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經曆（七）到工廠去經風雨，見世麵

七  到工廠去經風雨，見世麵

作者 黃澤文

沒有教學活動的學校沒有靈魂，沒有學生的校園也就沒有生氣。

奪權後的五中校園依然冷冷清清，學生們散落在社會上，或者逍遙在家中。奪權後唯一的變化是，“革聯指”指定的人掌握了學校的大印，幾個學生代替了原來的校文革和校行政秘書。此時，大多數人已經心不在校園，紛紛要到社會上去“經風雨，見世麵”。

我們決定到工廠去發動工人。這既是循走中共早期工人運動的革命路徑，也是遵照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行為模式。

根據“革聯指”的分配，我和我隊的另外幾個同學去了北門梁家巷附近的成都市文化用品社。這是一個生產筆記本，信封，信簽，日曆等文化用品的合作社，有300多個工人，其中不少人是婦女，機械化程度不高，設備多是老舊的圓盤印刷機。

當年的紅衛兵，有毛主席加持的革命光環，在社會上聲譽很高。在廠裏，我們很受尊重，婆婆大娘們對我們一口一個“紅衛兵小將”地叫著，前兩個月階下囚的滋味丟在了腦後，自我感覺很好。廠裏甚至連生產會議也把我們找去商量，但畢竟年齡小，閱曆少，不敢妄言生產，我們隻是參與，並不作主，去決定什麽。

在這裏，我得到了機會，平生第一次，親身體會到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基層社會帶來的變化。

文化用品社也是造反派當權。工人們，特別是一些小夥子們，建立了造反隊，隸屬於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他們把廠裏所有他們認定的當權派，上至廠長、書記，下至車間主任、科室領導，有十來個人，不分青紅皂白，都弄來批鬥。幹部們誠惶誠恐，規規矩矩，聽從著年青人的頤指氣使的命令，叫做什麽就做什麽，完全沒有了昔日的領導尊嚴。

群眾似乎心中有氣，出氣最好的辦法就是批鬥領導。批鬥時搞體罰：低頭，下跪，彎腰，磕頭，向後伸手呈“噴氣式”狀。最滑稽的是磕頭，規定要磕頭73次，因為1966年毛澤東年屆73歲。每趴下磕頭一次，就必須立身，舉拳，放聲大喊一次“毛主席萬歲”，如此循環，至73次方休。眾工人圍著，邊命令，邊罵，邊數，邊看，邊笑。命令威嚴，罵聲噪雜，眼光閃爍，笑容燦爛。

我也在圍觀，但心中反感這樣的胡鬧。前幾個月，我曾親身體會過這樣的屈辱和作弄。心中想，人這種動物還真狠，善於折磨同類。而且，花樣百出，心思獨到，行動殘忍。

文革是一個群體暴虐的年代。當革命以“崇高”的聲威逼退法製，正常的社會秩序為革命狂歡所替代，人性就會被獸性所取代。而有的人，折磨同類遠遠超過野獸。

隻是由於客居此處，不便指責。從惡作劇的笑罵聲中，似乎能感覺到，一般群眾與領導者們之間，平時就存在著對立。文革來了，當權派倒黴了，普通群眾趁機出口惡氣。但一般的群眾未必有這種膽量，當有人挑頭起事，則可一擁而上，打他一個太平拳。

我們經常半夜跟隨工人們到外麵執行任務，白天卻睡大覺。坐的是免費的汽車，吃的是免費的飯，而且還發夜班的加班費。工廠停產和減產的現象相當嚴重，造成不小的經濟損失。我當時心中就曾嘀咕：這樣下去，這個小廠靠什麽給工人們發工資？當時群情激憤，熱火朝天，似乎沒有人在關心這個極簡單卻也是極現實的問題。

我們跟隨造反兵團的戰士們參加了幾次市上的大規模行動。一次是去紅照壁砸抄“產業軍”的總部。我們在夜色朦朧中出發，坐車前去“夜襲”。紅照壁地處人民南路廣場南端，當時是四川省政協委員會的所在地。這裏是成都市的核心區域，戰略意義重大。

“產業軍”，全稱是“產業工人戰鬥軍”，這是文革時期成都最大的保守派組織，主要由原官辦的“工人赤衛隊”、“工人糾察隊”成員構成，成員多是黨團員、勞動模範、曆次運動的積極分子、複員轉業軍人等根正苗紅身份的產業工人。產業軍從成立起就有明顯的政治指向：保單位領導和省市委領導，專門與造反派對抗。於是，成都文革初期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爭鬥。

產業軍多是由國營大中型工廠的人員組成。由於廠大人多，紀律嚴明，所以實力壯，戰力強。他們的同盟者是成都近郊的“貧下中農戰鬥軍”。顧名思義，這是以貧下中農為主體的群眾組織，多是青壯二哥，亦人多勢眾。而成都工人造反兵團，雖然也有一部分大廠的工人，但更多的是由像文化用品社這樣的小廠工人構成，還有很多是供銷社、商店等財貿部門的職工，年齡參差，人員紛雜。工人造反兵團中，甚至有一個街道工業分團，裏麵多有市井江湖人員，成員更為複雜。

但當年的工人造反兵團占有三個優勢。其一是，順應了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起來批判修正主義，打倒走資派，因此理直氣壯，占有“革命”高度而睥睨文革眾生。其二是得到大中學生們的鼎力相助，包括來自“毛主席身邊”的首都紅衛兵的支持。大學生，如川大八二六和紅衛兵成都部隊，以知識分子的敏銳頭腦，給這些市民階層的造反者出謀劃策，處處能搶占先機。其三是，由於造反兵團的人員來自市區各階層，“接地氣”，因此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而強悍的產業工人軍和貧下中農軍，此時卻恰恰缺乏這關鍵的三個優勢。他們在特定的時期，突然成了革命的絆腳石。

這一點，當時的他們，可能沒有幾個人能想明白。不過，人多勢眾的我們，在高呼“捍衛”，“打倒”，“砸爛”時，又有幾個人能想明白呢？

我們去時，時夜將半，夜色陰沉，大門緊閉，寂無人聲。偶爾能看見裏麵有幾個人影在黑暗中移動，但很快不知去向。層層疊疊的造反派工人們擁擠在門口，經過一番努力後撞開大門，衝了進去。進去後，徑直奔向大樓，卻發現大樓裏已經空無一人。顯然，產業軍因寡不敵眾，已經聞風撤退，留下一座空樓。

另外一次發生在十來天後，去支持川醫的造反派紅衛兵——川醫九一五，支持他們搶奪位於皇城城樓上的“解放大西南廣播台”。

解放大西南廣播台是川大井崗山野戰軍占據的一個據點。廣播台就建在皇城的城樓上，因處於市中心，位置重要，作用巨大，是川大造反派的重要喉舌。四川大學是成都唯一的綜合性大學，裏麵的學生藏龍臥虎，多有能言會道，文筆生花者。這天天的高音宣傳，順風而放，影響著幾裏之外的川醫校園，不絕於耳，被視為眼中釘，必欲拔除而後快。

這裏先得介紹一下成都市天府廣場處的變化。1968年前，在現在這座麵對廣場的“四川科技館”處，矗立著明代蜀王府的城樓。王府的城樓高大，坐北朝南，下有三個拱形門洞，巍然聳立，莊嚴肅穆，素有“小天安門”之稱。城樓內有明遠樓等古建築群，係清代重建，高大而寬敞，典雅而精致，實屬不可多得的曆史建築。文革期間的1968年底，在“三忠於，四無限”的全國頌聖高潮中，由當時主政的四川和成都的領導決定，把王府建築全部拆除，在原址修建“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紀念館。紀念館是一個簡單幾何形體的現代建築，毫無個性和建築美感。1979年，“萬歲館”更名為“四川省展覽館”，爾後又改為現在的“四川科技館”。

（照片來自網絡，謹此致謝）

這裏，需要介紹一下文革前期成都學生中造反派的兩大派係，一派以紅衛兵成都部隊為首，一派以川大八二六為首，前者較為溫和，後者更為激進。兩派原是一派，在文革初期一次針對西南局、四川省委的批判大會上，後者與前者觀點相左，認為前者過於溫柔，當場造反，不歡而散。後來矛盾加深，終致分手，從此開啟了成都學生中的兩大造反派係的爭鬥。

這種派鬥，大學生如此，中學生也如此；學生如此，工人也如此；成都如此，全國也如此。這樣的派鬥，後來發展成曆時一年半的血腥武鬥，有的地方，如重慶，甚至出動坦克，炮艇進行全麵野戰。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拋灑在“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幟下。如果後之覽者想知道這中間發生的慘烈，不妨去重慶沙坪壩公園看看，那裏至今保留著一座“紅衛兵烈士”陵園。

在兩派分裂初期，一切尚在“文明”的框架下進行。搶廣播台，是這“文明行為”中的一個典型行動。大家從革命實踐中都知道，革命要靠輿論宣傳，而輿論宣傳的效果要靠聲音大。現在的老人們，即當年的年青人，有一些至今喜歡大嗓門說話，或在山水清明之處肆無忌憚地放聲高歌，或在市區廣場上用高音伴奏跳舞，據說，這就是文革熏陶所留下的習慣。

井岡山野戰軍屬於川大八二六派係，而川醫九一五則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的隊伍。此時，已經由觀點不同而越走越遠，終於出現攻擊對方的此次行動。可惜，當年的成都就是這樣的政治態勢，當造反派和保守派酣戰未已之時，造反派內部已經劍拔弩張。

我們一到，就發現上當了。我們本來就是川大井崗山野戰軍的中學生扈從，怎麽跟著兵團的這些家夥來搶自己家中的東西？工人造反兵團也是屬於川大八二六的陣營，但文化用品社的兵團領頭人，此次卻聽命於紅衛兵成都部隊，要麽糊塗，要麽就是故意為之。

我們立即退出，並指責文化用品社的領頭人。但還未等我們走開，雙方的人馬就混擠成了一鍋粥。先是地院和川醫九一五的學生搶奪了進去，裏麵的井岡山野戰軍僅有十來個人，寡不敵眾，被眾人肆意打，砸，搶。然後是工人造反兵團的援軍聞訊趕來，又把紅衛兵成都部隊的學生們堵住裏麵，要把搶走的器材搶回來。

於是，人擠人，麵對麵，開罵；人推人，麵對麵，開打。幸好，此時還是派鬥初期，鮮血尚未淋漓，理智尚未丟失。爭鬥僅僅靠赤手空拳，擁擠推搡，兼以諷刺挖苦，尚未訴諸器械，不至於造成大的傷害。

我們終於擠了出來，身上挨了幾記老拳，狼狽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