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的“杭州女子失蹤案”，為尋找物證，警方耗費巨大人力與時間，方在小區化糞池中發現人體組織。對大部分失蹤案來說，找到受害人身體組織作為物證確定生死尤其重要，否則通常會成為懸案。
這不禁讓人想到由美籍華人、刑事鑒識專家李昌鈺破獲的“空姐失蹤案”。此案中，被害空姐的丈夫理查德是前CIA的工作人員，也有反偵察經驗。雖有重大作案嫌疑卻缺少證明殺人案發生的證據。李昌鈺接手後，從掃雪車司機提供的碎木機線索開始，抽絲剝繭，最終在湖裏發現了理查德殺妻的鐵證：2660根頭發、69塊小的人骨碎片、一塊被截短的人顱骨、一小節指甲……
如今，隨著DNA遺傳因子、大數據庫、人工智能的發展，案件的破獲有了多樣化方法。但在1986年，科技水平還不那麽發達，李昌鈺是靠什麽一步步找到真相，破獲此案的？
近日，三聯生活周刊記者采訪了李昌鈺，聽他講述當年破獲“失蹤空姐案”的最全細節。
以下是李昌鈺的口述
我1975年在美國紐約大學拿到生物化學博士學位。雖然我的博士生導師奧喬瓦博士是諾貝爾獎得主，但在職業選擇上，我沒有跟隨他的腳步成為一名生物化學家，而是有些戲劇性地選擇了當時不太受重視的鑒識科學這一行。
1975年，美國紐海文大學 (University New Haven)聘請我擔任鑒識科學助理教授；4年後，我受邀出任康涅狄克州警察法庭科學實驗室主任兼首席鑒識專家。起初，我們做了很多與凶殺案無關但看似好玩的案件，現在我才了解，這些案件對社會安全及人民生命很重要。
比如，美國萬聖節時，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或對社會不滿分子會把針、刀片甚至毒藥放在糖果裏，孩子敲門拿糖，回家吃掉後，有的孩子進了醫院，有的受了重傷。為此，我們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專門設計了糖果安全檢查流程。這表麵上是小事，但卻與社會安全及人民健康有極大關係。
我們也做一些曆史文物的檢查，有人捐給匹茲堡博物館一盞台燈，捐贈者居然說這是來自二戰期間集中營的“人皮燈”。博物館收到後立即與我聯絡，鑒定出來居然真的是人皮，而且是三個不同血型的人皮，是二戰時期德國人用猶太人的人皮做的。所以，我們的工作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的曆史。
在我多年的辦案經曆中，“空姐失蹤案”是我經手的知名案例之一，現在世界各國還將其用做經典破案實例教學，那個案件用了16種不同的鑒識科學專業才破案。破案不像電影，它需要靠團隊，關鍵在於怎麽把團隊團結起來。每一名隊員都有專長，會在專業方向做出一些貢獻，我們要思考的是，怎麽能把所有的檢驗結果加起來從而得出一個結論。
失蹤空姐名叫海倫，是丹麥人，失蹤前擔任泛美航空公司空姐。她的丈夫理查德曾經是中情局的affiliate（隸屬人員），案發時則是一名飛行員。他當年在學校的IQ測試成績非常高，是很聰明的一個人。海倫是他的第三任太太，理查德娶的都是外國籍太太，她們在美國沒有親屬，不見了也就不見了。理查德婚後外遇不斷，並對海倫有家暴行為，海倫已聘請離婚律師，決心和理查德離婚。
海倫與丈夫及孩子
這樁失蹤案發生在1986年11月感恩節前一周。這天一大早，男主人理查德告訴他們家的保姆，讓她趕快給孩子穿衣服，他要把孩子們送到理查德的妹妹家，海倫會在那裏和孩子們會合，但保姆並沒有在那裏見到海倫；理查德告訴他妹妹說下午四點來接保姆和孩子們，但是他當天也沒有來，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接了孩子和保姆；海倫的好朋友安娜每天都和她通電話，唯獨這一天聯係不上海倫，於是詢問理查德海倫的下落，理查德稱太太有事外出。
幾天之後，保姆無意間看到臥室地毯上有一塊血跡，她本來想抽空清洗一下，但過了幾天發現床搬了，沙發、地毯也不見了。她的不祥預感越來越強烈，趕緊辭了職，但把自己的懷疑告訴了海倫的朋友們。
接下來的一周，無論是保姆還是好朋友安娜，都再也沒見過海倫。感恩節對美國人來說非常重要，一向對孩子極為負責的海倫卻依然沒有出現；感恩節之後，海倫按計劃要飛一班遠程航班，公司打電話問起，理查德卻說她早就去上班了，是開車去的，公司也的確在停車場裏發現了她的車，但空無一人。
海倫最好的朋友安娜又打電話詢問理查德。他回答說海倫可能回丹麥看她媽媽了；安娜飛德國的時候就打了個電話到丹麥，但是海倫媽媽說她好多個月沒有回來了。綜合以上各種因素，海倫的朋友們懷疑海倫已經遇害，就去報警。
當警察來詢問理查德的時候，理查德非常鎮靜，反問道：“我怎麽知道她的下落？她可能跟年輕人跑了。”他這麽說的原因是，自己比太太大十多歲。警察局問他能不能測謊，他也同意。第一次測謊通過，海倫的朋友和媽媽向檢察官投訴，認為理查德曾在警察局做過誌願者警員，警方可能會存在包庇現象。於是，檢察官命令州警再次給理查德做測謊，結果他幾次測謊都通過了。
一位測試人員後來說：“他是我見過的對測試反應度最低的被試者。”按照美國司法界的通行做法，發現屍首是證明殺人案發生的必備證據。海倫失蹤這麽長時間，雖然大家也懷疑理查德，但一是找不到屍體，二是理查德也沒露出什麽破綻，所以這個案子就成了無頭之案，一直擱在那裏，海倫也就成了失蹤人口。警方後來甚至傾向於認為海倫和年輕人私奔了，覺得她的朋友們無事生非，刑偵電視看多了。
海倫的朋友們不滿意當地警方的態度和能力，找到康涅狄克州州檢查官和警政廳重案組。檢察長就來找我，問這個案子能不能轉給我們，他們實在沒有辦法了——現在有大數據庫、人工智能可能破案比較容易，但那時候沒有這些，我們靠人工怎麽破案？
人是不會憑空消失的。假如是被殺死的，隻有幾個地方有可能藏屍：埋在地上、丟到水裏、火化、或者分屍放在冰箱裏。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把警察問過的所有證人的證詞拿來看，找到keyword（關鍵詞）。
有一名證人是掃雪車司機。他說他看到在暴風雪夜的淩晨四點，一個人拖了一個大型鋸木機，他還好心地問：“這麽大的風雪，你怎麽拖這麽大的鋸木機？趕緊回家吧。”沒想到，那個人居然衝他豎起中指。掃雪車司機非常生氣，所以記住了這個奇怪的人。
《犯罪現場調查》劇照
我就想，感恩節半夜，誰拖個大碎木機幹什麽？所以我問掃雪車司機記不記得碎木機什麽樣子。他就畫給我們看。於是我們派刑警調查，發現整個康州隻有四家店租這種碎木機，但在這段時間內，並沒有人租。結果找到紐瓦克市的碎木機店，發現有人租，其中一個人就是理查德。我們向老板問話，老板說通常人家租了機器，還回來的時候又髒又臭，但理查德還回來的時候，碎木機很幹淨。
我們再派刑警去向理查德問話，他說他家有18畝樹林，租來鋸木機來鋸樹，沒什麽好奇怪的，因為他一生就喜歡幹淨。沒有下一步的證據，我們也拿他沒有辦法，到他家去搜索也找不出什麽，因為整個家具都換了一套。
為了理清線索，我們需要進行現場重建，看他臥室裏的床到底是什麽樣的。通常我們會通過家裏的相冊重建，但很少人在自己的臥室裏照相，一般都是在客廳、院子裏，和狗、孩子一起照。沒辦法，我們隻好求助於海倫最好的朋友安娜。最初我們派了個警察過去，卻被罵了回來。安娜說家裏有聖誕節派對，不要來找她麻煩；但後來我們又派個年輕英俊的警察去敲門，她馬上說：“好，等我十分鍾。”你看，案件裏麵的各種細節也很有意思。
《ABC謀殺案》劇照
安娜一到警局就說：“李博士，你是我的偶像。”我問她能不能幫我，她爽快地答應了。幾個小時後，工作完成，安娜表示幫我們重建現場太有趣了，早知道也學這個專業。她又提供了一個新的線索：理查德從來不洗衣服、床單。通過調查我們發現，理查德的地下室掛了很多床單，收證檢驗後，不出所料，這些物品上麵都有血跡的化學反應，血型也與海倫的血型一致。
盡管理查德的嫌疑越來越大，但找不到海倫的屍體，還是沒有辦法破案。我們根據已知的幾條線索再次思考、推理：如果是理查德用碎木機碎屍，那麽他會選擇在哪裏拋屍呢？我想起一條線索：掃雪司機那天是在一條岔路上遇到理查德的，而那條岔道是通往一個叫約爾拉的湖。
搜尋的故事很長，為了對比，我們買了一頭豬，把它用碎木機粉碎再拋在地上，做拋物距離測量實驗。然後我們決定去湖裏打撈，很快便找到幾塊骨頭，但是檢查發現那是鹿骨而不是人骨。警員說還找到了一把電鋸，問我要不要留著，我當時想了一下，回答說：“把電鋸帶回去吧！”
我們拆了電鋸進行檢查，發現電鋸的編號已經磨損，於是用化學方法進行顯性，幾秒後就發現它的號碼——幾十年過去了，我還清清楚楚記得那串號碼是E591616。我們馬上給電鋸公司打電話，詢問這把電鋸是賣給誰的？電鋸公司說給了紐瓦克分配中心；分配中心又說送到了康州的一個鋸木機店。
負責調查這條線索的警員匯報說，鋸木機店的老板生病了在醫院，是心髒病，我趕快打電話到醫院，說“先不要開刀！讓我問一句話，這個E591616賣給誰的？”老板回答說他不知道。我就問有沒有收據，他說在他床下一個鞋盒子裏。
後來我們在老板家的鞋盒子裏找出收據，一核對，不出意料，買主正是理查德。我們又把電鋸打開，發現裏麵有碎的骨頭、肉、皮膚，然後我們請來研究骨頭、纖維的專家鑒定。最後，我們又在湖裏的雪地發現了2660根頭發、69塊小的人骨碎片、一塊被截短的人顱骨、一小節指甲等等。
《神探夏洛克》劇照
很多人以為我有先見之明，敏銳地覺察到電鋸是凶殺案的重要證據，但其實當時我有兩個想法，一個是這麽貴的東西為什麽會拋了？而即使不是凶殺案的證據，我們實驗室正好沒有這個東西，也可以用。
這是美國第一件沒有屍體，靠DNA破案的案子。這個案子非常經典，後來被拍成紀錄片，電視劇、電影。其中一個情節就是把人放在碎木機裏麵銷屍滅跡。
也有人說，能否破這個案子跟辦案人員的主觀努力關係太大了。我的感受是：一定要以身作則，親自去辦案現場。天氣很冷，雪又非常厚，假如你不去現場，隻讓工作人員好好找，找到後向你匯報，那他們肯定隨便找一找就走了。而我們當時的做法是把被大雪封住的湖麵分成一個個細網格，把每一寸的雪溶解搜索。另外，你要把各領域的專家集合在一起工作。做到行業的頂級專家，每個人都有一點傲氣，但我們都合作得很好，外勤跟內勤配合緊密。
1989年，陪審團最終審理認定：理查德一級謀殺罪成立，被判處99年監禁。
我最近回大陸講學，很多人都向我提起章瑩穎案，問我的看法。這個案件我沒有直接參與。我隻能說，如果是我辦案，絕對不會先抓人。罪犯開的那種車型在那個地區就十幾輛，清查每輛車主當天的行程，並調閱攝像頭、行車記錄，汽車油量記錄，看它到過哪裏、加過幾次油、最遠可以開到哪裏。再在附近做一個大數據庫和人工智能分析，就能大概知道他到了哪裏。然後在嫌犯的車內搜集微物證據，例如毛發血跡及DNA。
人的屍體總不過藏在那幾個地方，但是你一抓人，嫌犯就不講了，因為一開口就等於認罪。警方當時唯一的證據就是秘密錄音，這是聯邦調查局最強的手法，裝個秘密錄音器，但證據就那麽一個。章瑩穎的遺體最後在哪裏也是一個謎，這也的確很遺憾。
鑒識科學是從傳統的比對、化學分析，到現在化驗DNA遺傳因子，又到大數據庫、人工智能……不斷在改進，所以我們也要不斷學習，怎樣用新的科技手段破案。你假如還用傳統的方法，就跟時代脫節了。物證科學是技術含量非常高的一個行業，雖然我已經不在一線工作了，但也必須對最新的科學和技術成果保持關注。對此，我自己的經驗是：
第一，一定要有誌向。我每天都讀書，每天看一點書，學一些新的東西；
第二，工作需要。我們在美國創立了國家“冷案中心”。各地警察機構把一些未被偵破的案件交給我們“冷案中心”。既然舊的方法已經破不了案，我們就一定要有新的方法去破案。那有什麽新方法？你就要去想DNA序列可不可以？或者說我們從被害人身上找到一些藻類，每一個池塘的水藻都不一樣，它們有什麽區別？這些知識一定要了解；
第三，我常常到世界各國培訓、教學，當然不能講幾十年前的東西，一定要講一些新的破案手段。現在人工智能是最熱門的。人工智能講起來很簡單，就跟我們傳統的邏輯分析一模一樣，怎麽用大數據庫、用機器來幫助我們破案。
比如現在我們聊天的這個房間，等你們走了之後，用機器來分析，機器可能分析不出來之前有幾個人在這裏。假如我來了，我可能可以分析出來，從設計、從茶杯、從方向、從地上的腳印，大概就知道是什麽情形。然後從沙發上留下的坐過的痕跡，看看這個人的體重、甚至體形，是男生還是女生，又或者留了一根頭發在這裏，就能夠重建之前的情形。
據美國司法部統計，美國平均每年有37%的凶殺案沒有偵破。每一起案件背後，都至少有一個無辜的逝者，以及飽受失去親人痛苦的家庭。比如海倫這樁案子，其實理查德的前兩任太太到現在都沒有找到，隻能被列為“失蹤人口”。
美國現在每年有八萬人失蹤，這是個很可怕的數字。去年（2019）國際失蹤人口年會請我去主講的時候，我太太跟我去了，聽了很多故事她都很難過。有一部分人失蹤是因為老年人失智或是小孩離家出走，有一些可能後來回來了，但是很多人都不見了。
想當初我愛上這一行，隻因心中有一念：“誰來替死者說話？”但是技術再發達，也難抵人性之惡。比起鑒識科學，如何抑止人性之惡，可能是我們都要麵對的更大、更具普遍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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