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三月抗爭和四月平反
作者 黃澤文
麵對街頭恐怖和專政抓捕，成都的造反派似乎並未屈服。這一次鎮壓“反革命”，被鎮壓者顯然有一種“精神加持”，不但不服，反而與實施鎮壓的專政機構對著吼叫。特別是學生，當時不知從何處尋得一則最高指示：“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1] 當年沒有互聯網，很難查證，但大家就信了，並用此來對抗軍人和公安機關，似乎還有些效果。
經曆過“土改” 、“鎮反” 、“三反五反” 、“反右” 、“四清”等一係列政治運動的專政人員，這次有點發懵。過去的經驗是：一旦“壞人”被揪出來，戴上“反革命”帽子，當事者頓時束手就擒，低頭認罪，甚至痛哭流涕，檢舉揭發，爭取寬大處理。但這一次抓反革命，效果不佳。被抓者，態度猖狂；未被抓者，天天在對著幹，氣焰囂張。其實，公安局的人當時沒有搞明白，抓一小撮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一小撮後麵有一大群，二者之間緊密相連。而曆次運動中的抓捕鎮壓，一小撮和一大群之間，沒有這種緊密相連。
與專政機構對著幹的名目花樣頗多。把當年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所用過的手段幾乎全都用上了。
其一是秘密集會。公開的活動被壓製，於是轉入地下或半地下。我就曾經參加過八二六和井岡山野戰軍頭目在成都十九中學舉行的秘密會議。十九中位於錦江東岸，與川大校園隔江相望，這裏是八二六的一個校外據點。會議在樓房裏的一間會議室裏舉行，室內窗戶緊閉，校外崗哨放風。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進行，與會者麵容嚴肅，講話者聲音低沉，分析形勢，布置任務，調整策略，安排接頭方法，任命二線領導。一旦第一線人員被捕，二線人員頂上去，儼然一副在白色恐怖下搞秘密活動的範式。這一切，平時都隻在電影中看到，這時候卻親身經曆了，不免令人既激動又緊張，有點承擔重任的使命感覺。
其二是巧立名目開展各種半地下活動。1958年3月7日，毛主席利用在成都西郊金牛壩召開“成都會議”的機會，抽空參觀了杜甫草堂。毛澤東本身就是詩人，得暇來拜訪另外一位詩人，實屬平生快事。他還站在“草堂“字壁前留下了一個佇立欣賞的背影。這個日子，居然變成了被鎮反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川大學生進行抗爭的機會。1967年3月7日，若幹川大八二六的人，預先籌劃，擺脫監視，分散出校，齊聚杜甫草堂，紀念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參觀杜甫草堂九周年。大學生們分成小組，學習毛主席著作，討論形勢，堅定決心。最後，大家還分別在毛主席照過像的“草堂“字壁前留影，不過，是麵朝大眾，用嚴肅的臉龐表示鬥爭的決心。
（照片來自網絡，謹此致謝）
其三是夜晚活動，到處刷貼大標語。大學生一般不屑於幹這等活兒，主要由不知疲倦的中學生來幹。成都人善長用諧音來蔑視甚至侮辱對方，把造反兵團寫成“撬杆（小偷）兵團”，八二六寫成“扒耳驢”，紅衛兵成都部隊寫成“紅衛兵蠢豬部隊”，產業軍則寫成“慘業軍”。二月鎮反期間，遍街都是打到造反兵團和八二六的標語。小子們就專門在這些標語上搞覆蓋，或者在旁邊寫標語，寫上：“鎮壓革命群眾決無好下場”，“青鬆不老，八二六不倒”，“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頭”，“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十來歲的少年們，眼神靈活，行動迅速，來往飄忽，極有效率，半個夜晚，可以搞得滿城都是。當年文化大革命，文化不彰，書報出版凋零，紙張大都如此用去，裱糊了牆壁。
其四是公開示威。或集會，或遊行，行動的由頭很多，隨時都有。2月26日，正好是去年8月26日造反建團6個月。川大八二六的戰士約一千多人，在大禮堂召開“熱烈慶祝八二六戰團成立半周年”紀念會。大學生們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八．二六戰士想念毛澤東”等歌曲以釋放情緒。既然是公開示威，常有劇烈的衝突。複活的保守派同學，在駐校軍人的策劃下，組織了幾百人趕來阻止，於是發生公開衝突。雙方鬥嘴皮，擁擠推搡，搶話筒，抓帽子，隻是沒有大打出手，還算斯文有度。
次日，2月27日，川大八二六的大學生幹脆衝出學校，到鬧市區遊行。遊行的名義是慶祝毛選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周年。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示威。隊伍有意去到市公安局、西南局、軍區等熱點地區，高呼：“不準老保翻天!”，“不準迫害革命小將!”等口號。遊行引起全城轟動，市民驚訝地發現：“啊，八二六還在戰鬥！”
3月17日，首都紅代會赴蓉造反團返京，又是一個上街宣泄的機會。此時，川大八二六的頭目們基本上都被抓光，川大學生們碰頭串聯，自動集合了一千餘人, 走到當時的西南局（首都紅代會駐地）歡送首都紅代會戰友。該日久陰初晴，陽光燦爛。陽光下，飄蕩著造反兵團、八二六、井岡山野戰軍、紅衛兵成都部隊等造反派組織的旗幟，氣氛昂奮。我們五中革命造反戰團也聞訊趕去參加，在人群中，我見到了不少戰友熟悉的麵孔，大家握手問好，不勝唏噓。
送行就是示威。成千上萬人的隊伍，不顧禁令，從西南局出發，經太升路到文化宮，再浩浩蕩蕩湧向人民南路廣場，再北上經人民北路直到火車北站，沿途正好有成都軍區，市公安局等敏感機構。整個成都都驚動了。遊行的人們手挽著手，挺著胸，踏著有力的步子前進，邊走邊高聲唱歌。唱著：“保皇的王八蛋，你睜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誰敢來阻攔？…。”還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所到之處，人們驚奇地看著，有的歡呼，有的微笑，有的拍掌，有的咒罵。萬馬齊喑的成都街頭突然又有了生氣。軍區和公安局的宣傳車緊隨隊伍，高音喇叭發出刺耳的聲音：“鎮壓反革命”，“打倒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取締反動組織”，但收效甚微。
仲春三月，萬物複蘇，政治氣候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大學生們，是敏感的群體，他們偵聽著來自中央的隻言片語，尋覓著兩報一刊社論和重頭文章的措辭，注意著首都造反派的一舉一動。他們發現，“情況正在起變化”。
的確，情況正在起變化，變化發生在最高層。
當最高統帥得知中南海懷仁堂的抗爭事件後，他意識到，“三老四帥”的矛頭是指向他的，是指向他一手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的。這是他的底線。維護國家穩定，沒有問題；維護軍隊穩定，沒有問題；但觸碰這個底線，就是大問題了。於是，他連夜召開會議，嚴厲批評老帥老幹部們“對文化大革命發難”，“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責令他們檢討。秉承他的指示，從二月下旬到3月中旬，在懷仁堂召開了多次“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判，並將其定為“二月逆流”。[2]
世間沒有不透風的牆。首都的紅衛兵很快就嗅到了高層的動向。3月8日，首都紅代會的北師大井岡山率先召開“堅決擊退資本主義複辟逆流誓師大會”，矛頭指向了譚震林。3月9日，陳伯達在軍級幹部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自上而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複辟現象”。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迎頭痛擊資本主義複辟逆流。”3月14日，首都紅代會舉行十萬餘人的示威遊行，喊出了：“堅決打退從上到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把反攻倒算的譚震林揪出來鬥倒鬥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
逃亡北京的成都造反派頭目們，聽聞這些傳言，看見諸多動作，頓時就有久凍逢春暖的感覺。消息傳送到成都，鼓舞起被壓抑的人群，於是就有了前麵所描述的那些公開上街的示威對抗。
待等到三月底，情況變得明朗。3月27日，中央下達了《關於處理安徽問題的決定》。[3] 決定明確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宣布一個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必須經過中央批準。嚴防壞人利用軍管鎮壓群眾。堅決支持各左派群眾組織，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麵支持一方，打擊另一方。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嚴防壞人利用專政工具鎮壓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對因不同意見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一律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4月1日的成都極為熱鬧。成都遭受鎮壓的八二六派學生，衝破了重重阻力，從四麵八方匯集到川大，舉行《紀念毛主席接見半周年，徹底粉碎資本主義複辟反革命逆流誓師大會》，會後舉行了示威遊行。未遭受鎮壓的紅衛兵成都部隊，也在市體育場舉行了名稱類似的大會，表示了要與產業軍等保守組織堅決鬥爭的決心。我們隨五中革命造反戰團，參加了體育場的集會。
文革是群眾運動，經常舉行各種名目的集會和遊行。特別是1967年伊始，從一月奪權，二月鎮反，三月抗爭，到四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複辟，一路走來，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街頭狂歡。隔三岔五，人們隨時都會丟下工作，走出大門，到廣場去集會，到街頭去遊行。通衢大道上，人頭攢動，紅旗林立，鑼鼓喧天，歌聲震天，口號聲此起彼伏。參加集會和遊行的人們，穿著藍灰黑的單色調衣服，但都戴著紅彤彤的袖套，舉著成千上萬的領袖畫像，舉著組織和單位的橫幅，舉著紅旗和各種彩旗，跟隨著領頭者的高亢聲音，舉臂高呼各種各樣的口號。街道兩旁，觀者如堵，婦孺太婆，老人小孩，皆擁擠著看熱鬧。
在我的記憶中，文革期間成都街頭有三次遊行，景況特別，氣氛異於一般的遊行。其中一次是重慶反倒底派在1967年8月的武裝遊行，赤膊壯漢，刀光劍影，蠻勇張狂，此處不述。另外一次，就是川大八二六在1967年4月1日的翻身遊行，此處詳述。還有一次，則是監獄釋放造反派“反革命”時，囚徒們從監獄走出來時的遊行，下麵稍後敘述。
川大八二六的隊伍從文武路一直排到成平街。沒有紅旗的海洋，沒有震耳的廣播喇叭，沒有華麗的樂隊，也沒有喜慶的鑼鼓，但肅然的遊行隊伍顯示著堅強不屈的抗爭精神。那是一種心中有信仰，身體有正氣，集體有追求的精神。
走在最前麵的是川大八二六的戰旗。戰旗並不像往常那樣高舉招搖，而是由四人平牽著，緩緩前行。發舊的紅綢上是“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的字樣，上麵有歲月征戰留下的斑斑點點，展示著前兩個月來的艱難曆程。
緊接著的隊伍，舉著各式各樣毛主席的繡像和紅心圖案，皆為手繡。當年的造反派，無不自詡為毛澤東的忠誠戰士，尊奉偉大領袖為自己的紅司令，要用一針一線的默默堅持，來表達自己的堅貞不屈，來獻上自己的赤膽忠心，並以此來表明自己奉旨造反的正統地位。
後麵跟上的是“自力更生東方紅廣播站”。方隊中，人人手中拿著用硬紙筒做就的廣播喇叭，正步行進，井然有序。一聲令下，齊舉嘴前，由一人引領，大聲頌讀毛主席反複辟的最新指示。雖為人力，且在寬街，但形式獨特，氣量充沛，聲勢頗大，引來道旁的陣陣掌聲。
再後麵則是長長的大隊伍，手中的紅旗皆用紅紙糊就，或大或小，放眼看去，頗覺寒酸。其中寓意極為明顯，由於被鎮壓，宣傳車早已被砸爛；紅旗、彩旗被撕爛，折斷；遊行的一應行頭均被收繳。但鎮壓阻擋不了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決心。隊伍中唱起“遠飛的大雁，捎個信兒到北京”的思念毛主席的歌曲，神情堅定，鬥誌昂揚，麵色嚴肅。沒有街頭狂歡的華麗，倒有劫後再戰，堅決抗爭的自信。
集會遊行之後，成都的熱點在關押造反派的寧夏街監獄和大慈寺監獄。寧夏街監獄是成都的一所正規監獄，建於滿清末年的1911年，為當時四川藩、臬兩司仿湖廣模範監獄而修造的日式監獄。此所監獄分內監（收押已決犯）、外監（收押未決犯）、女監、病監，故被成都人俗稱為“四大監”。大慈寺監獄是個臨時關押點，這裏本是成都的一座曆史悠久的寺院，全名叫“古大聖慈寺”。公元七世紀時，後來到印度取經的高僧玄奘曾在此處剃度出家。
人們在毗鄰市大監的成都九中校園，安裝上大喇叭，成天對著監獄廣播《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對青海問題的六點指示》。人們在大慈寺外麵靜坐示威，搖旗呐喊，要求盡快放人。
4月3日，成都軍區終於明白了中央的決心，發出電令：放人，平反，銷毀黑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賠禮道歉。在北京，韋傑也當麵向造反派鞠躬道歉。4月8日，川大八二六勤務組被捕成員全部釋放。4月12日，關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員被釋放。4月18日，關押在成都市大監的人員集體出獄。
釋放關押人員的場麵極為特別，舉世罕見。在這兩處監獄的外麵，人山人海，擁擠喧鬧，似如節日。我和幾個戰友去到寧夏街市大監，目睹了這一場景。
大門開啟後，“反革命”們排著整齊的行列走出來，為首者舉著一麵用紅色被麵做成的紅旗，上麵繡著不太工整的大字“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總部（紅囚徒）”。後麵跟著的人，蓬頭垢麵，麵容憔悴，卻都精神十足。人人手上捧著自己手工製作的毛主席像，保存的毛主席語錄，或者其他標誌革命的圖騰，以顯示自己在革命中的忠誠。
親人們，戰友們擁抱著，抬舉著。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又哭又笑；有人不哭不笑，隻是長久對視，臉部在急劇地抽動著。歡樂、悲痛、堅強、疲憊，種種情感，此時盡情表現出來。我被深深感動，雖然我沒有要迎接的親人和戰友，但淚水卻止不住地流了出來，胸中似有一股熱氣，直衝喉頭，忍不住同大家一起，大笑，大叫，大跳。
幾分鍾後，人們在最初的狂熱中醒了過來，一人突然舉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於是應者如潮，聲震屋宇。激情高呼之後，釋放人員終於恢複了正常，於是列隊，開始了全市遊行。
此時，已不再是二月冷風中的“帶鐐長街行”，而是陽光四月的“示威長街行”。隊伍所到之處，皆唱“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的歌曲。皆呼“永遠忠於毛主席”，“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徹底粉碎資產階級複辟逆流”的口號。沿途全是歡呼的人群，曆來傾向造反派的成都市民從來沒有這樣激動過。
一時間，大家都覺得，蓉城的春天真的來了。
參考文獻
[1] 秘書高勇回憶耀邦二三事, 中國新聞網，2010-04-15。
[2] 二月逆流”,中國網, 2011-04-13。
[3]《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發〔67〕112號文件，1967-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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