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俄國現在是好朋友,好鄰居,戰略合作夥伴。但四十年前的1969年, 中國和現俄羅斯聯邦的前身蘇聯,差點為了一塊彈丸之地,爆發核大戰。
中俄的邊界問題,是個攪不清理還亂的事。國際上,對邊界和領土糾紛,比較公認的依據還是國際條約,而不是什麽自古擁有的宣示。最有份量的是霸主決議,如十九世紀的維也納公約,二十世紀的凡爾賽條約,雅爾塔協議,波茨坦宣言等,這些都是戰勝者意誌;其次是雙邊條約或協定,如中俄的邊界條約規定了國界,或國內條約,如英國的大憲章,中國的優待清室條例,規定了權力交替的條件;最次就算國際會議,包括國際法庭的決議,如聯合國決議,國際法庭判決,這些都是非約束性的,像國際法庭的南海判決,根本懶得去理他。
台灣割讓給日本是有雙邊條約的,但開羅宣言是戰勝者條款,否決了中日馬關條約的規定。而中國割讓了幾百萬領土給俄國的條約,以後沒有被任何更有權威的宣言否定過,馮玉祥撕毀優待清室條例,則在國際法上使清後的中國政府失去了原大清帝國全權繼承者的地位。當時國際公認的大清帝國領土包括五個部分:中華本土(十八省原明朝領土,約300萬平方公裏),蒙古,滿洲,回疆(新疆),西藏。辛亥革命隻要求漢人故土(中華本土)獨立,而根據袁世凱與清室簽訂的優待清室條例,所有五部分主權由民國政府在優待清室的條件下予以接受。馮玉祥趕走了清帝,直接挑戰了民國對除中華本土以外地區主權的合法性,這也就是以後圍繞著這幾個地方延續至今的主權紛爭的原因。蒙古的獨立,滿洲曾經的獨立都與此事有關,現在美國老拿西藏,新疆說事,其國際法根據也起自此事。說馮玉祥是千古罪人,並不為過。
因此,在國際法立場上,俄國在中俄領土糾紛上的地位更為紮實:第一,這些領土安排是根據大清和俄國的合法協議的;第二,中國現政權並不是大清的全權繼承者,沒有資格全權代表那些糾紛領土的主人。這就好比蒙古帝國曾經是莫斯科的主人,現在的中國能代表蒙古帝國去要求莫斯科的主權嗎?但中俄領土糾紛中有一部分,就是包括珍寶島在內的,蘇聯在1929年中東路戰爭中奪取的中國領土,蘇聯是完全不在理的。
中蘇原來是盟友,好的時候這些事都不是事,但後來交惡了,那領土問題就很突兀了。從1965年起,兩國邊民和軍隊就老有爭執,但也和現在中印邊界一樣,設置了紅線,就是不能動槍。於是兩國軍民老是打架,有傷的,但沒有直接打死的,直到珍寶島事件的爆發。這段曆史現在已經很清晰了,珍寶島事件是中國挑起的,毛澤東知情並參與的。以下摘自一段親曆者的回憶錄:
沈陽軍區報中央批準,選地點找借口用武力給予反擊。開始選擇綏芬河中蘇邊境線上,但因是陸路接壤,邊界劃定難以說清,加上有利於蘇軍機械化部隊,故放棄了。第二方案就是選擇珍寶島,該島位於烏蘇裏江主航道中方一側,在此開戰容易表明蘇軍是侵略行為。我方一側山多林密,有利於我軍機動作戰,不利於蘇軍機械化進攻。
方案報請中央和毛批準後,沈陽軍區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說法,準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三個軍抽調了三個偵察連,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2月26日作戰計劃下達到部隊並傳達了毛、林、周的有關指示。
3月2日戰鬥打響。
戰鬥的第一目標是消滅一名叫伊萬斯特列爾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萬原來是中尉,在邊境衝突中很是囂張,後來被我調來的偵察兵打傷了腿,落下了殘疾。蘇方把他視為英雄,提拔為上尉,任命為邊防哨長。他回來後更加變本加厲,邊防戰士都恨他,稱他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軍3個連悄悄來到珍寶島潛伏下來。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搖大擺出現在珍寶島,引誘蘇軍出來。“瘸子上尉”帶領二十多人乘裝甲運輸車趕到珍寶島,看我人不多,隻帶領6名士兵迎著我軍走過來,發出警告。當雙方的距離達到五六米時,我方走在前排的戰士突然閃開,後麵的班長提起裝滿子彈的衝鋒槍掃射,當場將蘇軍7人全部擊斃。戰士們恨透了“瘸子上尉”,據說對屍體補射了不少槍。
同時,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裝甲車上的其他蘇軍開火,蘇軍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滅。聽到槍響後,蘇軍另有二十多人乘裝甲車趕來增援,雙方激戰一小時,我方又擊斃、擊傷多名蘇軍士兵。
3月15日的戰鬥,我方最大的成果是擊毀並繳獲蘇軍一輛最新式的坦克。
戰鬥是在雙方都有準備的情況下爆發的,但雙方的力量懸殊,蘇軍隻是邊防部隊的反擊,而神州是主力部隊參加戰鬥。時任23軍軍長的副司令告訴我,我一個加強團事先夜裏埋伏在珍寶島,為了減少在蘇軍炮火下的傷亡,戰士們在冰凍土上挖掩體,他親自檢查,不允許有絲毫僥幸心。蘇聯指揮官列昂諾夫上校率領部隊本想打神州邊防部隊一個措手不及,沒想到對手不但早已準備好,而且兵力強大,他急忙電告指揮部請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正在國外訪問,竟無人能作決定。一直拖到中午與勃列日涅夫取得聯係後,蘇軍才向邊防軍派出增援部隊。
蘇軍派三輛坦克從珍寶島後麵的江麵上包抄,妄圖兩麵夾攻我在珍寶島的部隊,沒料到我軍在結冰的江麵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隻管轟隆隆往前衝。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隊上百門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開火,卻發現對蘇軍坦克毫無作用。直到蘇軍第一輛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斷履帶停下來,這時一顆40火箭彈不偏不倚正好擊中坦克履帶和履帶擋泥板之間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頭一般,將蘇軍坦克駕駛員的雙腿燒斷。列昂諾夫上校就在這輛坦克上,當時嚇壞了,因為T62坦克是蘇聯最新式坦克,原認為神州沒有武器能對付。列昂諾夫等鑽出坦克逃跑,結果被擊斃。蘇軍第二輛坦克發現大事不妙,掉頭逃跑,與第三輛坦克相撞,雖然處在我軍密集火力下,這兩輛坦克仍然跑掉了。
我軍反坦克武器對蘇軍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傳到中央軍委,震動高層,毛、林、周都表態無論如何也要把這坦克弄回來。蘇聯高層也下令絕不能讓神州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戰鬥,實際上是我軍與蘇軍爭奪這輛T-62坦克的戰鬥。蘇軍想炸毀坦克沒有得逞,就用重炮轟擊,轟不壞,把冰層轟塌,坦克沉入江中。後來在我北海艦隊潛水員的幫助下,將坦克撈出送到北京,作為蘇軍侵犯我國的罪證在軍事博物館展出。
對坦克的研究讓軍方大吃一驚:一是坦克裝備了大功率柴油機,戰鬥全重37噸,時速高達50公裏;二是大口徑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彈可以輕易擊毀我軍的任何坦克;三是雙穩射擊控製儀,可以在行進中射擊,而我國的坦克射擊時必須停下來,極易成對方的靶子;四是紅外夜視裝備夜間可視距離1000米,沒等我們的坦克發現對方就被擊毀了;五是對方堅固裝甲,使我軍所有反坦克武器失靈。
蘇軍為了報複在珍寶島遭到的伏擊,1969年8月13日,出動300多人在坦克、裝甲車掩護下越過邊界在噺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將我邊防部隊包圍。噺疆軍區司令龍書金接到報告後曾急電總參、外交部。後來因沒有派軍隊解圍,造成我方數十人犧牲,多人被俘。龍書金不派軍隊增援,絕非個人決定,而是來自北京,因為派多少部隊都有可能遭到蘇軍坦克部隊的圍殲。珍寶島戰爭的後果開始體現。
毛萬萬沒有想到,珍寶島戰役捅了這麽大的馬蜂窩,刹時間中蘇邊境地區戰雲密布,大規模的戰爭一觸即發,當初的勝利喜悅一掃而光。珍寶島事件前,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隻有15個非滿員師,珍寶島一聲槍響,蘇聯增兵超過50個師,配備了最先進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導彈和戰術核彈頭。蘇聯還製定了對神州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計劃,目標是神州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索爾茲伯裏後來在《中蘇戰爭》寫道:“蘇軍的作戰設想,是通過核攻擊使敵人陷於癱瘓,然後通過裝甲部隊的閃電式攻擊,使神州在幾天之內完全喪失戰鬥力。”
毛這才意識到,蘇聯和美國不一樣,美國發動戰爭要經國會批準,而且要打著聯合國旗號,你即使出兵朝鮮打死他那麽多人,他也不能輕易發動對神州的戰爭。從這一點來看,你說美國是“紙老虎”也不為過。而蘇聯和神州一樣,政治局幾個人就可以決定發動戰爭。俄國人極為殘暴,什麽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戰爭完全可能。
核戰爭的陰影籠罩在神州的上空。由於蘇軍各師都配備有戰術核武器,且受過在核戰場上作戰的訓練,確有能力先發製人,摧毀神州絕大部分核武器和導彈基地、海空軍基地和地麵部隊,數以億計的人將遭到滅頂之災。
毛知道情況不妙,擁有了核武器並不能保證不遭受核打擊,相反可能成為對方首先進行核打擊的借口。於是讓林8彪發出一號命令,緊急疏散。10月15日,毛8澤88東離京抵達武漢;17日林8彪以“緊急戰備”名義疏散到蘇州;隨後周8恩88來帶領中央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成員從北京市區撤往西山。部隊疏散的規模達95個師、94萬餘人,還有4100多架飛機、600餘艘艦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車輛等。大批工廠轉向交通閉塞的山區、三線,實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開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但真正要阻止蘇聯的進攻,還是需要美國的幫助。隨著緊張局勢的失控,毛8澤88東召集一群被打倒的高級將領研究中國該如何應對這場危機。以陳毅元帥為首的“三元帥提議”得出了一個非正統的結論:麵對北方這個死敵,在經過20年的深深的敵意後,中國別無選擇,隻能考慮與美國修好。
經過兩年的秘密接觸,中國實現了這個目標——這是相當快的,畢竟毛要做的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接受備受撻伐的帝國主義世界領導人。1970年12月,毛要求他的傳記作者、有左翼傾向的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向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轉達訪問北京的邀請。對尼克鬆絕無好感的斯諾大吃一驚。“好!尼克鬆好!”毛澤東反複地說,“世界第一好人!”
毛挑起珍寶島事件的具體動機,現在仍不甚明了,但差點引起滅頂之災。而這個危機,卻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促成的中美的接近,進而使中國加入了西方陣營,使得以後的改革開放成為可能。這就是曆史的詭異之處!
不管怎麽說,我們還是要紀念在這場戰役中死難的軍人,中國的和蘇聯的。他們都是忠於職守,把生命獻給了各自祖國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