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的變遷 劉海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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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爸爸用翻譯稿費五千萬元（舊幣，合人民幣五千元）買了一個四合院。四合院在市中心的一條小胡同裏，胡同外是傳統廟會街隆福寺。出了隆福寺街，往南走不遠是有名的商業街王府井大街。四合院雖然地處鬧市，卻是曲徑通幽鬧中取靜。
我們的家院子規整，房屋軒敞。三間正北房，兩側各有跨院，東跨院的耳房是廚房。西跨院有兩小間耳房，後麵還有一個衛生間。搬家前爸爸又花了五千萬元作了大規模的裝修，房間的青磚地都換成了花磚地。各屋都裝上了暖氣片，廚房裝置了暖氣鍋爐，和一個兩眼大灶。衛生間裏安裝了當時少見的白瓷洗臉池、大浴缸、花灑和抽水馬桶。在五十年代，比起一般人來，這樣的家庭真是奢侈得很了。
我們歡天喜地搬進了新居。媽媽住在北屋的暗間，我們姐妹四人住在耳房，爸爸住西屋三間。保姆阿巧住東房兩間。
袁家
此時四合院還不算獨門獨院，我們搬進去時原主人袁太太一家人還住在南屋的五間房裏。袁太太的丈夫是傅作義的高參，一“解放”就進了監獄，她帶著四個兒女和老母親生活，過不下去了，就賣了房子。袁太太跟爸爸商量先緩一緩，等找到地方就搬。
袁太太年輕時一定很漂亮，那陣大約四十多歲，依舊嫻雅端莊，皮膚雪白。她的四個孩子女的娟秀，男的英俊。
大女兒枚，是個美女，我們搬進去那年大學考試落榜，總是自己躲在小屋裏哭泣，不肯見人。後來緩過來了，跟我們混得很熟，每天晚上我們去聽她講鬼故事。她還是很有表演才能的，悄聲悄氣鋪墊著故事情節，臉幾乎貼在我們傻嗬嗬仰起的臉上，突然間她哇的一聲，“鬼來了！”然後在我們恐怖地尖叫中得意地笑著。晚上胡同裏賣花生米的吆喝聲傳來，她出去買五分錢的花生，沒有多少，分給我們一人幾顆，籽粒飽滿，還是甜的。
後來枚考上了總政文工團，演一些話劇中的小角色。她常送我們一些話劇票，我使勁在舞台上找她，好不容易才在一群匆匆而上又匆匆而下的群眾演員中找到她的身影。有一次她送來幾張電影票叫《青春的腳步》。我問，你是演主角嗎？她說我演“蒸餃”。這次她終於時來運轉，演了一個女主角，一個愛慕虛榮的女青年，被一個中年幹部勾搭懷孕，始亂終棄，前度男友不計前嫌，又接納了她。戲中那個中年幹部形容猥瑣，叫現在的女人看來就是一攤垃圾。電影的故事情節簡單化和形式化，枚的表演也嫌生硬，電影還沒公演就被批為大毒草，槍斃了，但畢竟這是她事業的轉捩點。後來她進入了電影製片廠，演了一些小角色，還沒成名就來了文革，十年後她已經是徐娘半老，但在《第二次握手中》演了第二女主角葉玉菡，從此冠以國家一級演員之名。
妹妹枝是學中提琴的，比大姐還要漂亮，圓臉大眼，身材既苗條又豐滿，穿著白色無袖布拉吉。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洋溢著傲岸之氣。她從來不與我們說話，甚至不正眼看一下。多少年後我才想通，這院子本來是他們童年的樂園，卻因世事變遷失去了一切，心裏總是有些不平衡的。
大兒子橋是拉小提琴的，也從來不屑搭理我們。他高個，身材勻稱，臉方方正正，一副公子哥兒瀟灑散漫的態度。雖然他不和我們說話，但我們這些女孩子見到他，總會表情不自然。他很早就結了婚，生了一個漂亮的女孩，又很早離了婚。
老四樑在我們搬進去時大約十五六歲。在我們看來已是很大的男孩子了。我們和他一開始就處得不好。他是最小的，還有病，父親又不在身邊，被媽媽姥姥慣得很厲害。常聽他大吵大鬧，斥罵他媽媽和姥姥。他發起脾氣來，發出像狼一樣的囂叫，很是滲人，而袁太太總是默默無言。
樑的模樣可不如哥哥姐姐，臉上肌肉橫生，臉和嘴都有點歪斜，和我們打起架來一副不要命的樣子，我們心裏多少有些怕他。他說話結巴，一結巴起來，嘴更歪。但是他有一副好嗓音，如果不是與家人吵鬧，就是唱歌。他總愛唱那一首歌：“空庭飛著流螢，高台走著狸鼪……”《夜半歌聲》裏宋丹平唱的歌。那時我們已經被宋丹平的形象嚇得膽戰心驚，聽說電影院裏還有人在宋丹平猛然轉過身來時被他的鏹水腐蝕的臉當場嚇死的。天天聽著“夜半歌聲”，尤其在夜間，我們姐幾個簌簌發抖，心裏恨死了他。
樑有一種怪病，隔一段時間就流鼻血，還不是小流，流得衣服上褲子上地上到處都是。一般情況下，老百姓處理流鼻血的土方，是拿一條棉花飽蘸涼水，掛在與流血鼻孔相反位置的耳朵上。但是這種辦法對樑已經不管用了，他們家是用墨汁止血。每次流血他媽媽姥姥就慌了手腳，高呼阿巧幫忙，於是我們也就跑到他家去看熱鬧。阿巧幫著研磨，研得濃濃的厚厚的，袁太太用宣紙吸透了墨汁，塞進他的鼻孔。樑倒在地上翻滾著，血一會兒就衝開了墨紙，黑紅的汁液冒出鼻子。他的臉紅的黑的染得像個鬼，衣服上，地上也都紅黑一片，全家人忙成一團。這樣的事每月都要發生一兩次，隻有在這種時候，他才失去了平日的威風，“吭、吭”地躺在地上捯氣。阿巧說這個孩子好不了了。果然他的臉越來越歪，說話越來越含混不清，腿和手都僵硬彎曲了，後來他死了，也就十六七歲。
袁家那些年接連死了三個人，先是丈夫，不知是槍斃了還是病死在監獄，然後是老太太去世，再後來是樑死。遭受了這些變故，袁太沒有心勁買房搬家了，和我爸爸商量後在大門洞以南砌了一段牆，他們自己開了一個小門自成一院。一個完整的四合院變成兩部分，我們占四分之三，他們四分之一。
文革時他們的房子被沒收，人被攆走。那院搬進一家人，工人成分，也姓袁。打起招呼還是袁家，很方便，不用改口。
陳英家
我們的四合院變成“三合院”。三合院也罷，我們都很喜愛，因為那是我們自家的獨門獨院，我們仍然稱之為四合院。
爸爸在院子裏栽種了許多果樹，有葡萄、桃樹、梨樹、柿子樹、核桃樹、棗樹，春天繁花壓枝，秋天鮮果累累。阿巧養了一群小雞，雞們追逐嬉戲，逐漸啼鳴下蛋，院子裏熱熱鬧鬧。院子當中還有一口阿巧搬來的明代茶葉末釉青色大缸，伏在缸邊看遊魚戲水草，碧水映藍天，給了我們無盡的樂趣。
1958年大躍進，說是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一大二公”是“共產主義”的根本特征，是城市農村社會係統改造的依據，也是衡量人心道德的價值標準。街道委員會早就看中了我家這塊風水寶地，要求我們家獻出幾間房子，或辦公共食堂，或辦幼兒園。想起這個靜謐的小院將大門洞開，打飯的人從早到晚絡繹不絕，或一院子小孩哭鬧聲不絕於耳，覺悟再高也很難接受，但是形勢逼人，到處都在“拔資產階級的白旗”，父母怎敢把住資產階級的陣地緊緊不放？尤其媽媽還是個共產黨員。
終於與街道達成協議，我們讓出東屋，搬進一戶人家。這家隻有夫妻兩人。女的叫陳英，男的叫葛榮。兩個人的名聲都不好，女的曾經當過妓女，男的據說曾是地痞。陳英長得不好看，卻很特別。細眼上挑，高顴骨，大嘴，尖臉，暴牙。身材苗條，卻凸凹有致，一付大奶，蜂腰，屁股大得不相稱，走起路來屁股擺得讓人擔心會把腰給折斷了，過去她一定是個非常性感的妓女。搬來時她也不過二十多歲，依舊性感。她說話綿綿軟軟，嗲裏嗲氣，向來稱丈夫“親愛的”。葛榮身材高大，膀大腰圓，長方臉，濃眉大眼，連毛胡子。一回家就抱起許英在屋子裏轉。
心裏最不平衡的是阿巧，她不得不搬到狹小的廚房住，痛恨這樣身份的人竟然占了她的屋子，更是看不上兩口子的作派，每經過東屋窗下，都要“呸呸”啐兩口吐沫以去晦氣。
其實他們與我家一向相安無事。最大的衝突不過是一隻刺蝟。大饑餓剛開始的時候，爸爸帶我們去東郊野地裏采草籽喂雞，我們抓到了一隻刺蝟，帶回家當寵物養起來。一天，刺蝟不見了，然後阿巧在陳英家的垃圾簸箕裏發現了刺蝟的皮，孩子們群情激憤。陳英解釋說是在院子裏發現的，不知是我們家的，就捉來吃了。後來她送來半斤牛肉作為賠償，那陣賣肉憑票一人一月半斤，牛肉根本不供給漢人，這半斤牛肉把我們的嘴堵住了。
陳英是個售貨員，就在隆福寺街工人俱樂部對過的水果點心商店，近水樓台弄得到牛肉。大饑餓時期她的鋪子裏有時賣高級點心，價錢十幾倍於普通點心。她會事先通知我家。鋪子裏擠滿了買高級點心的人，要排大長隊。輪到我們，陳英就把秤打到頂，我們覺得占了莫大的便宜，高興得不得了。
文革一開始他們就搬走了，說葛榮是地主分子，被遣犯回鄉。陳英抱養了一個小孩，不知住到哪裏去了。
老耿家
文化大革命的“紅八月”裏，紅衛兵勒令私房一律交公。我們的四合院無例外地變成了公房，我們一家人搬進了北屋，東屋西屋各搬進一家人。
東屋搬進來老耿家。西屋是貴子家。
老耿在首鋼的特殊鋼廠工作，算是真正的產業工人階級了。我們一家都喜歡這家人。耿大叔是個山東大漢，一口膠東話，性格熱心耿直，為人正派。耿嬸是一個瘦弱的家庭婦女，麵目清秀，賢惠善良，從來不會大聲大氣地說話。每周末耿大叔從廠子拿回一些工人換下的工作服，讓耿嬸洗，掙點外快補貼家用。他們有四個兒子，從六七歲到十四五歲，個個懂事聽話，有禮貌，長得都像耿嬸，文弱秀氣。
我家和他們一家處得很好，雖然是文革時期，他們也知道我父母都有問題，但是對父母十分尊敬。有時耿大叔到我們家來發幾句關於文化革命的牢騷，來的時候總是悄悄地溜進來，搖搖手一個指頭壓在嘴上，表示不要和他打招呼。他怕的是西屋貴子媽。
這個貴子媽是一個難纏的女人，天生具有攪拌是非的能力。她嘴上說得特別甜，但每一句話都可能掀起鄰裏糾紛。文革中她是個活躍的積極分子，很多人對她又恨又怕。不知道為什麽，她總是在說耿家的壞話，在街道上給耿家造謠生事，並公然地和他們過不去。四下散布：“別瞧老耿是工人，可是他老家是地主。”我猜想，她就是嫉妒耿大叔是正統的工人。耿大叔根本不屑和這種女人鬥氣，但是苦了耿嬸，耿嬸的文化不高，不能排解心中之氣，但她又不是跟人吵架罵街的潑婦類型，隻能隱忍，結果常常被氣得心口疼。後來據說貴子媽竟然到耿大叔的廠子裏攪鬧是非。耿家實在沒法忍受，就搬走了。
耿大叔搬走後有時還來我家坐坐，和爸爸媽媽聊聊天。每次來都貓腰穿過院子，仍是向我們搖手示意不要大聲招呼他，然後指指貴子家。一個大男人拿一個長舌婦一點辦法沒有。有一天老耿又來我家看望父母，說耿嬸去世了，她的“心口疼”被查出原來是胃癌，不到半年就走了，也就四十歲不到。後來耿大叔又結婚了，他說，女的對他的幾個孩子都很好。
韓嬸家
老耿搬走，房子一天沒閑著，又搬進來韓嬸一家。韓嬸原來也住在這個胡同，和我家隔兩個門牌。她丈夫是蹬平板三輪的，死了好多年了。韓嬸家裏窮得叮當響，卻養了一大堆孩子，叫些小崽、小禿、小嘎子一類的名字，她家到底有幾個孩子，至今我也沒弄清楚，因為她搬進來時孩子有的成家，有的插隊（插隊的那個孩子已經叫小五子了），有的蹲局子。
文革前窮人家的孩子都很老實本份，她家頭幾個孩子，工作的插隊的都是循規蹈矩的。下麵那些受文革教育的就不行了。有一個叫小嘎子的，我們剛搬到這個胡同時他才四五歲，冬天隻穿一個空心爛棉襖，沒有扣子，敞著懷，裸露著肮髒的小胸脯滿街跑。我爸覺得這個孩子特別有意思，長得又好玩，大黑眼珠子，見了麵總是逗逗他，問他冷不冷，小嘎子滿不在乎地吸著鼻涕回答不冷，又跑了。爸爸常說這個孩子真不容易啊。
搬到我家時，小嘎子已經十六七歲，是東城區一帶的“名偷”，花名“一站七”，意思是在公共汽車上一站地就能偷七個錢包，不過他見了爸爸，還是恭敬地喊“劉大爺”。
小嘎子反複地被抓被放，後來被送到青海勞教。過了幾年又從青海放回來了，那天院子裏熱鬧得開了鍋，前來慰問賀喜接風的道上哥兒們踏破了門檻，吆五喝六。其他各家都嚇壞了，各自把門窗關得嚴嚴的，心裏發愁這以後的日子可怎麽過呀！僅僅三五天，小嘎子就又被抓走，這一去，有幾十年沒回來。
我不敢多和韓家過往，隻是一般地打打招呼。
貴子家
西屋搬進來的是貴子家。貴子家原來住我家斜對門，一家六口住在十平米大小的小屋子裏，在胡同裏也算是最貧困的家庭之一了。貴子媽是街道積極分子，檢查衛生，傳達指示活躍得很，但是不知道為什麽，人們都不買她的賬，關於她難聽的傳聞多得是。貴子媽有一個雄心：要住上全胡同最好的房子，而全胡同最好的房子就是我們家的房子。文化革命給了她翻身得解放的機會，她不知怎麽說動了街道房管局，搬到我家的院子裏來了。坊間馬上傳言她跟管房子的科長如何如何了，不管人家有多嫉妒，她反正住進了胡同裏最好的院子。
貴子媽有四個孩子（還有一些孩子送了人，長大了常來看她），貴子和姐姐是前夫生的，關於前夫的下落，坊間也有很多傳言，好像是國民黨軍官什麽的。貴子有一隻眼睛是瞎的，傳言是被他媽虐待瞎的，是家裏最不招待見的孩子，盡管他又安靜又溫順。貴子的繼父是燒鍋爐的，每月二三十塊錢的工資，自己的親生兒女還不夠吃，貴子純粹是多餘的一張嘴，貴子的臉瘦成一條，我家阿巧可憐他，經常把他帶到廚房，給他點吃的。貴子有胃潰瘍，經常便血，貴子媽隻說是胃氣疼，富貴病，不用瞧醫生。六八年上山下鄉，像貴子這樣病病歪歪的人本可以留在城市，可是貴子媽硬逼著他去了農村插隊，山西雁北，最苦最窮的地方。家裏少一個吃飯的，省多少錢哪！誰知不到一年貴子就被打發回來了，拉血拉得厲害，出不了工，生產隊要他沒用。
貴子回來時瘦得像一片紙，臉色發青，大眼無神。分配不出去，隻能在家幹老娘們的活——折紙頁子，一天賺不了幾毛錢。自打貴子回來，貴子媽的臉從來沒有晴過，斥罵聲整天不絕。罵得最多的是“吃閑飯”。此話來自當時黨號召青年上山下鄉的一句口號“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家裏吃閑飯。”屋子裏默默無聲，貴子從來不頂嘴不反抗，讓我想到魯迅的一句話：“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死去。”魯迅說的沒錯，一天黃昏，貴子媽暴風雨般的叱罵後出門打醬油，貴子蹲在大門洞口吐白沫，渾身痙攣，我姐姐海燕經過時看他不對，問：“貴子，你怎麽了。”他絕望地說“大姐，我喝敵敵畏了。”他的眼神像即將溺斃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表明他並不想死。我姐姐立即把他背到隆福醫院，但是晚了，沒救了。大夫說，他的胃爛得像蜂窩，又是空腹，哪還經得住敵敵畏？
貴子和我一樣大，死時20歲。
事後，貴子媽毫無愧疚地跟我們說：“死了倒方便了，要不然小妹（貴子的同母異父妹妹）連換個例假帶（月經帶）的地方都沒有。”
胡同裏的老娘們簡直把貴子媽罵化了，貴子媽再也不在街道上張羅了。
1969年9月爸爸去了幹校，不久媽媽也要走了，家裏就剩了我一個人。貴子媽得知了消息，跑到我家跟媽媽說：“劉大媽，你們都走了，就剩下二姐單幫兒一個大姑娘可不是事。我尋思不如我們家搬到北屋陪二姐一起住。我家男人多，有什麽事一招呼就到，看誰敢欺負咱們！再者說了，二姐一個人孤苦伶仃的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我們搬進去，唔們娘兒倆還可以說個體己話。”媽媽想了一下，不顧我一個勁地使眼色表示反對，竟答應下來了。
去房管所辦手續時，辦事員奇怪還有人願意放棄正北房子送給別人，一再問你是自願的嗎？貴子媽攙著我的胳臂，搶著說，是自願的，我們娘兒倆比一家人還親呢。
一搬進北屋他家就在院子裏蓋起了房子，房管局的科長派人送來了磚土沙子和木料，房子的麵積不小，幾乎占了大半個院子。遮住了東屋的西曬，擋住了我家的窗子。流言少不了又是滿胡同傳。
爸爸在幹校知道媽媽自作主張把房子送掉後，氣得跺腳歎息：將來我們回去住哪？！媽媽一輩子對身外之物從不計較，頗有千金散盡的氣魄。爸爸又提到一件事，他父親留下來一幀橫幅——劉墉真跡“對鬆軒”。文革抄家時怕被紅衛兵毀壞，他特地買了一張“各族人民大團結”宣傳畫，放在鏡框裏，把“對鬆軒”的字幅藏在後麵。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房子讓給貴子媽時，沒有拿走這個鏡框。爸爸立即寫信給貴子媽，告訴她這幅畫如何名貴，請她細心保存，將來我們取回。
1970年春節我去幹校探親，爸爸讓我回京後去貴子家把字幅拿回來，我一聽就怨爸爸：“你怎麽那麽書生氣，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像她這樣的人，你還能指望拿回來嗎？”爸爸說：“不會的，不會的，她要這個字幅沒用。”
我知道沒有希望，但還是去了貴子家，貴子媽特熱情，說：“我們收到你爸的信就看了，裏麵什麽也沒有，不信你看。”她打開鏡框，裏麵當然什麽也沒有，也不可能有。
知識分子哪裏鬥得過心機婦人。
老魏家
貴子媽之後西屋搬來了魏家，老魏在中藥廠工作，魏嬸是家庭婦女，有時也到藥廠幹幹臨時工。老魏整天悶聲不響，魏嬸有點神神道道，愣頭愣腦，說話也是不著四六，但她對我不錯。我一個人在家時，魏嬸經常跑到我家，那時人們串門根本不需敲門，推門而入就是，看見我隨便弄口吃的，邊吃邊看書，就驚呼道：“哎呀，你怎麽吃這個呀，走，上我們家吃飯去。”她最拿手的是熱湯麵，手把手地教我做，肉、菜、麵一鍋煮，糊裏糊塗，我雖不習慣吃，但有人表示這麽一點關心，我心裏已經很感動。
有一次，她把藥廠的一個小工人帶到我家，死活要給我介紹對象。那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連他家庭成員也算上紅五類都占全了，正在入黨的道路上。聽到我爸媽情況，毫不猶豫拒絕了我。魏嬸哪懂這些玄機，雖然介紹不成，我心裏也還是感激魏嬸。
奇怪的是老魏不知為什麽總是打魏嬸，而且是深更半夜把她裹在被子裏，悶聲悶氣地打，聽不見老魏吵罵和魏嬸哭叫，隻聽見抽被子的嗖嗖聲。
爸爸從幹校回來以後，被推舉為“院長”，經常得給他們調停打老婆事件。有時甚至要談到深夜兩三點鍾。有一次鬧得不可開交，爸爸把雙方的親屬都叫來調解，老魏控訴說，魏嬸在廠子裏亂搞男女關係。雙方談判的結果是，立下字據：老魏不許再打老婆；魏嬸不許去藥廠工作。那時解決矛盾也夠簡單，立個字據，雙方遵守就行。
爸爸的口德很好，從來不和我們說魏家的是非長短，關於魏嬸的“風流”事兒是爸爸去世後我在他的日記裏看到的。
老魏也有四個男孩，剛搬來時，四歲到十四歲不等。大的和二的在文革前多少受過一些教育，很老實，尤其老二，聰明懂事，又有禮貌。小四長得特別可愛，蘋果臉，大眼睛，對我二姐二姐地叫得很親。可惜老三老四在文革中上學，什麽也沒學到，倒學了小偷流氓。小三還在小學三年級時，就經常趁我們不在家，爬牆翻過西跨院的柵欄門，跑到我家去偷東西（我們隻鎖柵欄門，不鎖屋門）。一次恰好被我們堵在屋裏，才知他已經數次進屋，偷錢偷吃的，還偷了一塊手表。到了半大小子時小三經常在派出所出出進進。小四也不學好，年紀輕輕就和女孩子鬼混，不去上學，整天聽見他嗬斥爸媽的喊聲。
阿巧家
東跨院的小廚房正式歸了阿巧，也算一家。在這個院子裏，隻有阿巧對我像親人一樣。家裏就剩我一個人的那些年，我每個周末才能回家一天。冬天，星期六我還沒到家，她已經把火給我升好，提前驅逐屋裏的寒氣，我從學校回家路上兩個小時，到家已經天黑，屋裏暖和和的。我總是給她留些錢，讓她幫我買些魚肉，幫我做菜，然後我們兩人一塊吃飯。她還會主動幫我買些白薯雪裏蕻之類的俏貨。夏天，她會花幾分錢買一大堆“臭街菜”，摘摘洗洗，我們倆在一起包餃子，餃子也不講究，直徑有三四寸。邊包阿巧邊說：我喜歡吃大蝦（口音，大餡）餃子。雖然餡裏隻放了兩毛錢肉末，但是阿姨做得很好吃。
家裏人來了信，我一一告訴阿巧他們的情況。阿巧不懂他們發配農村是怎麽回事，但是她會想盡一切辦法幫我買到父母姐妹們所需要的東西。
我二十四五歲了，阿巧整天操心我這“大齡女青年”的“對象”問題。時不時就會拿來一些男人照片，全被我拒絕了。記得有一個是隆福寺街上私人中醫的兒子，在中醫鋪給他爸抓藥，我之所以記得，是因為回家必經他的中藥鋪，好長時間我像做賊一樣，趕緊別過臉溜過他家門口。還有一個記得更清楚，陳公博的兒子，阿巧和陳公博的太太很要好，一定要把她四十來歲的兒子介紹給我，被我“嚴正”駁回。
不管怎麽樣，那一段的人生隻有和阿巧在一起才會感到溫暖
向陽院
那陣所有的院子都稱為“向陽院”，爸爸從幹校回來後，被選為“向陽院”的 “院長”，主要的工作是解決鄰裏矛盾，除了各家自己那本難念的經，鄰裏們還有鬧不完的糾紛，水電用多用少，樹上果實分配不均，誰家占了誰家的地界，都可以引發一場戰爭。
水電費那時候便宜得驚人，一噸水也就兩三分錢。電用得再多，每家也就兩三毛錢。但就是這點錢，每月繳費貴子媽總要鬧事，不是燈頭有大小了，就是人頭有多少了（比如我家有姐妹回來度假）。最後我家索性讓他們每月一家交五分錢水費，剩下的我家全承擔，電費一家算一個15燭的燈頭，其他的由我家承擔，這才沒人說話了。這點錢對父母來說不算回事，重要的是圖個安靜。
盡管我家承擔了大部分水費，貴子媽對我家的抽水馬桶還是不依不饒，跑到跑我家跟我媽媽說：“現在不是說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嗎，胡同就你們一家用抽水馬桶，這對你們家名聲也不好，不如拆了擋住別人的嘴。”她的哲學就是，你有的我也得有，如果我沒有，你也別想有。爸媽嫌馬桶多事，幹脆拆了。
沒了馬桶，就得到胡同的公共廁所去解手。
文化革命前，四合院及大雜院的西南角都有一個全院人公用的蹲坑廁所。掏糞工人背著大糞桶，拎著大糞勺每一兩個星期來一次掏廁所。文革中，解放了掏糞工人的勞動，各院的廁所填平，都到公廁解決。每個胡同修一間或兩間公共廁所，內有六七個蹲坑，每天早上廁所是最繁忙的地點，全都蹲滿了人，外麵還有人等著。早上各家端個尿盆去廁所倒，見了麵打招呼，問吃了嗎覺得不大合時宜，情急中“倒尿去啊？”成了早上見麵的問候。
公廁是個信息交流中心，蘿卜青菜肉的價格，婚喪嫁娶，張家長李家短。這邊老娘們說得歡，半牆之隔的男廁所也不示弱，國家大事，天下大事伴著屎尿滔滔不絕。
人人都能蹲廁所，劉家當然也能，蹲了廁所，爸媽和街坊鄰裏更融洽了。
1976年借著地震的由頭，又興起了蓋“防震棚”，各家跑馬占地，見縫插針搭滿了小棚子，爸爸種的果樹都被砍掉。四合院完全沒有了形狀，像迷宮一樣隻留了一條窄窄的過道通往各家門口，自行車都難以推進。媽媽說話刻薄：等我死了，人要立著抬出去。
八十年代初，我家台灣親戚來訪，基本算是兩岸鬆動後的首批來訪者。為了國家的臉麵，廖承誌、段君毅親自作批示，“落實私房政策”在我家率先得到執行。
閻王好見，小鬼難纏。房管局說房子可以還，不過你們自己得為院子裏的其他幾家找房子，並動員他們遷走。可憐的父母到哪兒去找幾套房子？！房管局又提出一個方案：把四合院賣給國家，國家再給你們安排三套相應的出租住宅。也隻好這樣了，幾個女兒都結婚生子了，總得有個地方住呀。四合院賣給了國家，國家給了兩千七百多元，其中包括償還十幾年各家交納的房租。爸爸媽媽坦然地接受了這筆象征性的房款。得而複失，失而複得，一輩子如此，習慣了。
全家人告別了居住三十年的四合院，分別搬進了鴿子籠般的塔樓裏。
每次回國我一定要回四合院去看看，一年年過去，老鄰居幾乎都離世，2019年回去見到的基本都是陌生麵孔。
西跨院耳房已經幾易其主，整個小院都蓋了房子，和耳房連成一體。我和房主說自己是老住戶，想進去再看一眼，遭到拒絕。
北屋的貴子媽一家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在房管局的幫助下，搬到兩居室的樓房裏了，那時住樓房是北京居民的最大理想，至少貴子媽可以用上抽水馬桶了。
西屋還屬於魏家，他們把西屋改成獨立的三間房出租給外來戶，自己不知搬到哪裏了。
東屋兩間也隔成單獨的房間，一間是韓家大女兒和老伴及孫女住，屋子裏連個站立的地方都沒有。另一間給了小嘎子，我去時一個年輕人在裏麵，是嘎子的兒子，我問他能不能上他家在大門洞搭的小閣樓俯瞰一下全院。那年輕人很客氣地把我帶上小樓（也租給了外來戶），除了雜亂無章的瓦頂，什麽也看不出來了。
全院子的人滿懷希望地等待著拆遷。這塊在市中心商業區的地皮如今價值千萬貫，家家都可以得到一大筆搬遷費。胡同已經拆掉了一半，推土機挖土機張牙舞爪地包圍著剩下的房屋。我不忍再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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