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十年離索後的大團圓 劉海鷗
一九七六年，中國天翻地覆。一月，周恩來總理去世，中國人民失去了最後的一點希望。四月，天安門爆發了大規模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民怨已經鼎沸。七月大元帥朱德逝世。八月，唐山大地震，數十萬人喪命。九月毛澤東去世，中國的事情終於有了轉機。十月份，中央一舉拿下有恃無恐把持政權的“四人幫”。文革宣告結束。
國家開始走上正常運行道路。一係列新政策的出台，令我家受益匪淺。我隻用了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順利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係的研究生，一雪大學落榜之恥。畢業後在北京高等學院教書。姐姐海燕也以她厚實的文學功底考上了內蒙師院外國文學的研究生。畢業後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做編輯。三妹克陽早已因為胃出血回了北京，分配到中學教書。
隻有四妹劉元還在農村，一去八年，招工上學都沒份。一九七三年，聽說淮北煤礦正在開發，需要大量工人，她從內蒙古的莫力達瓦旗跑回安徽老家落戶，呆了兩三年，招工無望，人家直接告訴她，你的出身不適於在煤礦工作。又聽說莫力達瓦旗多個單位都在招收知青，就再遷回莫旗知青點。水利學校招生，鐵路局招員，她都因為政審不合格，被刷了下來。有門路的知青都走了，最後隻剩下她一個人死守農村。
全家人急壞了，都在想辦法把她弄回北京。劉家人在這方麵很笨呀，不得其門而入，隻有辦“病退”一招兒了。當時辦病退成風，有病沒病都“病退”了。劉元強壯如牛，要從她身上找出點毛病來還真是有難度。朋友們出主意：“那就編唄，東北話說，‘吃柳條拉筐——能編’。有幾個人不是編的？能編就是勝利。”首先是要編一個當時的醫療器械查不出來的病症，比如頭疼。為什麽疼呢，再編，謊話也得說圓全了。朋友們集思廣益，終於想到劉元曾經有一次從馬車上摔下來過，雖然沒事，更沒傷到腦袋，但是可以拿來說事兒——從馬車上摔下來，摔成腦震蕩了。
病名和病狀好編，“辦”則不那麽容易。辦“病退”的手續繁複，要生產隊領導、當地醫院和接收地醫院證明確實有病才行。就是說得有層層機構跟你一塊兒編瞎話才行。還是好心人多，生產隊長痛快地證明這丫頭確實是從馬車上扔下來過。走一個人多一份地，好事呀；當地醫院的知青醫生心有靈犀地編寫了診斷結果——腦震蕩後遺症。能幫一個人脫離苦海就是積一份醫德；關鍵是北京方麵醫院的證明，騙過堂堂北京正規醫院的正規大夫不容易。為了老閨女的前途，本分了一輩子的老爹被逼得一起“吃柳條”。他托人拐了八道彎，遠親的朋友的朋友，打通了一個宣武醫院的神經內科大夫的後門。“看病”前，大家給劉元出主意，見醫生前晚睡早起，不要梳頭洗臉，別吃早飯。蓬頭垢麵有氣無力才顯出病痛的折磨。
大夫煞有介事地問了一通病症，在結論書上寫下幾個字：“植物神經紊亂，不宜勞動”。再給負責蓋章的有關方麵送送禮，當時的禮也簡單，一個“炸藥包”（點心匣子）、兩支“手榴彈”（酒）。
之後，一路綠燈，在農村呆了八年的劉元回到了北京。
辦事時大家緊張得捏把汗，幾十年後說起這一段，笑倒一大片。
爸爸去世後，在他的信件草稿裏發現了一九七五年寫給內蒙莫旗黨委的一封信，那是在劉元被推薦考水利學校，又因為政審不合格而未被錄取後寫的。
爸爸認真地向莫旗領導匯報了爺爺的曆史情況，申明自己大學畢業後就與家庭斷絕來往，沒有任何關係了。他又強調四妹是在解放後出生，紅旗下長大，是在社會主義教育下培養成人的，她的“爺爺”對她沒有絲毫影響。信的最後爸爸幾乎是在懇求：“她十七歲到莫旗插隊轉眼七年多了，和她一起去插隊的隻剩下她一個女生了。女孩子大了，做父母的為她操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和老伴都已年逾六十，體力日衰，但願能夠早日看見這個最小的女兒得以妥善安排，我們也就安心了。”
劉元看見這封信流淚了，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全然不記得爸爸寫過這封信，幾十年後，當年石頭心，現在為人母的我捧著這封充滿父親拳拳愛心的信眼淚撲簌直流。爸爸內斂木訥，對女兒的愛在心裏裝得滿滿的卻很少表露在外。女兒們遭遇不管哪個領域中的磕絆，他都會馬上用寫信的方式循導開解撫慰。
這封信現在想起來，爸爸似乎是在替他的父親為女兒贖罪，盡自己的微弱能力挽回因為階級路線帶給女兒的不公正待遇。我善良敦厚的爸爸他會這樣做的，盡管他的羽翼已經被風雨摧殘過度，他也一定要奮力張開它保護羽毛未豐的孩子們。”
一九七六年的某一天，劉元拖著插隊時帶走的破箱子，裏麵隻有一套千瘡百孔的棉襖棉褲（馬上就被媽媽扔掉了），出現在家門口，昭示著上山下鄉運動的終結。
劉家從此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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