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談朋友 作者劉克陽
對不起，小鄭
我插隊的第三年的春天，村子裏來了五個大學生，他們可是稀罕物，村裏有文化的年輕人願意和他們接觸，知青們看見“白麵書生”們，覺得還能接受。他們是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分配到忻縣專區的，還沒開始工作就又下放到農村了，戴了頂冠冕堂皇的帽子——“整社工作隊”。他們有些自負清高地落了戶，其實內心對這種工作的安排懷著極大的不滿。他們畢竟與眾不同，是比我們高一級的“知識分子”，可知青中狂傲者也大有人在，理也不理大學生們。
說來可笑，我和小高被工作隊相中，收編到他們之中輔助工作。所謂工作就是開各種會議，無非是每晚召開生產隊會、大隊會、隊幹部會、貧協會。
我一貫就不參加任何團體組織，但工作隊讓小鄭和他的同學找到我，以命令的口氣讓我參加工作隊，美其名曰是“革命工作”。我堅決不接受這項工作，我說：“我們知青四十多人，他們有的是當過各種幹部的,而且非常願意拋頭露麵……你們別拿我開心了。”小鄭一本正經地說：“我們就看上你了,這是組織的決定……”他還說是省組織部下放幹部老王和他們大學生的黨員共同研究的。嗬，還用組織壓我，我就不信了。他不聽我的辯解，繼續說：“你和小高從今天起就是工作隊的成員，聽我們安排！”小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更納悶了，怎麽把我們倆同時選上了。本應受寵若驚的我徒添煩惱——我一個非黨非團人士，摻在其中，自覺可悲。省組織部下放幹部老王責成小鄭發展我“火線”入團。我“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應該從永興村開始的，小鄭是我的入團介紹人，因此他與我之間發生了一段不解之緣。
一天，我正在宿舍休息，因為是工作隊員，可以不下地幹活。我在窗前讀《安娜·卡列尼娜》，忽然一雙手把我的書奪走，我吃驚地抬頭看，是小鄭，他和同學來通知我晚上開會，其實我早知道了。小鄭把搶到的書翻看了一下，壞笑道：“你竟敢看這種書？”他轉頭對他的同伴說：“沒收了，走！”我哎了一聲，剛想反抗，他倆揚長而去，頭都不回，邊走邊說：“正好沒書看，早知這有，早來了，得來全不費工夫。”我狠狠地盯著他們的背影，無可奈何。我哪裏知道他是暗藏玄機，他知道我肯定得去他那裏要回我的書。我去他們住的老鄉家討要書的那天，小鄭一個人在屋裏寫寫刻刻的，他知道我來的目的，看著我笑，我一句話沒說，從炕上拿了書扭頭就走,他著急地跟出來，雙眼盯住我，問：“怎麽就走了？”我徑直走掉了，不想多說什麽。
小鄭，中國人民大學政治係畢業生，貧農出身，黨員，個子矮小,雖然比我們大兩三歲，我們都叫他小鄭。他外表正經但非常機靈，能從河南農村考到北京的大學,不容易。他寫了一手聰明字，自從他們進村後，村裏滿牆滿壁刷的大標語都出自他的手，什麽“農業學大寨”“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村裏張貼的安民告示也由他執筆。我感覺隨著他們進村，文革的火藥味又來了。恃才傲物的小鄭目空一切，永興的秀才永貴靠邊站了。一天，我看見永貴在告示前麵仔細端詳，我湊過去問：“字還行嗎？”永貴忙說：“好，好，人家是什麽人呀？見過大世麵的。”我知道永貴在大學生麵前自慚形穢，我不屑地說：“哪兒有你的字好呀？別看了。”永貴沒說話，扛著鋤走了。永貴雋秀瀟灑的書法的確更勝一籌，那可不是浪得虛名，逢年過節全村的春聯都出自他的手，紅白喜事的條幅也是他包攬，原因就是字好人更好。
小鄭們的工作隊一事無成，瞎忙活半年後走了。他們匆匆離開永興，為自己奔前途去了。他們離開村子的時候我在北京，回來才知道，很快我把他們那些人淡忘了。生產隊因為我老開會不動彈，大學生工作隊一走，秋後算賬把我的工分評得最低，跟老捏捏(老太太)小丫頭們一個檔次，我把無名火都發到工作隊身上，是他們害苦了我。
1971年10月的一天，我從地裏動彈回宿舍，同屋人遞給我一封信，沉甸甸的，字跡很陌生。我打開信，迅速地翻到最後一頁，小鄭的名字赫然紙上。是他，還是那工整漂亮的筆跡，居然洋洋灑灑地寫了十三頁。他問候完我，向我匯報他現在的工作生活情況，對工作的不滿，繼而對文革的怨恨都傾訴在紙上。在第五頁的紙上，他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林彪叛逃，在蒙古摔死了，中央分裂，爭權奪利，鬥爭十分激烈。諱莫如深的“情報”來源幾句話說不清楚，但小鄭還是把這件事情寫了四五頁。緊接在這消息後，他的筆鋒急轉直下，向讀信人──我，傾吐愛慕之情，字裏行間流露求愛的真情。林彪之死讓我狂跳的心還沒靜下來，他的突如其來的表白讓我頭暈目旋。我一口氣看完信，第一反應是這封信不能留。第二反應是我和他是不可能的，我那時已定下目標──回北京，正為我病退之事在北京、太原(知青辦必須要我在太原的醫院開出疾病的證明，以防在北京的醫院開的證明弄虛作假)和原平三地之間奔走。
我不知小鄭早已暗藏的心思，而我的心思是“混”到頭之後就回北京，擺脫這裏的一切。小鄭的信在我的心中掀起一小片波瀾，悄無聲地又平靜下來了。
小鄭在縣城裏根本不知道他心儀的姑娘把信、把他的熱望已埋葬。沒有幾天，他又給我寫信，信封下麵的地址寫的是忻縣專區電影隊，我因此得知他被分到忻縣了，還被分到舒服的文化單位，他很為此而自豪。那年代多少名牌大學畢業生被分在深山野嶺、戈壁荒漠，我知道他是因為根紅苗正，得到一個好工作。小鄭邀請我去他的單位玩。
我對他的“高就”無動於衷，我認為那是與我毫無相幹的一樁事，我堅持我的原則，不回信、不理睬、不給他任何希望。
小鄭的鴻書熱信沒得到一絲反響，我想象得出他是如何沮喪。我同情他，絕對不是可憐他，他除了個矮，那麽好的條件——貧農、黨員、大學生，一定能找個好媳婦，我一個我行我素的人不會讓他有好日子過的。
林彪事件讓我震驚，閉塞的永興讓我再也無法忍受，我要走，小鄭的信更觸動我的歸心。不久我辦好了回北京的手續，臨行前決定到忻縣向他告別。
一個風和日暖的早晨，我邀了好友小高去了忻縣。很容易找到電影隊，傳達室的人進去叫出了小鄭，小鄭笑眯眯地走出來，看見我身邊的小高，他的神情有些不自然。我告訴他我回北京的消息，從他不自然的眼神裏，我看出他的失望無奈，他的臉色由紅潤變白了，變的很難看，毫不掩飾地生氣了。我不敢直視他的眼睛，但是我看見他的眼光裏的憤懣。他不再說什麽，我知道趕快離去是最好的結果，小高很尷尬，她看懂了一切。我後悔我的所為，給一個好人──小鄭、一個好友──小高，帶來不愉快，我實在不知怎麽辦，我一貫是有信必回的人，但對小鄭我沒這樣做，我想以親自向他告別的方式告訴他，我們的事是不可能的，這是我認為的禮貌，但還是讓他生氣或許更憤怒。
我像做錯了事，落荒而逃。小鄭，好兄長，對不起，原諒我的簡單、無情，不忍心傷你卻又深深地傷害了你。
幾十年後的今天，每當我看到我的學生字寫得龍飛鳳舞、歪七扭八時，小鄭那秀美、不俗的書法就呈現在我的眼前，小鄭，你在哪兒？你好嗎？
好孩子小沈
七零年夏天我去鹹寧文化部五七幹校探望一年沒見麵的爸媽。
鹹寧的氣溫高達四十多度，我是不怕熱的人，但是鹹寧的酷熱把我擊垮了，晚上熱浪和蚊子共同襲擊著我的身體，一分鍾都睡不著。爸媽頂著烈日還要勞動，沒有期限的苦役，太殘酷了。我跟他們下地，幫媽媽燒水給全體幹部下工後飲用和洗涮。
一天爸爸告訴我幹校的共產主義學校放假，組織學生去湖南韶山毛澤東故居參觀，他為我交了旅遊費，讓我跟他們一起去玩玩。我又高興又慚愧，我二十多歲沒有孝敬過爸媽一分錢，卻讓他們一直供給我生活費，還出錢讓我去旅遊。
我跟學校的師生出發了，幹校子弟都是比我小五六歲的孩子，我好像跟這群孩子沒有話可說，隻有一個跟我一樣是插隊的，也是來鹹寧探親的小沈，可以說上幾句話。他爸爸是美術編輯。上了火車，一個女孩叫蕭荔的坐到我身邊，跟我打招呼，交談之下才知道她是蕭乾的女兒，她爸爸和我爸爸是近二十年的同事。我旅途中有一個女伴也不寂寞。
到了長沙是晚上了，領隊的老師把我們帶到一個旅館。旅館沒有床鋪了，老師不想再換地方，讓老板想辦法解決我們十幾個人睡覺的問題，逼著老板（旅館負責人）在過道增加臨時床鋪。老板搬出夠我們每個人一張的竹床在樓梯欄杆旁邊一溜排開，沒有被褥，我們合衣躺下，把書包當枕頭。過道人來人往，上街回來的，洗漱的，亂糟糟的，我們就在噪雜的過道裏躺著。一直到很晚周圍的人們才安靜下來。長沙比鹹寧溫度低了幾度，雖然還是熱但沒有酷熱難耐的感覺，加上在幹校幾天根本無法睡覺，在這個簡陋髒亂的旅館居然睡著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坐車去了韶山，參觀的人已經多極了，無限崇拜的人群從全國各地湧向韶山，小山村每天接待數以萬計的人。不知是天大的笑話還是無知的悲劇，我們隨著人流走了一圈，當天就坐火車回到湖北。這次旅遊最大的感受就是長沙比鹹寧涼快一些，但是一路上腦子裏還縈繞著鹹寧的熱浪，為爸爸媽媽難受。
還有讓我始料不及的是，一路同行的小沈（比我小三歲）看上我了。小夥子瘦高清秀，規矩，好像上的一所好學校，看來就是一個好學生的模樣。他總想接近我，跟我說說話，可是蕭荔總是緊緊拽著我，不讓我跟其他人接觸。小沈隻能默默地注視著我，我對他沒有一點感覺，直到回到幹校，他爸爸到爸爸的宿舍看我，我才覺得不對勁。爸爸和沈叔叔不是一個部門，沒有任何業務往來，爸爸對他的來訪一點都不在意，在幹校，大家都沒有部門的界限了，完全打亂編成連排班。小沈爸爸好像說我們倆都是在山西插隊的，希望多聯係，他跟我要了我的地址，我也沒有往心裏去。我很快就收到小沈的信，秀氣的字跡，流暢的表述，寫了一些對我印象很好之類的話，也是希望多聯係，他寄給我一張他的照片，我把照片貼在我的相冊上，給他回了信。從此沒有下文了，鬧不清什麽情況，跟他再沒有聯係。
那時候我們這些二十歲左右的插隊生都處於動蕩時期，想交異性朋友，但是顧慮重重，人分兩地，見不著麵，不能深入了解，遇到風吹草動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麽變故。小沈後來怎麽樣了，我也沒讓爸爸打聽，我一個老大姐跟一個好孩子應該是無緣無份的，別讓他還抱有什麽想法，我隻想著怎麽早點離開山西那個村。
連謝謝都沒說
怎麽才能回北京落戶是我心頭的症結，我想我是帶病來的山西，我還是得以病為理由回北京。正在這時一個人闖入我的生活，他是知青中的王同學。
王同學一米九的高個子，戴副眼鏡，文質彬彬的，我隻聽說他跟我同歲，是西城一所不錯的學校畢業的。他是跟他的表哥到我們隊的，除了表哥，他跟其他同學鮮有來往，也不介入同學之間或同學與老鄉之間的爭鬥。我們搬到知青宿舍後，沒有看見他，也沒有關心他們住哪兒，後來才知道他和表哥還住在老鄉家。在村裏我和他隻是擦肩而過，沒說過話。
1971年的秋天，在村裏一個沒有知青看見的地方，他突然叫住我，跟我說話，我們倆都有點不自然，雖然沒說過話，彼此陌生又熟悉，畢竟都是北京人，到這裏生活三年了，我們四十多個知青還是同心同德。
我不知道他什麽時候注意上我了，那時我隻是一門心思盤算怎麽能辦回北京，對周圍的事視而不見。我對他印象不錯，他不張揚，很低調，像是有教養的家庭出身。我隻知道他常到縣城去跟什麽人打籃球，具體行蹤一無所知，他住在誰家，距離我多遠，我更不知道，可以說形同陌路，界限分明。男女生接近被一些知青認為是不好的事情，幾十張嘴能無中生有地編出八卦故事。劉元從內蒙回來說他們那有一對知青（女生我認識，已經老大不小了）談戀愛，被隊裏的幾個少不更事的知青女孩罵他們倆是流氓，把他們的被褥從屋裏扔出去，多麽無知可怕的事。在這裏某些人對我的評價一點兒也不比他倆強，幾十年後我聽說我們隊某人說起我“是表現最差的一個”，我知道其原因就是在村裏有兩個男生追求過我，大概認為是傷風敗俗的。
王同學很快平靜下來問我是否想辦回北京，他眼鏡後麵的雙眼明顯地沒有直視我，我感覺他早就注意我了，怎麽一下就問到我的心結。我說是有這個想法，但是縣知青辦看見我北京的病曆，說不行，必須到太原的大醫院重新複查，照片子，寫病曆。我正在考慮怎麽去太原，住在哪裏，到哪個醫院看病？太原我隻是路過，一點兒都不熟悉，這個事已經拖了幾個月了，左右為難，氣惱知青辦辦事死板，不通情達理，著急到太原的花銷太大怎麽辦，我的所有零用錢都是爸爸媽媽給的，這次要是去太原吃住行看病都要花錢，我真是不想去，但是不去不行，知青辦怕知青弄虛作假，想出了這些萬全之策，回北京的急切心情讓我心裏又急又恨也隻能照辦。
王同學的出現讓我有了些許安慰，他非常和藹地跟我談話，溫柔又誠懇，我感覺到親近而且看出他想接近我，不然他不會突然跟我說話而且不同尋常地熱情，我也對他毫無遮攔地說出不想跟任何人訴苦的話。在那個窮鄉僻壤，沒有可談話的人，好像是久旱遇甘霖，可有一個傾吐的對象，他聽著不多說什麽，隻是說可以想想辦法。
沒過幾天，王同學又找我，他說他的表姐在太原工作，我如果去太原的話可以找她並住在她家，讓她帶我去醫院開證明。我猶豫了一下答應他去看看。他告訴我到太原找省話劇團他的表姐於老師和她的丈夫陳老師，一問都知道。
我啟程去太原，在火車上我猜想他為什麽這麽幫我，要是喜歡我，我怎麽辦，因為我一旦辦成回北京，就跟他分開了，他這麽傾心地幫我，我怎麽辦……一路上這個事情困擾著我，把去醫院開證明的事放在第二位了。
很順利找到於老師，她家就在省話大院裏麵。於老師陳老師五十年代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山西省話劇團。於老師秀美，陳老師英俊，一對非常般配的夫妻，在省話是名角台柱子。於老師熱情大方，一看見我就神秘地試探我說是跟他表弟交朋友嗎？我搖頭表示沒有，她笑了說他挺不錯的，我沒說話，生怕引她再說下去。她安排我住在她家的外屋，我心存感激，但是最不會說感謝的話。於老師說不著急去醫院，我隻能聽他們的安排。
在於老師家聽他們回憶在中戲演出畢業大戲的情景，已經過去十幾年，兩個人說起來眼睛放光，青春的記憶無法忘懷。我從小喜歡看電影話劇，喜歡那些演員，現在兩個演員就在我身邊，我就住在他們家，讓我忍不住多看他們兩眼，聽他們說著標準的普通話。
住下來後，省話劇團發生一件大事，全體演員連鍋端全盤下放到呂梁山區，團裏立刻炸開了鍋，陳老師家成了演員們的聚會地。陳老師雖然不是團裏的領導，但是演職員的核心人物，他的家是據點，每天晚上大夥都聚到陳老師家議論將來的出路，所有人都不願意去呂梁，老人怎麽辦？孩子怎麽辦？今後的演藝事業何去何從？我坐在一旁看著他們憂心忡忡的樣子，真是揪心，聽他們七嘴八舌談自己的想法，滿耳朵裏就是“呂梁……呂梁……”呂梁像毒蛇一樣纏繞著每一個人。
每天演員們在於老師家談到很晚才散去。有時候他們又會找一個大的房子議論下放的事，各種猜測各種疑慮籠罩著話劇團。我明白所有的人包括這些有著才藝的演員們也難逃下農村的厄運，呂梁兩個字像烏雲籠罩在話劇團大院的上空，我去醫院的事耽擱下來。
大約三四天後於老師陪我去了太原人民醫院，順利地做了胃的鋇餐造影，過了兩天去取片子，我好像沒有花錢，大概是於老師用她的公費醫療幫我付的款。從檢查結果看我的潰瘍麵一點都沒好，山西的粗糧讓病灶更嚴重，我的心情沉重極了，他們為去呂梁難受，我為我的病是否能順利回北京心急。我告別於陳兩位老師，回到原平，把我的證明交給知青辦，讓他們盡快給我辦病退。
過了國慶，王同學從北京探親回來，到我的宿舍看我，他交給我一大包食品，我又驚又喜，正沒有吃的，他就給我從北京買了。他問我看病的情況，我告訴他表姐夫妻倆真熱情，我已經把病的證明交上去了。他沒說什麽，隻是低聲說：“別跟我表哥說。”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們倆的這一切不願意讓表哥知道，我點頭答應，我們都心照不宣，他欲言又止，在我身邊默默地呆了幾分鍾走了。他理智矜持的樣子讓我難受，我感謝的話還沒說出口，他就走了。
我回北京是鐵定的事了，他還遙遙無期地等待分配工作。他並沒跟我表白什麽，但是我知道他想跟我交往，我隻能答應他不跟任何人說但不能再許諾他什麽了，我沒有能力把他辦回北京。
半年後，我接到通知，批準我回北京了，我迅速辦了手續飛快地離開永興，走前我沒看見他。他那時候應該是到縣裏工作了，也沒有告訴我他在哪兒工作，就悄悄地走了，我知道他不想再打攪我，他是聰明的人，知道我病退回北京意味著我們的關係的中斷。我沒有感謝他一句，更沒有送他禮物，就分開了，再沒看見他。我們倆手沒接觸一下，甚至衣服角都沒碰過，這段關係無疾而終。暫短的交往，他幫我解決了大問題，我忘不了他，但是沒有勇氣打聽他的下落。
事有湊巧，回到北京十幾年後，非常驚訝於老師和陳老師也在北京，回到母校中央戲劇學院教書，和我姐姐在一個學校共事。那時候他們已經快五十歲了，表演激情不再了，回到北京為住房，孩子上學等等雜務奔波，我還帶他們去看過房子，他們沒有看上，後來就沒有聯係了。
王同學後來也回到北京，在某中學當老師。
四十多年後，我們都退休了，王同學的表哥請我和幾個知青朋友在王府井吃飯，告訴我王同學也來。他對我和王同學的一段關係一無所知。我一算跟王同學分開四十年了，我已經是一頭白發的老嫗，他什麽樣了……他最後一個走進來，還是插隊時的樣子，挺拔的身材，一點兒都不顯老，他很平淡地跟我打招呼，他坐到離我最遠的座位，但是和我正好是對麵而坐。
大家互相問候，有幾個人也是多年沒見過他，問他是否退休了，他說還在教課，因為評上特級教師，所以還得教課，學校需要。特級在各個中學裏可是鳳毛麟角，大家不約而同地稱讚“真棒”。我本想找機會向他說出我憋在心裏四十多年的感謝之意，但看到他不張揚的得誌，就咽了回去，不用多此一舉了。
我看著他暗自想還是青春年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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