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娛樂至上的時代，有這樣一個人卻顯得格格不入，這個人的名字叫陳凱歌。2005年，伴隨著電影《無極》一起誕生的還有“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這是一樁可以載入惡搞史的事件，也是陳凱歌與這個時代分野的開始。在此之前，他是唯一一位拿到戛納金棕櫚的華人導演，他拍電影，搞藝術，受人尊重；在此之後，互聯網興起，神壇被打破，名人也可以被調侃。
當年，陳凱歌痛斥惡搞視頻；此後的陳凱歌卻因市場與受眾做出太多改變。2017年，我們愛看的是開心麻花的喜劇，漫威的超級英雄；陳凱歌拍的卻是“盛世危言”的《妖貓傳》，魔幻外殼與全明星陣容下的曆史寓言。電影上映時，很多人說，陳凱歌依然是少年，意氣風發，不失初衷。
2001年，陳凱歌也確實寫過這麽一本《少年凱歌》。在這本書裏，他講自己的成長經曆，講世事的變遷，他用少年的眼光看待曆史，也用少年的熱切關懷現實。更難得的是，陳凱歌的文筆十分出色，讀來也讓人覺得饒有興致。甚至有豆瓣網友評論，“陳凱歌的文筆足以稱之為散文大家”。
下文便節選自《少年凱歌》第一章。
陳凱歌年輕時舊照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歲了。我開始在人前饒舌，又在饒舌者麵前假裝沉默。人到十三歲，自以為對這個世界已相當重要，而世界才剛剛準備原諒你的幼稚——原諒在過去，不是這個理由。因為你確實已經十三歲了。十三歲時發生的事情永遠也忘不了。
特別留下印象的事，有兩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學。我跟在郵遞員的自行車後麵飛跑，他手上舉著一隻白色的信封。我穿過鋸木廠的電鋸聲，一個公共廁所和一大叢美人蕉，在家門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僅我相信正是他把運氣帶給了我，而且為了他把快樂帶給別人時的快樂。從走進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隻在這座學校正式呆了十個月。這個，是他和我都沒有想到的。
第二件事，發生在小巷轉彎處的破屋門前。我走近的時候，一群孩子正擠在那兒，朝裏望。裏頭很暗，要不就是外邊太明亮，我好一陣沒有看清那是個老人。雖然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該破碎得像一隻鵝絨枕頭，當然沒有那樣的潔白。一隻麻袋中露出一些肮髒的廢紙，攤在地上：一隻用鐵絲彎成的筢子，木柄雪亮，仰麵躺著；一隻同樣雪亮的碗和一隻生了鏽的鍋，鄭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兩件文物；“嗡嗡”響著的，是一隻蒼蠅。在我受到的教育中，一些我並不真正知道的什麽，仿佛近了一點；我仿佛知道的另外一些什麽，卻遠了一點。讓人在饒舌和沉默之間左右不是。老人抬起頭，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閃，孩子們就一哄而散。
許多年以後，我才從朋友的書中知道了，隻有就要餓死的人，才有那樣晶亮的眼睛。我又經過那裏的時候，破屋已經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
1993年，陳凱歌電影《霸王別姬》獲得戛納金棕櫚大獎
其實，無論在哪兒，這樣的景象都不足為怪，現在也是。我當時很吃驚。可我沒有想到我應該而且可能為那老人做點什麽，是使我日後更吃驚的事。我隻是一哄而散的孩子中間的一個。我隻是一名看客。類似的事情我以後看過不少，許多淡忘了。不忘的是那雙眼睛，晶亮地長在我的背上，晶亮地看著世界。
一九六五年對中國來說，是重要的一年。她剛剛邁出一道門坎，同時準備邁進另一道門坎，抬著腳。這中間，一片陽光。光亮有時不過是黑暗安裝的一道門，推開門就又走了進去。
這一年夏天，國營市場上蕃茄的市價是人民幣一分錢一斤。若是暴雨過後，價格就會變成一毛錢一堆。運走這一堆，要使四五個孩子很費些氣力。花八元錢，就可以在機關或學校的食堂一個月裏吃得很好；每人月平均消費三十元的是富裕的家庭；手表還不是人人都有；時髦的標誌是擁有一輛上海生產的“永久一13型”自行車；使我們這些醉心體育運動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雙同樣由上海生產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價十元。我是在這一年夏天才頭一次得到這樣一雙球鞋的，是母親祝賀我考上四中的禮物。等到它漸漸舊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塗白，因為我知道，一斤麵粉市價一角八分的當時，不是每個孩子都可以得到這樣一雙鞋的。
1952年夏天，我出生在一個電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個是電影導演，一個先在國家電影局工作，以後改做了電影劇本的編輯。抗日戰爭以後，他們都曾是南京戲劇專科學校的學生，父親又做了教師。他們曾參加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學生運動，名字列在報紙的通緝令上，不得不離開，就到華北參加了革命，中間有一些艱難。建國時，他們是廣場上幾十萬人中間的兩個。我的母親出身於一個原來富裕的家庭，在日軍進攻時破產，但仍有機會在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念書。1950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卻已遷到台灣，連同她的六個兄弟姐妹。她是這個家庭留在大陸的唯一一人。其後的39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的父母。在她同父母告別時，21歲，天然地向往一個新社會。母親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千千萬萬，我就是這樣的母親生下的千千萬萬孩子中的一個。
據說，我生下來就慣用哭聲表達一切。徹夜啼哭常常使母親無法安睡，是她日後的病因之一。所以長成以後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電影，算是一點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龍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開“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大會”，會標就是畢加索的鴿子。於是父母就給了我名字叫作“皚鴿”，“皚”就是潔白。他們期待的本來是個女兒，並且準備好了“皚燕”的名字——各從他們的名中取出一字。父親的名字是“襟懷潔白”的意思，母親是燕，而且飛馳。“皚燕”這個名字後來給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後，卻突然聽到父親喚了母親原來的名字，母親應了，卻兩個都無話。那時他們都有些老了。我13歲時，已經長到1.8米，覺得自己同一隻白色的鴿子之間已甚少共同之處，就改掉了這個名字，用了現在的名字在中學注冊。我改名，父母沒說什麽。母親去世以後，我在美國接到朋友來信，提到，在她彌留之際，喃喃自語：鴿子飛走了，鴿子飛走了……我這才明白，世上總有些什麽，是不變的。這一年，也是龍年（1988），我不在她身邊。
陳凱歌電影《無極》劇照
我愛北京，不光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兒時，北京沒有那麽多人，沒有那麽多車輛。更容易看到的是四個輪的小車，竹做的，裏頭坐著咿咿呀呀的娃娃，後頭推車的是一樣咿咿呀呀的老太太。臨街的學校書聲朗朗，忽而又安靜了。老人們坐在中藥鋪前台階上曬太陽，手裏捏著兩個核桃，轉著，虛著眼望著天上飛遠了的鴿群，哨音像是雲的回聲，淡淡的。熱鬧的地方是廟會。我還記得怎樣欠著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鏡箱前，盯著一張張畫麵閃過，不敢眨眼，畫麵有山水、人物、神話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邊搖著鏡箱上的手柄，一邊“嘭嘭”地敲著一麵小鼓，被敲亂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後一分錢——更不用說廟會中的玩意兒和吃食了。
春天，挑著大籮賣小油雞的漢子走進胡同，不用吆喝就圍了一群孩子，托起一隻在手上，指指才吐綠的柳枝說：謔，賽柳絮。孩子們毛茸茸地托著，回家放在鞋盒子裏，撒上小米，坐著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賣小金魚的擔子上，一頭是木桶，一頭是玻璃缸，圓的，要哪條就撈哪條，注進淨水，還有一縷碧綠的水草。槐花落盡的時候，賣花的老漢用絲線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掛在好動的小姑娘頸上，一跑，小胡同裏就香氣彌漫了。夜裏，甚至冬天，也能聽見賣小吃的吆喝聲，推開古舊的院門，看見一盞風燈和一個身影，熱氣虛虛地暈了燈火，身影悠悠地唱著，悠悠地遠了，夜就踏實下來。我躺在床上，閉著眼聽，覺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時北京，仿佛護城河裏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
我家住在離幼兒園不遠的一條胡同裏。院子很大，除了門樓、影壁，還有拴馬環。前清的時候，這是一座王府，後來殘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圍牆、走廊，兩棵大槐樹和一道垂花門。因為住在東廂房，夏天黃昏就很熱。
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種些瓜豆和淡紫的牽牛，夕照時滿屋都是花影。逢到夜間，就會是：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這樣的功課一直持續到我可以幾百行地背誦排律。母親隻要我體會，很少作意義之類的講解，所以至今不忘。這些圖畫了的詩歌不能不對我日後的電影有了影響。
像許多人一樣，留給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們的保姆，我們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滿族人。臉和人中都有些長，很像禦像上的皇帝——他們的祖先。她有過一次婚姻，不好，就離開男人單過，天足，不識字。問到她為什麽沒纏足，她說：“裹了。後來又放了。我鬧他們。”因為不曾生育過，又終日勞作，她有一個光亮的前額和一副愛吃鐵蠶豆的牙齒，70歲的時候仍然行走如風。隻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脫了老式的內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輕時也不會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貴族，她出生之前，家裏曾管過禦製宮花的買賣。想想清末宮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這是一件大事業。可奶奶卻不懂什麽是“滿漢全席”，衣服都是布衫，當然更沒有花插在頭上。
陳凱歌電影《妖貓傳》劇照
宣統皇帝退位的時候（1911年），她才11歲，在這個世紀的其餘時間裏，她都靠自己的一雙手活著。能看出她是滿人，隻有在她梳頭的時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頭發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頭油，亮亮地刷在頭發上，又用篦子細細蓖過，在腦後挽成一個髻。之後就滿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時候聲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問：“奶奶，您小時候北京什麽樣？”“什麽樣？燒餅一個大子（銅錢）一個，豆漿比現在好喝，過皇上的時候胡同口得圍上藍布，一個冬天街上淨是倒伏——餓死的、凍死的。”“還有呢？”“還有？沒有了。”
這時，她的眼神便茫然起來，有時就這樣茫然很久，呆呆地坐著，嘴邊會突然露出一個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麽呢？她沒說。可雲影一樣的眼神，卻把她親曆過的繁華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奶奶是那種一生僅得溫飽卻體麵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愛麵子也給人麵子，因為不再是貴族反而靠了雙手得了貴族氣派的勞動者。她衣服永遠幹淨，頭發一絲不亂；耳聾，卻能聽到別人的痛苦；從不惹事也決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錯，她總是說：凱歌，我告訴你媽去！——可她其實從不這樣做。如果別的孩子欺負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門去。而別人道了歉之後，她又哈哈地笑著，把兩個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說：來，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說：人不興欺負人。也不興叫人欺負。讓人欺負慣了，你日後就成了壞人了——中國的傳統，受壓迫者，以為有正義在手，便隻知有報複，不知有寬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結果壓迫本身代代不絕，隻是對象換了。奶奶目不識丁，乃能以這樣透徹的道理示於後代，可見她目光之銳，見識之高。
一件發生在饑荒年代的事卻是我沒想到的。1961年的一個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麵條端給我和妹妹之後，母親把我們叫到臥室，關上了門。她在廚房裏低低地說了幾句什麽，就聽見奶奶的聲音：“我錯了！我錯了！您原諒我！”未久母親走回來，一臉的怒氣。我和妹妹被著實地嚇住了。以後才知道，奶奶把我們定量中的一部分放進了自己碗中。母親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愛子，又是米貴如金的年代，她是寧願自己不吃，也要讓我們吃飽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為。奶奶是一看到母親的臉色就跪下了，之後就是“我錯了”的呼聲。刺痛我的，並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卻是她有些淒厲的喊聲。我寧願永遠不知道這件事。過後，再沒有人提到這件事，奶奶依舊在我家，仍然梳頭，仍然喝茶，仍然有時茫然著。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體麵、自尊，竟將事情做到鍾愛的孩子們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餓。可那一點點食物果然能減輕她生理上的不適嗎？當然不能。唯一的解釋隻能是：饑餓使她恐懼。恐懼比愛更有力量。
出門向南穿過小巷，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就是護國寺。說是寺，有寺之名，無寺之實，所以我很久都以為護國寺不過是過去流傳下來的地名。後來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這個今天居住著上千人口、五方雜處的大院落其實就是原來的寺。
寺的東西圍牆仍然完好，隻是斑剝了，很高，約有半華裏長。廟的兩座後門麵北，之間的距離約20米。單是這兩個長度已經可以看出當年廟宇的規模。不知從什麽時候起，這兩座後門打開，廟內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內也住了人，時間久了，寺廟就變了樣子。南麵護國寺街上，山門已不存，代替是幾座店鋪，其中一個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餘香。
我常走的是廟後的西門。要抬起頭來才會看到伸出的門簷上，有幾乎被風塵湮滅的綠色琉璃瓦，夕照時在隔年衰草後麵閃閃地亮。後門與殿堂相連，實際是個過廳；裏麵比外邊明顯的低，可見當年香客踩踏之繁。門內有低低的石階，甚寬。細細一想，應該是泥塑金妝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卻空著。
盛夏，須發皆白的老者在石階上對坐下棋，老太太們路過歇腳。黃昏時突然走入，會看到台階上留在夕陽裏的糕餅點心，嘴饞的孩子也決不敢碰的。有人說，這是老人們留給廟裏的“靈物”黃鼠狼的，因為廟已殘破，香火不再，恐怕它無處覓食。也有人說，是“黃大仙”本身因循舊例，偷來的食物救濟孤苦的。兩者都是美麗的故事，而廟確實殘破了。
陳凱歌
當年香客如雲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經崎嶇不平，遇雨便滿地泥濘。廊下僧房中住滿了笑鬧喧騰的俗眾，門窗依舊，沒有了往日的肅穆。小作坊的機器聲代替了晨鍾暮鼓；而應是“大雄寶殿”的所在，變成了一座電影院。門外兩座石龜，馱著巨大的石碑，翹首問天，碑上盛記功德的碑文已經蒼黑，湮然不可複識了。唯一留下的真跡，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樹，因接近道路，有人經過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樹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樹後遍種蓖麻，葉子肥大深綠，蒼翠時陽光也照不透。
出於好奇，我們常常抓住門上的銅鎖，站在露出的門坎上窺探。殿內昏暗潮濕，黴味撲鼻，地藏王菩薩滿身灰塵，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爐之外，還有一大堆凝了的紅色燭淚，觸目驚心。後來，殿門打開，陽光湧入，地藏王菩薩被推下蓮花寶座，在塵埃中摔得粉碎。
在這個絕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個去處。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壞事的人有地方去懺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絕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開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氣——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麽。隻要人尚能相信，這世界就還有救。殺死了天真和勇氣，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實在是人性的圍牆。
1965年，廟會已經被禁止，接著，民間喪葬嫁娶儀式也被禁止。接著，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國人歡度新年時幾乎無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廠甸街，宣告關閉。接著，就輪到了北京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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