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學校的複課鬧革命 （畫說一生第十八集）
1968年我被分配到海定區永豐中學。老師中的運動搞得人心惶惶（見第十七集），學生這邊同樣不好受。
學校正處於“無政府主義”最鼎盛的時期，老師的威風早已打翻在地。校園裏到處可以聽到學生們喊老師外號的聲音，公開地肆無忌憚地喊。我到學校的第一天，就有了一個外號——“縮脖壇子”，叫快了又變成“醋壇子”。我胖，脖子短，冬天穿了厚厚的棉襖，脖子完全看不見了。“醋壇子”還有發酵膨脹的意思（說起來，不得不佩服這些孩子外號取得形象）。不僅學生喊，甚至不論到哪個村子，連那些光屁股的小孩也追在後麵大呼“醋壇子”。我的自尊心再次大大地受到傷害。
雖說已經開始了“複課鬧革命”，重點還是落在“鬧革命”上，沒有教學大綱，沒有教材，不用備課，你隨心所欲地出點子吧，隻要與“革命”有關就能混過去，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抄毛主席語錄，帶一本《毛主席語錄》上課就夠。上了講台先敬祝一番，然後老師在黑板上寫語錄，學生在本子上抄，抄了一會兒，他們就沒了耐心，課堂裏又開始翻天。“你們對毛主席什麽感情”這樣的指責早就成了學生的耳旁風。實在上不下去課了，就讓大家一起念《老三篇》，這倒深受歡迎，不用動腦筋，不用費力氣，哇啦哇啦大聲一念，時間就過去了。再不行就唱革命歌曲，這是學生最喜愛的，個個抻著脖子扯著嗓子喊，聲音把房頂都快掀翻了。上課時間你聽吧，老三篇或革命歌曲的狂吼從哪個教室中傳出來，不用問，準知道那兒的課又上不下去了。一節課一節課就這麽打發了，真叫誤人子弟呀。
學生的心已經被文革初期的轟轟烈烈的造反行動弄得野性難收，想盡了壞招子搗亂。幾乎所有教室窗戶是玻璃都沒有了，剛剛安好新玻璃，就會聽到“哐啷”一聲玻璃打碎的聲音，然後就是一陣歡呼“玻璃翠（一種在六十年代風行的家庭栽培植物）！”（圖中女孩說“你發了”是郊區農村罵人的話）
學校管也管不過來，幹脆不裝玻璃了，由各班老師給自己教室的窗戶糊上報紙。報紙當天就被撕掉，冬天冷風呼呼地灌進來，坐窗戶附近的同學就不斷地嚷嚷冷，把課桌搬到遠離窗戶的隨便一個什麽地方，教室裏桌椅於是橫不成排豎不成行，呼啦啦一大片。這還不算，搬遷過去的學生或被“原住民”排擠或受到“原住民”的熱烈歡迎，不管哪種情況，都可以用“打成一片”這個詞來形容。
課堂就像是一個市場，課上女生旁若無人地大聲聊天，男生肆無忌憚地追跑打鬧，幹什麽的，說什麽的都有，還有打架罵人的，滿口與性有關的髒話，按下葫蘆浮起瓢，就是沒聽講課的。有一次一個學生上課公然抽煙，我過去從他課桌裏搜出煙盒，是最便宜的 “戰鬥”牌，俗稱“掐架”牌，一毛九一盒。裏麵還剩兩根，我氣哼哼地拿回宿舍自己給抽了（我怎麽會抽煙的，以後會說）。
教室裏吊著紙頂的天花板全都被捅破，長長短短的頂棚紙片掛在天花板上，頂子上一個個形狀各異的黑窟窿中不時掉下一團陳年的灰土。如果是灰頂，學生們就玩“點天燈”。一個火柴盒一根火柴，不知道用了什麽技巧，兩個東西一摩擦，火柴燃燒著就飛上了天花板，沾在天花板上繼續燃燒至燼，然後天花板上就留下一團黑色。每個教室的天花板都布滿了星星點點的黑煙斑。
桌子椅子沒有一個囫圇的，桌麵椅子麵都與下麵鐵架脫節，桌腿椅腿已經開焊，東倒西歪，上課時經常有人連人帶桌椅坍倒在地，引起全班大嘩。我強忍著不笑，差點把嘴唇咬破。
學校有一台黑白電視機，大約是全公社唯一的一台，放在食堂，每晚放電視，永豐屯甚至大牛坊村屯佃村的學生和農民都來了，從各個教室搬出桌椅，坐著蹬著踩著，滿滿登登擠了一屋子。
電視演完了，就有人摸黑順手牽羊搬走了學生的桌椅，順走老師們的飯碗、勺子。我的一個精致的銀勺就被他們偷走了。
每天上課總是缺桌子短椅子，學生為桌椅打架，老師去各教室借，好不容易找齊，一堂課也快完了。
後來去村裏家訪，才發現很多家都有學校的課桌椅，結結實實，完好無缺地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我帶的第一個班是所謂的“老初三”，學生是永豐屯的。永豐公社是海澱區最落後的一個公社，而永豐屯又是全公社最窮的一個村子，生產隊的分值也就五、六分，每年每個勞動力也就到手幾十元。學生們看不到前途，到學校來就是混日子。
有些學生比我也就小兩三歲，一下子摸到我沒有經驗的弱點，根本不把我這個班主任放在眼裏。我的班是全校最混亂的一個班。
冬天，值日生應該提早到校生火，可是值日生總是踩著上課鈴才到校，上課了火還沒著起來，學生們搓手跺腳，甚至全班有節奏地跺腳表示抗議。為了避免求爺爺告奶奶地請學生早到生火的麻煩，我起床後馬上先到教室去生火，沒有生火經驗，被煙熏得鼻涕眼淚直流。
好不容易把火生起來，學生也有搗亂的方法——嘔煙，待火勢剛剛穩定，就放濕煤進去，打開火蓋，關上煙筒的風門，濃嗆的煙立即布滿教室，一片咳聲，學生們都衝出教室，等門窗大開，濃煙散盡，教室裏像冰窖一樣，一堂課也過去了。
我最怕學校開大會，各班集合站隊，然後排隊去操場。學生成心和我搗亂，就是不排隊，揪住這個那個跑，好不容易拉了一支十幾人的隊伍，再轉身去教室叫人，出來一看，隊伍又散掉，人都不知去了哪裏。
一次整隊，學生把我整得筋疲力盡，我又氣又急，突然間覺得一下子垮掉了，再也沒有力量和信心了，我的眼淚湧上來，急忙跑進宿舍。流完眼淚，想著還是要以工作為重，又推門出去了。隻見二十多個小祖宗不知從哪裏鑽出來的，整整齊齊地排在教室門口。眼睛裏有點好奇又有點慌張地看著我。
我一遍一遍地閱讀《實踐論》《矛盾論》，按照“抓事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的教導，在班上男女班長身上苦下功夫。女班長吆喝起來，滿嘴髒話。奇怪的是同學們還都聽她的。她家我常去，窮得不得了，低矮的土房，土炕土地，一堆孩子。一天早上我去她家通知什麽事情，推門而入（那陣各家都不拴門的），一家人全都在睡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睡在一張大炕上，還全都光著身子。我嚇得趕緊跑出來。心想難怪這些孩子罵起人來一清二楚，全都是床上的事。
一次我對學生們的搗亂已經無可奈何，站在講台前一言不發，一個男孩子突然評論了一句：“獨立寒秋”。用得太恰如其分了，我的臉立時繃不住了，噗哧笑了出來。一笑不要緊，全班以十倍的瘋狂大笑來回應。還有一次我穿的灰藍色的棉襖罩衣稍短，裏麵的玫瑰紅色棉襖露了一條邊，一走進教室，立刻吸引了學生的眼光，不知從哪兒冒出了一個男生的聲音：“紅妝素裹”，我再也嚴肅不下去，又引起一場哄堂大笑。我發現自從接了這個班，我從來沒給過他們一個笑臉，難怪看見我的笑，他們笑得那麽開心。
那幫小祖宗一個學期後就“畢業”了，全都回家種田去了。讀書有用嗎？這就是為什麽他們根本不學習原因。
送走了這一班，領導把我安排到離校很遠的東玉河村教小學“戴帽班”。所謂戴帽班就是為了方便學生免走十幾裏地，而把中學搬到小學去上的一種新教學方式。老教師根本派不動，就讓新教師去。
東玉河十分偏僻，離公共汽車站有十多裏，還要穿過一大片莊稼地。周末回家路上，心情非常緊張，就在不久前，那片莊稼地裏曾經有一個少女被人強奸後勒死。區裏來的警察長時間破不了案，北京市公安局派來一個腳印專家，讓東玉河的男性都在他麵前走一遍，最後斷定是本村一個男青年作的案。
平日晚上不讓回家，實在無聊，約上鄰村的老師，到供銷社買上一瓶二鍋頭，兩毛錢粉腸，一包江米條，一包排叉，總共花上塊把錢，在老師們租住的農舍裏，圍著火爐擺上一桌，推杯把盞，罵罵各自的領導，說說張老師長李老師短，就這樣度過寒冬寂寥的夜晚，我們稱之為“窮歡樂”。
“帶帽班”隻辦了一年就辦不下去了，連老師帶學生一起回了中學。
從東玉河回來，又給我一個亂班。我不相信一個一個學生做工作還搞不好一個班。我利用下課和晚上時間一個村一個村地家訪。碰上下大雨或下大雪的天氣，沒有幾個學生到校上課，隻好放假。如果開恩不安排政治學習，就是老師們最輕鬆愉快的時刻，女老師聚集在一間宿舍，織著毛活，聊著大天，男老師下棋打撲克。我則利用這時間冒著雨雪家訪，了解他們的家庭情況，表揚他們的那怕是一點點優點。班上幾乎每家都去過了，個別生或班幹部的家去了不知多少次。
我對孩子們非常關心，一個學生在班上不斷地咳嗽，我給了他一瓶咳嗽藥，吃後見好。一個學生勞動時耳部被另一個學生用鐵鍬無意砍傷，我馬上騎車帶他上衛生院，自己掏錢給他看病，處理後又把他送回家。一個孩子坐二等車，在學校門前坑窪不平的路上摔下去，胳臂脫臼。我立刻帶她去村裏土醫生處正骨歸位，為了保險又帶她去積水潭醫院照片子，發現還有骨裂，打了石膏，然後把學生送回家，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學生媽媽千恩萬謝，打了四個雞蛋攤了一個大雞蛋餅，一定要我吃完再走。雞蛋餅忘了放鹽，難以下咽，我又不好意思說，勉強吃完。
我帶學生們步行去長城玩，在長城下給每個人都照相留念。這些孩子知恩圖報，再也不好意思上課折騰了。班越來越好，年底竟評上了一個五好班集體，我也評上了先進工作者。
有的學生從家裏給我帶來白薯，讓我感到很溫暖。
在學校工作十年，我收的禮就是那兩塊白薯。但是也有個別以權謀私的“事件”，一件是前麵說過的抽了兩根沒收的“戰鬥”煙。另一件是一個甲魚。有一個小鬧將毛小一天上學帶來一個甲魚，俗稱王八，拴著它在教室裏亂走，所到之處引起一片喧嘩。我凶神惡煞地沒收了王八，叫他放學後到我宿舍來領。
王八是大補，市麵早已見不到了，看著盆裏的王八，我真想拿去給爸爸媽媽進補。放了學毛小來要王八，我有點不好意思地問他能不能把王八送給我。毛小非常痛快地答應了。我立刻把王八拿回家給爸媽大快朵頤。
第二天，毛小上課特別鬧，目光灼灼地看著我，好像說“我給了你王八，你該放我一馬了吧。”
去年這班學生入學五十周年紀念，邀請我回國同慶，我和毛小說起甲魚的事，他早已不記得了。那個上課抽“戰鬥”煙的同學是什麽單位的黨支部書記，跟我說：“您若有任何擺不平的事，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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