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永不停歇（畫說一生連環畫第十九集）
除了教書，運動，還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口號下永無休止的自我革命。我越來越適應這種革命，成為一個自覺的革命分子。
相比起搞運動、教書這些讓我日夜焦慮不安的事情，我寧肯幹活，盡管累，至少能讓我在精神上徹底放鬆。身處農村的學校，我們勞動的時間多得是。五十來個老師，加上幾百個學生，對於農民來說是不付任何代價的勞動力，各大隊都搶著要。春耕播種，搶三夏，戰三秋，冬天修水庫挖水渠，都靠我們這批勞動力。此外公社或各大隊還經常隨意地抽調全校師生去完成緊急任務，比如撓稻秧（把稻秧下麵的泥土挖鬆，並把稗子拔掉），摘棉花，捉玉米蟲……幹活最多的一個學期，隻上了四十幾天課。學校由“貧下中農宣傳隊”領導一切，最方便的事就是組織師生勞動。
在農村的這些年，我幾乎做遍了所有的農活，從播種到糧食入庫，全套農活沒有沒做過的。最怕的是打場，得飛快地把麥子或稻子送進脫粒機，沒日沒夜地幹，隻盼望機器卡殼，可贏得一兩分鍾的喘息，這一會兒功夫站著就能睡著。
除了農活，學校還自己蓋房子。小工大工——和灰砌磚、“掛袍（抹灰牆）瓦瓦（蓋瓦片，第一個瓦讀四聲）”——我都能幹。
我喜歡勞動，幹起活來生龍活虎，不遺餘力。我一直信奉年輕人要在艱苦的條件下磨礪自己，從小就樹立了一個堅定的信念——為將來要投身共產主義事業做好準備。
我不知道幹活也有“政治”（指人與人的關係），我甩開膀子沉醉在對勞動的享受中，卻開罪了別人。一次建校舍搬磚頭，一般女老師一次搬四塊，年輕一些的積極一些的搬得多些，五塊六塊。我搬八塊覺得還行，但是我幹活時總願意讓自己的能力達到極限，這並非為表現自己，而是挑戰自我的一種樂趣，是一種遊戲。我一塊塊地加碼，最後可以一次搬十二塊，磚頭把下巴頂得高高的，搬得大汗淋漓，心裏特別暢快。我忽然發現其他女老師冷冷地斜眼看著我，然後聽見了甩閑話“人家想當勞動模範啊”。
我聽出了端倪——群眾想搬四塊磚，你搬十二塊，就顯出你的進步，群眾的落後了，但是我不能跟著他們看齊，我就喜歡這麽幹活，即使非常地遭人恨，我仍然搬著我的十二塊磚，你們愛怎麽說就怎麽說。我總是被批評為“脫離群眾”，這樣的群眾脫離也罷。
比勞動更高興的事情是被公社借調辦畫展，畫影壁或寫報告，雖然是政治性宣傳，隻要離開學校，就會讓我感到愉快。我得到這些機會歸功於圖畫馬老師。
到學校不久，搞大批判，我畫了一張“拿起筆作刀槍”的宣傳畫，馬老師看到了，非常高興地找我聊天，像是遇到了知音。其實在畫畫上我什麽也不懂，畫得也幼稚。而馬老師六十年代初從藝術學院畢業，學的是油畫專業。他的繪畫技術絕對一流，畢業後因為出身不好分到這個小小的農村學校。以他的水平教這些溫飽尚未滿足的孩子們，純粹是高射炮打蚊子。馬老師不關心政治，常有懷才不遇的消極歎息。
1968年底永豐公社要搞一個展覽，用文字和圖片表現一兩年來公社抓革命促生產的成果。馬老師被調到公社機關畫畫，他點名要了我當助手。
同去搞展覽的還有小學調上來的愛畫畫的小章。我和小章先起草構圖，征求老馬意見，然後勾描著色。老馬隻管畫大幅的，用廣告色畫得跟大型油畫似的。在公社的那些天真是愉快，沒有階級鬥爭的風聲鶴唳，不管展覽的內容是什麽，我們是在畫畫。老馬給我們講構圖，講灰色調的豐富表現力，評論我們畫的長短。
這是當年（1968）我隨手畫的我們展覽會工作室。所謂工作室，隻有兩張拚起來的桌子。
來年春天我又被派到東玉河村為支左解放軍辦了一場階級鬥爭戰績展覽。
1969年全國上下大興建立大影壁畫毛主席像，寫毛主席語錄之風，馬老師立時成了搶手的寶。三夏期間，公社機關調老馬去寫大影壁，我又去當助手。影壁五米多高，三米來寬，寫的是“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老馬往上麵寫字的輪廓，我用白漆描出來。邊寫老馬邊感歎：“學了這麽多年油畫，就用來幹這個。”
一天我們正站在腳手架上寫字，來了一個人和老馬打招呼。我往下看了一眼，是個個子高高，麵孔白皙的年輕人。他們聊了一會兒，老馬爬上來說那是體育學院的一個朋友，這個老師給體院畫毛主席像，結果把毛主席畫成了花臉狸貓，收不了場，跑來搬救兵。三四年後這個人成了我的丈夫。
永豐中學也跟風建立起了兩個大影壁，一個在校門口，另一個在大操場。馬老師被到處借調畫影壁，已經不在學校，我就成了寫字畫畫的主力。在大操場的影壁有七八米寬，三米多高，紅底白字，“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全部由我完成。
校門口的影壁要畫一幅“毛主席在北戴河”的全身像，也是我的事。我從沒畫過油畫，去找老馬請教，他幫我分析色彩，教我畫油畫人像的步驟。一再鼓勵“你能行”，並保證如果畫不下去，他會來救場。
我也確實想一展身手，向我沒踏足過的領域進攻，就勇敢地爬上了腳手架。兩周時間畫像完成。人人誇讚。老馬特地回來觀看說：“想不到，想不到，一個女老師能得畫這麽好！”
我自己也非常滿意，毛主席畫像色彩幹淨，形象準確，為校園增光不少，在公路上離學校一裏多地，就可以看見“光輝四射”的毛主席像，很可惜沒留一張照片。文革後全國又一陣風拆除了所有的毛影壁，拉倒了所有的毛雕像。隨著毛主席像的倒塌，一個時代就這樣不留痕跡地結束了。
除了畫畫，我的筆頭功夫也派上了用場，全公社水利工程大會戰時讓我到公社宣傳組工作，在工地上收集好人好事、工程進度，寫成廣播稿鼓舞士氣。我幹脆創辦了一個“戰地小報”，自寫自刻，每天一期，內容同時還在廣播中播出。別看這小報就是一張八開的油印紙張，特別受各大隊領導和社員的重視，都以上小報為榮，農民們認為寫成文字印在在紙上的才算數。
一個夏收時節公社把我調到公社三夏指揮部，白天跟公社幹部到各個大隊參加勞動，晚上準備材料為公社書記寫總結，洋洋灑灑好幾萬字。三夏結束，公社書記李連生給全公社作總結報告。沒想到他好像一遍都沒看，念得磕磕巴巴。我從中發現了自己寫東西的問題：句子太長，不通俗，不上口。從那時起我注意寫短句，寫完了要念出聲，直到通順為止。
我注意一點一滴地改造世界觀。政治學習時間如果不念報紙或學中央文件最高指示，就讓大家自學。每人拿本《毛選》貌合神離地看著，一個鍾頭也翻不了一頁。我倒寧可自學，甚至每天晚上自己還在辦公室學習。我閱讀毛主席著作並非出於“無限熱愛”“無限崇拜”的階級感情，而是從中發現了不同於文學作品的另一個天地，凡是我不懂的我都有極大興趣去探究，我特別喜歡讀《矛盾論》，裏麵講的思維方式有助於擴展觀察世界的眼界。四卷本《毛選》我都讀完，又讀完了《列寧選集》兩卷本，所讀之處每頁的白邊上都密密麻麻地寫上了我的理解和感悟。
我的好學和政治上的進步永遠搭不上邊，關鍵是群眾怎麽看你，能否接受你。不知為什麽我總是落個脫離群眾的惡名。我知道“搞好群眾關係” 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們湊在一堆，家長裏短，蜚短流長。特別是晚上一群人集中到一個宿舍，扯一晚上閑篇或看一晚上電視。我試過一兩次，受不了，話題我絲毫沒興趣，更難受的是，閑扯淡的時侯我心裏是多麽心痛那些寶貴時間！
總說群眾的眼睛“雪亮”，而群眾的眼光總是讓你料想不及。比如群眾批評我驕傲自滿，根據是在辦公室坐的姿勢與眾不同，喜歡將椅子的兩條腿翹起來，往前伏坐或往後仰坐，坐姿東倒西歪，甚至一條腿蹬在椅子上。不知研究肢體語言的人對此怎麽說，我這種做法純粹是從小在家裏無人教誨養成的不文雅習慣，海燕倒是老為此罵我，她越罵，我就越要這樣坐，和她對著幹，和驕傲無幹。這些根本想不到的事防不勝防。為了拉近與群眾的距離，我簡直到了謹小慎微言不由衷的地步。
再重溫一下前些集畫的畫，從小就是個“非淑女，坐沒坐相。（腿踩在座位上的紫衣女孩是我）
躺沒躺相。（腿靠在牆上的是我）
看書也沒看書的樣子（對不起右腳畫反了，和左腳一順了）。
在我的思想改造的路程上，嘴饞始終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絆腳石。我愛吃，吃是生活中的一種享受，但時代告訴我們任何與個人生活有關的感官享受都是剝削階級的。其實我的美食欲僅僅是愛吃點肉。食堂最常見的菜是冬天熬白菜，上麵浮著一層膩蟲的屍體，夏天就是炒時菜。偶爾做一次溜肉片，兩毛錢一份，我必買。
學校裏農村老師多，他們幾乎不吃菜，就著從家裏帶來的鹹菜下飯，或者買半個菜，撒一把鹽就飯。和大家在一起吃飯，我盡量入鄉隨俗，有時候嘴裏實在無味，偷偷地跑到村裏的供銷社，買一毛錢粉腸，趁沒人的時候空口吃掉。
有一次供銷社來了香蕉，賣不出去，幾天後皮都變成黑色，裏麵也爛得棕色透明。售貨員小王勸我花兩毛錢包了圓。我請宿舍裏其他三個女老師一起吃，一人兩三個，一下子就吃完了。我把香蕉皮撮在簸箕裏，倒了出去。不知道哪個窗戶裏有眼，匯報到領導處。在一次開批評會上，農宣隊的胡大爺說：“據群眾反映，劉海鷗吃香蕉一簸箕一簸箕地吃。”群眾的意見是不能反駁的，我隻好默認了。我奇怪，分吃我香蕉的那幾個“群眾”，和多年前吃大寨蘋果一樣，這時候為什麽不說一句公道話。這就是群眾，我們天天念叨著“我們應當相信群眾”的群眾。
群眾犀利的目光是一把刀子，左砍右砍，我剛進校時還殘存的一點鋒芒，全部削平。
1973年被打倒的鄧小平複出，教育開始走上正軌，學校終於呈現出一點學校的氣象。老師們終於等到了他們的用武之時，歡天喜地，重新披掛上陣。
我本來培訓的是教語文。學校裏各科都缺人，我教的課不斷變動，語文、代數、幾何、珠算（現學現賣）、音樂、美術、英語、政治。隻要是沒人教的課，就讓我這個蘿卜去頂那個坑。好在我生性就愛嚐試沒做過的事情，每樣課程我都喜歡教一教。
我最喜歡教的是英語。為了讓學生學得有興趣，我編了一個外語短劇，在全校演出。那短劇講的是亞非拉美歐各國的人民在中國的天安門碰到一起，各自講述自己國家的反帝反修鬥爭，然後表示團結一致，共同為全人類的解放而鬥爭的決心。結尾時全體高唱英文的《國際歌》。短劇雖然十分形式主義，但是對農村學生來說很新穎，很受歡迎。四十多年和學生聚會，他們還在提這個英語劇。
沒高興多久，一個“黃帥事件”、一個“張鐵生事件”把教育界再次攪得天翻地覆。兩個人被譽為“反對師道尊嚴”和“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學校又經曆了第二次造反運動，口號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課堂上又亂開了鍋，沒有人再想聽課。
有一次英語課上一個學習很差的王同學寫了一首打油詩給我：“考英語，到期末，試單詞，背英課。兩個東西一路貨，死記硬背容不得，老師的屁股坐歪了。別的課都不會念，而第八課必須會背，這是資產階級的教學方法。請老師深深深深深思！！！”看到紙條，我當即給大家講了毛主席是怎樣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學外語。王同學不服氣，又寫大字報，說我壓製不同意見，堅持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應該徹底改造世界觀，狠批封資修思想。
校黨支部知道此事後，非常重視，立刻把這件事定性為“不僅僅是考試方法問題，而是兩條教育路線鬥爭的問題”，把王同學樹為“反潮流的小英雄”，並就此事在全校開展了大字報大辯論活動。我不得不寫了檢討自己的“師道尊嚴”，“分數掛帥”，“管卡壓”的教育思想，向學生道歉。然後，學校取消了英語考試，以評教評學代替考試。
不過我並沒有感到特別大的壓力，我已經習慣了各色運動的程式——先“抓典型”，再帶動一般。我理解黨支部想把“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結合，搞得活色生香，而不是針對我個人。
從那以後，沒有老師敢於用考試來約束學生，教學秩序又重新打亂，考試一律改為“開卷考”，教學並沒因此有任何改觀，考試時學生們拿著書本，想抄都不知道抄什麽地方。老師們要做的就是把大批大批蓬蓬勃勃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雜草送入社會。
1974年初，中央文革以全國規模的“批林批孔”為名開展了權勢之爭。師生們整天不是批孔老二殺少正卯，就是批宋公明的投降主義，還有“評法批儒”，學習曆史上的“法家”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林林總總，越批越荒唐。學校辦了批林批孔展覽，讓我畫宣傳畫。
除了開批判會，還有新鮮玩意兒——帶著學生“拉練”。這是跟解放軍學的，模擬實戰的行軍訓練，全校學生步行幾十裏地，到某個軍營參觀學習。
1975年又冒出來一個新提法“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什麽是資產階級法權，為什麽要反，大家都稀裏糊塗。公社要求學校教員給農村幹部講解資產階級法權，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我的頭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個什麽玩意兒，更不知道反資產階級法權目的何在。我啃了幾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大致弄通。在一個冬夜，在某個村的小學教室裏，黑壓壓地做了一屋農村幹部。我用最通俗的語言，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換開始，一直講到剩餘價值和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生。兩個小時講完了一本政治經濟學。
因為我對理論有興趣，學校又讓我教政治課，政治課講“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就是《實踐論》《矛盾論》的簡化通俗化的讀本。在毛主席著作中，我最愛讀的，讀了無數遍的就是這兩篇，教起課來深入淺出，得心應手。
我後來考上研究生，就得益於教政治課。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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