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謊言如何終成真理 劉海鷗
全國婦聯運動開始鬥的是大當權派，媽媽是屬於舉手喊口號，被分配寫命題大字報的那一類。媽媽的官職不過是個小組長，她當年十二集團軍的戰友在地方上都已經是黨政高級領導。有話說“中央一條蟲，地方一條龍”。那些地方上的龍無一例外地被揪被鬥。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媽媽不過是一條蟲，走資派輪不上她，我們都為她慶幸。誰知運動“深入”發展，走資派都鬥倒了，就開始抓“小爬蟲”了。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澤東對《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作了批示，說是“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建議此件批發全國。”所謂新華印刷廠的經驗是：派軍管人員進廠，狠抓階級鬥爭，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全國立刻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單位由軍管會和工人宣傳隊接手，對本單位的“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一次大清查。
此時婦聯兩派“革命群眾”內鬥正酣，都想把對方打成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組織。現在正好借“清隊”之機揪出隱藏在對立組織中的“階級敵人”，以證明對方是藏汙納垢的反革命組織。
他們盯上了媽媽——加入過國民黨；參加過國民黨十二集團軍；當過中尉營教導員；在憲兵隊營教導隊工作過；黨組織關係不清。“揪”出來綽綽有餘。障礙在於，媽媽的曆史早在五十年代忠誠老實運動中就通過了黨總支的審查並作了政治結論：汪容之當年做的一切，都是由地下共產黨委派和領導的，沒有政治曆史問題。沒有問題沒關係，可以製造問題，這是文化革命中人們學會的一種本事——無中生有。隻要證明汪容之沒有經過共產黨的同意，私自投靠國民黨，就是打蛇打在七寸上了，她在國民黨內所做的一切事情就與共產黨沒有關係，而是反革命活動了。
為了尋找這個突破口，軍管會和革委會也的確下了很大功夫。整整一年時間，他們對媽媽采取逼供指供誘供，大會鬥小會壓的各種手段，逼迫她承認自己“混入黨內”後又“投敵”。專案組四下調查，甚至富有想象力地把媽媽的“汪”姓和漢奸汪精衛聯係在一起，懷疑她是汪精衛的家族成員，讓她交代以前在廣州的住址（這就有點愚蠢了，漢奸的罪名要靠家庭住址來決定）。媽媽“交代”的六個地址，經過外調沒有一個與汪精衛豪賢街的家有關係，“漢奸”的罪名隻好作罷。
（寫到這兒我才理解為什麽媽媽在一九六八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剛開始，把我和海燕的日記、保存的信件和其他文字的東西全都悄悄銷毀，弄得我們和她仇人一般。）
媽媽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一步步地引向一個設定的陷阱，還在每天搜索枯腸地回憶三十年前的人和事。她列舉了大量的證人證明她每一個階段的每一個行動。過去幾十年的曆史被她劃分到某天的上午下午甚至小時分鍾這樣清晰。媽媽天真地堅信，隻要本著對黨認真負責對自己實事求是的態度，她的問題一定會搞清楚。
一九六九年十月，“專案組”全國各地轉遊了一圈回來後，召開了汪容之批鬥大會。大會上專案組人員當眾宣布，外調的結果是：“關於汪容之曆史的所有關鍵性的證明材料，沒有一條與她所交待的相符合。她所交待的所謂曆史事實全部是偽造是謊言，這證明了她的態度極為不老實，妄想蒙混過關。”
媽媽五雷轟頂，這怎麽可能？難道過去的老戰友竟同時迸發了集體遺忘症？據專案組說，她入黨以後的第一個聯係人說：“我根本不認識她”；批準她進入十二集團軍的黨的領導人說“沒有那回事”；政工大隊地下黨支部書記說“誤以為她是黨員”；政工大隊的黨小組長說“記不得汪某參加過組織生活”；甚至她的親人在一個關鍵問題上的回答是“記不住了……”。隻有一個叫餘步韞的人肯定了媽媽所說的一切，但是沒有用，因為她是媽媽發展的黨員，如果否定了媽媽，她自己不就等於釜底抽薪，成為更假的假黨員了？她為了保全自己，必然與媽媽沆瀣一氣，攻守同盟。所以她的證詞根本不加考慮。
調查結果無疑是對媽媽致命的一擊，她不明白為什麽一夜之間所有的人都背叛了她。接著，大會宣布“建議”定媽媽為“變節分子”，開除黨籍，按敵我矛盾處理。媽媽認為此建議不符合事實，向黨組織請求再次認真過細地調查分析。
沒有商量。下一步就是“砸實”，把“建議”變成“結論”。采用的是攻心戰術。他們對媽媽說：“你的問題是受審查人中間最輕的，隻要老實承認當時沒有黨組織關係，你就沒事了。可是你現在交待的問題與我們得到的旁證不符，我們可以說你這就是欺騙黨組織，要罪加一等。”媽媽知道自己所交待的都是事實，如果需要，她願意和所有的證人當麵對質，但是這根本不可能實現。她很絕望，心裏防線終於抵擋不住了。按她後來在申訴書裏的話說：
“我終於經不起考驗，按照專案組的指供被迫作了假交待，說自己隱瞞了脫黨的事情，把一九三八年以後一般的工作關係、同事關係、姐妹關係說成是黨的關係。”
在無數同一指控的包圍下，媽媽也可能犯了迷惑，不由自主地成為他人設定的情節中的一個角色。那句話“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為真理”從心理學的層麵上來說，還是有些道理的。總之又一座堡壘被攻克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勝利。
幹嘛他們和媽媽那麽過不去？不是的，難姐難妹所在多有。婦女集中的婦聯文革中左得出奇，到那時為止，已經揪出三個“反革命分子”，開除二十多人的黨籍，“掛起來”的十多人，一人自殺，占全體黨員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三、四，即是說每四點一個黨員裏就抓出一個壞蛋，黨的隊伍應該是純之又純了。
再踏上一隻腳
緊接著，媽媽得到通知，立即離開北京去“五七”幹校。
離開北京之前媽媽最重大的舉措是把多餘的房屋交給政府。這次的“交公”沒有像大躍進時的街道動員，沒有像文革開始時的紅衛兵脅迫，沒有來自任何方麵的壓力，完全是自覺自願的。“五七”指示加上林彪的第一號命令，讓媽媽認為再回北京是永遠不可能的事情了。不光是她，家裏的每個人都將永遠地呆在他們的湖北鹹寧向陽湖（爸爸）、新疆伊犁農四師（海燕）、山西原平（克陽）、內蒙莫利達瓦（劉元）和京郊永豐屯（我），與北京再也無緣。她隻留下了西跨院耳房和北屋一小間，總共二十來平米，讓我周末好歹有個去處，姐妹們回京探親也有個落腳之地。是的，媽媽從來不考慮過去或者未來，也不吝惜打碎壇壇罐罐，所以能夠快刀斬亂麻地處理房子，就像她每次逃難一樣，幹淨利落地帶上幾件生活必需品，就夠了。
八十多歲時，媽媽跟我聊她的經曆說：“我從五歲起就逃難，我的一生都在逃難。”我心想，為什麽這麽說呢？糊塗了？一九四九年以後家不是穩定在一個地方嗎？現在想明白了，無盡無休的政治運動，加上六八六九年上山下鄉和幹校帶來的家庭大遷移大解體，更像是讓人的身心兩下無處可去的逃難。媽媽一句話概括了八十多年的家國之難。
在婦聯和文化部的幹校中，媽媽選擇了去爸爸的幹校。她不願意去婦聯幹校。家裏六口人已經分散在天南地北五個地方，再增加一個地方，互相的聯絡就再增加一些困難。還有，那個媽媽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已經傷透了她的心，昔日的同事朋友都已經成了烏眼雞，何況她現在是什麽身份。
更沒料到的是離開北京前一個小時，婦聯軍管會和革委會“再踏上一隻腳”，讓媽媽徹底地切斷了對這個機構的任何念想。
十一月四日，是媽媽出發的日子。動身前一個小時，婦聯突然派人到家，讓她立刻到機關去。在革委會辦公室，領導拿出一張紙叫她簽字。這是一張結論書。上麵寫道：
“汪容之一九三八年十月當日寇進攻時，貪生怕死，未經共產黨批準私自投靠國民黨，任憲兵教導隊指導員，做反革命工作，兩次參加國民黨。私自投靠國民黨後，沒有黨組織關係。一九四六年到煙台解放區後又冒充黨員，騙取黨籍，是政治騙子……，定為變節分子，按敵我矛盾處理，開除黨籍。”
該結論永遠不能翻案。
這是媽媽在震驚和匆忙閱讀之中記住的字句，字字都像利刀插在她的心上。
媽媽連日來正處於退房搬遷的忙亂之中，沒有想到曾經承諾“隻要承認了……你就沒事了”的組織突然給自己來了這樣一悶棍。她的腦子完全被這一擊打懵了，又加上她正擔心著千萬不要誤了火車，她對出門這樣的事情總是很緊張的，於是糊裏糊塗地簽了字。回到家，急急忙忙就要奔赴火車站。我埋怨道：“你為什麽要簽字呀？你不應該簽！”媽媽突然醒悟了，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原則性的錯誤：“對呀，我不是假黨員不是政治騙子不是變節分子，我為什麽要簽字？”但是晚了，白紙黑字已經落下了她的名字。
媽媽不服氣，到達幹校的的第二天，立即給單位寫了一封信，聲明不同意開除黨籍的決定，自己的簽名是一個錯誤，作廢不算。爸爸知道此事後，苦笑著說：“你真是天真，作廢不作廢是由你說了算的嗎？肥肉叼到老虎嘴裏，你摳出來試試？”爸爸平時話不多，腦子是很清醒的。
簽字或者不簽字，媽媽都已經被視為“敵人”。
秉燭夜遊
媽媽寂寞無聲地走了。送走她我回到空無一人的家，躺在她的大床上。她的氣息還是無處不在。突然間一陣憐憫控製了我的身心，在她走前一切感受都被世界末日般的忙亂占據和掩蓋了，這會兒像反芻一樣連帶著無數的往事爬上心頭。
誰也沒有資格給我的媽媽做結論，除了我們，自己家人。
對媽媽的為人和一生，爸爸曾做過一個高度概括，基本上是兩條：“你媽媽不是一個俗人。”“你媽媽這一輩子對黨何止是忠心耿耿，簡直是愚忠愚效。”爸爸的目光精準，既是讚賞又是惋惜，抓住了她的全部。
不幸的是“不俗”和“忠效”這兩者從來是不可調和的，媽媽本真的個性——“不俗”與她大半生的活動軌跡——“忠效”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從人格完善的角度來說，她這一生度過得真是毫無意義。
媽媽的忠效，和中國億萬個黨員及非黨員的行為一樣，不必多說。但是她的不俗，我要大書特書，留下她作為“這一個”人生活在世上的一些痕跡。
媽媽的不俗，從外到裏，從裏到外，但不是那種清高出世，幽雅離群，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子型。她的不俗在於她的豁達大度，不沉溺於兒女情長，不糾纏於細枝末節，不為身外物所累。一句話，大家風範。
在媽媽眼中。金錢房屋或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不過是身外之物，來去自便，從來不會留在她心上。她也珍藏了些許有價值的東西——一點碎金塊，還有一個金戒指，加起來有一兩二兩，放在一隻打著補丁的棉線襪子裏。偶爾她拿出來看看。這點金子是外婆留下來的，無論生活多麽艱苦，甚至逃難時都沒有動用過，隻是留個對外婆的念想。文革一來，媽媽恐怕這點金子被抄走，不得不上銀行兌換，拿回八、九十元。
媽媽天生麗質，卻質樸無華。她沒有耳環項鏈，也不帶戒指。她的衣服隻有數得出來的幾件。冬天一件洗得發白的列寧裝、一件中式罩衫，夏天一條灰色帶藍條的旗袍、兩件本色柞蠶絲短袖襯衫。記得有一個周末全家出門吃飯，媽媽發現柞蠶絲襯衫上有破洞，臨時縫補，耽誤了時間，吃飯泡湯，大家都不高興。媽媽最體麵的衣服是一套毛呢衣褲、兩條旗袍，一條玫瑰紅的，一條湖綠色的。是在重大場合穿的，比如接待外賓或在人大會堂開會。有一次她帶我們去北京飯店參加舞會，就穿了那件玫瑰紅旗袍，漂亮極了。那天晚上，周恩來總理也去了。文革時那兩條旗袍剪成上衣，染成黑色。
有媽媽在前，我也不在乎穿著。她的那幾件列寧裝後來染染色給了我，我如獲至寶，高中三年一直穿著。一次班主任找我談話，竟問出了這樣的問題：“你出身高知，又滿腦子小資產階級思想，為什麽穿的衣服那麽樸素？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暗笑。
媽媽的不俗除了源於她自由天性在內心的激蕩，文學曆史也深深地影響著她。
媽媽對古詩古文過目成誦，對曆史典故了如指掌。不論朝代，不論作者，發現一個好句子她就高興的不得了。“困難時期”她買到一本“黑紙”印刷的《唐詩選》，天天在燈下捧著看，把以前沒讀過的詩一一念過，還拉著我一起讀。記得有一首並不著名的描寫塞外胡人跳舞的詩，將胡人狂放的舞姿描述得活靈活現，媽媽十分讚賞，擊節念誦，一遍就背下來了。我隻記得頭一句是“胡騰兒，胡騰兒”。
論起古文和曆史知識，家裏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媽媽，可惜她的豐富知識，除了早年教書時向學生淺淺地倒出了一點兒外，後來基本上處於浪費狀態。
媽媽熟讀《四書五經》、《道德經》、《逍遙遊》一類傳統文化的“精華”，卻從不言老孔，唯對莊子獨有鍾愛，這一點我十分欣賞。在我看來（可能更極端一些），老子孔子學說不過是相輔相成地塑造奴性人格的帝王之學，而莊子則是中國哲學思想中最具人性的一支獨秀奇葩。相應地，古典詩詞中媽媽喜歡狂縱不羈的李白和瀟灑舒放的蘇軾。詩人們的自在心靈和對生命的曠達深深地嵌入媽媽的意識底層，並化作她的人格魅力。年輕時的媽媽瀟灑，奔放，豁達，超脫，追求精神上的自在。後來“主義”的約束讓她變得循規蹈矩，但是她的內心從沒有改變過。
我是從媽媽喜歡的詩文開始了解她的。
初中開始媽媽讓我背誦《古文觀止》。第一篇是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隻有幾百字：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穀酒鬥數。
這是媽媽最喜愛的一篇。她捧著書，湊近燈光，一字一句地給我講解，如醉如癡，如同自己置身於群季俊秀之間。甚至在她生命最後的日子裏，我給她念起這篇古文，她還頻頻點頭，眼睛放出光彩。
連媽媽的字都是勁道十足瀟灑有致的，雋秀中蘊含將帥之風。
與“不俗”相悖的是媽媽的“愚忠愚效”，也恰恰來自她的性格特點，甚至源自她的“不俗”。
媽媽心地通透，坦坦蕩蕩，不羈陷於小事小非，不蠅營狗苟，不飛長流短，不玩世不恭，不會撒謊也識不破別人的謊言，心無城府也看不懂別人的圓滑虛偽。按我們幾個孩子刻薄不敬的說法是“缺心眼兒”。毛病就出在這裏——輕信。她把別人都想成君子，對別人的話都深信不疑，更不要說對上麵的指示了。她相信黨，黨的話絕對正確，黨的紀律絕對服從。從她入黨的那天起，她不需要再思考什麽，黨就是大腦，替她安排了一切行動。
媽媽也會“犯錯誤”，那是因為她說話率直誠實，道出了事實真相。按爸爸的說法是“不會說話”。但是如果一旦被告知“犯了錯誤”，她會真心地認為錯在自己，並在組織的“幫助”下心悅誠服地與黨達成一致。
就這樣，她的獨立思考能力漸漸被消解，自在精神漸漸被抽空。即使這樣，她還是被不依不饒窮追猛打。能不是悲劇嗎？
精神上的悲劇啊。
抹不掉的幾滴遺跡
媽媽能經受住這樣的打擊嗎？
到底是狂風暴雨中過來的人，不會服輸，媽媽開始了長達五年的申訴。
幹完一天的農活，媽媽趴在床上寫申訴書，密密麻麻層層疊疊的信件寄到婦聯黨組、革委會、軍管會，以至國務院、紀登奎、康生、鄧穎超、周恩來……
盼望著等待著。沒有任何回音，等來的是婦聯因其“翻案”而惱羞成怒又變本加利的處罰。十四連（幹校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隊）的黨支部書記通知媽媽，婦聯來信了：除去重申汪容之為變節分子，敵我矛盾，開除黨籍的結論外，又加上行政降七級，凍結全部工資，每月發生活費二十五元，長期留幹校勞動等懲罰條款。
幾年後，爸爸和大部分人從幹校調回出版社重新工作，媽媽還留在文化部幹校，婦聯不發話，幹校也不知道把這個社外人員怎麽辦好。
五年以後，媽媽的問題最終澄清，婦聯退回了她所有的信件和申訴材料。媽媽看到，那些曾寄給總理們、大姐們的信件上麵用曲別針別著巴掌大的一塊紙，是國務院信訪處的收執。上頭三分之一的位置印著紅色的最高指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係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態度。”“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然後是兩行印刷字以及手寫填上的台頭、信件數目及具體日期：“全國婦聯：轉去來信1件，請查收酌情處理。某年某月某日”。再加上一個國務院辦公室信訪處的圖章。再看其它的信件，處理更簡單，隻是在上麵蓋了一個圖章，上刻“國務院收信，年月日”旁邊是鉛筆字：“轉全國婦聯”。
真是多餘設一個“信訪辦”。用老百姓粗俗的話說，“脫了褲子放屁——多一道手續。”
從其中一個信封上的日期來算，媽媽的申訴從鹹寧五七幹校寄出到國務院信訪辦，再由他們寄給全國婦聯，總共隻用了五天時間。
五天時間！對收執上麵的紅色指示不啻是一個諷刺。必須讚揚的是中國郵政工作，即使文革如此混亂，郵政沒有亂。在最短的時間裏，從前不巴村後不著店的“向陽湖”（文化部幹校的美稱）把信件送到黨中央手裏，又從黨中央手裏送到到婦聯黨組。這是很令人感動的工作態度。
而婦聯黨組又是怎麽處理這些信件的呢？在一個信封的背麵有這樣的批示：“請示崔代表（軍代表），崔說：等以後再解決，暫不答複。”崔代表一句話，宣布了媽媽精神上的無期徒刑。
我的心為媽媽疼痛。當她翹首企盼青天大老爺能為她伸冤平反時，她的所有的申訴材料還沒落地，在一個什麽“辦”就被截了流，和所有草民們的信件一樣，都經過一張現成印好的小紙頭或一個大公章打回了原單位。要說媽媽還不算真正的草根階級，至少在她工作的單位裏，是整天與“大姐”們見麵的。
徒勞啊徒勞。沒有人去看這些東西。可憐蒙在鼓裏的媽媽幾年來一直在做著徒勞無功的事情。
後來媽媽把這些信件訂在一起，加上一張紙作封麵，上麵寫道“《抹不掉的幾滴遺跡》——十年浩劫中我的冤假錯案”。不知為什麽我多次讀成“抹不掉的幾滴眼淚”，媽媽是從不流淚的，但是這些字，都是眼淚化成的。
集體遺忘之謎
媽媽後來發現，有些證人在不同的場合說的話是不一樣的，比如那個批準媽媽姐妹倆加入十二集團軍的黨的領導李某某。一九六七年姨姨的單位找李某某外調她的曆史。他承認曾批準汪家兩姐妹投考十二集政工隊。而一九六八年婦聯去外調時他又說隻認識我姨姨，不認識我媽媽。
這裏隻有兩個可能：不是婦聯外調人員別有用心，就是證人們犯了集體遺忘症，或兩者兼有之。
媽媽去幹校不久我就從姨父那裏弄清了原委。
這裏簡單介紹一下我的姨父：謝立全，江西省興國縣人。一九二九年十二歲參加紅軍。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他參加了五次“反圍剿”和“兩萬五千裏長征”。一九三九年延安委派他到廣東開展抗日敵後武裝鬥爭，擔任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副總司令，就在那時認識了我姨姨。共產黨建國後任華東軍區海軍第五艦隊司令，海軍學院院長等職務。
看過愛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人一定記得第一頁是一個紅軍號手在一麵中國工農紅軍的旗幟下吹號的照片，題為“抗戰之聲”。這位吹號的紅軍戰士就是謝立全。
七十年代初，姨父得了癌症，到北京來療養，那時北京就剩了我一個人，姨父經常來看我，或者我到三零一醫院去看他。
一次姨父和我談起媽媽，毫不留情地批評道：“你媽媽私心太重，經不起考驗，怎麽能承認自己沒做過的事，自己把自己的曆史就否定了呢？”我說：“你不知道單位給她施加了多大的壓力。”姨父說：“戰爭年代如果被敵人抓去，壓力豈不更大？難道就向敵人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了？這叫叛變。”還是姨父敢說話，把現在的革命派和過去的“敵人”兩者相提並論。當年國民黨迫使革命者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以便消滅；現在“革命者”迫使共產黨承認自己是國民黨，也是為了消滅。曆史真會開玩笑。
姨父講起婦聯找他外調的事情。當時軍內在文革的震蕩下也分化得十分厲害，姨父也受到了衝擊，此時兩個婦聯女外調人員找他調查媽媽的黨組織關係問題。姨父原原本本地提供了一九四六年在廣州以及北撤後媽媽的組織關係運轉的情況。可是來人的本意是要尋找媽媽是假黨員的證詞，姨父的證明當然不合她們的要求。兩個女人立時麵目猙獰起來，其中一人對姨父咆哮道：“你自己是什麽人你知道不知道，還膽敢保一個叛徒過關，罪上加罪！”這哪能威脅得了十二歲參加革命的姨父？他眼睛一瞪，“啪”地一拍桌子，怒斥道：“你們還是不是共產黨員？你們還要不要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滾出去！等你們想好我的問題，再來找我。”姨父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眼睛不由自主地又瞪了起來。他的眼睛大而圓，稍外突，瞪起來就是傳說中猛張飛的銅鈴眼，虎虎逼人。兩個外調人員沒想到還有人如此凜然，害怕姨父那氣勢，灰溜溜地撤走了。第二天兩個人想好了，回來了，態度特別和藹，特別配合，乖乖地接受了姨父的證詞。
姨父的故事大快人心，不論什麽時候一想起來就覺得痛快，我由衷地佩服他。
可以想見，婦聯外調人員是怎麽對待其他證人的。像姨父這樣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並不多，絕大多數人是以保住自己為要，於是就發生了“集體健忘症”。不過，姨父的正義和兩個外調人的走麥城對媽媽並沒有什麽幫助，專案組在大會上出示那些不利於媽媽的證明時，唯獨隱瞞了姨父的證詞。
爸爸的外調遭遇也可以旁證一下文革中謊言是如何變成真理的。爸爸參加革命的時間早，當過領導，發展過許多人入黨，其中很多人後來還成為共產黨的高層幹部。他又好結交，社會關係極為廣泛。文革中大興“外調”之風時，爸爸成了活曆史，每天找他的外調者不斷，多的時候一天三四撥人，是出版社被外調最多的三人之一（還有馮雪峰、樓適夷）。一天爸爸回家，臉上帶著傷，說他被打了，打他的是外省來的專案組，調查他過去認識的一個人。他們對爸爸的證詞不滿意，逼著他按照他們準備好的材料簽字。爸爸開始還有點堅持真理，告訴他們：“事實並不是那樣。”他們就打他，兩個人上來把他的雙臂反剪，一個人把他的頭按在桌子上磕碰。聽到這兒，我心疼死了：“後來呢？”爸爸苦笑道：“後來？就隨他們去吧。”我心裏升起一絲遺憾，在那個年紀和那個時代，我滿腦子已經被在敵人嚴刑拷打下寧死不屈的英雄占領。爸爸又說：“你知道袁敏阿姨怎麽死的？她沒按照外調人員的意思作證，滿口的牙都被他們打掉了，最後不堪折磨上吊而死。”個人的堅持真相，在黑白顛倒無正義無是非的大氣候下於事無補。爸爸和姨父，一個書生和一個將軍是沒法做比較的，況且將軍雖然主持了正義不是也沒用嗎？
一九七三年，姨父終因久病不治，在北京三零一醫院逝世，享年五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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