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望盡天涯路

望盡天涯路

吳冠中／文

　　1982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和秉明走進巴黎私立的業餘美術學校“大茅屋”。
　　30年前，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術學院學習，下午參觀博物館、畫廊，到魯佛爾美術史學校聽課，晚間除去補習法文的時間外，便總是在這裏畫人體速寫。
　　“大茅屋”雖非茅屋，也確是簡陋的，但這裏麇集著世界各國的藝術家，男女老少人頭濟濟，還是老樣子，舊氣氛。隻是我沒帶畫夾，也忘掉流失了的30年歲月。
　　出了“大茅屋”，我們進入附近一家小咖啡店，也是30年前常去的老店，相對坐下，額頭的皺紋對著額頭的皺紋，昔日的同窗已是兩個年過花甲之人。
　　雕刻家秉明現任巴黎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文係的主任，我呢，是以中國美術家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剛訪問了西非三國，路經巴黎返國。我總不忘記秉明講過的一個故事，說有三個寓居巴黎的俄國人，他們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圍著桌子坐下後，便先打開一包俄國的黑土，看著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我很快意識到忘了帶一包祖國的土，那撒進了周總理骨灰的土！我立即又自慰了，因我很快就要飛回北京，而秉明近幾年來也曾兩度返國。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寫信告訴我，他將自己的寓所題名“斷念樓”。在戀愛糾紛中，愛憎的交錯中，人們也許下過斷念的決心，但對母親，對祖國之愛，真能斷念嗎？我複信偏偏直戳他的痛處：“樓名斷念，正因念不能斷也！”
　　留在巴黎的老同學不止秉明。還有法學博士誌豪、史學家景權……及著名畫家無極和德群，他們都各自做出了貢獻，為祖國爭得了榮譽。秉明問：“如果你當年也留在巴黎，大致也走在無極、德群他們的道路上，排在他們的行列裏，你滿意嗎？”我微微搖頭，秉明也許知道我會搖頭，這搖頭的幅度遠及30年，60年！
　　1946年我和秉明等40人考取了留法公費，到巴黎學習。我曾打算在國外飛黃騰達，不再回沒有出路的舊中國。憑什麽站住腳跟呢？憑藝術，為藝術而生是我當時的唯一願望。花花世界的豪華生活於我如浮雲，現代藝術中敏銳的感覺和強烈的刺激多麽適合我的胃口啊！我狂飲暴食，一股勁地往裏鑽。魯迅說，吃的是草，擠的是奶。但當我喝著奶的時候卻擠不出奶來，我漸漸意識到：模仿不是藝術，兒童和鸚鵡才學舌。雖然水仙不接觸土壤也開花，我卻缺乏水仙的特質，感到失去土壤的空虛，當別人畫聖誕節時，我想端午節，耶穌與我有什麽相幹！雖然我也沒有見過屈原，但他像父親般令我日夜懷念……我不是一向崇拜凡•高、高更及塞尚等畫家嗎？為什麽他們都一一離廾巴黎，或紮根於故鄉，或撲向原始質樸的鄉村、荒島？我確乎體驗到了他們尋找自己靈魂的苦惱及其道路的坎坷。我的苦悶被一句話點破了：“缺乏生活的源泉。”
　　憎恨過政治腐敗、生產落後的舊中國的遊子懷鄉了！故鄉的父老兄妹是可親的，可惜他們全都看不懂我的藝術，無知是他們的罪孽嗎？貧窮絕不是他們的過錯。我們畫室來了一個體態美麗的女模特兒，受到大家的讚揚，但隻畫了三天便曠課不來了，別人說她投塞納河自殺了。誰知她為什麽自殺？但我眼前卻浮現了童年見過的幾個上吊和投河的青年女屍，她們原都是我認識的美麗的好人。
　　回想當年離開上海到歐洲去，是搭的美國海輪，船將抵意大利的拿波裏港，旅客們便登岸換火車。船上頭、二、三等艙的旅客紛紛給服務員小費，一二十美元的小費人家看不上眼，我們四等艙裏的中國留學生怎麽辦？開個緊急會，每人出一二元，集成數十元，派個代表送給服務員，人家美國人說，不要我們四等艙裏中國人的小費。有一年暑假我在倫敦度過，經常乘坐那種二層樓似的紅色汽車，那車中售票員掛著皮袋，售票的方式同今天北京的情況仿佛，也同時用硬幣和紙幣。有一回我用一個硬幣買了票，身旁一位胖紳士接著拿出一張紙幣買票，售票員將剛才我買票的那個硬幣找補給他，他輕蔑地搖搖頭，票員隻好另換一個補給他。
　　巴黎美術學院與魯佛爾博物館隻隔一條塞納河，一橋相通，趁參觀人少的時候，我們隨時可進館去細讀任何一件傑作。我一人在圍著米洛的維納斯轉，轉來又轉去，正好沒有什麽人參觀，靜悄悄的，似乎可以同愛神交談哩。大腹便便的管理員向我跚跚踱來。我想他大概閑得發慌，來同我談談藝術解悶吧，便笑臉相迎。他開口了：“在你們國家哪有這樣珍貴的東西！”我因缺乏急中生智的才華而受慣了悶氣，這回卻突然開竅了：“這是你們的東西嗎？這是希臘的，是被強盜搶走的。你們還抱了我們祖先的腦袋，吉美博物館裏的中國石雕頭像是怎樣來的？”
　　今年從巴黎返國後，我又去了西安，在霍去病墓前，在秦俑坑前，在碑林博物綰的漢唐石雕前，我想號啕痛哭，老伴跟隨我，還有那麽多觀眾，我不敢哭。哭什麽？哭它太偉大了，哭老鷹的後代不會變成麻雀吧！
　　我的老家在宜興縣的農村，家裏有十餘畝水田，父親是鄉村小學教員，本來還可成小康之家吧，但弟弟妹妹有七八人，生活就很不容易，我必須外出尋找生路，去念不用花錢的無錫師範。為了節省路費，父親向捕魚為生的姑夫借了他家的小小漁船，同姑夫兩人搖船送我到無錫去投考。招生值暑天，為避免炎熱，夜晚便開船，父親和姑夫輪換搖櫓，讓我在小艙裏睡覺。但我也睡不好，因確確實實已意識到考不取的嚴重性，自然更未能領略到滿天星鬥，小河裏孤舟緩緩夜行的詩畫意境。小船既節省了旅費，又兼作宿店和飯店，船上備一隻泥灶，自己煮飯吃。但船不敢停到無錫師範附近，怕被別的考生及家長們見了嘲笑。從停船處走到無錫師範，有很長一段路程，經過一家書店。父親曾來此替小學校裏買過一架風琴，認得店裏的一位夥計，便進去問路。那夥計倒還算熱情，引我們到路口代叫了一輛人力車。因事先沒講好價，車夫看父親那土老兒模樣，敲了點竹杠，父親為此事一直嘮叨不正，怨那夥計：“見鬼，我要坐車何必向他問路，坐車哪有不先講價錢的！”

　　

     老天不負苦心人，他的兒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學的時候，依舊是那隻小船，依舊是姑夫和他輪換搖船，不過他不搖櫓的時候，便抓緊時間為我縫補棉被，因我那長期臥病的母親未能給我備齊行裝。我從艙裏往外看，他那彎腰低頭縫補的背影擋住了我的視線。後來我讀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時，這個船艙裏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顯，永難磨火了！不僅是背影時時在我眼前顯現，魯迅筆底的烏蓬船對我也永遠是那麽親切，雖然姑夫小船上蓋的隻是破舊的篷，還比不上紹興的烏篷船精致。慶賀我考進了頗有名聲的無錫師範，父親在臨離無錫回家時，給我買了瓶汽水喝，我以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涼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難喝了。店夥計笑了：“以後住下來變了城裏人，便愛喝了！”然而我至今不愛喝汽水。
　　師範畢業當個高小的教員，這是父親對我的最高期望。但師範生等於稀飯生，同學們都這樣自我嘲諷，我終於轉入了極難考進的浙江大學代辦的工業學校電機科，工業救國是大道，至少畢業後職業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於一些偶然的客觀原因，我接觸到了杭州藝專，瘋狂地愛上了美術。正值那感情似野馬的年齡，為了愛，不聽父親的勸告，不考慮今後的出路，毅然轉入了杭州藝專。下海了，從此陷入茫無邊際的藝術苦海，去掙紮吧，去喝那一口一口失業和窮困的苦水吧！我不怕，隻是不願父親和母親看著兒子落泊潦倒。我羨慕沒有父母，沒有人關懷的孤兒、浪子，自己隻屬於自己，最自由、最勇敢。抗日戰爭爆發了，我隨藝校遷到內地去，與淪陷區的家鄉從此音信斷絕，真的成了浪子，可以盡情地、緊緊地擁抱我將為之獻身的藝術了。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青年人總是不安於自己的現狀。我已經當了大學的助教了，已經超出了父親的當小學教員的最高期望。大學校長在一次助教會議上說：“助教不是職業，隻是前進道路中的中轉站……”當時確實沒有白胡子助教，要麽早已改行了。留學！這是助教們唯一的前程，夜深沉，我們助教宿舍裏燈光不火，這裏是名副其實的留學生預備班。我的老師們大都是留法的，他們談起過勤工儉學的留學生涯，也有因沒有路費便到海輪上充當水手混出國的，自然這也便是我追蹤的一條窄路了。沒有錢，隻要能出了國，便去做苦工，或過那半流浪式的生活，一切為了至高無上的藝術！但要混，首先要通法語，否則怎麽混得下去呢？後來我才知道，不通法語混下去的“留學生”也還是有的，那就是靠了娘老子給的許多許多的錢。我於是下決心攻讀法文，在藝術學校時奮力鑽研藝術技巧，對法語學得很馬虎。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我利用沙坪壩大學區的有利環境，到中央大學外文係旁聽法文，同時兼聽初、中及高級班法文，餓得慌啊！經人介紹認識了焦菊隱先生，跟他補習法文；又經人介紹認識了近郊天主堂裏的法國神父，隻要他約定了時間，無論是鵝毛大雪或是暴雨之夜，泥濘滑溜的羊腸小道，從未能迫我缺一次課。精力還有剩餘，到重慶舊書店裏搜尋到一批髒舊破爛的法文小說，又找來所有的中文譯本，開始逐字逐句對照著讀，第一本讀的是《茶花女》，其後是《莫泊桑小說選》、《包法利夫人》、《可憐的人們》……書讀了高高一堆了，每讀一頁，往往得花上半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手裏一直捏著那本已被指印染得烏黑烏黑的字典。當時吃的糙米飯裏滿是沙子、稗子、碎石子，人稱百寶飯，吃飯時邊吃邊撿，全神貫注，吃一碗飯要花許多工夫。我突然發覺，這與我讀法文撿生字時是多麽的相似！撿，撿，那一段撿生字和沙子的生活多值得懷念啊！
　　喜從天降，日本投降了，此後不久，教育部考選送歐美的公費留學生，其中居然有兩個繪畫名額，我要拚命奪取這一線生機。我的各門功課考得都較滿意，唯有解剖學中有關下頜骨的一個小問題答得有些含糊，為此一直耿耿在懷，悶悶不樂。到沙坪壩街頭去看耍把戲解解愁吧，那賣藝人正擺開許多虎骨和猴頭，看到那白慘慘的猴頭下頜骨，真像箭矢直戳心髒似的令我痛心！直到幾個月後，留學考試發榜，我確知被錄取了的時候，這塊可惡的下頜骨才慢慢在我心頭鬆軟下去。
　　我到了巴黎了，不是夢，是真的，真的到了巴黎了。頭三天，我就將魯佛爾博物館、印象派博物館和現代藝術館飽看了一遍，我醉了！然而我那黃臉的矮小個兒，那一身土裏土氣的西裝，受不到人們的尊敬。雖說明顯地表示蔑視的事例不算太多，但觸及自尊，誰不敏感呢！有一回我到意大利偏僻的小城西乙那去看文藝複興早期的壁畫，在街頭，有一個婦女一見我便大驚失色地呼叫起來。她大概是鄉下人，從未見過東方人，她的驚恐中沒有蔑視和惡意，但通過她這麵鏡子，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用人家的語言同人家談話，說得不如人家流暢，自己很感別扭，心情不舒暢。在國內，我曾以能講點法語為榮，在巴黎，反因為不能用自己的語言同人談話，感到低人一等！留學，留學，留在異邦，學人家的好東西，那些好東西自己沒有，委屈些吧，忍氣夻聲也要學到手。我曾利用假期，兩次到意大利參觀博物館，卻一回也沒有進過餐廳。麵包夾香腸比重慶的百寶飯要高級多了，但找個躲著吃的地方卻不太容易。

　　半年，一年，我首先從同學和老師處逐漸地得到真心實意的尊重和愛護。繪畫這種世界語無法撒謊，作品中感情的真、假、深、淺是一目了然的，這不是比賽籃球，個兒高的未必是優勝者。那是在三年公費讀完的時候，蘇佛爾皮教授問我：要不要他簽字替我申請延長公費？我說不必了，因我決定回國了。他有些意外，似乎也有些惋惜。他說：“你是我班上最好的學生，最勤奮，進步很大，我講的你都吸收了。但藝術是一種瘋狂的感情事業，我無法教你……你確乎應回到自己的祖國去，從你們祖先的根基上去發展吧！”教授感到意外是必然的，我原計劃還要住下去，永遠住下去，如今改變初衷，突然決定回國，也出乎自己的意外。天翻地覆慨而慷，從異邦看祖國，別人說像是睡獅醒來了。不，不是睡獅之醒，是多病的母親大動手術後，終於恢複健康了。我已嚐夠了孤兒的滋味，多麽渴望有自己健康長壽的母親啊！那時，解放區的兩位女代表在巴黎一家咖啡店裏，同我們部分留學生相見，張掛起即將解放的全國形勢圖，向我們講解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歡迎我們日後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形勢發展得很快，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們在學生會裏立即掛起了五星紅旗。於是學生會與國民黨的大使館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國民黨的大使曾以押送去台灣來威脅我們，但不久使館裏的好幾位工作人員起義支援學生了。形勢發展很快，在我們留學生的腦海中，也掀起了波濤，回不回國的問題像一塊試金石，明裏暗裏測驗著每個人對祖國的感情。回去？巴黎那麽好的學習環境，不是全世界藝術家心目中的麥加嗎，怎能輕易離開？何況我隻當了三年學生，自己的才華還未展露，而且說句私房話，我這個黃臉矮個兒中國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師們來展開較量！不，藝術的較量不憑意氣，腳不著地的安泰便失去了英雄的本色，我不是總感到幽靈似的空虛嗎！回去，藝術的事業在祖國，何況新生的祖國在召喚，回去！我已經登上歸國的海輪了，突然又後悔了，著急起來，急了一身汗，醒了原是一夢，啊，幸而我還睡在巴黎！過了幾個月，還是決定要回去，終於登上海輪了，確實登上海輪，絕不是夢了，那是1950年的夏天。
　　歸航途中，遊子心情是複雜的，也朦朧，我不自禁地在速寫本的空白處歪歪斜斜記下了一些當時的感受，且錄一首．

　　我坐在船尾，
　　船尾上，隻我一人
　　波濤連著波濤，
　　一群群退向遙遠。
　　那遙遠，隻是茫茫，沒有我的希望。
　　猛記起，我正被帶著前進！
　　落日追著船尾，
　　在海洋上劃出一道斜輝，
　　那是來路的標誌……

　　我並不總坐在船尾，而更多地憧憬著來日的藝術生涯。河網縱橫的家鄉，過河總離不開渡船，壓彎了背的大伯，臉上有傷疤的大叔，粗手笨腳的大嬸，白胡子老公公，多嘴的黃毛丫頭……還有阿Q吧，他們往往一起碰到渡船裏來了，構成了動人心魄的畫麵。我想表現，表現我那秀麗家鄉的苦難鄉親們，我想表現小篷船裏父親的背影和搖櫓的姑夫，我想表現……我想起了玄奘在白馬寺譯經的故事，我沒有取到玄奘那麽多經卷，但我取到的一些造型藝術的形式規律，也是要經過翻譯的，否則人民的大多數不理會。這個翻譯工作並不比玄奘的輕易，需要靠實踐來證明什麽是精華或糟粕，我下決心走自己的路，要畫出中國人民喜愛的油畫來，靠自己的腳印去踩出這樣一條路。
　　到北京了，我這個生長於南方的中國公民還是第一次見到北京。在北京天安門的觀禮台上，我看到第一個國慶節日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我這矮個兒拔高了，我的黃臉發紅光了。我被分配到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我多麽想將西方學來的東西傾筐似地倒個滿地，讓比我更年輕的同學們選取，起先，同學們是感興趣的，多新鮮啊，他們確確實實願意向我學習。過了一年多，文藝整風了，美術學院首先反對“形式主義”，說我是形式主義的堡壘，有人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我學了社會主義的藝術再來教課。社會主義的藝術到哪裏去學？我不知道，大概是蘇聯吧！說來慚愧，當我給同學們看過大量彩色精印的世界古今名家專集後，他們問有沒有列賓的，我不覺一怔，列賓是誰？我不知道。我曾以為自己幾乎閱盡世界名作，哪有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大畫家呢！查法文的美術史，其中提到列賓的隻寥寥幾行，我的知識太淺薄了！有一天，在王府井外文書店見到一份法蘭西文學報，頭版頭條大標題介紹列賓，這報刊我在巴黎時常看，感到很親切，便立即買回家讀。那是著名的進步詩人阿拉貢寫的介紹，文章頭一句便說：“提起列賓，我們法國的畫家恐怕很少人知道他是誰。”啊！是這麽回事，我幾乎要以此來原諒自己的孤陋寡聞了！我所介紹的波提切利、夏凡納、塞尚、凡·高、高更……同學們一無所知，但他們也很想了解。然而有人說我是在宣揚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並說自然主義隻是懶漢，而形式主義才是真正的惡棍，對惡棍不隻是應打倒的問題，要徹底消滅。造型藝術中的形式問題，沒有人認真研究。什麽是形式主義，誰也不敢去惹。在那些“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的眼裏，我這個從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滿身是毒素，他們警惕地勸告同學們別中我的毒。我終於被調到清華大學建築係，教教水彩之類偏於“純技法”的繪畫課程。後來又離開清華，到藝術學院任教，那已是提出“雙百”方針的時候了。
　　我被調出美術學院，不隻因教學觀點是屬於資產階級的，還有創作實踐中的別扭與苦惱。連環畫、宣傳畫、年畫……我搞不好，硬著頭皮搞，心情並不舒暢。我努力想在油畫中表現自己的想法，實現歸國途中的憧憬，但有一個緊箍咒永遠勒著我的腦袋一一醜化工農兵。我看到有些被認為美化了工農兵的作品，卻感到很醜。連美與醜都弄不清，甚至顛倒了。據說那是由於立場觀點的不同，唯一的道路是改造思想。我真心誠意地下鄉下廠，與工農群眾同吃同住，吃盡苦中苦，爭作人中人。勞動，批判，改造；再勞動，再批判，再改造，周而複始地鍛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想自己是改造不好的了，不能再表現我觸摸過他們體溫的鄉親們，無法歌頌屈原的子孫了！但我實在不能接受別人的“美”的程式，來描畫工農兵。逼上梁山，這就是我改行隻畫風景畫的初衷。

　　潘光旦先生在思想改造匯報中寫過的幾句話，我一直忘不了，因為寫得真實：“農民看到我用的手帕，以為是絲的（其實是布的），我很難過。他們辨出我抽的煙絲同他們抽的原來是一樣的，我感到高興。”我住在農民家，每當我作了畫拿回屋裏，首先是房東大娘大嫂們看，如果她們看了覺得莫名其妙，她們絕不會批判，隻誠實又謙遜地說：“咱沒文化，懂不了。”但我深深感到很不是滋味！有時她們說，高粱畫得真像，真好。他們讚揚了，但我心裏還是很不舒服，因我知道這畫畫得很糟，我不能隻以“像”來欺蒙這些老實人。當我有幾回覺得畫得不錯的時候，她們的反應也強烈起來：“這多美啊！”在這最簡單的“像”與“美”的評價中，我體會到了農民們樸素的審美力，文盲不一定是美盲。而不少人並非文盲，倒確確實實是美盲，而且還自以為代表了工農兵的審美與愛好。今年我去了華山，在華山腳下，有些婦女在賣自己縫製的布老虎，那翹起的尾巴尖上，還結紮著花朵似的彩線，很美。我正評議那尾巴的處理手法，她解釋了：不一定很像，是看花花麽，不是看真老虎！
　　我並不以農民的審美標準作為唯一的標準，何況幾億農民也至少有千萬種不同的審美趣味吧。我並沒有忘記巴黎的同學和教授，我每作完畫，立刻想到兩個觀眾，一個是鄉親，另一個是巴黎的同行老友，我竭力要使他們都滿意。有人說這不可能，隻能一麵倒，說白居易就是雅俗共賞的追求者，因之白詩未能達到藝術的高峰，但我還是不肯一麵倒，努力在實踐中探尋自己的路，不過似乎有所側重，對作品要求群眾點頭，專家鼓掌。
　　“搜盡奇峰打草稿”。三十個寒暑春秋，我背著沉重的畫具踏遍水鄉、山村、叢林、雪峰，從東海之角到西藏的邊城，從高呂古城到海鷗之島，住過大車店、漁家院子、工棚、破廟……鍛煉成一種生理上的特異功能。當我連續作畫一天時，中間可以不吃不喝，很多朋友為我這種工作方式擔心，有時中間勉強我吃一個饅頭，結果反倒要鬧消化不良的毛病。我備的幹糧，總是在作完畫回宿處時邊走邊啃，吃得很舒服，那才是西太後的窩窩頭呢。飲食無時學走獸，我特別珍惜這可貴的生活能耐，這是我三十年江湖生涯中所依靠的後勤部長啊，如今齒危兮，發斑白，怕我這位忠心耿耿的後勤部長亦將退休了！“旅行寫生”一詞，本不含有什麽惡意或貶義，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為“遊山玩水”但我一向很不喜歡稱我的工作為“旅行寫生”。我不是反對別人在遊山玩水中同時寫生，隻是我自己從未體驗過邊旅行邊寫生的輕鬆愉快。1959年酷熱的夏天，我利用暑假，自費到海南島去，背著數十公斤的油畫材料和工具，坐硬座車先到廣州。火車晚點，抵廣州時已是晚上10點來鍾，站上排著好幾條長長的隊伍，我兩肩背著、兩手提著笨重的行李，一步一步挪動著排在隊尾，弄不清隊頭的情況，隻好全憑別人的指點。我不懂廣東話，別人給我比畫又比畫，到底還是弄錯了，排了半個多小時的隊，才看出我原來是排在買西瓜的行列裏。於是重新排入登記旅店的隊，再排乘坐三輪的隊，及至抵達遙遠的一家小旅店時，店主人說沒有空床。我說是登記處指定來住的，他說那是昨天的空床，此刻已是淩晨1點多了。從廣州返回北京時，我的行李已變成大包的油畫，畫在三合板上，油色未幹透，畫與畫之間留有空隙，千萬不可重壓，但行李架上已積壓得滿滿的了。無可奈何，隻好將畫安置在自己的座位上。我從廣州站到北京，站腫了腿，但油畫平安無恙地到家了，我很滿意。
　　“四人幫”倒台後，我的情況好起來，被邀請出去作畫和講學的機會多起來，坐飛機、坐軟臥，而且當地總有不少美術工作者照顧著，陪同下去作畫，有時還有攝影工作者跟著，拍攝我作畫的鏡頭。我很不喜歡那些表現畫家作畫的鏡頭，絕大多數都是裝腔作勢，反使觀眾誤解畫家的工作。風和日麗的好天氣，一群人前呼後擁地圍著我一同到野外寫生，攝影師忙開了，要我這樣、那樣地擺姿勢，有時我正工作緊張，連蚊子咬在手臂上都抽不出手去拍打，可我卻往往要為被攝影而變換位置。
　　1979年的冬末，我在大巴山中寫生，冒著微雨爬上高山之巔，去畫那俯視下的一片片明鏡似的水田。正因微雨，煙霧濛濛的蜀中山色分外迷人。山高路滑，天寒手凍，居然還有一位青年女畫家羅同誌堅持著跟我上山。我們在公路邊選定角度，路邊的小樹尚未發芽，便將傘紮在它瘦瘦的軀幹根部，勉強遮著點畫麵和調色板，人蹲著畫，張開著雙臂的背又從另一麵保護了畫麵。細雨不停，我們的背濕透了，手指逐漸僵硬起來。這都不算什麽，最怕那無情的大卡車不時在背後隆隆駛過，激起泥漿飛濺。快！我們像飛機轟炸下掩護嬰兒的媽媽，急忙伏護畫麵，自己的背上卻被泥漿一再地揮寫、渲染，成了抽象繪畫。真可惜，這時卻沒有跟蹤的攝影師！
　　我之不喜歡“旅行寫生”這名詞，不僅是由於它會令人誤以為寫生是輕鬆的旅行，更由於它是對寫生的實質的一種誤解，“旅行寫生”不意昧著隻是圖畫的遊記嗎？最近有人問我對文人畫有何看法。我說文人畫有兩個特點，一是將繪畫隸屬於文學，重視了繪畫的意境，是其功；但又往往以文學的意境替代了繪畫自身的意境，是其過；另一特點是所謂筆墨的追求，其實是進入了抽象的形式美的探索，窺見了形式美的獨立性。由於傳統的民族心理習慣的熏陶，我愛繪畫的意境；由於對西方現代藝術的愛好，我重視形象及形式本身的感染力。魚和熊掌都要，我不滿足於印象派式地局限於一定視覺範圍內的寫生；我也不滿足於傳統山水畫中追求可遊可居的文學意境。我曾長期采用在一幅畫中根據構思到幾個不同地點寫生的方式組織畫麵，我稱之謂邊選礦，邊煉鋼。目的是想憑生動的形象來揭示意境。多數群眾從意境著眼，他們先聽歌詞。而對美術有較深修養的專家則重視形式，分析曲譜。作者嘔心瀝血，在專家與群眾之間溝通，30年過去了，30年功過任人評說。
　　我本來年年背著畫箱走江湖，而“文革”期間，在部隊勞動的那幾年中，每人隻能往返於稻田與村子間，談不上“旅行寫生”了。但背朝青天、麵向黃土的生活，卻使我重溫了童年的鄉士之情。我先認為北方農村是單調不入畫的，其實並非如此，土牆泥頂不僅是溫暖的，而且造型簡樸，色調和諧，當家家小院開滿了石榴花的季節，燕子飛來，又何嚐不是桃花源呢！金黃間翠綠的南瓜，黑的豬和白的羊，花衣裳的姑娘，這種純樸渾厚的色調，在歐洲畫廊名家作品裏是找不到的。每天在寧靜的田間來回走好幾趟，留意到小草在偷偷地發芽，下午比上午又綠得多了，並不寧靜啊，似乎它們也在緊張地奔跑哩。轉瞬間，路邊不起眼的野菊，開滿了淡紫色的花朵，任人踐踏。我失去了作畫的自由，想起留在巴黎的同行，聽說都是舉世聞名的畫家了，他們也正在自己的藝術田園裏勤奮耕作吧，不知種出了怎樣的碩果，會令我羨慕、妒嫉、痛哭吧！沒有畫筆，我在腦子裏默寫起風景詩來：

　　村外，水渠縱橫，
　　路邊，葦塘成片……

　　我的詩情畫意突然被一件意外的事情擊個粉碎。由於我的痔瘡嚴重起來，走路困難，讓我留在村子裏副業組養雞鴨。感謝領導的照顧，我工作中格外兢業業。但偏偏有一隻黃毛乳鴨突然死了，有人說我心懷不滿，打死鴨子是階級報複，於是解剖小鴨，說內髒無病，隻頭骨有青色，證明是打死的。指導員根據“無產階級立場堅定者”的匯報，要我向群眾檢查打死鴨子的思想根源。天哪，我怎能打鴨子呢？但像我這樣資產階級立場的人，講話隻能算是頑抗，指導員要發動全連批判我。夜晚，我這一向不哭泣的人落淚了。睡在同一炕上的同學勸慰我，我說這簡直是“十五貫”。第二天，這位同學用不平的口吻在群眾中評議此事，並又重複了我引的“十五貫”比喻。指導員又把我叫到連部，我以為他可能發現了自己的武斷與粗暴，要同我談談思想了吧！然而他更加憤怒了，聲色俱厲地責問我說過了什麽，我愕然了。他盛怒之下卷了卷衣袖：“老子上了《水滸傳》了！”我史摸不著頭腦，他看我確是尚未開竅，補充道：“‘十五貴’不是《水滸傳》嗎？你以為隻你聰明，我沒有看過嗎！”他終於沒有能發動起全連對我的批判會，因絕大部分黨員和群眾都主張先調查研究。

　　在部隊勞動鍛煉的末期，有一些星期日允許我們搞點業務，可以畫畫了。托人捎來了顏料和畫筆，但缺畫布。在村子裏的小商店，我買到了農村地頭用的輕便小黑板，是硬紙壓成的，很輕，在上麵刷一層膠，就替代了畫布。老鄉家的糞筐，那高高的背把正好作畫架，筐裏盛顏料雜物，背著到地裏寫生，倒也方便。同學們笑我是糞筐畫家，但仿效的人多起來，形成了糞筐畫派。星期日一天作畫，全靠前六天的構思。六天之中，全靠晚飯後那半個多小時的自由活動。我在天天看慣了的、極其平凡的村前村後去尋找新穎的素材。冬瓜開花了，結了毛茸茸的小冬瓜。我每天傍晚蹲在這藤線交錯、瓜葉纏綿的海洋中，摸索形式美的規律和生命的脈絡。老鄉見我天天在瓜地裏尋，以為我大概是丟了手表之類的貴重東西，便說：“老吳，你丟了什麽？我們幫你找吧！”
　　1972年前後，我回到北京，打開鎖了多年的凶宅似的宿舍，老伴和插隊的孩子們陸續返回。我在自己的家裏作起畫來，不必再提心吊膽。我又開始走江湖，擁抱大好河山，新作品又一批批誕生了。然而好景不長，“黑畫”風波又起，我將自己的畫分成許多包，分散地藏到與美術界無關係的親友家去。心想，也許等我火葬後，它們將成為出土文物吧！
　　真正能心情舒暢地作畫，那是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了。家裏畫不開大幅油畫，畫了也無法存放，我便同時用宣紙作起大幅水墨畫來，畫後便於卷折存放。在油畫中探索民族化，在水墨中尋求現代化，我感到是一件事物之兩麵，相輔相成，藝術本質是一致的。1979年，我個人畫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展出的油畫和水墨畫便是我探索的雜交品種。我不否認是藝術中的混血兒，有人愛純種，說油畫要姓油，國畫要姓國。他們的理由與愛好，誰也幹預不得，但在東、西方藝術之間造橋的人卻愈來愈多，橋的結構日益堅固，樣式也日益新穎，我歌頌造橋派！
　　劉姥姥進大觀園，長期與外界隔膜，突然回到30年前的學習舊地巴黎，在現代藝術的光怪陸離中，有時感到有些眼花繚亂，有時又不無一枕黃粱之歎！看了非洲的、美洲的、日本的、南斯拉夫的與菲律賓等的現代藝術，感到歐美現代藝術確是世界化了，麵目在雷同起來，頗多似曾相識之感，盡管是五花八門，日新月異，真正動人心弦的作品並不太多。藝術的發展不同於科學的飛躍，它像樹木，隻能在土壤中汲取營養，一天天成長，標新立異不是藝術，揠苗助長無異自取滅亡，但那種獨創精神和毫無框框的思路，對我們則是極好的借鑒。在巴黎已成名家的華裔老同學們的作品中，我感到一種與眾不同的親切，聽到了鄉音，雖然他們的作品是抽象的，但像故國的樂曲，同樣是熟悉的。也由於這東方故國之音吧，他們在西方世界贏得了成功！歐美現代藝術的世界化與民族藝術的現代化之間是怎樣一種關係呢？其間有一見鍾情的相愛，又有脾氣不同的別扭。我珍視自己在糞筐裏畫在黑板上的作品，那種氣質、氣氛，是巴黎市中大師們所沒有的，它隻能誕生於中國人民的喜怒哀樂之中。遺憾的是，世界人民看不到或太少見到我們的作品。30年前的情景又顯現了，又記起了回國不回國的內心尖銳矛盾，恍如昨日，不，還是今日。回國後30年的酸甜苦辣，我親自實踐了；如留在巴黎呢？不知道！秉明不已作出了估計嗎：“大概也走在無極、德群他們的道路上，排在他們的行列裏。”無極和秉明去年都曾回國，都到過我那破爛陰暗的兩間住室裏。為了找廁所，還著實使我為難過。我今天看到他們優裕的工作條件，自卑嗎？不，我雖長期沒有畫室，畫並沒有少畫。倒是他們應羨慕我們：朝朝暮暮，立足於自己的土地上，擁抱著母親，時刻感受到她的體溫與脈搏！我不自覺地微微搖頭回答秉明的提問時，仿佛感到了30年的長夢初醒。不，是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