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中國龍

來源: bronzegoat 於 2020-05-15 06:57:13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8582 bytes)

那天接到電話，九十多歲的陳教授被送到醫院去了。他在扶著那種支撐人走路的四輪車時折斷臂膀，手術做得不錯，可他在手術後卻不讓任何女性護理人員碰觸自己。家裏人都覺得莫名其妙，年邁的夫人瑪麗不得不臨時學習充當護士的角色。聽到消息後我不禁莞爾，都什麽年代了，還“男女授受不親”呢。

陳教授是誰？這真是一個比較難說清的話題。他以前是蘇黎世大學生物係的大教授和係主任，是生物學領域大名鼎鼎的名人。陳教授不僅桃李滿天下,培養出一大幫子博士弟子，學生們目前都是世界各大學的教授; 而且在國際期刊上發表了無數的文章和書籍，並在世界最高權威的學術雜誌<<科學>>上發有著作。陳教授的腳步遍及世界上很多國家，美國和德國的大學都爭相邀請他擔任客座教授。美國科學家Weber對他給予高度評價，說：“陳教授讓瑞士的發展生物學發展到了最高峰”。其實隻要一聽名字你就知道陳教授是位中國人，但是他既不會說也聽不懂中文，中國的戶籍係統裏也找不到他的名字。這麽說來他應該是一條被遺忘的中國龍。

十年前我因為博士合作項目來到蘇黎世大學。係裏上上下下從技術員到教授對我都非常的友好。他們告訴我，以前蘇黎世大學生物係的大教授和係主任是中國人。這個消息讓我非常的吃驚，我知道在以前的年代華人進入白人的主流社會有多麽的艱難，而在世界一流大學裏成為名教授更是難上加難。這位神秘的教授到底頭上長著幾個角呢？可惜老教授已經年邁退休，我無緣結識高人麵目。

事情偏偏又那麽巧，一年後我認識了先生安子。安子有天說要介紹我認識他的姑父，是位中國人。就這樣我有幸結識了陳教授，蘇黎世大學那位著名的生物學教授。

第一次見到陳教授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那時的陳教授不僅身體健康，頭不暈眼不花而且精神矍鑠，還時不時回到他以前的辦公室裏去轉轉, 去欣賞曾經的同僚們的新業績，去見證、指導過去的學生後輩們的成長。見到我時他非常的激動，不過除了最簡單的中文單詞，他幾乎完全聽不懂我發音還比較標準的中文。我們改用德語交流，越聊彼此越吃驚。這個世界說起來很大，有時候又很小。我們不僅是中國的校友，在學術上專業相近，而且諾大的中國，我們的故鄉卻隻相隔十幾公裏，都是喝著一條河水長大的湖南人。隔著近六十年的時差，隔著與祖國萬裏迢迢的距離，他是我離家二十年來遇到的最近的故鄉人。雖然家鄉話陳教授也隻能聽懂很少的一部分，我們仍然是真正的“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這一汪汪眼淚卻引出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往事。

六十多年前還是國民黨當政的時候，蔣介石政府希望以科技興國，在全中國的範圍內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選才，最後挑選出五十名在不同領域裏出類拔萃的科學家，把他們送到世界各國最好的大學和研究所進修。當時在北大任教的陳教授就這樣被送到了蘇黎世，比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政寧教授的出國時間隻晚了一年。

同樣是出國，命運卻是那樣的天壤之別。陳教授來到瑞士不到兩年中國就變了天，他還沒來得及完成學業回去報效祖國，蔣介石就逃到了台灣，共產黨領導人民成立了新中國。陳教授是一介書呆子，對於政治這種複雜的問題躲都來不及，更沒有可能去深究政治的底裏，隻是私下裏惶惶不可終日，如怕光的鼴鼠般把自己深深的藏在書裏，過起了與世隔絕的日子。偏偏禍不單行，陳教授的父親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檻上重病去世，他一介書生有家不敢回，有喪不敢奔，隻是將悲痛埋在心裏，全力以赴做科研，連帶著母語中文也隨著父親的離去一起埋葬。

有幸的是係裏的大教授非常賞識這位年輕的中國科學家，不僅在學術上大力提拔他，而且經常邀請孤單的陳教授去自己家做客。大教授家裏有位年輕的女大學生房客，那就是我先生的小姑瑪麗。一來二去瑪麗和陳教授碰撞出了火花，也算是應了“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古諺了。瑪麗非常的傳統和賢惠，嫁給陳教授後息心操持家務，不僅“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改姓夫姓，為陳教授生育一兒一女，而且一人獨攬家裏的大活小活，全力支持丈夫做科研。陳教授後來做到係主任，世界聞名四處講學，和家裏的紅袖添香是分不開的。讓瑪麗奇怪的是陳教授與同宗的中國人從來沒有往來，不僅如此，他也從來不和自己的孩子和太太談論中國，甚至於從來沒有和孩子們說過一句中文。不知在哪個運動中陳教授的母親也重病去世。他一個人悄悄溜回中國去給母親送葬，回到瑞士後卻閉口不提短短的四天之行。沒有人知道其中的任何枝節。不過在中國那個混亂的年代，人人都在經曆著運動的洗禮，他那做為資產家遺孀的母親的生活和中國一行估計不會給他留下什麽美好的記憶。

文革剛結束，陳教授做為世界著名教授被母校北大列為第一批邀請回國講學的對象。接到邀請函陳教授很高興，可也誠惶誠恐非常不安。結婚多年，瑪麗第一次有機會接觸中國，當然興衝衝的不肯放棄這次機會，還特地跑到瑞士使館為他辦理了一個新護照，然後陪著顫微微的陳教授前往中國。學術交流很成功，可是從踏上中國土地的第一分鍾起他們身邊就多了一個如影隨形的“向導”和“保鏢”，不僅嚴密控製他們的行程動向，也嚴密監視和他們接觸的人們。他們隻好匆匆結束訪問，也沒有去陳教授故鄉父母親的墳上添上一杯新土，就又匆匆地回到了瑞士。

盡管後來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步伐日益強大，陳教授卻已經逐漸蒼老，加上家裏已沒有了親人，縱有思鄉情卻也不再重返故園。我慢慢地給陳教授講述過中國的變化，告訴他中國政府其實一直努力在尋找他們這些遺落在海外的優秀學子，可惜因為他對政治的不敏感和膽小害怕錯過了機會，隻留下終身的惆悵和遺憾。

站在陳教授的病床前，他消瘦的身軀完全淹沒在被單中。蒼老的他已經不再能夠分辨出誰是誰，卻開始不停的回憶生活是多麽的美好，說來說去重複的都是“桃花侖”三個字。家裏人都滿腹狐疑，隻有我知道那就是他的故鄉，湖南益陽的繁華路段，一個山好水好、人多情的地方。別看陳教授鄉音已改母語已忘，生活習慣也全部西化，可留在他血液中的那份故土情卻怎麽都抹不掉。這一生，陳教授離開故土六十多年，兩次回國加起來還不到一周時間，這些又怎解得了思鄉之痛？那至親親人生離死別、陰陽隔離的哀痛又何處訴說？那葉落不能歸根的傷痛又怎是反複重複幾個字就能解決了的遺憾？和我相識時無法控製的哽咽、這一把辛酸淚，又有誰能真正了解其中味？還有那操練了幾十年的母語被埋葬和遺忘，和所有同胞的交往被切斷，又有誰能明白這是怎樣的一種自製、訣別和絕望呢？這一切，做為外人的我隻能任由自己的思緒四散飛揚，卻不能夠給出任何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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