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說一生（十六、上戰場，槍一響……）
標題是林彪說的，完整的語錄是 “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勇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這句話後半截現在看來很有點“痞”，但是當時最受青年人青睞，多少人喊著這句話衝向武鬥第一線。不少人就這樣“死在戰場上了”。我也是這樣一個青年，死嚇不住我。
六月份以後，全國的武鬥，已經發展為全麵內戰。鬧得最凶的地方當屬新疆，我心裏又活泛起來。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因為那裏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二是那裏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民族，饒有異族風味，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對新疆感到既神秘又浪漫。最重要的是姐姐海燕在那裏，我要去看看她。
和每次出行一樣，我在地質學院找到了新疆上訪人的住處，很順利地搞到了火車票。克陽也要和我一起去。
出行前，我裝好了綠帆布挎包，每次串連它都跟隨著我。裏麵有一兩件衣服、一個假學生證、一些蓋了章的空白介紹信、毛主席語錄、撲克牌和串連地圖冊，還有我的日記本。
臨走前發現挎包不見了，原來是媽媽藏起來了，她擔心我的安危，堅決不讓我去。我氣得不得了，跟她大吵大鬧，她就是不把挎包還給我。
沒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來悄悄交給我，他說：“你們去吧，小心點，見到海燕把她帶回來。”爸爸為什麽支持我去新疆？就是為了海燕！全家人都在為她擔心。
八月中旬，我們出發了。火車到烏魯木齊需要開五天四夜。第四天的黃昏時分火車到了蘭州，說前麵夜間常有武裝襲擊，火車停開了，我們隻好下了火車。
蘭州也已經變成了壁壘森嚴的戰場。我們和機械學院的兩個學生在火車站附近找了一所學校，裏麵沒有一個人，所有的教室門大敞，桌椅翻倒。燈泡和玻璃幾乎都打碎了，牆上彈跡累累，焦痕斑斑，看來這裏曾經發生過慘烈的戰鬥。
我們在二樓找到一間有電燈的教室，把桌椅拚湊了一下，四個人為打發無聊時光玩起撲克牌，準備就這麽打一夜。
深夜，突然聽見外麵炮聲隆隆，一聲接一聲，閃著紅光，炮彈是朝我們這個方向打來的，震得玻璃嘩嘩響，樓板也在顫動。我跑到窗口張望，炮火是從對麵的一個建築物發射出來的，目標正對我們這一間亮著燈的教室。我們立即明白了，這個學校已被勢力強大的一派控製著，他們趕跑了另一派，今晚見學校裏又有燈光和動靜，一定是以為另一派又跑回來在搞陰謀複辟活動，所以炮火猛擊。
我們一刻也不敢再停留，立即關上燈，貓腰溜出教室溜出教室。
穿過空曠的學校的空場，隻嫌院子太大，飛快地往火車站跑去。
因為經常扒火車，我們毫不費力地就鑽進火車站台裏，看見一輛掛著開往烏魯木齊牌子的火車，就摸了上去，車上已經有很多人在睡覺，我們各自找了一個長椅躺下。
不知是幾點鍾，突然間一陣粗暴的吆喝聲把我驚醒：“都是幹什麽的，不許動，誰動就捅了誰！”睜開眼，明晃晃的手電光在臉上晃動，照得眼睛睜不開。借著忽閃忽閃的手電光見一群粗大的漢子，頭戴帽盔，手端長矛。他們的人繼續吆喝：“起來！起來！都帶走！”我聽說過，被那些殺紅了眼的人抓走，是連命也保不住的，難道真是要未曾出師先折戟？
我和克陽嚇得渾身哆嗦，正在上牙磕下牙地打顫，隻聽見有一個鎮定的聲音：“大家誰也不要走，誰也不要動。”那些武裝漢子的頭頭被聲音牽過去：“你們是幹什麽的？”那鎮定的聲音道：“我們是首都紅衛兵司令部三司聯絡站的記者，我們受中央文革委托去新疆調查武鬥事件。”漢子問：“你們支持哪一派？”“我們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紅二司。”
事情一下子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為首的那個頭頭說：“我們是甘肅的造反派組織，我們和新疆紅二司的觀點是一致的，咱們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說罷握手言和，下車之前表示還要替我們站崗放哨，為我們提供安全保障。
那個人的鎮靜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第二天弄清了這幫人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夜間鎮定退兵的是他們的老師，姓高，我知道跟著他這樣的人一起是沒錯的。我們和他們一同上了去烏市的火車。
到達烏市已是黃昏時。一下火車一幫人馬大概一百多人就到自治區革委會靜坐示威。其中有科大的十多人，還有一些到新疆串聯的散兵遊勇，更多的是新疆紅二司上京告狀返回來的人。
新疆的兩派是以打倒還是保護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軍區第一政委、兵團第一政委王恩茂來劃分的。當時的形勢是新疆的“老保”在軍區的支持下占著上風。已經過了下班的時間，大家索性就在院裏過夜等待明天早晨。8月的新疆夜裏特別冷。我們坐在大院的台階上，抱著自己的膝蓋盡量減少散熱麵積。大家使勁唱歌取暖，“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裏煉紅心”，“抬頭望見北鬥星低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 一支又一支。
最後還是冷得受不了了，於是排成長隊在大院裏跑起圈來，嘴裏高喊“打倒王恩茂！”“支持紅二司！”一類的口號。就這麽折騰了一夜，很是熱鬧，當時是覺得熱血沸騰的。
第二天等軍管會的人來上班，有人和他們交涉，大概是達成了一些協議，我們撤離了自治區委大院。
我們和科大的師生入駐新疆大學。新疆大學原是紅二司的大本營，隨著紅二司在新疆的失勢，學校基本處於人去樓空的狀態。桌子和椅子堆砌在教學樓或宿舍樓樓道的中段，把樓分成兩個部分，那也已經是兩派鬥爭的遺跡。學校裏隻剩下為數不多的人堅守，每天早上學校的高音大喇叭就傳出維語廣播：“醒疆哄維兵英格拉維（新疆紅衛兵廣播）……”
不久新疆大學的造反派失守，我們搬到了外貿局。當時在中國絕大多數省份都是“老保”占優勢的，“造反派”也被稱為毛派，多是烏合之眾，打倒一切，實在不得人心。造反派的失勢實際上已經宣告了文革的失敗。新疆的造反派也是一派失敗主義情緒，躲躲藏藏。
三司駐新疆聯絡站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住新疆記者”的證件。雖然就是薄薄的小紙片一張，但有三司的大印，非常有權威。我們的工作無非就是收集一些情報，刻印小報，散發傳單。科大師生經常開會，分析形勢，製定方針，我和克陽也被邀請參加，可是開會我是不敢發言的，除了有一腔革命熱血，對整個形勢稀裏糊塗，那時怎麽會想到文革整個就是一場愚民運動呢，糊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別的不行，我自報奮勇寫小報，刻蠟版（我的蠟版字刻得很好，是漂亮的仿宋體），印傳單。一天碰到高老師，他與我打招呼，稱我老劉。我問他為什麽叫我老劉。他說因為你工作認真，我很敬重你。
烏市有一個大名鼎鼎的造反派頭目薑安安，奪了新疆人民廣播電台的大權。我和高老師去采訪她，在廣播電台裏拐了好幾個彎，進入黑洞洞的通道，才在一個小黑屋裏找到了薑安安藏身之地。薑安安就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長相很一般，可衝勁十足，說話聲音沙啞，像個男孩子，很有魄力。這位名人對首都來的造反派非常熱情，和我們大談形勢任務，這讓我很自慚形穢。
空閑的時候我就上街轉轉，烏魯木齊的街道擁擠喧鬧，不時地看見一卡車一卡車的武裝工人，飛馳而過，或者堵塞在某個小街小巷。車上架著機關槍，工人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他們叫苗子），雄赳赳氣昂昂地呼喊著口號或唱著歌。一天，看見路中央一大攤血跡，旁邊的人說，一個行人就是叫這樣的大卡車撞死了。
馬路邊上，似乎是兩個世界，市民照樣過自己的日子。商業中心各族人來來往往，商店依然繁忙，烤饢的維族老漢坐在爐台上，勾身把麵餅貼在爐壁裏。大街上擺著貨攤，水果攤上的果子隨便嚐，西瓜又涼又甜。葡萄幹又大個又便宜。我和克陽還在飯鋪吃了手抓羊肉飯，真的沒有筷子，實實在在地用髒手抓，弄得一手油。
一天我去新疆工學院找我小學時的好朋友華，六十年代初，他們一家人被流放到新疆。還真的找到了。多少年沒見麵了，我們興奮得大叫。我也見到了她的男朋友小韓，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夥子，個子不高，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1966年9月15日他代表西北紅衛兵上了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回疆後是紅二司的頭頭。
當晚華留我住宿，她是新疆工學院紅二司兵團的廣播員，廣播站設在圖書館，華也住在那裏，床夾在兩排書架中間，躺在床上看書左右逢源。她讓我睡在她的床上，想要什麽書拿走就是。我當然還是要看外國小說，抽出一本書《紅字》看了一夜。我什麽書也沒拿走，革命第一，帶上幾本外國小說看是很不合時宜的。
還是這年的冬天，華突然出現在北京，她來北京要為爸爸洗清冤屈。我們見麵時她說：“小韓被打死了”。不久以前他去搶槍，被對方射殺。華的表情非常平靜，眼睛直直的，我發現她的精神出了問題，從此華一生靠藥物維持清醒。
沒事的時候我喜歡到街上觀看。一天我走到火車站附近，見一大隊剛從北京告狀返回的紅二司群眾，有百十來人。這些人在北京時間呆久了，不知另一派已經絕對地控製了烏市局麵，一下火車就不知死活地拉成長隊開始了示威遊行。一路高喊口號“打倒王恩茂！”“打倒保皇派！”有的人拿著棍棒匕首，有的人甚至敞開衣裳，亮出腰裏別著的一圈手榴彈。我知道這是極端危險的，他們一定要出事，就在旁邊跟著隊伍看個究竟。
果然，隊伍進入一條街道，街的前端已經被沙袋木架鐵絲網等路障封住，就像巴黎的街壘戰一樣，沙袋上架著好幾挺機關槍，沙袋後麵臥著操機關槍的人。路障前站了一排人，頭戴帽盔，手持長矛，腰間和胸上纏著皮帶，氣勢洶洶地擺出了準備刺殺的姿勢。遊行隊伍打頭的人心有點虛，但還是迎了上去，嘴裏仍然呼著口號。那一排橫握鋼矛的人（都是少數民族同誌，而且絕大多數少數民族都是保王的，看來王恩茂在新疆的統治是很得人心的）緊逼過來，迫使隊伍站住。
雙方衝突一觸即發。打頭的紅二司的人還是不明情勢，破口大罵，持鋼矛者火了，一幫人衝上前去對準為首的就要刺。我不知哪來的勇氣，衝過去，擋在長矛和打頭人中間，用手抓住一個長矛的尖端，使勁往回一頂，嘴裏喊道“不許武鬥！”持長矛的人沒料到這一手，被頂得往後一個趔趄。
霎那間六七根長矛尖同時頂在了我的胸口。長矛緊緊地逼上，我沒有顯示一點恐慌，拿長矛的看我和那些人風格不一樣，說話也不同，問：“你是幹什麽的？”我說：“我不跟你們說話，叫你們的頭頭來。”這麽一端架子，更沒人敢下手了。
一個漢人走過來，大概是頭頭。我掏出自己的“記者證”，用不卑不亢的口吻（實際上心裏也虛）道：“我是首都紅衛兵駐新疆記者，我會把這一切向中央文革匯報。你放我離開這裏，否則後果自負。”
聽我的口氣這麽大，那個漢人上下把我打量一番，仔細地看看我的證件，略一思考，把手一揮，矛子們離開了我的身體。他讓我從旁邊的一條小街出去，我想，走也要走得堂堂皇皇，就麵無懼色大搖大擺地向前方，衝著路障和機關槍走去，其實我心裏也是膽怯的，他們若在後麵捅我一長矛，或在前麵一扣扳機，我就完了，但是我知道此時我決不能表示怯弱。
整個隊伍安靜地注視著我走出街壘。一離開那條街，我簡直要撒腿逃跑，還是壓著自己，一步一步走遠。那條街前後左右都被封鎖，遊行隊伍全班人馬都成了甕中之鱉，後來被押到哪裏，怎麽處置我就不知道了，聽說為首的幾個被殺，其他的人被迫投降。
這是我在新疆經曆的最驚險的一幕，現在回想起來，很愚蠢。那時有一條“林副主席”的語錄十分流行：“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這讓我想起了兩個詞，老毛稱讚的農民運動中的“痞子”，還有我們家鄉話說潑皮漢的“光蛋”）文革中多少個年輕的生命在這句話的鼓動下，高頌著這條語錄投身於狂暴、混戰，死得毫無價值，然後發起混戰的人輕描淡寫地說“輕如鴻毛”。
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
“還是上月（八月）二十幾號曾收到你們一封信，半個多月過去了，沒有見你們來信，心中著實不安。中央近來又三令五申，叫外地串聯的學生趕快回來，響應主席的戰略部署，回本單位搞大批判，要相信地方的群眾自己會鬧革命，自己能夠解放自己。你們應當響應中央的號召，趕快回來吧！現在天氣越來越冷，你們帶的衣服又少，病在外地怎麽得了。
海燕來電，說要回來，可能已經在途中，我曾給她一電報，謂，‘父肺癌病危，速歸。’ （唉，這麽老實的爸爸都給逼到這個份上了）
你們千萬不要到新疆的外縣去串連，那裏全是少數民族，言語不通，既無法調查，更無法做支援工作。……你們女孩子去他們中間特別不合適。
趕快回來吧，父母日夜掛念你們，寢食不安。回本校鬧革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響應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要聽毛主席的話。不聽毛主席的話，即使犧牲了，也不會是重如泰山，望你們再三思之。 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但是我決定不找到海燕就不回去。那時真不懂事，自己有了孩子，才理解父母對我們多麽操心。
克陽不久就回北京了。
一天新疆大學的朋友來找我，帶著一個不速之客——姐姐海燕。一見到我海燕就放聲大哭，說爸爸得了肺癌。我又驚又喜，告訴她這是假的，是人們糊弄領導的慣常手法。收到爸爸的電報，海燕不管不顧溜出了兵團回北京。
海燕穿著請維族人做的維式棉襖，很好看。她堅決拒絕穿兵團服。
正是晚間，我帶她到食堂吃飯。那天正好夥食大改善，傳說天山那邊的羊因為大雪無處生存，牧民把羊趕下山來，兩塊錢一隻大甩賣。食堂買了一些便宜的羊，熬了一大鍋羊肉麵湯，每人油汪汪的一大碗，裏麵好幾大塊羊肉，我吃了一兩塊，再也吃不下了，肉太肥，厚厚的一層膘。海燕忙說，你不吃給我。她把我的和她自己的肥羊肉都吃了，吃得滿嘴流油，香得不得了。真不知道她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餓。
不敢讓海燕在新疆久留，當下我就幫她弄了一張火車票，送她回了北京。送走了海燕我還是不打算回家，繼續留在新疆，我真是太年輕，不懂得父母為兒女操了多少心。
我決定下專區縣。倒不是想去發動群眾，而是我一直對“下邊”極有興趣，隻有了解了下邊的生活，才能對社會及人生以及文革有真正的了解（也是受我多次研讀的《湖南農名運動考察報告》的影響）。我打算順著烏伊公路往西調查沿線的區縣，最終目標是伊寧。雖然海燕已經回京，但我仍然不打算改變路線。
一天的大清早，我登上了西去的大卡車，待上了車，發現隻有高老師一個人在車上，我心裏很不高興，不願因此惹來閑話，一路上盡量避免和他說話。
第一站是沙窩，我們住在一個汽車運輸公司裏，這裏充滿了恐慌的氣氛。紅二司派的人神色緊張地把我們關在屋子裏，急促小聲地向我們述說老保的勢力有多猖狂，如何製造流血事件，他們的人被捉去後受到了什麽樣的折磨。
夜間他們安排我住在一個年輕女人家，是個新婚家庭，牆刷得雪白，被褥嶄新。她的丈夫是運輸司機，跑長途去了，一跑就是十天半個月。這女人是四川的農村人，年齡比我還小，還帶著新娘子的鮮豔。看著甜蜜入睡的新娘，我想，一對小夫妻住在這樣一間暖和幹淨的小屋裏，是多麽愜意的事，當丈夫跑長途歸來，小別如新婚，這小屋裏該充滿多麽浪漫的氣息。我突然對這麽無盡無休的漂泊產生厭倦，我想回北京了。
第二天早上見到高老師，他說這裏的造反派太緊張膽小了，讓他簡直哭笑不得。昨天夜裏他被帶到一個地窩子裏，大家蹲在那裏大氣不敢喘，就這樣窩了半宿。深更半夜時又說有情況，摸黑偷偷轉移到另一個什麽地方，一晚簡直沒有睡覺。實際上什麽事情都沒有，自己嚇唬自己，就像講鬼故事，越講越害怕。
高老師說，要革命首先就要有壓倒一切的勇氣，如果隻看到對方的力量強大，自己先膽怯了，那麽自己就已經首先把自己打敗了。革命者必須是強者。我覺得此話說得很有道理有氣魄，心裏暗暗佩服了他幾分，聯想蘭州火車站的夜晚，他確實是一個有魄力的人。
下一站是到奎屯的農七師，晚上參加了和造反派的座談會，高老師講全國文革形勢。當晚住在女知青的宿舍，她們團團圍住我，問長問短。這些女青年都是高中畢業後由於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學從上海來支邊的。她們見了大城市來的人熱情之極，對我簡直是羨慕和崇拜的樣子。她們的屋子雖狹小，卻十分幹淨整齊，牆上貼著一些小資味道又不過分的小裝飾畫，床頭有餅幹盒子，或玻璃瓶子裝著各種上海小零食。
女青年的毛衣都是舊毛線結成，但是袖口領口是新毛線，罩上外衣，露出領口袖口，看上去穿的是一件新毛衣。毛衣的領口翻出花色雅致的襯衣領子，其實他們穿的是用帶子連接在腋下的假領子。想到她們生活在邊陲，勞動在大田，前景迷茫，還想盡辦法展示自己的美麗，我心中為她們感到淒涼無望，想到海燕生活在同樣的環境，更是難受。
離開農七師時，造反派送給我們一個裝著毛澤東標準像的大鏡框。我心裏覺得抬著這麽大一個鏡框到處走很不方便，但是隻有恭恭敬敬捧過來，隨身帶上。
再一天晚上我們到達烏蘇，我們被帶到一個小院子裏，院子裏有個架子，攀援著瓜類的植物，成了一個自然的涼棚。主人是一對母女，家中的男人常年在外麵工作。
晚上女孩到同伴家睡覺，讓我住在她的屋裏，正房邊上的一間獨立小屋。房間裏有一張單人床，旁邊一張書桌。床頭的牆上，竟然還有一個自製的簡陋的書架，裏麵擺了一些不俗的書。想不到這個農村的女孩自己還有這般愛好。我瀏覽女孩的書籍，發現一個本子，翻開看看，是女孩的日記。完全出於好奇，想知道一個邊遠地區的縣城女孩的生活和思想，我偷偷地閱讀了她的日記。又一個沒想到的是，她的日記與我當時充滿革命口號和思想總結批判改造的日記截然不同，根本看不出是文革時代的人寫的，日記中不斷地訴說一個少女內心的矛盾和痛苦，朦朦朧朧，非常的小資情調。其中多次提到生活的無趣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用當時的話說“思想意識不健康”。從日記中看，沒有指向具體的事件，看不出是什麽原因導致如此。我很驚異於在一個大革命的時代，一個青春女孩竟發出這樣的呻吟。她的“真”使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一個人，我突然覺得，這兩年來我簡直失去了自己。
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地看了看這個女孩。十六七歲，麵貌十二分地娟秀端莊，身材頎長，皮膚細白。她很有禮貌，但是淡淡的，冷冷的，眉宇間有一絲憂鬱。她既沒有都市女孩的嬌和傲，又沒有農家姑娘的俗和樸，氣質很特殊。我們很快離開烏蘇，沒有時間多接觸這個女孩，但她的形象及日記中所涉心聲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這麽多年從不泯滅。最重要的是從此我的日記開始記錄我內心真正的聲音。
從烏蘇往西的公路各關口被“老保”把持，二司的司機誰也不敢冒險闖關，再說到伊犁要辦邊境證，十分不易。我們隻好打道回府。
烏蘇隻有到沙灣的車，我們在沙灣運輸站的調度老索家等待去烏魯木齊的汽車，老索請我把他的女兒也帶到烏市串親戚。女兒十四五歲，叫索新芳，很可愛。好不容易過來了一輛去烏市的車，隻能帶兩個人，高老師讓我們倆先走。我和小索高興地上了車，坐在駕駛艙裏。小索挨著司機，我靠窗坐。不久小索要和我換位子，換了座位，我才發現司機在打輪時，右臂有意無意在加大幅度，胳臂正好碰到我的胸口，怪不得小索要換位子。我也不好意思出聲，有辦法了，那不是有一個毛主席像框嗎，我把它抱在胸前，你要碰就去碰毛老人家吧。
到了烏市下車，司機吭吭哧哧了一陣，有些不好意思地問我，能不能把那個裝毛主席像的大鏡框送給他。我正愁這玩意兒拿不好拿，放沒地放呢，樂得順水人情送給了他，他笑得簡直開了花，一個勁地感謝。我心中也有些不解，我差點要把他歸到流氓壞人那一類了，他怎麽對領袖毛主席還是那麽熱愛呢？！
回到烏市已是晚間，科大的學生已經走光了。十月底了，我該回家了。我收拾了東西，以紅衛兵記者站的名義在火車站直接搞到一張車票，沒有收錢（一個月後，賬單寄到師院附中的革委會，連海燕的車票共六十八元，我乖乖地付了錢，是我兩個多月的工資），當天就坐火車返回北京。
在火車上，我旁邊坐著一個四十歲左右模樣白淨的男人，不久他和我聊起天來。其實隻是他聊，滿肚子的牢騷，聽口氣像是一個工廠的技術幹部。他講生產如何遭到破壞，國家財產如何被人據為己有，人心如何江河日下，社會治安如何混亂，人們生活如何艱難……他一口氣談了幾個小時，並非侃侃而談，而是聲音低沉的訴說，充滿著憂國憂民的焦慮及對現實的迷惘。我沒想到在這樣的大時代還有人發出這樣的哀鳴，心裏不完全讚同，但還是安靜地聽著，因為他是那麽憂慮和悲傷，他所說的那些話肯定不敢和他的同事朋友說，隻能對一個陌路者發泄一下，而且對象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小姑娘。我聽著，漸漸困了，一覺醒來，那人已經沒有了，不知道深夜在哪一站下了車。但他的沉痛憂傷說話口氣至今還在我耳邊回響。
文革中為了方便學生串連出版了一本簡明中國地圖冊，橫開大16開本隻有簡單幾種色彩，公路棕色，河流藍色，鐵路黑色。幾乎人手一冊。我每次出門必帶，每經過一處便用紅筆圈出。心滿意足地看著地圖上的紅圈越來越多。
回到北京，科大赴疆的戰友們常聚會。我邀請他們到我家，做了新疆羊肉抓飯、包羊肉餃子，雖然做不出地道的新疆味道，但還是吃得熱熱鬧鬧。我們還和他們以及從新疆帶回來的女孩子一起遊覽北京各個風景區。
有一次我們一行人去香山遊玩，在“鬼見愁”上大家合影。上來一個高個洋人，身穿中山裝。他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跟我們說：“我是法國人，到中國來學習革命。”他很想和我們這些“紅衛兵”照一張相片，我們欣然同意。其實隻有一個人帶著新疆紅二司造反兵團的袖章。
照完後我就忘記了此事。幾年後我竟從另外一個途徑得到了這張照片。海燕的同學華衛民，法國人，在中國長大，常到我家玩。文革後她回了法國，有一次她在朋友家看相冊，見到了我們在“鬼見愁”上的那張照片。她很驚奇地發現我也在照片上，說：“這不是海鷗嗎，我認識她。”於是那個朋友，也就是在香山頂上的那個法國人，就請她把照片轉交給我。幾年以後華回中國，這張照片終於到了我的手裏，這是我第一張彩色照片。世界上總有這麽樣的巧事。
1968年全國的武鬥更加激烈，形成大規模的內戰。但是我沒有機會再出去了，學校通知我們代培教師的正式分配方案即將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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