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在國民黨十二集團軍 劉海鷗（鏗鏘豬）
衝出象牙塔
一九三六年媽媽參加了中山大學附屬實驗小學的建校工作。實驗小學的教學法十分新潮，教師們自己編寫教材，帶著學生種試驗田，參觀軍艦、飛機場、自來水廠、水泥廠，以輔助教學，增長知識。學校辦得生氣勃勃。
媽媽像以往一樣不負眾望，成為全校公認的模範教師，後來還當上了校長。如果就這樣踏踏實實地教下去，她或許會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小學教員或者成績卓越的小學校長，但是全國正處於抗日救國運動的高潮中，這個思想靈敏，熱情蓬勃的新青年怎麽可能沉穩地站在講台上呢？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中山大學的愛國學生十分活躍。大學生裏有很多共產黨員，經常開會，宣傳抗日救亡道理，很多活動都是半公開的。媽媽的妹妹汪綏祚（即蘇凝）是中山大學的學生，也是一個愛國青年，他們每天課後都到附近的農村去作抗日宣傳，夜晚唱著革命歌曲，結隊返回校園。歌聲傳進媽媽的宿舍：“轟轟轟，哈哈哈哈哈，轟！我們是開路的先鋒……”媽媽聽著，羨慕、向往和苦惱。這些歌她都會唱，她盼望自己有一天也加入歌唱的人群中。相比外麵的抗日浪潮，實驗小學如同象牙塔，一潭靜水，與世隔絕。媽媽感到窒悶，空虛，她想衝出去，卻不知向何處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全麵開始。日軍入侵華北，向南逼近。廣州不斷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實驗小學停課，複課時間遙遙無期。從表麵看，廣州一片死氣沉沉。媽媽熱切渴望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但是報國無門，更是陷入沮喪和彷徨之中。
十月，媽媽回校打聽何時開課，遇到一個中年人。此人身材高挑，戴著一副近視眼鏡，身著一套毛料西服，見到她第一句話說的就是：“密斯汪，你還是回來跟我們一起幹吧，這兒的工作需要你參加。”一口標準的“官話”，話說得又有禮貌，又有吸引力。這個人叫尚仲衣。
尚仲衣先生是有名的愛國教授。一九二七年在美國留學期間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回國之後曾在北大任教育係教授。日本侵占東北後，尚教授積極地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七年秋，應中山大學之聘，任教育係教授及教育研究所代所長。
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勢下，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黨政處處長鍾天心發起組織了“抗戰教育實踐社（簡稱抗教社）”，由尚仲衣教授主持“抗教社”的實際工作。他借中山大學附中的致公堂為教室，開辦了一個“抗戰教育實踐社自修班”，招收進步青年，培訓他們成為抗戰工作的骨幹，以便組成最廣大的抗日陣線。
媽媽就是在這時候認識了尚先生。他說的“這兒的工作”就是“抗教社”的工作。媽媽二話沒說立即搬來了鋪蓋卷。
她在革命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抗日“苦行僧”
“抗教社”的經費由政府開支，工作人員都是義務參加。媽媽在自修班裏當指導員。課上宣傳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及戰時民眾的組織宣傳訓練。課外慰問傷兵，組織歌詠隊，出街頭壁報，辦婦女識字班，發動抗日示威遊行。在石牌鄉他們還建立了一個中山大學鄉村服務試驗區——“貧苦青年教育團”，對家庭經濟困難而無法上學的青少年進行教育。
媽媽還參加了演劇隊到鄉下演出。每到一個村子先敲鑼打鼓，村民們以為是走江湖的藝人，爭相傳告“賣武”的來了，層層圍觀。他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到高潮處，觀眾義憤填膺，有的流下眼淚，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媽媽說，第一次上場演出還出了一點小狀況。那位演老漢的拿了一個煙袋鍋當道具，煙袋鍋十分誇張，杆子有一米多長。點煙時若吸煙嘴，胳臂就夠不著煙袋鍋，若要點燃煙袋鍋，又吸不著煙嘴。演女兒的媽媽在旁邊看著他的狼狽像，忍不住笑起來。一笑不得了，收不住了，笑得直不起腰。老漢也笑得忘了台詞，觀眾也跟著笑成一片，隻好暫時停演。我喜歡這段故事，那時候這樣的“笑場”絕對不會構成政治事件。我好像看見年輕的媽媽活潑、調皮、愛熱鬧，也愛革命。不久中山大學遷往雲南，媽媽和她妹妹不願意離開“抗教社”，自願留下，這樣她的工資就沒有了，即使如此，她也甘願義務工作。
一九三八年戰事日益嚴重。“抗教社”在當年春天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但是抗戰精神的種子如蒲公英那樣在農村工廠各行各業中散播。
媽媽與中山大學、廣州大學的一些同學又自發開辦了幾處夜校。白天，敵機在市區上空狂轟濫炸；晚間，民眾夜校的燈光似繁星點點。媽媽一行七八個誌願者從城市西區步行到河南區，來回要走四五個鍾頭，在黃花崗旁的永泰鄉、區莊分別給成人班、婦女班、兒童班上課。教工人農民識字，講抗戰道理。深夜工作結束，就像她曾經羨慕和向往的那樣，一群人踏著星光唱著救亡歌曲回家。
一九三八年春，媽媽和她妹妹秘密參加了中共廣東地下黨組織的讀書會，閱讀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兩個策略》、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基礎》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類她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書籍。讀書會的組織者是廣東省地下黨支部書記鄺啟常。
六月，由鄺啟常和梁威林（一九四九年後曾任廣東省政協主席、廣東省副省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兩人作為媽媽和妹妹的介紹人，姐妹倆同時加入共產黨。入黨儀式就在媽媽的家裏舉行。她們舉手宣誓“堅持執行黨的紀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從那個時候起媽媽做好了無條件地服從黨組織和把一切獻給黨的準備。
她一輩子遵從誓言，我很難加以評價。
也是這年六月，國民黨政府在廣州設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任命國民黨中將餘漢謀為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餘漢謀本人是一個抗日愛國將領，“七七事變”後，他曾發表《告將士書》：
當此民族戰爭開始發動之時，我們當前的急務惟在如何淬厲奮發，加緊抗戰的準備，期以我們的最後一滴血，為國家民族揮灑於戰場，收複東北失地，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
他向八路軍駐粵辦事處主任雲廣英表示，希望發展一批抗日骨幹，“幫助整頓部隊、訓練幹部”。廣東地下黨決定派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到餘漢謀部工作。
第四戰區政治部成立，政治部主任是餘漢謀的親信李煦寰（現香港名人李柱銘之父）。他也比較開明，收納了很多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沒有公開身份）到政治部。中共黨員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書，尚仲衣教授任政治部第三組上校組長（那時郭沫若從日本回來，在武漢國民政府組成宣傳部第三廳，收攬文人搞抗日宣傳，於是各地國民黨軍政治部都設第三組。工作就是宣傳——畫宣傳畫；寫宣傳材料；組織宣傳隊），中共黨員石辟瀾等是這個組的成員。政治部成為既有國民黨、共產黨，也有第三黨的成員和無黨派人士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聯合體。
八月。虎門已聞炮響。工農夜校的誌願者逐漸星散，隻剩下媽媽一個人苦苦支撐。尚仲衣先生對媽媽說：“你每天在路上走就花去四五個小時，這種苦行僧式的方法並不能解決太多問題。”他叫媽媽參加由政治部第三組主辦的“八一三”周年紀念獻金運動籌備會。獻金運動始於武漢，當年七月，武漢曾掀起“七·七”一周年紀念獻金運動。廣州積極響應，第一天獻金就達五十萬元。運動曆時一周，全市共獲獻金一百萬元，群眾的愛國熱情由此大大激發。
媽媽仍然舍不得丟掉農村那一攤工作。她說農民太可愛了，他們愛國情緒高漲，甚至要求上麵發給他們槍支保衛家園。她白天參加獻金工作，夜晚仍舊去當“苦行僧”，直到廣州大撤退時，才不得不放棄了農村夜校工作，奔赴粵北，繼續戰鬥。
追趕母親
“獻金運動”之後，尚仲衣教授動員媽媽姐妹倆也參加政治部的工作。經過地下黨的批準，她們先後考入第四戰區的政治大隊（“四政大”）。當時全隊共六十人，共產黨員就有二十九人。所有的共產黨一到政治部就自動地成為國民黨員。媽媽一拿到國民黨證就撕掉了，她從來不認同國民黨的身份。
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十九日，日軍發出了對廣東的攻擊令。大戰在即，人們匆匆逃難，廣州城陷入一片混亂。
媽媽的父親準備帶領一家人到澳門五爺爺的家中避難。她母親連夜收拾全家運往澳門的行李，哪知臨上船前父親拉下臉問母親：“你做什麽去？”母親說：“不是逃難嗎？”父親說：“逃難是逃小孩，你一個大人逃什麽。”母親隻好留了下來，眼巴巴地看著丈夫帶著小老婆和孩子乘船遠去。
媽媽那時剛剛參加政治大隊，正忙於工作，聞聽此事大怒。要是知道父親這樣對待母親，她是決不會讓母親受這等侮辱的。她責怪母親：“他們害了你一輩子，你怎麽還要跟他們一起走？”母親說：“大難臨頭，我不走怎麽辦？”媽媽說：“你就跟我在一起，我一定會保護你的安全。”
戰事越來越緊張。十月十二日，日軍以七萬陸軍、五百艘艦船、一百多架戰機，在大亞灣一帶強行登陸。二十一日淩晨兩點，蔣介石命令餘漢謀部撤退粵北。
政治部一片忙亂，大家在處理文件，該帶走的帶走，要銷毀的銷毀。媽媽也在幫著收拾文件。尚仲衣先生對媽媽說：“你母親還留在廣州，隊伍隨時都可能離開，你的母親怎麽辦？”這的確是個大問題，媽媽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尚先生提議：“這樣吧，我的妻子在桂林的中山中學教音樂。你現在趕緊帶著你母親投奔我的妻子。她人很好，一定會幫助你的。你把母親安置好就立刻回來。”媽媽想想也隻有這樣了。她匆匆替母親收拾了一箱衣服，都是她姑婆們逃難時扔下的寬袖口，長過膝，緄雲字黑邊的半袍子。她自己沒有時間去桂林，隻能把母親送到碼頭。碼頭在沙麵白鵝潭口。逃難的人們如打架，你推我搡，擁著搶著往上船擠。媽媽左推右擋，好不容易把母親送到了船上，目送船隻漸去漸遠。
僅僅一兩天後，政治大隊全部人馬得到命令立即撤離。媽媽正準備和隊伍撤退，一個同事勸她：“你怎麽能丟下母親不管了？萬一她中途出了意外，你會一輩子於心不安。你應該趕快把她追回來，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同事還說：“你快去，即使再危機，我們也會有人留下等你回來一起走。”
媽媽本來就放心不下隻身逃難的母親，一聽這話立即請假去尋找。她又到了沙麵碼頭，等船的人更多了，人們像發瘋一樣不顧一切地逃命，媽媽根本擠不上去。她正在同別人爭搶時，碰上了同學鍾瓊華。鍾瓊華問：“你也去逃難嗎？”媽媽說：“我去追趕母親。”鍾瓊華說：“不行呀，你別坐這條船了，船已經超載，危險。你不如先坐廣三線（廣州——三水）火車到桂墟，再從那裏坐船北上。我老家就在桂墟，你找到母親就住在我家好了。”
媽媽一想，有理，到了桂墟還可以請盧月樵先生幫忙。盧月樵先生是汪家的世交，老家就在桂墟。媽媽立即去趕開往三水的火車。火車早已經擠滿了人，根本上不去。媽媽勇猛地搶到了一個站在車門外台階上的位置，緊緊地拉著扶手。每節車廂門外的台階上都摽著好幾個人。一路上車警不斷從窗口探出身朝他們喊：“小心！拉緊！不要摔死！”
火車總算把這個摽在車門外的年輕女子安全送到三水。媽媽直奔桂墟找到了盧月樵。盧月樵在桂墟經營一間西藥房，為人十分開明，身在鄉間卻胸懷天下，熟知蘇聯、日本和中國的局勢，並且熱心仗義，他馬上替媽媽租了一條船，讓船夫開足馬力去追趕母親。
船上隻有媽媽一個人，船艙裏麵非常幹淨。船板上鋪著新的席子，還有矮桌子、小凳子。船夫拜了河神，就啟程了。船行一程，果然追上了母親乘坐的大船。小船接了母親掉頭而行，回去是上水。河灘非常險峻，水也急，幾個纖夫在岸邊拉纖，步履維艱，船緩緩而行。
回到桂墟，媽媽把母親安頓在鍾瓊華的家裏住，在盧月樵家搭夥。看到一切都安排好了，她連夜啟程回廣州。還是坐的廣三線火車，來時那麽擠，回去時火車上竟然沒有一個人，媽媽一人占了一個車廂。
追母親的故事，媽媽講得生動入微。在我聽來，是她生命中的一個亮點，它展示了媽媽真正的一麵——一個為了母親而不顧一切的女兒。充滿人情味，我喜歡。雖說媽媽是共產黨員，有重要工作在身，但她還是把母親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隻有如此熱愛母親的人才會熱愛自己的祖國。
她母親在桂墟得到了盧老先生的細心照料，也投桃報李，盧月樵的兒子盧鑑錕當時在中山大學醫學院讀書，害了很嚴重的香港腳，皮膚都爛掉了，回家休養，躺在床上不能下地。母親天天幫他清洗瘡口，敷藥，洗繃帶。盧鑑錕非常感激，認她為幹娘。從此我媽媽多了一位幹弟弟，我多了一位舅舅。媽媽與鑑錕舅的關係親如手足，遠遠地超過了她那些異母弟妹。
戰地姊妹花
媽媽回到廣州的這天是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守前夕。城市已經做好了巷戰的準備。街頭壘著沙包，珠江的鐵橋豎立起來，阻止日軍渡江。媽媽下了火車直奔政治部。所有的人都已經集中在門口，身上背著背包，準備出發了。見了媽媽，黃新波、梁永泰、鬱風等平日和媽媽相處很好的隊員大喊：“大汪姐，你怎麽才來，簡直不能再等了！”
“四政大”隊員乘坐木船撤離廣州，在三水河口上岸，步行到四會縣城。其中二十一人隨政治部北上翁源慰問部隊，其餘三十九人留在西江開展民運工作。媽媽和她妹妹隨政治部與大部隊行軍北上。每天至少走七八十裏地。政治部最後設在翁源城外的一座古寺裏。隊員們分住在老鄉家，每天早上到河邊掬水洗臉，對影梳妝。
媽媽和妹妹——人稱“大汪”和“小汪”——是政治大隊裏的一對姊妹花。兩個人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美麗出眾。眼睛明亮如水，眉毛細密，鼻子挺拔，小嘴精巧，典型的東方美人。兩個人對革命工作的態度也是一樣的，熱情高漲，忠誠無比。但是她們的性格截然不同，媽媽熱烈開朗，直率單純，姨媽則是溫雅含蓄，柔中帶剛。如果用花來比喻姐妹倆，芙蓉和白蓮再合適不過。
媽媽留了一張當時的照片，姐妹倆身穿戎裝。媽媽額前的劉海已經不見，濃密的頭發剪得短短的，向後梳去。姨媽則是齊耳短發，兩個女子雖是一副巾幗不讓須眉的英姿，卻難掩天生麗質。
媽媽適合做實際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好。她作為一名普通政工隊員被派到師團基層單位，踏踏實實地完成著地下黨交待的任務。她的職務為教導員，領銜中尉，隨著部隊在四會、翁源、興寧、曲江、始興等地轉戰。她的工作是給士兵上政治課。國共兩黨正以最高的寬容度相互接納，任何一個小縣城都可以買到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和毛澤東的著作。媽媽以《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書為課本，深入淺出地給士兵講解抗戰形勢，告訴他們如果不當亡國奴，首先要停止打內戰。媽媽深信並且告訴士兵，隻有共產黨才是最堅決抗日的力量（此信念來自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媽媽還教他們唱抗戰歌曲，為他們演出抗日話劇。課餘時間她和士兵聊天話家常，慰問傷病員，代寫家信，縫補衣服，和他們打成一片。
而姨媽則是做領導工作的材料，而且是一個非常得力的領導。她留在政治部工作，軍銜上尉，是李煦寰辦公室的政治特派員。她在政治部公開的工作是與各師政工隊聯係，把他們的工作情況及意見要求向李煦寰反應；調派政治大隊隊員工作；培訓政工總隊隊員並輸送到各師團。同時她秘密地做著黨內的工作，是政治部地下黨組織的核心成員。與分散到各部隊的黨小組長實行單線聯係，傳達黨的指示。姨媽與李煦寰工作接觸很多，她沉著冷靜，細致周到，深得李煦寰信任，為共產黨作了許多重要貢獻。
導師之死
一九三九年春，媽媽隨著第四戰區司令部司令長官組成的戰地視察團去兩廣前線調查。主要了解戰備佈防和軍中士氣。地下黨指示媽媽趁此機會了解各司令長官的政治態度以及前線軍隊的政治工作狀況和需要，以便黨組織訓練大批政工隊員派往各師團。
視察團從廣東前線出發到達廣西，翻越十萬大山，一直到南端的北海，為時兩個多月。最後一站在桂林停留，馬上就要返回總部了。一天中午，政治部專員葉兆南（即孫大光，一九四九年後曾任交通部長、地質礦產部黨組書記、部長等職）來找媽媽。他的神色很壞，把媽媽帶到一個沒人的地方說：“尚先生不幸覆車死了。”媽媽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哪個尚先生？尚仲衣嗎？怎麽可能呢？一個活生生的革命鬥士，怎麽會突然間就沒有了呢？葉兆南說：“尚先生到香港去接他的妻子兒女，坐的是長途汽車。車子開到懷集，不知道怎麽滾到公路邊的水塘裏，水灌進車裏，奪去了他的生命。”
幾天後，政治部的黨員和革命同誌在曲江召開尚仲衣先生追悼會，請畫家給烈士畫遺像，發現竟然找不到一張他的照片來臨摹。媽媽想起來她存有一張尚先生的照片。那是在廣州撤退前幾天，她在政治部第三組幫助收拾文件時揀出來的。當時尚先生交給她一大堆舊照片讓她處理掉，其中有幾張是尚先生本人的。媽媽揀出來說：“這些照片燒掉多可惜呀。”尚先生說：“不要了，你願意要就留下吧。”媽媽珍藏了起來，現在拿出來讓他們拿去畫像。
開追悼會那天，媽媽沒有去參加。一個黨員同誌巧姐（何巧生）勸她：“去參加追悼會就是一次和敵人的鬥爭，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你應該去！”媽媽說：“說什麽我都不去。幾天前一個生龍活虎的猛士，幾天後開他的追悼會，我沒辦法麵對！”氣得巧姐罵她：“你比拿破侖還要倔強！”媽媽心裏說，我哪裏是什麽拿破侖，我脆弱得根本沒有勇氣目睹那個場麵。
媽媽獨自在屋裏默默地追憶，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尚先生。是尚先生引導她走上革命道路，廣州抗戰教育實踐社熱火朝天的工作仍然曆曆在目。尚先生十分欣賞媽媽的工作幹勁，有一次對她說：“你工作很積極，但是還需要多讀革命理論書籍。”他送給媽媽一本季米特洛夫的《反戰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她還記起，有一次尚先生讓她代發一封電報給膚施某人。她看這個地名很陌生，問這是什麽地方。尚先生答，就是延安。不久延安寄來了一大批學習材料，媽媽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尚先生是在延安的指導下工作的。
等媽媽心情平靜下來，她開始為自己拒絕參加追悼會感到後悔，多年以來，她一直在後悔。一九九四年她在為《尚仲衣紀念文集》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我永遠在想，如果我在敵人麵前做過錯事，使他們得意的話，那就是這件事！”
湮滅的青春
戰爭中媽媽的傷痛不僅僅在於離開親人母親和失去導師戰友，還有被戰火湮埋的青春歲月。媽媽是個漂亮女子，但她始終是孤身一人。行軍轉戰的動蕩可能是一個原因，而信仰、對主義的忠誠更是限製了她和異性的交往。
媽媽當然不乏追求者。七十年代初，她和我說起這些人時，正在沒日沒夜地寫上訴書，妄圖推翻因為參加過十二集團軍而扣在她頭上的叛徒之類的結論。她每天冥思苦想地挖掘三十多年前的人和事。這樣就引出來了有關愛情的往事。
故事開始於一九三七年左右。媽媽正在抗戰教育社裏工作。前麵已經說過，每天晚上她都要到黃花崗附近的農民夜校，直到夜半三更才和工作人員們一路走回到黃沙。他們唱著歌，沉浸在剛才工作的興奮中。這正是媽媽向往已久的生活，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
同行的夥伴中有很多中山大學的學生，大家一起走路很安全。但是還有從天上來的危險，日軍進逼廣州，人還沒到，飛機已經頻繁騷擾。飛機一來，大家就要分散開來藏身躲避。有一個教育係的學生小餘，對媽媽很照顧，總是迅速把她拉到安全地帶隱蔽，甚至以身體掩護她。每天晚上，他都把媽媽送回家，一路上跟她講新民主主義前途、共產主義理想。小餘是個英俊青年，大家都叫他靚仔。他是中山大學共產黨支部的書記，中山大學抗日先鋒隊指揮部的秘書。在他的幫助下，媽媽對共產黨的認識日益提高，最終入黨。
一九三八年八月，小餘根據黨組織的要求參加了國民黨第四戰區政治大隊。一個多月後，媽媽也由地下黨批準參加了政治大隊。她立刻跑到政治部告訴小餘這個消息，兩個人又能在一起工作了，興奮無比。
廣州失陷，政治部緊急撤退。隊伍到了四會時作暫短停留。先一步到達的小餘聽說媽媽也在撤退隊伍中，跑到人群中一個個地尋找，終於看見了她。戰亂之中相遇，兩人分外激動。小餘含蓄地對媽媽表達了他的心跡，他說：“以後我們就在一起工作了，我們現在都是無家可歸的人，今後在一起要互相照顧。”
戰火也會放出瑰麗的色彩，那是因為戰火中的青春。
此後他們一路同行。小餘確實對媽媽很好，幫她拿行李，安排宿營，什麽事都不需她親自動手。隊伍到了東江（梅縣）後，政治大隊的隊員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小餘留在東江的群眾動員委員會工作，媽媽則被派到興寧縣做婦女兒童團等民眾工作。小餘跑到“動委會”請求把媽媽也留下來，沒有得到批準。兩個人戀戀不舍地分手了。
在興寧，媽媽非常思念小餘，給他寫了好多信。剛開始有一兩封回複，後來就沒了音訊。她不斷地寫，盼望著，等待著，卻再也沒有收到過一封他的回信。媽媽做了千百種猜測，轉移了？生病了？犧牲了？變心了？他在哪裏？
一九三九年的五月，媽媽完成了四戰區司令長官戰地視察團的調查工作，隊伍回到曲江解散。她馬上四處打聽小餘的下落。聽說他就在曲江一個縣級民眾教育館，帶著一些中山大學女學生工作，立即飛跑到教育館去找他。小餘見媽媽來了，很是吃驚，問：“你怎麽到這裏來了？”他的態度冷冰冰的，比和一般同誌見麵都不如，連手都沒有握一下。他說：“我現在很忙，沒有時間和你說話，你自己先安頓一下吧。”怎麽安頓？在曲江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媽媽借了一張帆布床，在騎樓下支起來，就這樣披星戴月地在露天睡了。夜裏眼望星空，一顆流星倏忽劃過，由明到暗。
明明知道媽媽的困境，小餘根本不過問，再也不像撤退路上那樣四處為她張羅。媽媽一萬個不理解，很想找他好好談談。幾天過去了，小餘總是推說太忙，沒有時間。有一次甚至說了更讓人傷心的話：“過一天是一天，有什麽好談的，我們又沒有共同工作。”
媽媽有個女師同學馮榕生也在曲江工作，她含蓄地對媽媽說：“你把你母親接回來吧，我們都羨慕你，你母親有個這麽靚的女婿。”媽媽心裏很難受，別人都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可是誰知道事情莫名其妙地起了變化呢，連她自己都是雲裏霧裏，他是不是變心了，有了新的女朋友呢。媽媽問馮榕生：“最近小餘和誰更接近？”馮榕生閃爍其詞：“他對大家都一樣啊，就是好象你來了以後，他變得更深沉了。”
媽媽不想再等了，她決定回部隊。臨走前她又去找了小餘，說：“你完全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我不能理解，我走了。”事已至此，小餘終於攤牌。他說到了粵北後他得了惡性瘧疾，幾乎要死去了，政工隊裏一個姓孔的女同誌衣不解帶地日夜侍候他，使他終於挺過了病魔。小餘十分感激她，而孔女士本來就暗戀著小餘，一來二去，兩個人就好上了，現在已經同居。小餘說：“事情就是這樣，已成定局，咱們好離好散吧。”媽媽如雷轟頂，她知道這個孔女士，在中山大學時和她妹妹是同班同學。媽媽說，這個人長得奇醜，爛眼邊。除了難過，她也不服氣：一個醜女竟打敗了美麗的女子，得到了公認的靚仔。媽媽沒有和他哭鬧，決絕地退出了這段關係，但是心中的傷痛竟讓她一輩子不能釋懷。畢竟感激不是愛情，小餘和孔女士的同居沒有維係多久，就分手了。孔女士後來終生單身。這一切媽媽不再關心。
媽媽說“我們連手都沒有碰過”，但是傷害一輩子不能忘。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十二集團軍冤案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曾在十二集團軍工作過的地下黨員，全軍覆沒，均被打為“叛徒”，是為“十二集團軍冤案”）。老戰友們每年都邀請媽媽回廣州聚會。當年的小餘已經是廣西的一位省級幹部，聽說媽媽到了廣州，就去找連貫（人大常委會秘書長，他的夫人林琅也是十二集的地下黨領導），請他向媽媽轉達想見一麵的願望。媽媽的回答很幹脆：“不見。”一次一個十二集戰友邀請她去看粵劇。這幫老戰友知道媽媽對粵劇情有獨鍾，隻要有了新戲上演一定請她去看，她也是一場都不放過。戰友說也邀請了餘某一道看戲。媽媽一聽，當即拒絕前往。媽媽不是記仇的人，她這一輩子，我從沒聽說過她對某人的非議，或和某人結下不解之怨，可見當年小餘的絕情是多麽嚴重地傷害了她。在我看來，小餘的情變也無可厚非。在那種惡劣環境下，尤其是病人，心理和情感都是很脆弱和需要愛護的，男女互生情愫，可以理解。媽媽卻考慮不了那麽多，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沒有變通，不能改變。這符合媽媽一貫的直線性思維方式。
對，還有一件事，文革中，媽媽因為參加十二集團軍這段曆史，被強加“叛黨投敵”的罪名。她向專案組提供了十二集黨員的名字，包括小餘，作為自己清白的有力人證，萬萬沒想到，專案組調查了這些人，得到的證詞均為“不知道，不記得。”令媽媽的心涼到冰點以下，而小餘竟說“不認識此人”，更是在她已經被傷害的心上又插了一刀。有了第一次的背叛，第二次就是很輕易的事。媽媽當然不肯再見他。
撤離十二集團軍
一九四一年初發生了“皖南事變”。 國共兩黨的合作再次破裂。國民黨開始“限製異黨活動”，在媽媽的十二集團軍裏引起了極大震動。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在國民黨中央的指令下，開始抓捕共產黨人。政工總隊地下黨組織的工委書記廖錦濤、王珠、鄺清輝等人被捕。王珠犧牲，廖錦濤自殺。（後來的紀念文章中都說廖在獄中被迫害致死，回避了“自殺”一事。“自殺”一詞，和後來的“自絕於人民”是同義詞，遭到鄙棄。難道“寧為玉碎”的自殺不也是一種壯烈嗎？）
在李煦寰手下工作的姨媽處境也十分危險，但是據說李煦寰對她存有偏袒之心，他其實早就懷疑或者知道她的真實麵貌，但又敬重她的為人，不願意加害於這位得力助手，於是對她說：“現在這裏的工作用不著你了，你可以另作打算。”暗示她應該離開了。姨媽此時也得到了黨的指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立即從十二集撤離和隱蔽。她迅速離開了政治部，並派人通知所有地下黨員趕快撤離。
媽媽當時正在基層一五三師兵營的一個團部，給士兵辦政治輪訓班。還在宣傳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統戰精神，不知道自己正在老虎嘴上拔毛。好在軍事長官從不過問她的工作，愛講什麽講什麽。
那陣媽媽得了瘧疾，天天發病。有一天吃完午飯，她還沒離開食堂，電話鈴響了，是一個叫“張大哥”（張融，政工大隊的女隊員）的人給她打來的。“張大哥”說：“最近風聲緊，戡亂。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公開反共了。政工大隊的地下黨領導人都已經撤走，你妹妹也離開了。你要特別小心，馬上找借口撤離，並盡可能通知你見到的人。”媽媽接到指示，立刻向團裏告了長病假。可能是因為戡亂命令還沒有下達到基層，也可能因為她天天打擺子，又是單獨一個女子在團裏，無人照料，長官沒有懷疑，沒費口舌就批準了，還很關照地派了一個馬車夫趕車送她走。
一路上經過別的師團，見到政工隊員，媽媽就通知他們撤離，並叫他們趕快通知別人。很快政工隊的地下黨員紛紛“請假”，無聲無息地脫離了十二集團軍。
媽媽撤退後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接母親。白天趕路，晚上住在老鄉家，一路飛奔。母親在曲江，身邊圍繞著一群活潑的年輕人。梁永泰，才華橫溢的木刻版畫家。他是一個靚仔，大家叫他泰仔。一九五六年他到福建一個海島為“建軍節”的創作采風。在寫生時被解放軍當做美蔣特務畫地圖而擊斃。四十五歲英年早逝，算誤殺，算烈士。得到噩耗，媽媽找不到他的照片，在照相簿裏貼了一張從畫報上剪下來的他的木刻作品“在動物園裏”以誌紀念。媽媽讀書時的密友餘彩秀（後來叫餘迪）和她的丈夫陳原（一九四九年後在國家出版局工作）也在此地。他們除了做群眾工作，還從事世界語的推廣活動。兩人沒有工資，隻有二三十元生活費，生活清苦，可是充滿活力。這些年輕人和媽媽的母親相處得很好，經常結夥到她家吃飯。母親的烹調手藝非常高明（因為如此，媽媽這一輩子根本不會做飯，倒成就了我們幾個孩子的烹調技術）。見母親生活得很安全，媽媽鬆了一口氣，
年輕人聚在一起，為媽媽接風，少不了又是一頓母親烹製的豐盛美食。席間餘彩秀問媽媽下一步怎麽打算。媽媽想得很簡單，留下來和母親在一起，順便治療瘧疾病。陳原忙說：“大汪，千萬不能留下來，這個地方離政治部總部很近，出出進進都會碰到他們的人。你若是被他們抓住，就再也沒有出頭之日了。何芸（也叫何雪瑜，八十年代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副所長）的姐姐何筱靜剛剛犧牲，她就是在撤退的路上被憲兵隊抓走的，在轉押的途中就被槍斃了（何筱靜，也叫何雪晴，十七歲入黨，一九四一年七月被捕，犧牲時年僅二十歲）。你得馬上離開這裏。”
媽媽一聽，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悄悄離開曲江，目標桂林。她先在樂昌停留了一陣。中山大學醫學院戰後遷到樂昌。她的幹弟弟盧鑑錕恰好在此上學，悉心幫她治好了瘧疾。
媽媽正準備動身去桂林的時候，一個叫小陳的人（陳能興，時任中共粵北省委候補執委。一九四九年後，任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兼港澳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等職）代表地下黨組織來找她。媽媽奇怪，黨怎麽會知道她在這裏？原來盧鑑錕也已經是地下黨員，他幫助媽媽聯係上了黨組織。小陳和她談了當前的形勢，告訴她廣東地下黨省委混進了特務，整個組織遭到破壞，許多黨員被捕。中共南方局為了懲戒廣東地下黨，決定停止黨的一切工作，解散組織。黨員則暫停組織活動，各自疏散隱蔽，保存實力。
小陳指示媽媽：“中央的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不管到了什麽地方，都不要暴露身份，不要與地方黨組織發生關係，不要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在這期間黨齡照算。”
一九四一年秋天，媽媽到了桂林，在學校教書以隱蔽身份。
節自長篇家史《半壁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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