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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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曆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受到共產國際的指責，作為錯誤路線的領導人，幾乎承擔了全部的責任。對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當他獲悉托洛斯基的政見與其一致時，便有意引為知音，開始進行黨內反對派的活動。然而，當托洛茨基提出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的口號時，他便質疑問難，與之格格不入了。發展到後來，終與托洛茨基分道揚鑣，成為一個左衝右突、天馬行空的獨行客。
陳獨秀、瞿秋白等在一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距此半個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陳獨秀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批評，並在會上作了檢討，往日的“領袖”風采已喪失殆盡。瞿秋白曾在《多餘的話》中說：中共五大時，陳獨秀雖然仍當選為總書記，“但是，對於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7月12日，鮑羅廷執行共產國際訓令，重新成立臨時中央局兼常委，陳獨秀被排斥於外。
他對大革命失敗的慘痛事實深自愧疚，在一封給中央的信中說：“自1927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同時，他又表示，自己沒有“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共產國際文過飾非，推卸責任，這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
他雖已離開領導崗位，但是，仍對政治前景傾注了關切的熱情。當他看到左傾盲動錯誤將要危及黨的前途時，便再也不能甘於寂寞，不聞不問。他給中央常委寫信說：“我見到於革命於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 他多次去信中央，闡述自己的意見。然而，他的意見不僅不被采納，反而作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鬱悶至極，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擠他這個“老頭子”。
他與中央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從不服輸的他，總以為真理在自己一邊，甚至天真地提出將他的信件，“全部都在黨報上發表出來，”在未經中央許可的情況下，他竟在黨內自由散發給中央的信。於是，他當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嚴厲批評，告訴他，“這是列寧黨所不能寬恕的破壞黨的行為”，警告他，必須“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今天，我們重讀陳獨秀給中央的意見信，重讀中央對其的批駁文件，仍能體悟到他與當時中央的緊張關係。作為曆史的過來人，他們都已成為曆史，作為曆史的閱讀者，我們可否假設，誠如陳獨秀所要求的，“平心靜氣”“詳細審查”他的意見信，並“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也誠如中央所警告的，他能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規勸，那麽，曆史又將會是怎樣的一種走向呢？
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央負責人決然不會聽從一個“機會主義者”的絮叨。而陳獨秀又自以為黨的創始人，倚老賣老，無視黨的鐵的紀律，進行自由主義活動。他所表述的政治主張，又恰與托洛茨基的取消主義相吻合。於是，事情的結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當時，中共黨內不少人，對於簡單、生硬地對待陳獨秀的態度，都曾表示過不滿，如，王若飛、易禮容等。瞿秋白後來也認為，“現在隻能說他個人犯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陳獨秀雖然離開領導崗位，卻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奉為旗幟性的人物。張國燾就曾向他建議“創造新黨”，彭述之等則自標為“陳獨秀派”，慫恿他去奪瞿秋白的權。然而，這一切都為他所不為。正如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所說：陳獨秀“不是搞陰謀詭計的。”
此時，共產國際內部出現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蘇共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直接影響中國革命，也極大地改變了陳獨秀的政治命運和曆史形象。斯大林在順利地清除托洛茨基，並將其驅逐出境後，開始過問起中國黨的問題。他在與張國燾、瞿秋白談話時，便表示即使象陳獨秀這樣的老同誌，隻要有不滿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這樣，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在中共黨內興起一般反對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風，首先開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送請共產國際糾正其錯誤。左傾錯誤使中國共產黨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筆者走筆至此，十分痛心的告訴讀者，中共的許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難於此時，如楊殷、何孟雄、林育南、惲代英等。
這時，他的外甥吳季儼由莫斯科東方大學歸來，向他宣傳說托洛茨基是列寧的戰友，是傑出的革命家、思想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在蘇共黨內很有基礎；斯大林是“專政暴君”“紅色沙皇”等等。外甥還建議他讀讀托洛茨基的著作，會對中國革命有個全新的認識。當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時，吳季儼的到來和提示，促使他盡快接觸托洛茨基的觀點，以從中找出可以詮釋、化解縈繞於胸中的種種疑案和迷團。於是，他的另一種政治經曆開始了。
中國托派起源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留學生，他們的人數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個托派組織在上海成立，全稱是“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因其機關報名《我們的話》，故而在後來的托派內部紛爭中，又叫做“我們的話”派。
陳獨秀通過尹寬，從歸國留學生王一平手中，讀到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等文件。他特別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對加入國民黨，和加入後又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謀而合。托洛茨基說，共產國際“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領袖”，中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最為“酷烈”，中國革命的失敗是“在共產國際錯誤指導下”造成的。
他總算找到了知音，不無感慨地說，當共產國際“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誌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托洛茨基同誌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陳獨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同年8月，他和彭述之與“我們的話”派相商，要求加入或與他們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的組織。但是，“我們的話”派一直鄙視他為“老右”，不願接受他們，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須服從一個先決條件，即承認其機會主義的錯誤。他憤怒了，一氣之下，於9月間，與彭述之、尹寬等人自行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列寧派”，這個組織因其機關報《無產者》，而稱為“無產者社”派。
托洛茨基極為關注他的情況，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給中國托派和他寫了22封信，其中直接談他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讚同“我們的話”派的先決條件，認為現在，“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對他始終堅持“工農民主專政”的立場，而不接受其“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一直不快，認為與這樣的人統一，“便是不可饒怒的輕率。”
他與“我們的話”派鬧僵，並單獨建立組織。托洛茨基知道後十分擔憂，唯恐剛剛蜂起的中國托派運動，因內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複信，表示歡迎並為之開脫說，他在“那幾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馬爾丁諾夫的政策”。托洛茨基還在信中說，希望能讀到陳獨秀“綱領式的聲明書”。
不久，他發表《告全黨同誌書》，說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是斯大林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他的錯誤僅僅是“忠實的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的做了斯大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這封信還鼓動全黨，“毫不隱諱的站在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旗幟之下，堅決的、不可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的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到底。”
托洛茨基終於讀到這份“綱領式的聲明書”，評價它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指示中國托派，“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誌們所沒有的。”他甚至高興地說：
“當我們有了象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麽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象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革命）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誌學習。”
托洛茨基還讓劉仁靜轉去對陳獨秀的親切問候，並說，他的《告全黨同誌書》，“我非常喜歡，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
托洛茨基
陳獨秀離開領導核心後，難以接受新的中央路線和策略，並欲訴諸全黨公開討論。這種天真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絕。恰逢此時，他驚喜的發現，托洛茨基關於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與他竟是不期然而然的相似。於是，他的傾向托洛茨基便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又是個具有獨立思維的個性人，就在他傾向托洛茨基時，中國和蘇聯之間發生了中東路事件，這一事件深深的挫傷了他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這一事件中的態度，又為他們日後的政治關係設置了重重陰影，隻是由於此時的他，在政治上獨往獨來，形單影隻，如今好不容易覓得知音，當然不願輕易放棄，於是，矛盾也就隱而未發。
中東鐵路是沙俄帝國侵略我國東北的罪證，它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裏，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它是19世紀末，清朝政府出股金五百萬兩，由沙俄帝國政府修建經營的。
早在二十世紀初，中東鐵路行將竣工時，年輕的陳獨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東三省罪惡的起因，並向國人發出呐喊：“東三省從俄人造鐵路以來，東三省的土地，還算得是中國的土地嗎？”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曾經聲明，中東鐵路將“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但是，到了1924年，蘇聯又單方麵宣布，中東鐵路暫由中蘇“共管”，接著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托洛茨基便是這個委員會主席。時隔五年，張學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逮捕、驅逐蘇聯駐中東鐵路人員，中蘇兩國釀起紛爭，震驚一時的中東路事件爆發了。
中東路事件後，中共中央提出“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過左口號。他對此厭煩至極，給中央寫信說，這些口號“太說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單調了”，如果再宣傳下去，是“不能夠動員廣大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中東路事件不久，托洛茨基便指示中國托派，“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保衛蘇聯，對此，“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僅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陳獨秀沒有加入“保衛蘇聯”的大合唱，而是自成風骨，保持民族獨立和尊嚴的嚴正立場。
中國托派主要有四個小組織，即“我們的話”派、“無產者社”派、“十月社”派、“戰鬥社”派，他們在反對斯大林路線方麵是統一的。但是，他們又各以正統自居，互相指摘、爭論不休。他們對曾是他們領袖的陳獨秀，也是極盡嘲諷、侮辱之能事，從不認知他的政治地位，隻是由於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爭得一席之地。
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奧、意等國托派，組成共產主義反對派臨時國際（即第四國際前身），托洛茨基為總首領。托洛茨基對四分五裂的中國托派非常焦慮，一再催促“召集一個統一的大會”，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中國托派各自為王，自以為是，要在這班自命不凡、資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領袖人物，實在太難。托洛茨基深思熟慮，覺得唯有陳獨秀尚可孚眾。於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國托派的領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秘密召開統一大會，決定中國托派正式的統一名稱，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列寧派”，陳獨秀當選為總書記。
他雖然和托洛茨基合而為一，並曾有過默契和合作，但是，這種關係是在不協調的基礎上尋找和諧，在不統一的前提下強求一致，可謂背本趨末，謬之大矣。他與托洛茨基在很多問題上，有著難以彌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不和諧；托洛茨基始終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而他認為蘇聯已不是“工人國家”，甚至認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蘇聯已是“法西斯主義格柏烏政治”的國家。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對托洛茨基不切實際的左傾口號，更是不以為然。托洛茨基卻自以為了解他的思想精髓，對他的一些觀點，采取妥協和苟且的態度。他則大不一樣，與生俱來的桀驁不馴的個性，使他容不得外國團體和個人對中國革命、中國事務指手劃腳、發號施令。大革命時的驚世駭俗之論，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言猶在耳。由此論定，現在的容忍和統一，隻能是暫時和表麵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貌合神離的統一和聯合，必然是要破產的。
陳獨秀在江津的臥室
他擔任中國托派總書記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剛剛拉拉扯扯統一的中國托派又群龍無首，陷入無休無止的爭爭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後極為擔憂，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來到中國。李福仁背著他，重組臨時中央常委會。他對此提出嚴重警告：“外國同誌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兒戲的。”
他在獄中還過問中國托派的活動，這種自作多情，不僅沒有一點號召力，相反，卻屢屢召來警告，上海托派甚至揚言要將他開除出組織。托洛茨基通過美國托派分子伊羅生，知道了這一情況，感到非常不安，指示伊羅生，對陳獨秀的批評是“大大地誇大了的，”我“絕不相信”陳獨秀是機會主義，至於開除陳獨秀，那當然是“不允許的。”並說：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是業已證明為絕對可靠的”，“我們現在正創立第四國際……無疑陳獨秀同誌是應當加入總理事會的。”
他對托洛茨基還是有著一種由衷的感激之情，在與中國托派的多次無聊的爭執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寬容和關懷。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還時時牽掛著遠在中國的他，這使他深受感動。他思忖良久，覺得有必要給托洛茨基去封信，以無情地揭露中國年輕的托派的“極左派的傾向”，他在信中說：“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者主要究竟是誰…‥
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
托洛茨基很欣賞他的坦誠，在給中國托派的指示中說：“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幹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本質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
出獄後，他即投身全民的抗日熱潮，已無意於日見衰落的托派活動。當有人勸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時，他明顯表示出厭倦的意向，並毅然由南京往武昌，他說：“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並鄭重宣布：“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他與托洛茨基在對蘇聯的評價上，有著嚴重的分歧。托洛茨基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或者是“蛻化的工人國家”。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時，他就認為蘇聯不再是工人階級的國家了。1939年8月，蘇德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對他刺激最大，他更堅定自己的認識，指出蘇聯已“實際站在希特勒方麵”，在文章和講話中已將德俄並稱為：“法西斯主義及格柏烏政治”。他對托洛茨基一再強調的“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口號，已完全失望，認為如若這樣，“事實上隻有幫助納粹勝利”。他是“始終讚成聯合英美向納粹進攻”。曆史已經證實，他的這一觀點與托洛茨基相比，不乏真知灼見，也正是在這點上，他對托洛茨基采取了否定的態度。
托洛茨基和他從未謀麵，而且，他們中間“含有若幹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將他視為老朋友，表示“能夠同他經常合作。”托洛茨基根據莫斯科的經曆，擔憂他的人身安全。1937年8月至1939年2月，托洛茨基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國共合作一當實現，斯大林和蔣介石“將殺死陳獨秀”，所以，要在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
至於陳獨秀的歧見和悖論，托洛茨基指示：“不應該通過非常魯莽與非常嚴厲的手段”與之決裂。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關心的問題是陳獨秀的人身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我毫不懷疑斯大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殺他。……他應該到美國去。” 耐人尋味的是，陳獨秀沒有死於非命，托洛茨基卻難逃厄運，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殺。
他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說：“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嚐正確。”現在應“重新估定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他便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一種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拋棄的也快。對此，他有過驚人的言論：“自來之論，喜根據曆史現在事變發展，而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為立論之前提”。“故而見得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他”，對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亦然”。
本文原載《炎黃春秋》2003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