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一言難盡周作人
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樣的說不清，道不明。新文化運動時，他和其兄魯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堅人物。後來，他們兄弟失和，成為陌路。日軍占領北平後，他竟然出任偽職，淪為文化漢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期間，他又盡其所能地保護李大釗的兒女，並將他們送出日偽統治下的北平。正是因為他有著如此謎一般的經曆，幾十年來，眾多的文化人從未放棄對他的研究和破解。
周作人
周作人以小品散文見長，文章風格清澀幽默，所匯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永日集》《談虎集》《看雲集》等。他對神話、童話和民俗學的研究獨有造詣。他學貫中西、著作等身，由主張“人的文學”到呼喚思想革命，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著名的文學家蘇雪林說：“與其說周作人先生是個文學家，不如說他是個思想家。”他和魯迅在五四時期，“同稱為‘思想界權威’”。他的小品文創作，其成果在新文學運動中是“第一位”的。“他給予青年的影響之大和胡適之、陳獨秀不相上下。”
陳獨秀來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時，《新青年》也隨之在北大落戶，成為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周作人是以翻譯家的身份，活躍在《新青年》時期的文壇上。他批評林紓這類翻譯家，“用漢文一般樣式，”把外文作品，變成“隨意亂改的胡塗文，”這種“抱定老本領舊思想”的譯作，無非是“把外國異教的著作，都變作斑馬文章，孔孟道德”。他主張：“應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頭換麵。”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直譯”法，就是要輸入與中國傳統迥異的新思維、新語法、新詞匯，以彌補中國語言的貧乏和不足。他的譯作得到《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讚譽，錢玄同說：“我以為他在中國近年的翻譯界中，是開新紀元的”。
他不單是文學家和翻譯家，作為思想家還和魯迅一樣，深刻了解民族病態的劣根性，在《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中，他大聲呼喚：
此時，新舊思想之爭日趨白熱化，《新青年》一月出一刊，已遠遠落後於形勢，於是，陳獨秀倡議再創一更貼近現實政治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記有這樣的記載：
在五四那一代青年學生中，周作人享有極高的威信。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當年都是北大文科學生，他們本不太來往，是周作人把他們召喚到一起。他們常常聚集一起，並和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等發起組織“新潮社”，此乃五四時期最具號召性的學生社團之一。此時的北大校園內，並蒂綻放兩朵奇葩，一為老師輩的《新青年》，另一為學生輩的《新潮》。新潮社鄭重地聘他為社員，後又被推為主任編輯，青年學生已把他奉為當之無愧的精神導師。傅斯年在《新潮》發表文章，將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及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同列為“文學革命的宣言書”。
周作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理論，自然成為北洋軍閥政府所要取締的“新思想”。1922年冬，北洋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取締新思想”案，《新青年》和《每周評論》被上了黑名單，他們還責成警視廳“定期禁書”，被查禁的書中，除《胡適文存》《獨秀文存》外，還有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迷惘了，他的美麗的“啟蒙救國”夢，難道真的是一枕黃粱，難道“祖先的壞思想壞行為‘必然’在子孫身上再現出來，好象是僵屍的再現”！在《不討好的思想革命》中，他是這樣談到中國思想啟蒙者的命運：“（他們）是個孤獨的行人……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驚動了熟睡的人們，吃一陣臭打……因為中國現在政治不統一，你想去動他一動，便要預備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齊起作對，變成名教罪人……”
周作人在八道灣家中
周作人是魯迅的二弟，他們原本也是“兄弟怡怡”，其情融融。新文化運動中，周氏兄弟活躍在文壇，成為現代文學史的佳話。正當他們互勉共進，增輝新文化時，兄弟倆卻突然失和決裂。據他們的母親說，周氏兄弟幼年時，紹興長慶寺龍師父曾給他們取了法名，魯迅叫長庚，周作人叫啟明，長庚、啟明都是天上的星星，一為黃昏天出，一為五更天出，兩顆星永遠不相見。如果以此附會，不免宿命迷信，但是，要以此比喻他們失和的事實，恰是最為形象的說法。
據他們的日記所提供的信息，直至1923年上半年，他們之間還是“兄弟怡怡”，一起在八道灣生活，共同指導北大春光社的文學青年，多次與中外友人聚會……可是，到了7月14日，《魯迅日記》卻突然有這樣的記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7月17日，周作人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們之間的矛盾，後來又被他“用剪刀剪去了”。次日，周作人再也耐不住性子，給魯迅寫了一封信：“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一周後，魯迅默默地離開朝夕相處的八道灣。他們都盡量抑製著情緒。次年6月11日，這種難耐的沉默，終由無可名狀的憤怨而爆發。周作人甚至拿起銅香爐，向魯迅頭上砸去，幸虧別人擋住，才沒釀成流血事件。魯迅在當日日記說：“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周氏兄弟對於失和之事，對外不言不語，毫不聲張。魯迅所遺的全部文本，罕有明白無遺的辯說。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自此，他們兄弟失和便罩上神秘的麵紗。人們隻能從他們最親近的人口中，揣度出事件端由之大概。他們的母親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裏住下去，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隻記得：你們大先生（指魯迅，作者注）對二太太（周作人妻，作者注）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裏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三弟周建人也說，大哥二哥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
他們朋友幾乎都認為，兄弟失和“主要是經濟問題。”鬱達夫在《回憶魯迅》中則說：“據（與周作人關係密切的張）風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原是手足之情，而今似若參商。周作人由怨恨而對魯迅開始情緒化的評說。他對人說，魯迅是個虛無主義者，“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利”，“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盡管他沒有明言，但是，稍有思想的人一忖度，和如此倔強、多疑、動氣的人相處，是難免不會發生衝突的。依從這樣的邏輯推理，他也就將自己的原因擇得幹幹淨淨，這恰是他的精明技巧之處。
當然，他對乃兄也不是全無親情之念。魯迅逝世時，他正在北大上課，當即悲痛地告訴學生，魯迅去世，下一節課暫時告缺。他以這樣的方式，婉轉地表示對乃兄的悼念。後來，他在《宇宙風》上發表《關於魯迅》和《關於魯迅之二》，稱自己所知道的魯迅的事跡“已為海內孤本，深信值得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
他以平實、客觀的態度，介紹魯迅早年的平淡無奇的事跡，而對晚年則盡量回避，“即不知為不知也”。建國後，他完成好幾部研究魯迅的專著，如：《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和《魯迅的青年時代》等，這數十萬言的文字，正顯現他對乃兄的懷念之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說，寫這些文章已算對得起魯迅。
周作人與哥哥魯迅
1937年7月29日，北平被日軍占領，北大和清華宣布南遷。大批文化學術界名流，紛紛踏上南下的旅程。鄭振鐸曾勸周作人離平南下，他卻說中國沒有力量和日本作戰，仗是打不起來的。南方友人也都馳書敦促，他均以“家累重”、“老母寡嫂需要奉養”為由，決意在北平“苦住”。
剛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聞訊後便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認為周作人是中國文化界的重量級人物，是可以“替我們民族爭得幾分人格”的“特出一頭地者”。如果他“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為了答複郭沫若等的好意，11月1日，《宇宙風》以“知堂在北平”的標題，發表周作人的一封信，信中有言：“有同事將南行，曾囑其向王教長蔣校長代為同人致一言，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別位關心我們的人，至於有人懷疑或誤解，殊不能知，亦亦無從一一解釋也。”
已經無需解釋，中國文人既然多了個蘇武，那麽，所有關心周作人的朋友，都可放心大膽地鬆口氣了。然而事情的真相遠遠不是這樣。次年2月9日，周作人竟然長袍馬褂，出席日本軍部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幾乎所有有良知的文化人莫不瞠目結舌、嗤之以鼻。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通電譴責：周作人“不惜葬送過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賣人格”。茅盾、鬱達夫、老舍、馮乃超、王平陵、胡風、胡秋原、張天翼、丁玲等致信周作人，痛斥他“背叛民族，屈膝事敵”，“希望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則國人因先生在文藝上過去之功績，及今後之奮發自贖，不難重予愛護。否則唯有一致聲討，公認先生為民族之大罪人，文藝界之叛逆者。”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日偽的任命為北大圖書館館長。3月28日，又被委任為文學院籌備員。他終於下水，而且越涉越深，以至走向深淵。正當他官運亨通時，其後台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去世，教育督辦遂成為空缺。當時，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已屬意周作人。
1940年12月20日，北平《實報》報道，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議決，“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當日，周作人喜滋滋地接受《東亞快報》及其他日偽媒體的采訪。這位當代蘇武還腆著顏說：“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當然是日方發動，經過考慮答應了。”
當時，《新民報》記者在《華北政務委員會各總督辦素描》中，是這樣描述周作人：“每日起床很早，（讀書寫作後）上午10時就到教育總署辦公。”老而為吏的他，倒還是個循規蹈矩、勤勤懇懇的公務員。他出席各種教育會議、講義班、訓練班，逢會必講“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為日本侵略者的“大東亞共榮圈”造輿論。他甚至往日本慰問負傷的侵華日軍傷病員，並稍有捐贈。1942年5月，還作為汪精衛的隨員，參加偽“滿洲帝國”十周年慶典，並“謁見”偽滿傀儡皇帝溥儀。
他的愛崗敬職的行為，深得汪偽政權頭麵人物的讚許，每次來南京，“立法院長”陳公博、“考試院長”江亢虎、“監察院長”梁鴻誌等，都要親自接見，以示關懷。汪精衛甚至設家宴予以款待。而他對汪精衛更是奉迎謹恭，大肆吹捧。是年，有人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他即為之作序，吹噓汪精衛“挺身犯難，忍辱負重”，“此皆投身飼餓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聲名”，“蓋可知其偉大，稱之為菩薩行止無不可也”。
這年12月8日，汪偽政權在淪陷區推行“新國民運動”，以對青少年實行奴化教育，並且成立“中華民國新民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周作人任副統監，並在統監部成立大會上作訓詞。更為滑稽可悲的是，在檢閱青少年團訓練的分列式上，他竟頭戴日本軍帽，身著日本軍裝，隻差佩槍掛刀，軍不軍，民不民，活脫脫的一副漢奸醜角的嘴臉。
八年抗戰，日本戰敗。1945年8月1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日均放送發表戰事終了。下午1時頃往綜研所訪阪本與李、陳、黃諸君。雨中回家。”雨中行走，心事迷惘。他明白接踵而至的後路，所以，他給在重慶的傅斯年去信，以備往後的追訴。他還讓人帶口信，表示去晉察冀解放區的意願，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果而終。12月6日，周作人被逮捕。次年12月19日，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與陳獨秀、李大釗等，都有過較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運動時，便得到李大釗等的支持。他們還共同發起“工讀互助團”。他回憶說，《新青年》同人相當不少，除二三人時常見麵外，別的都不容易找。隻有作為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在上班時必定在那裏，所以找他最適宜，他沒有架子，令人可親，平日所談的也隻是些平常的閑話。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大釗的“雅儒”，謙謙君子，與之相處感到親切，故而稱之為“畏友守常（即李大釗，作者注）”。他的日記多處記有李大釗和新村運動，如“守常函介李君來，屬為紹介往新村”。“訪守常，以新村紹介函交徐彥之君”等。
1927年的中國政治，先是波譎雲詭，後是血雨腥風。4月7日，李大釗等為奉係軍閥逮捕，接著便慘遭殺害。李大釗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他的腦海中已成為不滅的定格。可是，當時的《順天時報》卻發表文章說，李大釗“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來教導一般後進，至少可以終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卻做了主義的犧牲……”友人已歿，還橫遭非議，他義憤至極，發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維護李大釗的英名，指出，李大釗是“以身殉主義”，本“沒有什麽悔恨”可言，“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李大釗“身後蕭條乃若此”，正是他“自甘澹泊”的明證，其高風亮節定可啟示後人，怎容狗苟繩營之輩說三道四！
此時，更令他憂懼的則是南方的“清黨運動”，最初，他想持所謂不偏不倚的立場，不介入國共兩黨的爭鬥之中。可是，越來越多的優秀青年的鮮血，使他從淚眼模糊中驚醒，況且，這些被殺戮的青年中，有許多是他所熟悉的學生，他再也不願保持沉默和中立，在《偶感之三》中寫道：“燕大出身的顧陳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學生，在江浙一帶為國民黨出好許多力之後，據《燕大周刊》報告，已以左派的名義被殺了。北大的劉君在 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見報載上海捕‘共黨’，看從英文譯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這凝重的文字，所體現的是對學子的殷殷關懷，而在《怎麽說才好》中，他的憂懼已化為憤怒，他在文章中寫道：“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命黨，洪憲的殺亂黨，現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將來中國滅亡之根即在於此，決不是別的帝國主義等的關係……” 他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反對國民黨在“清黨”中的狂捕濫殺，這是他一生彎彎曲曲的思想旅程中，最為炫目的亮點。
李大釗就義後，他不怕戴“紅帽子”，與北大教授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等人參與後事的處理。李大釗被捕時，其長子李葆華已是共青團員，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將其藏在自己家達一個多月。後來，他又和沈尹默等籌劃，讓李葆華化名楊震，送往日本留學，以避風頭。李葆華對此記憶終生，他說：“周作人先生的確是在張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讓我住在他家裏，掩護了我一個多月，他又與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學習。他是很熱情的。” 他在任偽教育督辦時期，還多次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1939年，冀北暴動失敗後，李大釗的次女李炎華及其夫侯輔庭、幼子李光華來到北平。他十分清楚他們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顧，全力掩護。1940年，李星華和李光華在他的幫助下，離開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釗遇害後家境窘困，其遺屬要求變賣其所遺書籍。他受李家之托，為此奔波，先後與胡適、蔣夢麟、錢玄同等相商，極力幫助李之遺屬度過難關。1932年，李大釗的族侄李樂光在清華任助教時，秘密搜集李大釗遺作，編為《李大釗全集》。李樂光被捕後，李大釗的文稿由李星華交與周作人，希望能夠早日出版。
1939年4月，北新書局終於出版《守常文集》，遺憾的是，所出僅是原書稿的一半。周作人在《從四月六日談起》一文中，是這樣提到這部書稿，“遺文散見於各雜誌報章，後經其族侄搜集，編為四卷，曆兵火盜賊之劫，未曾毀，將來或許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雲。”原書稿的後半部分，周作人一直保存到全國解放，交予北京圖書館，《守常文集》才以四卷本出版，其悉心保存遺作功不可沒。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釋出獄，舊友胡適托人勸他去香港或台灣，可得教授職位。他婉謝說，我當年苦居北平，曾以蘇武自況，這次倘離上海，難道以白俄自居，還是自稱政治垃圾？可見，他對蔣記“中華民國”是持排斥和厭惡的態度。出獄的那天，他喜憂交雜，隨感而發，吟詩一首：
他為此詩注釋曰：“橋者老虎橋，溪者溪口，菰蒲者蔣也，今日國民黨與蔣已一敗塗地，此總是可喜事也”。持此心態，他之不去台灣，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情。
他可不是“公薪”作家，享受不到固定的經濟來源，生活的唯一途徑便是寫作。1949年後，他為《亦報》寫了許多文章，然而，所作皆為布帛菽粟而作，終缺其文之神采，而他也似感勉力而作，江郎才盡。困窘之中，朋友勸他寫寫魯迅，最初，他寫“魯迅在東京”係列文章，共是三十五篇小文，後來便一發不可收拾，一氣寫成百多篇文章，都是回憶魯迅的生活和創作。兄弟失和後，絕口不提魯迅，可是，命運竟會如此的捉弄他，晚年竟要以寫魯迅來賺錢糊口。
他直言不諱地說，由於他和魯迅的特殊關係，所掌握的魯迅的“過去的事實”，是他“寫文章的資本”，換句話說，是他賺稿酬的生財之道。他甚至為生活所累，將秘而不宣的日記也拿來兜售，這種尷尬和無奈，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可悲可憫之處。
應該說，他的稿酬是頗豐的，每月總有三百萬元左右（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百元左右，作者注）的進賬，可是，他的日記所記卻是：“本月收入雖亦不少，而窘迫殊甚”，之所以“窘迫殊甚”，除卻家口過重，則是夫人不善理財所致。無奈之下，他隻得不斷“上書”，文化主管部門對他的來信予以重視，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把他的譯稿，全部買下來，每月先付二百萬元生活費，其餘部分在書出版後結算。他開始有了固定的經濟收入，同時還有稿酬及其它收入，總不該再說“窘迫殊甚”了，可他還是叫窮不迭，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王士菁回憶說：“他總是‘缺錢用’，像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從來沒有滿足的時候，這就令人覺得奇怪了：他的錢用到哪裏去了呢？”
除“窮”而外，每到秋季，他都要發作如他所說：“幹草熱或花粉熱”的病，症狀類似感冒，不斷地打嚏流鼻涕，秋分後“也就自然中止了”。這種不算大病的“病”的騷擾，畢竟是季節性的，間歇似的，而他所居住的八道灣，早已失卻往日的恬淨，所搬進的市民家庭，必然帶來市俗的糾紛和爭鬧，已經攪得這個讀書人的心境，再也無法安寧。
更令他頭痛的是，風風雨雨幾十年的老夫老妻，竟至晚年失和吵鬧，真乃生命之大不幸。由1960年、1961年日記可見，所記多是：“幾不可與語，”“臨老打架，”“上午大不快，”“下午又複不快”等。“窮、病、鬧”如三座大山，將他壓的喘不過氣來，以至他多次想到“死”，以了卻這無止境的痛苦，渴求“了解古人所謂長眠之樂矣。”
人之無可無不可的活著，他視之為“默殺”。他從香港友人處得知，海外對他有種種評價時，很是感慨，他說：“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不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1951年，在他六十六歲生日時，他在日記中寫道：“誕生為苦難之源，為自己計，自以為少遇見此日為佳耳。……莊子述堯時封人之曰，壽則多辱。若是（我以為這是對的）則亦是不幸也。但我現今目的隻在為人與為工作，自己別無關係。故仍願能忍辱負重，再多譯出幾部書來。那麽，生日還是可祝，即長生亦所希冀者也。”
“為人與為工作”，“再多譯出幾部書來”，正是這種達觀的生命態度，支撐著他在“壽則多辱”的境遇中，依然筆耕不輟，譯出多卷本的希臘、俄羅斯、烏克蘭、日本等國的文學名著，並且編選《明清笑話集》等。1961年3月28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壽則多辱，良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據雲較生時為佳，此所以當豹皮耳，一笑。”
他終究走不出生命的陰影，而五年後的那場“革命”，卻真的使他在劫難逃，陷於滅頂之災。有人曾親眼目睹，他在無知蠻橫的年輕人的看管下，所經曆的生活之慘狀：“當我們走進他被關的小棚子裏時，眼前呈現的一切確實是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麵寫著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來。看到這種情景，我們還能說什麽呢？隻好趕快離開…… ”
1967年5月6日下午，他終於走完自己的路，與世永訣的容顏是那般地安詳，仿佛沉睡般的寧靜，真如他兩年前遺囑所言：“隻是意在速朽，所謂人死，銷聲滅跡，最是理想也。”時年八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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