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經曆（八）暴風雨前

八   暴風雨前

作者  黃澤文

文革中的造反派，成天呼叫著“炮轟火燒”，“鬥倒鬥臭”，“用鮮血和生命誓死保衛”的豪言壯語，但似乎始終沒有記住，自己是“奉旨造反”，是偉大領袖用來摧毀“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別動隊。他們在激情燃燒之時，忘記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哪些事情被允許去做，哪些事情做了可以暫時被容忍，而哪些事情是絕對不能去做的。

衝擊軍區重地，批鬥軍隊領導，“揪軍內一小撮”，就是絕對不能去做的事情。但是，當年的造反派，在“造反有理”的指導下，造反上癮，頭腦發熱，根本弄不明白高層爭鬥的波譎雲詭，卻自告奮勇，充當了中央文革企圖把文革大火燒向軍隊的急先鋒。

把矛頭指向軍隊，其根源在北京，在當時炙手可熱的中央文革小組。

1967年1月14日，經江青授意，林彪“完全同意”，《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首次提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  被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控製的《人民日報》，次日便加以轉載。“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迅速流傳全國，為造反派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提供了依據。

1967年1月20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信，要求解放軍支持左派。他在信中說：“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2]  依此，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於1月23日作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從此，為軍隊介入地方文革打開了大門。

要命的是，誰是革命左派？

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眼睛裏，響應號召，起來砸爛劉鄧路線，鬥走資派，掀起奪權風暴的造反派自然是革命左派；而由原黨政係統糾合起來保護自己的那些保守派群眾組織，因循守舊，抵製文革，壓製造反，多是右派。但是，在軍隊上層的心目中，造反派在社會上打進打出，揪鬥黨政領導，癱瘓政府機構，搞亂社會秩序，且成分複雜，離心背德，是當然的右派。而由產業工人、貧下中農、黨團員、勞模、基層幹部為主的群眾組織，擁護黨政領導，根正苗紅，骨肉相連，是當然的左派。

由於軍隊的支左明顯偏袒保守派，1967年的1月下旬和2月上旬，全國各地造反派中的激進派別，幾乎無一例外地把鬥爭矛頭對準了充當保守派保護傘的地方軍區。開始衝擊軍區駐地，揪鬥軍隊領導，甚至靜坐示威。

成都地區的激進造反派紅衛兵，主要是川大八二六和井岡山野戰軍的人，也鬥誌昂揚地進駐到成都軍區大院內，和北京來的紅衛兵一起，聲援成都軍區機關的紅色造反縱隊、空字028部隊(空軍第十三航空學校)的紅色造反總團、以及戰旗文工團的紅色造反團等軍內造反派，似乎要在軍事禁地大幹一場。

詭異的是，就在這個時候，中央軍委於1月28日出台了嚴禁衝擊軍事機關的《八條命令》。此八條據說由林彪和幾位老帥擬定，由毛主席審批下發。[3]

《八條命令》明確規定：“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關鍵仍然是，誰是革命左派？

同樣的字句，理解可以完全相反。造反派不認為《八條命令》提供了收拾他們的依據，因此，漠視《八條命令》，依然故我，繼續捋虎須。而軍隊高層認為，現在有了尚方寶劍，可以毫不手軟地鎮壓那些敢於向無產階級專政挑戰的反革命分子。

但是，他們尚不敢貿然行動，他們在等待，等待造反派出錯。

就在這個風雲多變，危象漸生的1月下旬，我離開了文化用品社這個小廠，被派到川大的井岡山野戰軍總部去工作。所謂去總部工作，其實就是去給大學生們當工具。川大井岡山野戰軍在許多中學都有分支縱隊，中學生們跟著大學生幹革命，這是當年成都的文革風氣。總部要各縱隊抽調人手，組成一個宣傳班子，幫著大學生們抄大字報，刻蠟紙，印刷傳單。

我住在川大的望江館，這是一排平房，位於川大校園的腹心處，井野總部就設在這裏。寒冬臘月，成都陰冷，平房牆薄，常在夜半冷醒。但我喜歡大學校園，大學校園視野開闊，環境幽靜，氣魄博大，非中學能比。且不說有高樓深院，池塘竹樹，通衢幽徑，光是那些造型別致的樓，樓中的階梯教室，教室裏寬闊的黑板，這些傳授知識的聖地，就令我這個中學生肅然起敬。而且，使我注意到的是，盡管已是文革非常時期，這校園裏麵仍然多是衣著整潔，麵容儒雅之人。當然，有些老者，麵容凝重，低頭疾行，眼睛從不搭理旁人。

我在川大的學生食堂吃飯，屬於自帶錢糧鬧革命。我成天和大學生們混在一起，我發現大學生們都是高人，他們的分析能力、寫作水平、思維談吐，均使我這個中學生由衷欽佩，不由自主就受到他們的吸引。我也認識了一些其他中學縱隊的戰友。初見稱姓道名，不久就親密無間，配合十分默契。若無文革，是沒有機會交往這麽多同齡人的。

就在這個期間，成都的激進造反派終於出錯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團下麵有個街道工業分團，其中的成員大都來自市井底層，三教九流，魚龍混雜。1月29日，不知從何處獲悉，公安局內有抓捕造反派的黑名單，竟貿然組織上千人圍攻市公安局，闖進去大肆砸抄，搶走文件、檔案資料、公章、逮捕證及槍支彈藥等，並扣押了多名公安幹警。

造反兵團事後稱此事是現代版的“白虎堂事件”，上千個林教頭中了躲在暗處的高太尉設下的詭計。但對於軍區領導來說，這件發生在軍區司令部幾百米外的事件是原則性事件，絕對不能容忍。軍隊終於有了行動的理由。

1月30日晨，成都軍區派出部隊，協助公安局逮捕了幾個為首衝擊的造反派頭頭，收繳了被搶走的東西。街頭巷尾氣氛陡變，四處可見“堅決取締反革命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 ”的傳單和大幅標語。而前一段時間偃旗息鼓的產業軍，此時也重出江湖，四處活動。成都工人造反兵團也不甘示弱，隨即大舉反擊，同樣在市內舉行集會，出動宣傳車，散發傳單，張貼大幅標語，除了打擊前段時間的手下敗將產業軍外，矛頭直指成都軍區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此時，軍隊並沒有動學生，他們對青年人似乎還留有餘地，心存忌憚。但是，學生們似乎受到北京某些人的蠱惑，此時卻不依不饒地往前撲。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和井岡山野戰軍的秀才們與軍內的造反派以及南下的北京紅衛兵觀點一致，認為成都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背後有黑手。為配合工人造反兵團的抗議和遊行集會，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和井岡山野戰軍紛紛發表“嚴正聲明”，譴責“成都軍區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打擊革命左派。秀才們提出了“炮轟成都軍區黑司令部”的口號，矛頭指向當時主持工作的軍區領導韋傑（副司令員,中將）和甘渭漢（第四政委,中將）。

2月上旬，大學生們經常在望江館開形勢討論會，參加的人員包括首都紅三司的紅衛兵，成都的軍內造反派。大家都認為，成都軍區內有一小撮走資派，是李井泉（西南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廖誌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二政委）死黨的黑同夥，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甚至有人傳聞，軍內有人反黨篡軍，要搞兵變，反對毛主席。大學生們一臉嚴肅地提出，要有犧牲生命來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思想準備。聽見他們一本正經地分析和討論，我等旁聽者感到，黑雲壓城，山雨欲來，形勢極為嚴峻。

傳聞其實有可靠來源，來自中央內部。1967年2月初開始，北京中南海的“懷仁堂”發生了“三老四帥”（三老是指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三位副總理，四帥是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元帥）與中央文革小組幾個要員之間的正麵衝突。[4]  自一月風暴以來，全國奪權成風，黨政機構均處於癱瘓狀態，而現在矛頭又直指軍隊，三老四帥忍無可忍，起來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亂黨亂軍的行徑。這種行為，與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相左，被造反派解讀為“反對毛主席”。

2月上旬，在韋傑和甘渭漢的眼裏，形勢也極為嚴峻。地方上的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均已處於癱瘓狀態，軍區第一政委李井泉和第二政委廖誌高被鬥得東躲西藏。軍內造反派在軍區大院裏麵“貼身”造反，天天在眼皮子下麵呼叫著要與“帶槍的劉鄧路線決一死戰”，和外麵的造反派裏應外合，直接幹擾了軍隊的穩定。越來越嚴重的對軍事首腦關的衝擊，已經使得他們心中的困惑逐漸演變為反感和憤怒。

文革時期，軍內造反派是一個很奇怪的存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66年5月文革起始的《五一六通知》。這個吹響了文革號角的《五一六通知》明確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文革肇始，軍隊師以上單位就和地方一樣，開展了文革鬥爭。最高領袖的目的是清除劉鄧黑司令部在軍內的代理人。軍內的機關、院校、醫院、文工團等部門自然就有了“奉旨造反”的穿軍裝的造反派。

軍內有了造反派，軍內自然就會有走資派。最初，成都軍區最大的走資派是司令員黃新廷中將和副政委郭林祥少將，二人被指控為賀龍在四川搞“二月兵變”的黑幹將。文革中，有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指控，當時弄得煞有介事，後來卻屬子虛烏有，“二月兵變”就是其中之一。在文革中，賀龍是十大元帥中，繼彭德懷專案之後，被立了專案審查，遭到整肅，並死於迫害中的老帥。[5]

黃、郭倒了，韋、甘來了。於是，軍內造反派繼續造反，矛頭自然對準了韋傑和甘渭漢。韋、甘對文革不滿，但無膽對抗；對造反派抵觸，但不公開說出。先容忍，再等待，在將軍麵前，把握戰機是製勝的關鍵。在終於等到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後。他們認為，時機成熟了。

軍區的行動從清理自己的門戶開始，而大行動之前，先來一個火力偵查。於是，二月上旬，軍區大院內，保韋、甘的力量幾乎天天都與軍內造反派發生衝突，終於導致動手打人，軍人造反派中有人被打成重傷。與軍人造反派並肩戰鬥的大學生紅衛兵們，其中主要是首都紅代會（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的大學生，不甘示弱，數十個革命小將在軍區大院內的二道門前靜坐，絕食抗議，要韋傑出來回答問題，已經有人昏了過去。

消息迅速傳到川大校園。第二天上午，川大井岡山野戰軍把我們這些在總部工作的中學生組織起來，由總部的幾個頭頭帶隊，打著大旗，前往軍區大院支援助威。隊伍有三十多人，從川大校園的望江館出發，走路前去。我舉著井崗山野戰軍的大旗，邁著大步，走在最前頭。旗幟迎著二月的寒風，發出呼呼的聲響，我精神十足，用力前行於市街之中，引來路人的駐足觀看，不少人在拍手支持。

我們這支小隊伍，來到北較場南麵的正營門，與衛兵交涉後，居然被獲準進入。進去後，我們加入到絕食靜坐的人群中，團團而坐，人數有近百人。在我們的背後，圍站著許多軍人和軍人的子弟，其中有成都五中的保派紅衛兵張某。此人在前幾個月的五中校園裏趾高氣揚，曾經用皮鞭抽過我。這些穿軍裝和不穿軍裝的軍區大院的人們，在我們身後冷言冷語地說開了：“你們受壞人蒙蔽了”，“不要被牛鬼蛇神利用了”，“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理”。我們不為所動，靜坐等待韋傑出來回答問題。

直到下午，韋傑出來了。韋傑是壯族人，個子瘦小，臉龐清臒，不太像個軍人，到有點兒像個山鄉老農。學生們一下把他包圍起來，要他承認支左錯誤，回答提問。韋傑雖然個子瘦小，但有軍人的硬氣。在團團圍著的七嘴八舌的學生麵前，他態度冷靜，不苟言笑，時而說幾句，時而在小本子上記錄。韋傑反複強調，你們學生娃兒不要被階級敵人所利用，應該相信人民軍隊愛人民。至於被問及支持和評價的核心問題時，則采用不置可否的敷衍語氣，甚至沉默以對。他心中有數，並不理睬伶牙俐齒的大學生的追逼。其實這個時候，一個全麵解決軍區重地被造反派困擾的計劃已經擬好。

2月11日，這天是正月初三，人們還在春節的假期中。淩晨，解決軍內造反派的計劃付諸實施，大逮捕開始了。軍隊四處出動，先後抓捕了成都軍區機關、空字028部隊、戰旗文工團的軍內造反派五十餘人。均是五花大綁，由全付武裝的士兵押走。對進駐在軍區大院的學生紅衛兵則比較客氣，由幾個全副武裝的士兵對付一個學生，連推帶搡地推出軍區營門。執行任務的戰士一臉的嚴肅，雖然行動粗魯，但並不動手毆打，隻是把學生趕出軍區大門了事。

但是，此時的學生們情緒高度昂奮，認定了自己在誓死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一心要揪出西南局和四川省李廖黑司令部在軍內的代理人，絕不會就此了事，也絕不能就此了事。

當天，川大八二六和北京來的大學生，聯合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軍內造反派，在市內舉行了抗議遊行。是日下午，抗議遊行的人群湧向北較場東營門，在那裏開始了長達近一周的靜坐示威。但軍區的主要通道，向南的正門，沒有靜坐的人群。許多造反派的隊伍聞訊趕來，加入靜坐示威，有的隊伍輪流派人換班靜坐。要求軍區放出被抓的革命戰友，要求平反請罪，要求揪出幕後黑手，要求軍隊真正支持革命左派。

靜坐的這條街叫白下路，是一條由西向東長一百多米的半截巷子，西連軍區東營門，東接人民北路的通衢大道。與人民北路相連的路口是靜坐示威人群的唯一出口，隻要封住此處，裏麵的人便無處可逃。

時值二月中旬，正是成都的早春天氣，春寒料峭，細雨紛紛,滿地泥濘。靜坐示威的人群得到了各行各業戰友的幫助。城建工人塔起了席棚遮雨，地質局的戰友送來帳篷，財貿職工送來糕點、食物、開水，文藝界則送來專業演出，業餘宣傳隊也把節目送上火線，慰問信如雪片似飛來。

軍營東門，大字報大標語塗抹滿牆，人聲鼎沸，口號震天，旗幟飄揚，喇叭貫耳，極為熱鬧，這裏成了一片沸騰的海洋。革命本身就是底層人群的一種狂歡，更何況是破天荒第一次與帶槍的劉鄧路線較量。激昂青雲之時，人們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禁忌忘得幹幹淨淨。

詭異的是，在這段時間裏，軍區一直保持沉默。靜坐的人沒有意識到，一個針對他們的計劃正在緊鑼密鼓地籌謀中，即將付諸實施。

 

參考文獻

[1]《解放軍報》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1967-01-14。

[2] 張晉藩，海戚，初尊賢: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609頁。

[3] 《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585頁。

[4] 黨史上的今天,1967年“大鬧懷仁堂事件”，人民論壇網，2011-02-11。

[5] 施燕平: “薛明談賀龍被迫害致死”，中國領導幹部資料庫，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