝的照片。
父親小時候因為家境貧寒，沒怎麽受過教育，所以對我們的教育看得特別重要，一定要讓我們在盡可能範圍內受到最好的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嚴，尤其是對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兩個耳光。在家中，父親的嚴厲具體是通過母親執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語沒考好，母親打了她10鞭子。
父親對文人一直有一種向往，也對他們很敬重。他結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為他的私人律師或座上客。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與父親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親在家鄉買了50畝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為杜家編了家譜，還寫了洋洋千言的《高橋杜氏祠堂記》。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蔣介石、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長張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場麵很大。
章士釗曾做過教育總長，後來又在上海做大律師，所以那時他們的交往比較多。章士釗算是父親的私人律師兼參謀。很早以前，毛澤東要送很多共產黨員到巴黎去，找到章士釗幫忙，章士釗又來找我父親要錢。父親覺得各方麵的人都要結交，求到門下就要幫一下。
我父親也比較喜歡行老（行老：從前大都市中各行各業的頭兒，兼為人介紹職業）。在重慶時，章士釗和我們家住在同一棟樓裏的樓上樓下。章士釗自己有個小書房，我每天給他磨墨，磨好了他來教我寫字。後來到了香港，殷夫人還把章士釗用過的硯台送給我。
父親發達後，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讓別人出麵去做，與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點距離，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災害發生，父親一定出麵組織賑濟。
春節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為上海灘的人都知道給杜先生拜年是不會空著手回去的。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年關將至，父親就讓手下到幾個銀行調錢到家裏來，還有米。米倒不成問題，因為老公館的管家萬墨林是上海商會的，所以無論多少米萬墨林都能拿來。那時候來老公館拜年是排著隊來的，包括很多窮人、乞丐，隻要到大門口來給杜先生拜年，總歸是能分紅的。
父親的老家在上海浦東高橋，每年夏天他都要從藥房買大量的“痧藥水”、“諸葛行軍散”，送到高橋，挨家挨戶免費送發，這個舉動堅持了好多年。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到浦東老家去，是劃船過去的，當時的浦東還是一片荒地，哪裏像現在的浦東。現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還有一棟小房子，是空軍某個部隊駐紮在那兒，其他全部沒有了。
不論對父親有何評價，有一點是公認的：在民族大義上，他從來沒有動搖過。父親反日的立場是始終沒有改變的，我想這一點跟幫會有關係，老一代幫會裏的人對日本人有仇恨，幫會裏有很多觀念也傳襲下來。但最主要的是，父親有一個很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戰一開始，父親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的名義，聯合上海各界組織救護隊伍。即便在父親撤到重慶以後，海外很多捐贈的物資或救濟品，都由父親接收後運往內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區做地下工作，暗中幫助國民政府，如萬墨林、日本通徐采臣。高宗武和陶希聖要逃離汪精衛陣營時，蔣介石就是通過我父親，要萬墨林暗中幫助他們。而日本投降時，國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親也做了很多穩定上海的事。
海上舊事
父親喜歡京劇，他後來娶的兩位太太——我母親和孟小冬都是京劇演員。我的外祖母叫筱蘭英，筱蘭英與恩曉峰、李桂芬等，是中國第一代京劇女演員中最有成就的幾位。李桂芬是盧燕的母親，我喊她大姨，我們和盧燕家的關係很近，在上海時她也經常住在我們家。母親叫姚玉蘭，唱老旦出身，和父親結婚後她還唱戲，但多是慈善演出或堂會之類。
父親跟京劇界的關係也很好，當年無論多有名的京劇演員到上海，都會到我父親那裏去。他常常請客吃飯，高興時也會在吃飯時唱幾句。
父親與梅蘭芳很早就認識了，梅老板每次來上海都來拜訪我父親。梅蘭芳和我父親的關係、我父親和孟小冬的關係應該分開來說。我父親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兩人分開以後的事情。
因為都是京劇演員，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親、外祖母比較接近。孟小冬離開梅蘭芳一段時間後和父親結識，正式有往來是在40年代。母親把孟小冬當成自己人，也並不介意。她倆的關係時好時壞，有時候會吵架，一生氣她就回了北京，過幾個月又沒事了。那段時間孟小冬給我母親的信我現在還保存著，信裏談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親有時匯錢給她，她在北京有一幫朋友也經常到上海來，像吳家、朱家都是大家族，彼此間也都很熟。
我猜想父親暗戀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麵她唱得很好，用現在的眼光看，她也稱得上是一位藝術家；另一方麵孟小冬比較會用心計，也很會討父親喜歡，在我父親麵前常常會說笑話，逗他開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話，上海話講得也很好，父親可能跟她交流起來比較順暢。不像我母親，雖然嫁給父親那麽多年，但基本不會講上海話。後來我太太常常問我母親怎麽跟我父親溝通，母親回答：“他聽得懂我講話，我聽不懂他講話。”
梅蘭芳與孟小冬的分手，並不是那麽簡單，可能牽涉了很多很複雜的問題。母親有時候會跟我們講他們分開時的一些事，母親知道孟小冬和梅蘭芳離開一定有條件，而且條件可能很苛刻。我母親看不慣，因為她們都是唱戲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這個條件究竟是什麽，也隻有梅蘭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們三個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許姬傳也不知道——1983年我去看許老的時候，提起過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覺得這裏麵可能福芝芳有條件，限製孟小冬登台演出作為他們分開的什麽條件，但這隻是猜測，不能夠證實。所以後來聽說章子怡籌拍孟小冬傳，梅家不答應，因為這裏麵可能牽涉到比較微妙的關係。我想《梅蘭芳》這部電影也不會對這種關係有太多的涉及。
父親和梅蘭芳的關係也並沒有因為孟小冬而受到影響。1947年父親過60大壽，上海的中國大戲院組織了10天的堂會。梅蘭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但他們沒有同台——10天的大軸，梅蘭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見麵的尷尬。孟小冬此後隻字不提梅蘭芳，解放後，父親和梅蘭芳也沒什麽聯係了。
我想孟小冬對我父親還是有感情的，否則她不會跟父親一塊兒到香港來。父親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結婚就是給她一個名分，否則在遺囑裏怎麽分財產呢？除了我們家人之外，那天參加婚禮的人並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頓飯，拍了幾張照片。婚禮的照片現在還存在上海曆史博物館裏，其中有一張相片是我與馬連良、萬墨林和孟小冬弟子錢培榮的合影。婚禮那天，孟小冬很高興，久病的父親也難得有了精神，他帶病陪客。這段婚姻無所謂誰成全誰，他們之間是有感情的，我父親一向重視她的藝術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親，她同父親結婚不是報恩，也不是無奈的選擇。再加上我母親也在當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較容易。現在出版的那些書，像《梨園冬皇孟小冬傳》，講我父親怎麽和孟小冬在一起的，他們說的那一套不可靠。
孟小冬與父親結婚後，我們喊她“媽咪”，管自己的母親叫娘娘。平時，孟小冬喊我母親叫姐姐，因為在與父親成為夫妻前，孟小冬和母親都是京劇演員，她們的關係都不錯。
孟小冬年輕時很漂亮，她從前抽大煙，但這也不影響她的唱功。孟小冬性格比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灣的時候，她始終不唱，連清唱都不唱，最後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給張大千唱的，因為張大千喜歡聽她的戲，這是麵子很大的事情。雖然後來她不怎麽唱戲了，但還是很有威望，我太太有一次問孟小冬：“您還預不預備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沒有胡琴你怎麽唱，給她拉胡琴的最後一個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
1952年，我們和母親先去台灣，孟小冬先是一個人待在香港，直到1967年也到了台灣。孟小冬到台灣以後生活平淡，她自己租一個房子，獨住。她早年在北平時領養過一個孩子，關於她懷了梅蘭芳孩子的事是謠傳。孟小冬晚年過得不錯。她沒什麽經濟來源，就是靠我父親留給她的和她自己當年掙的錢過活。她對錢也沒有特別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裏去，像我太太、二姐去她那裏打牌她就知足了。孟小冬對我們很親近，拿我們當自己兒女一樣。我們對她也很好。每天她家裏麵都有人，我母親天天去。
前幾年出的那一本《孟小冬傳》，講她有十大弟子，根本沒這回事。有幾個人經常到孟小冬家裏去聊天、說戲。她的個性是這樣的：她絕對不得罪人，所以你跑去問她“孟老師我唱得怎麽樣”，她的回答永遠都是“好”。孟小冬突然之間生病了，去世了。他們實際上都沒有拜過孟小冬，所以孟小冬去世後他們商量：我們在靈堂磕個頭就算了。那天很多人都來靈堂給孟小冬磕頭，都是弟子了？所以說所謂“十大弟子”其實是一個大笑話。
孟小冬是1977年在台灣去世的。坦率地說，對《梅蘭芳》這部電影我並不特別關注。我認為如果嚴格按照曆史事實來拍，那這部電影肯定是沒辦法拍下去的，隻能一半事實一半虛構。我更感興趣的是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像不像。
各自飄零
1949年5月1日，父親帶著我們一家離開上海，在香港我們住在朋友為他選的堅尼地台18號，這裏成了最後一個杜公館。很多人跟著我們家一起去了香港，那些人跟隨他多年，也可以說是從小打天下的人。算起來，老老小小有100多人。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問題，也一直是父親的心病。
父親的財產主要是留在上海的不動產，現金很少，所以到了香港後，家裏全部的現金隻有10萬美元，是他早期存在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那裏的。當時父親本來想從香港到美國，但是家裏人就將近30人，這10萬美元連簽證費都不夠，所以父親最終還是放棄去美國的想法。其實如果他去美國，宋子良也會幫他的，但是他最終還是沒有走這一步，一方麵是麵子，另一方麵也是一直在舉棋不定。
父親去世前不久，有一天，他讓姐姐把保險箱裏的一個信封拿給他。父親很喜歡也很相信姐姐，保險箱鑰匙歸她管。信封裏有很多單子，原來都是別人借錢寫下的欠條。父親把那些借據都撕了。他說：“我不希望我死後你們到處要債。”他清楚很多借他錢的人從大陸跑到了香港，也沒有多少錢了，那些借條是還不來的，不能以杜家的身份逼人家還錢，我到現在還有萬墨林的借條。其中有一個人的借條上麵是500根金條，這還不是最高的。
所以那時候他情緒很不好，也彷徨不定。父親後來身體不好也與此有關。他本來就有哮喘病，後來更加嚴重，醫生越請越多，用藥越來越雜，身體卻不見起色。幾個月下來，他自嘲說：“如今我是拿藥當飯吃，拿飯當藥吃了！”
父親在香港很少出去，家裏天天有客人。他和以前國民黨的那些人，如王新衡，也還來往。也許是父親當年在上海灘的影響，國共兩黨在1949年以後也一直通過各種渠道做他的工作。大陸解放後，章士釗幾次來到香港，都住在我們家。但是父親對政治上的事情看得很明白，他兩邊都不得罪。
1951年8月16日下午，父親在香港去世，長子和每個太太每人1萬美元，剩下的每人分了幾千美元。
父親過世後我們就去台灣了，因為那時父親的學生陸京士到台灣做了高官，後來顧嘉棠也過去了。父親去世後，以前和父親來往的人對我們都還很照顧。他們之間的那種關係，可能也是現代社會的人們很難理解的。
父親在去世時曾囑咐：將屍骨運回上海，葬在故鄉浦東高橋。母親在他走後，把他的靈柩運到了台灣。原以為很快就能安葬於大陸，所以一直沒有下葬，但後來看到回故鄉越來越難，最後葬在了台北汐止。轉眼間已是半個世紀過去，杜家第二代隻剩下幾個，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間也沒有聯絡。我的姐姐還在國外，也已經80多歲了，我們離得較遠，也是幾年才見一次。安葬回上海老家是我父親的意願，是很敏感的事情，不是說想遷就遷。有傳統的迷信觀念，也有政治上的考慮。不管怎麽樣，我希望這件事情最好能在我這一代解決。我們這一代做不到，下一代就更渺茫，他們從小住在國外，對家族絲毫概念都沒有。
改革開放初期，我回大陸想在內蒙古投資做生意。有一次，陸京士托我帶信給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他們早年都是父親的門生，隻是後來各自跟了不同的政黨。信的內容，我想也是想為冷凍多年的兩岸關係尋求些解決辦法吧。我相信陸京士的舉動，蔣經國是知情的。我也把信轉交給了朱學範，但是不久陸京士就去世了，幾年後，蔣經國也死了，此事再沒有人提起。
現在市麵上出了很多杜月笙的書，正史野史都有。偶爾我也會翻幾下，但沒有更多的興趣。在我看來，沒有一本書會寫出一個真正的杜月笙，父親當年在國共之間參與了很多機密事，但這些事情他不和我們家人講。證實父親的事情比較困難，牽涉到政治問題就不好寫了。至於我自己，年輕時沒有意識到要了解杜家曆史，等現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物已經過世。1979年我回來的時候，在上海還見過我家的賬房先生，他叫黃國棟，當年不願意跟我們去香港，願意留在上海看住我們的房子，結果後來被送到青海勞改了許多年。如果當時的政治氣氛像今天這樣寬鬆，賬房先生肯定有許多事情能夠講出來，可是那時候他什麽都不敢講。幾年前他也去世了。父親的事情就隻有他的幾個學生比較清楚，如陸京士、萬墨林等，但他們留下的回憶也不多。有些事情也許永遠成了謎。
本文選自《走出曆史的煙塵》，李菁／著，東方出版社，2013年12月。
《走出曆史的煙塵》
李菁 著
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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