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 | 八百米故鄉

作家蘇童

 

八百米故鄉

 

蘇童

 

八百米的世界， 對我們一家， 曾經是一種宿命。

在我的字典裏，故鄉常常是被縮小的，有時候僅僅縮小成一條狹窄的街道。有時候故鄉是被壓扁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記憶碎片，閃爍著寒冷或者溫暖的光芒。所謂我的字典，是一本寫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詞匯，都經過了打包處理，便於攜帶，包括“故鄉”這兩個沉重而龐大的字眼。

每個人都有故鄉，而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我的故鄉一直在藏匿，在躲閃，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係列的問號。什麽是故鄉？故鄉在哪裏？問號始終存在，這麽多年了，我還在想象故鄉，發現故鄉。

1982 年夏天，在一條名叫齊門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後，在把四個子女都養大成人之後，我父母喬遷新居，從蘇州城最北端的那條老街上繼續往北五百米，過一座橋，再穿越一條很短、很狹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親工作的水泥廠，右手的工廠宿舍樓，就是他們的新家。

這次喬遷的直線距離， 沒有超過八百米，當時我在北京上大學，在千裏之外，對新家充滿了熱情的想象，因為那是新房，在三層樓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馬桶、陽台之類的東西已經讓我足夠興奮。我清楚地記得暑假回家的第一個下午，我在新居的陽台上眺望著遠處的風 景，懷著一種新生的心情。遠處的風景，正麵方向是水泥廠工廠區白色的大煙囪和水泥窯，側麵遠眺，能看見一家炭黑廠黑色的煙囪和黑色的廠房，在水泥窯的後麵，有京滬鐵路通過， 可惜水泥窯能看見鐵路和火車，我看不見。我從小生活的舊屋， 其實就在東南方向八百米處，我視線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擋住了那舊屋，我什麽也看不見。

那是很多年來我們家的第一次搬遷，是在對環境汙染一無所知的年代裏，我們從一家化工廠的對麵搬到一家水泥廠和一家炭黑廠之間，從被苯酐生 產汙染的空氣裏撲向水泥粉塵和炭黑粉塵的懷抱。空氣質量對我們每一個家庭成員並沒有太多的妨礙，唯一的問題是日常生活的直徑改變了。正負八百米，我父親去市中心上班，騎自行車要多走八百米，我母親上班少走八百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們要多走八百米。

對我來說，八百米是一次直徑的擴展，美中不足的是這次擴展規模太小，我的生活從一條街到另外一條街，僅僅延伸了八百米，不能遺忘什麽，也不能獲得什麽。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識到了“故鄉”這個詞，可是我所想象的故鄉似乎並不存在於這八百米的世界裏。

八百米成為一個象征，就像一個人發現故鄉的路，很短， 也很長。

我對蘇州城北再熟悉不過了。每一條街路，每一間工廠， 甚至大街小巷裏的好多戶人家，我都知道他們的底細。但是那個地區太擁擠了，太低矮了，我從沒有機會徹底解放我的目光，我從來沒有獲得過登高遠眺一覽江山的經驗。那年夏天，我意識到我對新居的期待是一場空歡喜，三層樓，視線還是被遮蔽的。我無法獲得一個觀察者的視線，即使是描寫一條街的街景，我仍然要通過腦子裏的記憶，還有想象。

但是從文學意義上說，八百米也許可以成為一個故鄉了， 隻是稍顯局促而已。從孩提時代到二十歲，我主要是在蘇州城北的這八百米範圍內活動，成長。我的寫作，其實一直在利用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鄉，有一些事物總是在我創作過程中浮現在腦海裏，分別是河水、鐵路、工廠、河裏的客船、駁船和農用船。許多敞開的房屋的門洞，早晨和黃昏街上的人流和嘈雜的市聲。

那八百米範圍裏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臉會在我寫作的時候悄悄一閃，進入我的記憶，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鄉的名義降臨。為了寫作，我有一條虛擬的抵達故鄉之路，我習慣設定一個出發點，這是故鄉模糊的版圖中唯一清晰的地標，也就是零公裏處。我設定的所謂的零公裏處， 就是我二十歲以前居住的舊屋。

齊門外大街如今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被拆去的是臨河的房屋，127 號，這個門牌號碼現在應該是消失了。那曾經是我母親的家族很多人的舊屋，一麵臨街，一麵臨河。臨街的那一側住著我大舅一家，隔著一個小小的天井，臨河的兩間屋子曾經住著我們一家和我三舅一家，而在天井的耳房裏住著我外祖母。

我三歲那年三舅買下了隔壁一戶人家的私房，住到了我們家的隔壁。這樣，一個家族的人各有門戶，卻又緊緊地靠在一起。我母親這一家家境貧困，從鎮江地區的揚中島上出外謀生，移民到蘇州，一直團結在我大舅的周圍，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之前，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我們三家人和外婆一起住在另一條街上，東匯路南田村的一所更擁擠的房子裏，很奇怪，我後來算了一下那兩所房子間的距離，差不多也是八百米。

八百米的世界，對我們一家，曾經是一種宿命。唯一不同的是1982 年夏天的搬遷，讓我母親與這個家族分開了，分開八百米，不算很遠，但也不近。這使我母親在醃鹹菜的季節裏格外頭痛，醃菜的大缸沒法搬到新居裏去，而且，我母親特別信任我二舅的腳，認為隻有他踩出來的醃菜才好吃。現在，缸沒有了，踩缸的“腳”也不在身邊，隻好放棄醃菜了。

搬家也給我造成了麻煩，且明顯大於醃菜的麻煩。我要聽從母親的吩咐走親戚，暑假或者春節，每年最起碼兩次，要走八百米的路，回到舊屋去，見過我的外祖母，見過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從127 號一個大家庭的一員，變成了一個親戚，一個客人。這種新的身份讓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

而我家的房子由於是公房，已經被調配給了一個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過從前的家，非常悵然地發現，那確實不是我的家了，那戶人家粉刷了牆壁，改變了房子的格局，也改變了我母親家族聚居的格局，不是陌生人融入了這個家族，就是這個家族融入了陌生人的生活。

而我們這個家族，最初就是這個街區的陌生人。我父母是從鎮江地區揚中島上來到蘇州的移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資料上的籍貫一欄，填寫的都是揚中縣，改寫成蘇州是八十年代以後的要求，這個要求忽略了父輩的來曆， 強調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與蘇州發生如此緊密的聯係。

我們這個家庭有點特別，幾家人聚攏在一起，在一個新的居留地過著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為下一代更改故鄉的名字。但故鄉的名字是不容易改變的，我們家周圍的鄰居大多是蘇州的老居民，他們早已接納了我們這個家族，但是，對於我們127 號和 125 號的日常生活，畢竟是有點好奇的。而語言問題首當其衝，語言在我們這個家族裏無法統一，我外祖母不會說蘇州話，我大舅母不會說揚中話，我的父母和舅舅們則交替使用家鄉方言和蘇州話——他們互相之間用家鄉話交流，對孩子們、對外人都說流利的蘇州話。

長輩們的家鄉方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讓我們這些孩子感到恐懼，就像一個隱私，唯恐給外人聽到，可惜的是，這隱私無法藏匿，因為長輩們從不以他們的家鄉為恥。

揚中島的方言聽起來接近蘇北話，而蘇州這個城市的市民文化與上海相仿，地域歧視從來都是存在的，蘇北話曆來被眾人所不齒。尤其是我的姐姐和表姐們，一旦與別的女孩子發生口水仗，必然會因為長輩們的口音受牽連。無論她們怎麽強調揚中島位於揚子江江心，屬於鎮江地區，鎮江地區是在江南，與蘇北無關，都無濟於事，通常她們得到的回答是 ：鎮江話也是蘇北話，不管你們的老家在江南還是江北，反正你們不是蘇州人，是蘇北人！

我們家的下一代都為上一代的家鄉辯解過，為地理位置辯解，為口音所屬方言辯解，出於虛榮心，或者就是出於惱怒。當你為父母的口音感到惱怒時，你如何體會“故鄉”這兩個字帶來的榮耀？相反，下一代體驗的是一種隔絕故鄉和遺忘故鄉的艱難。說到底，孩子們是沒有故鄉的，更何況是我們這些農村移民的孩子。

失散，團聚，再失散，是我母親的家族在揚中、蘇州兩地遷徙生息的結局，沒有土地的家族將永遠難逃失散的命運。我母親的家族在幾十年的艱難時世裏一直聚合在一起，是一個親密的家族圈的生活，但最終，在一個快速發展變化的時代裏，一切煙消雲散，這個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還有第三代，最後還是失散了。

五年前，隨著蘇州齊門外大街的拆遷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媽都被安置在了別的居民小區。同樣的，由於親戚關係不可避免地日漸疏遠，我甚至從來沒有去過他們的新家。我在蘇州城裏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們住在哪個地方， 他們的孩子紛紛到南京來求學，我設法找到他們，把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叫到家裏來，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晚餐過後，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電話，是致謝的電話，之後，又恢複漫長的疏遠，聯係中斷了。

我童年時代熱鬧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縮了， 家族對於我來說，僅僅是由直係親屬組成，每次回到蘇州，我的足跡僅限於我父親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們都不在一個屋簷下生活，每兩家之間的距離都很遙遠，遠遠超過八百米。對我來說，超過八百米，故鄉便開始模糊，開始隱匿，至此， 我的八百米的故鄉已經飄忽不見了。

摘自蘇童散文集《活著，不著急》，書中收錄了包括《女兒紅》《船》《女人的聲音》等八十餘篇蘇童散文名篇。描寫了作者對故鄉生活的細膩回憶，還有作者對童年往事和過往生活的感悟和沉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