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知青結局，中央來人了
調查陷入困境
調查組開始了“倒糞”似的調查，無非是車軲轆話來回問——敘述過程，誰先動手的……我們當然是奔著一絲一毫實事求是的精神講述。而作惡者都統一口徑——學生先動手打的人。
王國興、薑永田這兩位讓知青瞠目的“倒戈者”，這會兒頭上纏裹著繃帶，繃帶上塗了紅藥水，以示被打後滲出血了，可那“血”鮮紅鮮紅的，不像男生頭上的血是黑紅黑紅的，這不是明擺著把自己的愚蠢昭示給天下。莊戶人就是莊戶人，心計不夠，不合邏輯地為自己設計了一個無法下的台階。唉，連幹壞事兒也透著“厚道”。
王國興不大容易被人疑惑，老黨員，老書記，老貧農，兒子又是部隊上的人。這麽個裏外三紅的人，我們絕對想不到他居然會跳出來整治我們，調查組更不會懷疑他頭上紗布裏的傷是真是假。
李孝堂又穿上事前被葆玄拽破了的褂子，以示葆玄在武鬥中大打出手——把我的褂子都扯破了，要不是怕疼，他一準會在身上拉上兩刀表明學生是凶手。
調查陷入僵局，雙方各執一詞。作繭方為了甩清自己的罪惡，攻守同盟。所有的人不管是在現場還是沒在現場，一律咬定青山不放鬆，或惡人先告狀或作偽證，向調查人誣告——是知青先動手打人的並曆數知青怎麽個作惡法兒，偷雞、偷鴨、偷鵝、偷柴火、和社員打架、打楊坤，那幫淆（學）生可惡啦，誰誰誰，誰誰誰最壞，狠著那，差點出人命……凡此種種，不是學生先動手打人咋地？
“堂堂七尺軀，提防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人言可畏啊，用舌頭殺人，比那龍泉劍還厲害。曆朝曆代舌頭底下壓死人的事兒還少嗎？
我們平時的罪行被社員理直氣壯地當成了掩蓋他們罪行的強有力的武器。瘋狗亂咬人，往我們傷口上灑鹽——我們仿佛是在承受第二次挨打。
調查組不去找是否社員先動手打人的證據，也不去分析知青平時作惡和先動手打人之間的有機聯係，偏聽偏信，態度明顯傾向當地人。我們是人微言輕，他們對我們是一百個不信任，派飯全吃在社員家，怕吃了我們嘴短似的。
他們一提審我們先念語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然後就用教訓的口吻說“不好好接受再教育，不好好幹活，調皮搗蛋打架鬥毆，對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問題很嚴重”。
我們是一群沒背景，沒靠山，遠離親人，當地父母官又不關照的弱勢群體。而社員祖輩生於斯長於斯，千門萬戶，宗族根係茂盛，根基堅固，一些人更是與當地各種權利人士沾親帶故，社會關係萬縷千絲。
基於這這種狀況再加上調查組聽信讒言諛語，讓我們陷入混身是嘴說不清的被動境地。攪屎棍子們攪得讓調查組處於莫衷一是的尷尬境地。正在這時，轉機來了——
中央下文，家鄉來人
常說兩人吵架，吵急了眼甚至動手，就是因為“話趕話”。事情也是這樣，做著做著就大發了，嚴重了，這叫“事兒趕事兒”。我們這回就遇上“事兒趕事兒了”。
聽說黑龍江、內蒙兵團的幹部作下了，都是些素了多年的老兵杆子，久旱逢甘雨，雞鳴狗盜的葷了一大堆知識青年女孩子；還聽說好多地方的插隊知青與當地農民發生了激烈的矛盾衝突，雙方械鬥死傷人了……因此中央向各地下達了關於對待知識青年的紅頭文件。
內容說要愛護保護知青這個新生力量，要打擊嚴懲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不法分子等等，並往全國各地派了調查工作組，進行調查解決安撫落實等等一係列工作。幾千萬知識青年呢，趕上好幾個小國家的人口了，不安撫好了，大革命中又套小革命不好收拾。
於是，莫力達瓦旗也來了京官。剛來不久就和龍興二隊的“六四事件”撞了個滿懷。
新工作組下到龍興二隊時，公社調查組還沒有撤走，還在俺們隊裏雲裏霧裏地攪和，偏聽偏信地護犢子，執行著地方保護主義，竟然揚言要立即把知青抓走。而旗裏下來的工作組由三方麵組合：有地區的、旗裏公安局的、還有北京國家林業部的幹部。新工作組和原來的調查組不一樣，他們沒有地域宗族派別這些關係網的束縛，身份地位政策水平又明顯比後者高著一個檔次。
暴雨過後見彩虹，這樣一個陣容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希望。這時的社員依舊像祥林嫂一樣跟工作組反複敘述經過。我們雖然從精神到體力已經很累了，但為了還我們清白，仍然不厭其煩地訴說每一個細節。
新工作組跟前工作組不一樣，他們對我們另眼看待，不聽信流言蜚語，派飯也吃到我們屋了。社員這回聞出味了，覺得來者不善，飯做得也沒了心思，所以我們的飯，工作組說真好吃。
俗話說“流言止於智者”。意思是流言到了明白人跟前就傳不下去了，因為它禁不住分析。工作組冷靜不偏頗，按圖索驥，順藤摸瓜。
旗公安局的人因職業性質，破案比較專業。他們仔細地勘察了現場——為什麽大熱天的，隊部窗戶被牢牢釘死？為什麽那天隊部裏裏外外的雜物全不見蹤影？打碎的燈泡清掃了，打人的木棒也全部不見……現場已被人為破壞。各種跡象表明與社員說法不一，工作組抓住“說知青先動手打人”的疑點不放，繼續層層剖析——為什麽每次開會都到場的婦女、小丫頭沒來？為什麽平時開會從不到場的人也來了？比如薑永田。為什麽龍興二隊開會卻有龍興三隊的社員參加並且也參與打人？
學生如此“惡貫滿盈”又先動手打人，社員為什麽沒有一個受傷，而學生卻百分之百的受傷被綁？而且，經過驗傷證明男生的傷都是棍棒繩索所至。
學生說自己手無寸鐵，而社員又不能說清每人手中的木棍廣鍬從何而來。據證實，那幾天隊裏沒有做豆腐粉條，所以也沒有預備下燒大柴鍋用的木頭柈子（木棒子），這些木柈子一定是事先準備好了的。
為什麽隊長宣稱開會的主題是討論知青的工分問題，而李孝堂卻突然站起來把話題轉到讓王葆玄賠償衣服？一個賠償衣服的簡單問題值得讓李孝堂如此衝動揮棒打碎燈泡嗎？帶著全部疑問，工作組果斷製止了公社調查組要抓知青的做法，說沒有結論先不能抓人。
工作組把目標先聚焦到一個人身上“六四事件”的開打先鋒——李孝堂，準備拿他作為突破口。
事出此因
這天，過了晌午，李孝堂正準備套車去江套子拉條子，不想被工作組叫到隊部。李孝堂心裏犯嘀咕，叫我幹啥，學生說我啥了？是不是有人出賣我了。
調查者正言厲色給李孝堂講政策，把中央文件的精神說給他，讓他要明事理，不要做觸犯法律的事，如實交待打人事件。
李孝堂種地趕大車，哪兒聽說過什麽文件、政策、法律這些新鮮玩意，還一口一個中央，中央不就是毛主席嗎？這嗑嘮的咋這邪乎呢。
他開始篩糠（發抖），臉嚇得尿黃，目光恐慌不安遊離躲閃。他心想，他得說，老婆孩子老太爺一大家子人就靠他一人耍工分掙口糧呢，我要是不坦白交待，蹲了笆籬子這個家就毀了。
所有的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著人性的弱點，人高馬大的李孝堂也不例外。別看他平時甩大鞭子嚇唬人，罵人打人、逞凶拔橫的，這會兒卻像個受驚的地老鼠瑟瑟縮縮，在政策攻心下，他的心理防線不堪一擊，循著調查者的牽引把事件的目的、策劃、涉及的人……竹筒倒豆子原原本本全道出來了。
工作組又分別找了王國林、劉春江，事已至此不能死扛，他們也都像開水燙雞毛——禿擼得幹幹淨淨。
龍興二隊夏天的故事很簡單——一群目不識丁的莊稼人策劃了一場鬧劇。
龍興二隊的莊稼人不知道從哪兒聽說有的屯子把知青打跑了，這消息對於他們絕對是個極佳“賣點”。因此，他們也效仿人家要把我們打跑。社員覺得打知青就如同別的隊的豬羊牛馬吃了俺們隊的莊稼，俺們就得追攆痛打把它們趕走。在他們的意識裏，你侵占奪取了我的利益，我就要抗爭甚至用暴力奪回自己失去的利益，他們覺得這很正常，不知道這暴力裏邊會有法律問題。
龍興二隊夏天的故事也不簡單——王李劉這三個曆存仇隙的家族在打學生的舉措上竟然精誠團結一致對外。
王國興和李福常是策劃事件的主謀。這是兩個外圓內奸讓我們吃驚不小的人物，他們悄沒聲地串通了所有能動彈的人。
軍令頒布後，一聽說是抵禦“外侮”保衛家園，都樂意著呢，加上屯子小，一跺腳一聲咳嗽，響應者紛至，一蹴而就。
王國興、李福常負責串通聯絡，向四麵八方下達指令布置任務；楊坤家哥幾個負責劈打人用的木棒；李孝堂和倉庫保管員王貞負責準備捆人用的繩子；劉春江、王國林管著清除戰場障礙物，以防打人的時候磕著絆著，還防這些雜七雜八的家夥什兒萬一被學生抄起來反擊。怪不得隊部內外拾掇得幹淨利落原因就在此了。
最後設計了會場狀態、開會內容、誰先發難等一係列程序。
另外，打手中還注入了新鮮血液——龍興三隊社員，這是緣何？
龍興三隊是權勢最為龐大的屯落。那裏住著龍興大隊的書記付書記大隊長等，加上前文提到的在打人現場跳出來的旗公安局幹部李德，三隊真是個“高幹窩”呢。
得天獨厚的勢力網讓三隊這份兒拔大了。正好二隊李王劉姓也和這網絡裏的人沾親帶故。為了造大陣勢，他們事先和三隊串通好了請來兩三個幫凶。他們認為衙門有人即使犯了事也有撐腰的，不用害怕。怪不得李德那天晚上出現在打人現場，原來他也是策劃這場罪惡的人員之一，算是個幕後的草頭首領，他給打人者吃了一顆大定心丸，為虎添翼。
1970年，盡管是黑暗的文革年代，說良心話，除了黨政軍的權勢之爭，社會上燒殺掠搶盜竊淫亂比現在不知道少多少倍。“身無三分銀，家無隔夜糧”，人窮得掉渣兒，找不出幾個可以偷到細軟的人家，想是公安係統的人都閑傻了，那李德是閑昏了頭，居然就能執法犯法，摻和進“六四事件”。
三隊願意當幫凶，還有著他們的一枕黃粱夢——把二隊知青打跑了，殺雞給猴看，三隊也有和他們搶工分的知青，他們的陣營也會鬆動，不攻自瓦解。三隊知青是從林區來的，是一幫能吃飯的大小夥子，在他們眼裏也是搶他們飯碗的強盜。
於是，在策劃會上，“嗞，一口酒。叭，一口菜。”小酒喝著，土豆片子黃豆芽子造著——為了二隊老少爺們的利益，又都是親戚裏道的能不掏心窩子披肝瀝血嗎？一抹嘴“這事兒就這麽地，幹他個丈人的！”
寫到這兒，我長出一口氣。我這人很少喝酒，而寫這一章節就像酒喝多了似的，嗚哩哇啦收不住，絮絮叨叨沒個完，也不管人家煩不煩，強加於眼。
人家會說，你這算啥呀，文革打死打傷的人上千萬。這點我很清楚，我家親屬中就有文革死難者。但要明白的是，我是在訴說我插隊經曆過的事兒。文革的大麵積死傷人由社會各色人物去絮叨吧，文革這麽恢宏的戰場不是我等閑之輩能夠理論清楚的。
悲劇大結局
1970年的深秋，愛國代表莫旗的知識青年前往大興安嶺地區首府加格達奇參加公判大會。
黑龍江和內蒙兵團那幾個吃了葷食的幹部被判死刑或無期。
龍興二隊策劃打知青的主犯王國興、李福常分別被判十一年、八年。
因顧及王國興歲數大身體不好，李福常的孩子小家中沒勞力，故而二人監外執行，在家勞動改造以觀後效；富農子弟楊坤被判三年徒刑入獄改造。
行政處理上，王國興被開除黨籍，免除大隊副書記，當兵的大兒子解甲回家務農；李福常被撤銷小隊會計職務；住在龍興三隊那位在莫旗公安局工作的氣焰囂張的李德被撤銷科長職務留黨察看。
“六四事件”誕生在《中央關於落實知識青年政策》文件的懷抱裏，老百姓的話——踩點兒上了。
各就各位後，王國興走路時頭埋得更深了，下巴頦緊貼著鎖骨。他這個老黨員老書記可能到死也沒弄明白造成這場悲劇的根源在哪兒，真凶是誰。
王國興的閨女王丫蛋子真可憐，像個羽毛未幹又遭外傷的小鳥，聽不見她的歡聲笑語也不敢到我們屋裏玩了。
有一次，在地裏幹活歇氣兒的時候，她抖著膽愁眉苦臉地對我們說：“你看咱們平常關係挺好的，真沒成想俺爹這麽埋汰人，幹喪良心的事兒，真把俺們都氣死了，太對不起你們了，俺爹身體不好還得幹活改造，啥時是個頭啊，真愁死俺們了。”。
還沒等我們開口勸她呢，那女烏鴉陰婦女隊長陽怪氣幸災樂禍地張嘴了：“那愁的啥呀，讓你爹再組織一次打淆生（學生），然後你爹再把淆生救出來，你爹不就立功了？就能少判幾年了唄。”她腦子倒快，編排完了卻把個丫蛋子惱得不行，又不敢咋著她，小聲嘟囔：“你爹沒打淆生，你爹也好不到哪兒去。你二哥也綁人嘞，你咋不說，損架兒唄。”
我們隨後說了幾句不疼不癢絲毫作用也不起的安慰話，到把丫蛋子聽的胸脯一起一伏委屈又感動的不行。
丫蛋她大哥忠革從部隊回來了。他經常倆眼兒把我們追蹤得可緊，特想套近乎說個話那種。他不怕人家說閑話，常跑到男生或女生宿舍嘮個嗑啥的。給人的感覺是跟我們拉近乎就能減少他爹的刑期似的。我們倒不外他，他是他，爹是爹。他關注我們的眼神，對我們讓人不舒服的殷勤，在我寫這段曆史時腦子裏時隱時現。
李福常內懷殷憂，幾乎不說話了。磅秤跟前再也見不到他的身影，賬本也易主人。每天獨來獨往下地幹活，默默地與土壤陽光空氣交流。
他媳婦整天哭喪著臉，見人就訴苦“你說這可咋整啊，孩子這麽小，這日子可咋著熬啊，這些個該殺的玩意兒啊……”也不知罵的是包括她男人在內的打人者還是我們。
算起來李福常此時也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不知他八年刑期滿後是否又操起了算盤；他這個有點文化水兒的人，在不合理的農村經濟體製的重壓中，是否在自己常愛想點問題的腦子裏想明白了三十年前那場事件的始作俑者是誰嗎。
李孝堂、王國林、劉春江因為給人家當了回槍，泄露了天機怕遭家族報複，可能也怕我們策劃鼓動外鄉知青對他們進行反擊，不久就攜家帶口遷徙他鄉；富農老楊家被政府以階級鬥爭一刻也不能放鬆為由勒令遣返老家。
老楊家就要離開富庶的北大倉回到自己曆經千辛掙脫出來的苦窩去了。走的那天，新任車老板王林挑了五匹好馬，趕著一掛裝滿老楊家全部家當的馬車，把他家除去楊坤共五口人送到拉哈火車站。
後來聽說老楊家沒回他們那個窮得一年四季地裏長白霜（鹽堿地）的遼寧寧城老家，而是去了加格達奇和莫旗之間的一個叫“大楊樹”的地方。那地方“姓楊”，樹又很大，可能是老楊家遮風避雨的好地場。
龍興二隊的勞動力因此大量流失，呼家夥塌了田地。掐指算算戰事過後“犧牲”了八位“將士”，一下子陷入勞力緊缺的境地。
最得意的要算薑林了，李福常的會計活兒讓他幹了。他見到我們嘴咧得更大，笑得更有內容了，他不笑，我們也知道他心中狂喜的是啥——他的榮升是因了我們。
惡戰後，屯裏的雞鴨鵝是“受益人”，它們不再擔心會成為誰誰肚裏的美食，每天快活悠閑得像天使。
硝煙過後，我們天天被“溫柔笑臉”迎送，“草沒鏟幹淨、評工分、扣工分”……再也沒人嚼舌頭，拍拍腦袋都是好樣的，都給滿分。龍興小屯恢複平靜。
1970年6月4日打知青事件過後，我們隊知青紛紛找出路離開那裏，我也轉插到安徽老家，開始了獨自一人插隊的生活。
去幹校探望父母，劉元和爸爸一起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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