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真的是太難過了。
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吃糠咽菜的年代，農村裏饑餓的人們擼掉了所有的樹葉，拔光了所有的野菜。家家的簷溝裏都流淌著焯洗樹葉和野菜的黑水。
那時二弟弟可能有三四歲，整天哭著喊：“媽媽，我要一點點兒餅子，我要一點點兒餅子啊！”上哪兒去給孩子去找一點點兒餅子啊！弟弟拿起柳條編的盛幹糧的笊籬，看到笊籬縫裏夾著餅子渣兒，高興地喊：“我找到了一點點兒餅子啦！”說著把笊籬往飯桌上使勁卡了卡，餅子渣掉出來。弟弟撿起餅子渣來添到嘴裏“嗯哪嗯哪”地嚼著。弟弟那歪著腦袋牙齒上下“咯噔咯噔”嚼著的樣子，依舊浮現在我的眼前。
有一次，母親往鍋裏做麥子麩皮拌野菜的菜團子。做完後又抓了兩把麩皮加水拌了拌，用手使勁握到一起，說是給二弟弟做個小餅子吃。飯好了，弟弟高興地吃上了小餅子。
三天過去了，弟弟卻拉不出大便了，蹲在院子裏隻能拉出一灘兒一灘兒的清水。四五天過去，弟弟憋得小臉兒焦黃，怎麽辦哪？母親抱起弟弟哭著說：“就是拉不出來，哪樣才能給孩子扣出來呀？”對，拉不出來給孩子扣出來呀！父親受到啟發，找了根筷子，用刀把圓頭那端，上去一指的地方刻去一半，形成一個像鉤子樣的擋頭兒。母親抱著弟弟，父親把這根筷子慢慢拉出來一點兒麩皮大便。弟弟也哭著配合著，終於一點兒一點兒給扣出來了。總結起來，不拌上野菜的麥麩子千萬不能單吃。 因為那時的人肚子裏沒有油水，麥麩皮又太澀，吃了會排不出。
我的姥姥，就是在鬧災荒的1960年10月去世的。那是母親非常痛心的事情。早年母親被那艱難的生活所困，顧不上說也不願說。
我隻是在母親老了的時候，才聽到她說起姥姥的事情：“我這一輩子最對不起你姥姥。我在她生病的時候才伺候了她十天，她就去世了。我對得起你們的奶奶爺爺，因為我伺候了他們，他們東西都吃上了。就是對不起我自己的媽啊！我在我媽這裏是傷天理的啊！她就我這麽一個閨女，結果從結婚開始兩年生一個孩子，沒完沒了。你姥姥有點兒好吃的就得省給我吃，把她趕扯得肚子裏弄得幹幹淨淨的，一口好東西也撈不著吃。她臨死的時候說：‘我就想吃塊埠南張家食堂的大餅子。’可我有這一大窩把子孩子，那時連塊餅子也拿不出來啊！”說得我們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那時沒在姥姥家住過幾天，對姥姥印象不深。聽經常去姥姥家的大姐二姐說，姥姥能說能道，也特別能抓能幹。姥姥春天帶著大姐，在溝邊地沿用棍子紮個坑撒上種子，叨叨著：“春天一棍子，秋天一頓子”。姥爺去世後就沒有人再心疼她。那個教書的孝順點兒的大舅紀希增早早死了。那個飯量特大的二舅紀希商，就想經商做生意，還掙不到錢，家裏沒有吃的了，就去姥姥家吃。有時候隻知道自己低頭吃飽了不餓，也不知道問問姥姥吃了沒吃。母親又是這麽一個生了一大窩把子孩子的閨女，也顧不上她。又趕上自然災害的年月，糧食匱乏，姥姥過得很是淒涼。 二姐說姥姥躺在炕上不行了，姥姥的妯娌煮了幾個雞蛋送給她吃。姥姥說：“哎呀，雞蛋是這麽香啊！”
大姐說姥姥是她最敬愛的人。姥姥都是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她。大姐晚上去了早晨還要早走，姥姥都是晚上不睡覺，叫大姐早上吃上她連夜趕包的特別好吃的豬肉大蔥包子。大姐1959年要去北大荒的時候去看姥姥。姥姥說我可能再看不到你了。大姐說：“不會的，姥姥你等著我掙了錢孝敬你。”結果還真是沒有再相見。提起來大姐難過極了，說姥姥走得太快了，剛開始掙點兒錢，沒等到孝敬她，太對不起她了。
三年自然災害過去了，好的年景生產隊每年每人能分上60斤麥子。有錢人家都嫌少，還會到集市上再糴點兒添上。可是我家，母親總是得在秋糧還沒下來時，盤算著用分到手的麥子去換些玉米或是地瓜幹回來吃。十斤麥子可以換十二三斤玉米或是十三四斤地瓜幹，那樣全家人可以多吃上幾頓糧食，母親總愛說白麵太不抗吃了。
等秋天玉米結了棒子以後，我們會天天到自留地裏，撕開還長在碧綠的玉米秸上的玉米棒子皮，用指甲蓋掐掐玉米粒，看看玉米粒硬漿了沒有。硬漿了就能掰幾棒回家，扒下玉米粒拿到碾子上碾碎做稀飯喝，還可以做成貼餅子吃。但母親一般都怕費得多不舍得做餅子，隻用它來加上大地瓜塊兒，做些稀飯給全家人喝。大人們常說這是在吃探頭糧啊！就是早早吃掉了新糧，就減少了下一年的糧食，下一年還會接著不夠吃。
那時候的我，總覺得肚子餓。記得有一次跟奶奶到地裏挖野菜，進了生產隊結了棒的玉米地裏。奶奶說嫩玉米粒是可以生吃的，我掰一個你嚐嚐。說著就掰了一個撕開皮給我，叫我啃著吃。我就像得到煮熟的玉米一樣啃起來，記得還真是甜絲絲的好吃。奶奶也掰了一棒蹲下啃起來。我的心咕咚咕咚地跳得很厲害，知道那不是自己家的東西，不應該偷吃。吃完了怕被人發現，奶奶還仔細地為我擦掉了嘴邊的玉米漿汁兒印。
那時候麥子分得少，吃粗糧多。肚子裏油水又少，飯量就大，都特別能吃。母親經常念叨白麵太不抗吃了。其實不光是麥子分得少，母親還倒騰著換粗糧出去一部分，那點兒白麵等過完年後就沒有了。
記得有一年，過了正月十五以後，家裏真的沒剩一點點兒白麵。我哥哥從外村領了一個同學來家玩，到了中午還不走。母親隻得說在家吃完飯再走吧，那人還真的就等著吃飯了。媽媽為難得像什麽似的。 剛過完年，地瓜餅子拿不上桌，怎麽辦哪！母親還愛要臉兒。唉！背地裏埋怨哥哥不懂事，領個人來家幹什麽！隻見母親拿著麵瓢到後屋雪豔大娘家厚著臉皮借來一瓢白麵，做了白菜餡餃子，叫哥哥陪著吃完飯才打發走了。
那時的春天，母親最怕來客人，家裏沒有好吃的招待呀！要知道借的那瓢白麵，是要等到麥子成熟後，生產隊分了麥子磨了麵才能還人家的。到現在我還有個習慣，有點兒好吃的不舍得一下子吃光，總願意留著點兒，心想萬一哪天來個客人，好拿出來招待啊！ 以致經常挨女兒們呲，“來了客人不會再買呀！” “來了客人咱們就出去到飯館吃！”唉，她們哪裏過過沒有米麵下鍋的日子啊！
什麽叫“青黃不接”，現在的人都不知道，就是新糧食還沒下來，家裏的糧食就已經吃光了。春天我們和母親常常受著“青黃不接”的煎熬。家裏吃了上頓愁下頓，挖野菜，擼樹葉吃。二姐三姐受的苦比我還多。記得有一次二姐因為吃了有毒的樹葉，整個臉腫得老大，兩隻眼睛都睜不開，隻是一道縫兒，走路都看不見。吃完早飯，我和母親三姐都又去挖野菜去了，二姐留在家裏。沒想到她竟摸索著還做好了午飯。那年月哪些野菜樹葉撒上點兒麵能蒸著吃，哪些野菜擇洗幹淨剁碎了煮一煮，撒點兒麵做成糊糊吃，我們叫小豆腐，我都知道。
現在的人春天來了，挖點薺菜包餃子嚐鮮，采點洋槐花蒸著吃新鮮，在那時候都是好飯，當主糧吃的。我稍大一點兒大姐二姐到了東北的農場，也非常牽掛著家裏，掙點兒工資省吃儉用的，往家捎錢添補家裏, 捎衣服，還捎糧票。記得我有時候拿著幾張全國通用糧票，到宋家糧庫買回點兒地瓜幹、玉米、高粱之類的糧食添補吃的。別人還會說全國通用的糧票，買那些可惜了。可是母親從不舍得用那糧票買點兒點心餅幹什麽的好東西吃。
說到忍饑挨餓的年月，有一件事我永遠不忘。春天是美好的季節，可我小時候的春天最難過。真沒記得有人提醒我去欣賞春暖花開的美麗，隻記得家裏的口糧越來越少，跟母親數著日子，算計著還能吃幾天。記得我前麵說的“青黃不接”了嗎？家裏的糧囤子、糧甕、麵缸、麵盒子，雖然過年也都壓過了小聖蟲小刺蝟什麽的，期盼著能有點餘糧剩麵。但是現實裏，春天新糧食不下來，那裏麵都是空空的。母親沒有東西下鍋，飯桌上不能沒有食物。孩子們個個麵黃肌瘦，挺著個大水肚子，喝稀飯個個都能喝三四大碗。母親望著家徒四壁的家，還有什麽可以變賣的。
東間北牆邊放著母親的大衣櫃，裏麵空空的，沒有衣物被臥存放。那是姥姥給母親的嫁妝，裏麵陪嫁的衣物早已改吧著穿光了。經父母親商量，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決定賣了大衣櫃換點糧食吃。
那年好像已經都是1967年了，我放學回家發現大衣櫃上少了一扇門，覺得奇怪就問母親怎麽回事。母親紅著眼睛說：“讓你爹拿到付家集上去了。”說著我們倆都流起了眼淚。衣櫃是個大件，趕一個集不一定能碰上買主，所以不能把整個大衣櫃弄到集上。母親說卸一扇門拿到集上去找到買主，再帶到家裏來看。
在那個計劃經濟的年月，雖然家家都不好過，但也有比較好過點兒的，給要結婚的孩子準備家具的。按理說這個衣櫃真是不應該賣的，即便沒有衣服擱，放在家裏也是個大擺件，好看撐麵子。何況三姐也快到出嫁的年齡了，還有哥哥和我，三個弟弟。 賣衣櫃在村裏是一件極沒有麵子的事。家裏過得缺吃少穿的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人家會說家裏大人不會過。母親說咱顧不上那麽多了，先換點兒糧食吃再說吧。
父親拿著衣櫃門趕了好幾個集，找到了買主談好了價錢。我上學不在家時大衣櫃被拉走了，好像是賣了150多塊錢。我們在外麵還撒謊說，俺家還有木料，俺家還會再做新的大衣櫃的。
拉走了大衣櫃，我家東間北牆上留下了一個長方框的黑印兒，那是被衣櫃擋著每年粉刷牆時刷不到的地方。雖然後來用白粉都刷白了，但那個黑方框的影子，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間，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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