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怨四人記
我的婚姻與家庭生活
葉淺予／文
我在1987年80歲生日時開始寫回憶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寫我的家庭生活。從羅彩雲、梁白波、戴愛蓮到王人美，寫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孫女說，這樣公開寫自己的私生活，豈不影響你的社會聲譽？我說，把真實情況寫出來，倒反而能破除社會上對我的猜疑。我花了兩個月時間，為這四位女性立傳。在這兩個月執筆期間，我全神貫注在自我反省的過程中。我打破了寫回憶錄隻寫陽麵不寫陰麵的慣例，如實向讀者介紹我的婚姻與家庭。
紙上談兵第一課
1922年我15歲時，從浙江桐廬老家到杭州讀中學，開始接觸新世界。我的堂姐葉佩菁比我早一年出來，已在省立女子師範讀書。她說我已長大成人，應該交個女朋友，她願意幫這個忙。我隻從小說上讀到過所謂男女之間的“愛”，倒也想探索一番。
在我將近17歲的時候，經堂姐介紹，與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師範的會客室裏見了麵。會客室位於校門過廳的一側，人來人往。我倆老老實實地坐著，本來就沒有什麽話說，又加眾目睽睽，大有如坐針氈之感。不一會兒，我便起身告辭，倒是她開口問我：“下星期還見不見？”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邊第二公園見麵吧！”說罷匆匆走出校門，落荒而逃，心裏卻是又驚又喜：我竟然有了一個女朋友！
那以後，我們開始互寫“情書”。她國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處去借現代文學作品，東抄西抄地對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買彩色的洋信紙洋信封——寫“情書”用。
一來一回的情書，每星期可以寫兩次。幾個星期下來，表達情意的話多了起來，特別是幾次遊湖之後，似乎我倆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現了這樣的語句：“既然你那麽對我有好感，我就承認，永遠做你的……了。”這不是“私訂終身”了嗎！可實際上我並沒當回事，認為這不過是寫情書照例要達到的“高峰”，猶如小孩玩“過家家”，用積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頂，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並未表示接受還是不接受，竟然環顧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漸漸被學監發現，彩色的洋信封時常被截留。這學期末，我的“品行”被評了個“丙等”，學習成績也降到“丙等”。這我倒不擔心，因為我父親是開南貨店的生意人，對我的學業並不關心。但我總覺得在老師、同學麵前太丟麵子。正在這時，一位姓金的同學告訴我說，廈門大學正在招收江浙籍學生，他認識一位助教，可以介紹我們跳級報考。我把這事告訴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麽邪，也許是要實行那“永遠做你的……”的諾言，竟決定和我一起行動。
我們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歲的大孩子，從杭州坐火車到上海，再搭海輪到廈門。等到達廈門大學時，考期已過，幸虧那位助教說情，校方同意我們補考。補考結果，隻姓金的同學一人被錄取，我們四人都進了“補習班”。混到寒假，父親打聽到我和女友結伴去了廈門，急忙匯了100元路費來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沒臉去見父親，一個人住在一家小旅館裏幹著急。父親怕我在外麵幹出什麽醜事，親自到杭州來押我回去。
進了家門，父親破口大罵。我一賭氣，獨自跑到縣學前的一口井欄上坐著。母親生怕發生意外，橫拉豎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著對我訴說：“你真糊塗，你阿爸的鋪子蝕了本，關了門，從廈門贖你回來的那100塊大洋，還是拿兩畝田抵押去借來的。以後讀不起書了，找個吃飯的地方，補貼補貼這個家是正經……”
這一番話使我從夢中驚醒。什麽交女朋友、讀大學，都拋在了腦後。目前最現實的問題是：趕快找個謀生之道，填飽肚皮要緊！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親去旅館押我時，已看出情況不妙，趕快“撤退”。我倆從此斷了聯係。這“紙上談兵”的第一課，就這樣結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課
天賜良機，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實業社門市部謀到一個站櫃台的職業，賣布之外兼畫廣告。一年之後“跳槽”，到一家書店畫教科書插圖。再一年，混進畫報出版界畫起了漫畫。此時我已23歲，父母一心想抱孫子，不經我同意，便在桐廬老家給我訂了一門親，來信逼我回去成親。
當時，我已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響，懂得應該婚姻自由。但轉念一想，婚姻自由，無非是找一個自己認為合適的終身伴侶，可我目前並沒有一個這樣合適的女友；再說，我周圍的熟人中，也有不少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見得家家都是怨偶。據父親信上說，他給我訂的這一家，與我家“門當戶對”，說不定還是一樁美滿婚姻哩。另外，我對按古禮辦婚事的排場很感興趣，頗想借此機會，像演戲一樣嚐嚐當新郎的樂趣。這種種因素湊在一起，我的終身大事便兒戲般地定了下來。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綢緞莊置備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長袍馬褂，又為父親籌措了一筆給我辦喜事的用費，便喜氣洋洋地回鄉完婚。
婚禮完全按古法進行。葉家大廳照例由蕭山縣一家喜慶租賃行承包燈彩裝潢；家裏租來了迎親花轎、鳳冠霞帔、桌圍椅墊；請來了廚師、藝人、轎夫和吹唱堂茗……從“吉期”前幾天就開始忙起，什麽起媒、發嫁妝、發轎迎新娘、拜堂、宴請女方送親人、鬧洞房、專席宴請新娘、行“三日入廚下”儀式、辦“洗廚宴”……等等，五花八門，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辦完。
婚後，我原準備把新娘羅彩雲留在家裏侍奉公婆，哪知她堅決不幹，非跟我去上海不可。為了這事吵吵鬧鬧，甚至尋死覓活。後來還是我母親發了話，命我帶著羅彩雲去上海另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辦。
那時，我在《上海漫畫》編輯部工作，兼作雲裳公司服裝設計員，收入不算太低。我們租了一個前樓居住，廚房在樓下，三家合用。房東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務事便托房東太太照顧。
羅彩雲從未穿過皮鞋，嫁妝裏有雙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進出廚房要走樓梯，她起初還小心，扶著樓梯欄杆慢慢走，後來有點大意，竟滑了腳從半樓梯上摔下來，閃了腰。房東太太把她扶回屋裏躺著。我下班回家，一聽說，連忙請房東太太下了兩碗麵，送到床上招呼新娘子吃。羅彩雲見我這當丈夫的反過來侍候她，心裏過意不去，隻躺了半天就勉強起來料理家務。我心想，看來她還真是個賢妻，日後也必定是位良母。為了表示謝意，我特地陪她去三馬路選購了一些衣料、鞋襪和胭脂花粉等，還到一家朋友開的照相館中，由我設計，兩人頭頂頭地拍了一張照片，這大約是我倆唯一的合影了。
我有了家，以為日子會這樣和和美美地過下去，哪知道生活並不都這麽如意。
第二年春天，羅彩雲懷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個兒子，小名申茀。族名善菉。第四年又生了個女兒，小名明明。這期間，羅彩雲學會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風，孩子交給奶媽，家務全靠娘姨，她自己什麽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將桌上。她從小沒讀過什麽書，基本上是個文盲。別看不識字，打起麻將來可是精得很，什麽“東西南北中”，她手一摸就知道是什麽牌，絕不會錯。她的心思全用在這上頭了。
我呢，當時以畫“王先生”為起點，漫畫創作正在旺盛時期。我深知自已年少時沒有好好讀書，底子比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腳，特別是要想在漫畫出版界混出點名堂來，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勞任怨，全力以赴。白天辦《上海漫畫》周刊，我既當編輯又當校對，還兼跑腿，深得幾位老前輩信賴；晚上拚命讀書，除了吃飯、睡覺，幾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業上。
這樣，我和羅彩雲越來越談不到一塊兒幾乎沒有什麽共同語言。她對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錢用完了，拿錢來！”我的回答則是：“辛苦錢來得不容易，省著點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覺得精神上總是空空蕩蕩的，一點生氣都沒有。我寧願獨自一人到公園去坐著，但看到人家成雙成對，恩恩愛愛，我心裏更不是滋味，更感到孤獨。有時索性喝點酒，借酒澆愁；或是同朋友一起去跳舞廳，抱著舞女跳幾場，解解悶氣。
就在我最苦惱的時候，女畫家梁白波闖進了我的生活。關於白波，我後麵還要細談，現在隻說和羅彩雲有關的事。
羅彩雲很快就發現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緝私巡警一般，隨時追蹤襲擊我們。記得1936年她“襲擊”了兩次。一次在上海某處亭子間，由女兒的奶媽偵察追蹤，把我們抓獲。羅彩雲儼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當成姨太太來羞辱，我當時驚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羅彩雲把她的父親也搬了來，當麵逼我“定個名份”。我被牽著鼻子送他們父女回上海，還由律師作證，寫下了保證書。
我和羅彩雲為什麽不離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說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規家法，否則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當時上海習慣，離婚要付一筆終身贍養費，按我的經濟狀況，確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腦子裏也有封建意識，覺得羅彩雲為葉家生兒育女，也是一種美德，我不能太對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協態度，形成了一種我們兩人都很難熬的局麵。
抗日戰爭爆發，我把羅彩雲和兒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曾回老家探望過他們。1946年我和戴愛蓮去美國訪問前，把女兒明明接出來寄養在張樂平家，次年我們從美國回來，明明就一直在戴愛蓮的照顧下生活，後來進了舞蹈學校，繼承了後母的事業。兒子申茀1953年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分配到江蘇藝術學院任教。他結婚成家後便把母親接來同住。在這以前，經兒子勸導，羅彩雲和我辦了離婚手續。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牛鬼蛇神，進了監獄。羅彩雲受我牽連，也遭了不少罪，生活上一直由兒子贍養。1975年我從監獄出來，女兒告訴我說，她母親已在幾年前吞服了過量的安眠藥而離開了人間，臨終最後一句話是：“你們葉家害得我好苦！”我心頭為之一震。對她的死，當然要詛咒那場曆史的浩劫，但說到她的苦，我也有責任。其實她苦，我又何嚐不苦！我倆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畢竟有對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巳到了耄耋之年，想起這些往事，心裏依然是感到內疚的。
一見鍾情第三課
我和梁白波結識，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著自己畫的一幅漫畫來我們編輯部找另一位編輯投稿。當時，漫畫的投稿者中，女性幾乎沒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後，我便以編輯身份和這位女畫家打起交道來。
梁白波就住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華藝專和西湖藝專學過油畫，後來去菲律賓的一所華僑中學教美術，最近才從那兒回國。目前她正失業，朋友介紹她向畫報投稿，試著靠拿稿費過日子。
在接觸中，我發現白波對我似乎頗有好感，主動約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飯，我們談話很投機。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強大的吸引力，總把我往她那兒吸。毎天下了班，我情不自禁地便往女子公寓走，竟忘了我還有個家，老婆孩子還在家裏等我吃晚飯。
經過若幹次晚間的約會，我和白波在心靈上緊緊地貼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戀那樣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樣新鮮；既是異性的同類，又是藝術上的知音。我倆一見鍾情，相逢恨晩，彼此都感到是天造地設的一雙，誰也無法抗拒。白波自然知道我有妻子兒女，但她不在乎。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義。我呢，在羅彩雲與白波之間，既甜又苦，唯其因為苦，才更覺得甜。我與白波，如同飄浮在空中的氣球，一天一天地挨著。封建衛道者說，葉淺予是棄舊戀新的負心漢；個性解放者則說，葉淺予是個大膽的叛徒。
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應津浦鐵路局邀請，參加了衛生宣傳列車活動。這真是一段我終生難忘的最幸福的日子。我們從浦口出發，途經蚌埠、徐州、泰安、濟南、滄州，最後到達天津。每到一站，我和白波把我們畫的大幅宣傳畫張掛起來，其他人就展開宣傳。宣傳結束，大家去遊覽名勝古跡，什麽登泰山，逛趵突泉，看滄州大鐵獅……其樂無窮。最後，鐵路局又從天津掛上去北平的列車，招待大家遊覽故都北平。
在北平玩了三天，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卻在金魚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來。我好像是逃出牢籠的小鳥，盡情享受著本應屬於自己的天堂；白波比我更大膽，她完全不在乎世俗的議論，熱烈地占有她所深愛而又屬於別人的男人。我倆白天遊故宮、天壇、頤和園……晚上看京劇名角兒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畫家珂佛羅皮斯影響，在幾年前就開始畫速寫，這次有白波作陪（她也開始畫速寫了），更是畫興大發，有如皮球打足了氣，出手飛快，十幾天時間就畫出了幾百張速寫。這些作品後來編成了一本《旅行漫畫》。
葉淺予《寫生的師生》
北平之遊，使我和白波之間增進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藝術上的切磋，感情發展到難舍難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這一切便不得不馬上中止，因為我畢竟是一個有婦之夫！
沒多久，上海的小報上居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蹤”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從羅彩雲處訪來的，說什麽“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變，離家出走”雲雲。想不到我個人的家庭糾紛竟捅向了社會，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帶著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個“窩”。於是就出現了前麵提到的一幕，我被羅家父女“押”回上海。離婚不成，後來由一位律師朋友出麵，同羅彩雲達成了分居協議。我具結保證按月向她提供贍養費，她則同意與我分居。這樣做，最受委屈的是白波，她不得不長期居於“情婦”的地位。但白波為了能和我一起生活，甘心忍受這樣的條件。這也充分表明了她對我的真誠和熱戀。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幾年，對我藝術上幫助很大。白波是個很有才能的畫家，擅長於通過心理描寫，把意識形態轉化為抽象的圖像。她曾畫過一套《蜜蜂小姐》連環畫，其中所塑造的藝術形象，就是意識形態的具體表現，這和她對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時喜歡讀詩，還曾為殷夫的詩畫過插圖。她自己就具有詩人的氣質。我和她相處，常常感到是和詩人在一起相敘。她對我的影響，使我在創作“王先生到農村去”這套畫時，獲得了新的想象力。我的思維活動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觀察中，而是延伸到地方政府壓迫和剝削農民的現實，並且揣摩農民為保護自己所發揮的幻想，進而擴大到社會多方麵人物與農民的依存關係。我的想象力之所以能長起翅膀，說得形象一點，也許是白波靈魂裏的某些素質，移植到了我的靈魂中，催化和升華了我漫畫創作的思維能力。
盧溝橋事變爆發，我和白波從南京回到上海，聯合上海漫畫家張樂平、胡考、特偉、陸誌庠、宣文傑等組成漫畫宣傳隊，奔忙於抗日宣傳戰線。白波是這條戰線上一員勇敢的女將，她和隊友們一起過著十分艱苦的戰地生活，除了畫大幅宣傳畫外，在武漢時還定期為《抗戰漫畫》供稿，構思與造型都獨具風格。
梁白波的抗日漫畫
我原以為，通過戰地鍛煉，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會過得更有生氣和活力，哪知道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
1938年的武漢，是抗戰神經中樞。各色各樣的人集中在這裏，白天為抗日工作，晚上則互相交流情懷，發揮人的本能。白波就在這時，與一位受人崇拜的空軍英雄有了交往。一段時間之後，她對宣傳隊的工作不那麽積極了，後來與我也逐漸疏遠。漫畫隊的朋友們對此有所覺察，我卻因全神貫注於工作，絲毫沒有想到其他。這一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廳派我到香港去監印《日寇暴行實錄》一書，我很想讓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幹脆地拒絕了我。這時我才意識到，她的感情已經起了變化。對我來說，這當然是莫大的打擊，但冷靜下來後，我也感到一點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對梁白波負歉什麽了。
武漢話別後不久，梁白波就脫離漫畫群體，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畫界從此失去了一顆發光的彗星。
婦唱夫隨第四課
我懷著淒楚的心情從香港回到武漢時，武漢已在日寇包圍之中。我隨機關徹退到長沙、桂林，隨後又受命再去香港籌辦對外宣傳畫刊《今日中國》。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派宋的秘書廖夢醒大姐來找我，說孫夫人要為延安國際醫院籌措一筆購置醫療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從英國來港的華僑舞蹈家戴愛蓮舉辦表演會，希望我在宣傳方麵給以支援。廖大姐告訴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廳，晚上營業，白天閑著，戴氏就利用這條件，每天上午到舞廳去編舞練舞。廖大姐希望我約個時間去和戴氏見見麵，並從旁觀察一番，畫點速寫，為她的舞蹈晚會設計一張海報。
我如約去了。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卻舞技嫻熟。她操一口英語，中國話根本不會說。我這隻有中學程度的英語如何應付得了？沒辦法，隻好通過打手勢、畫圖畫來交流思想。一個星期以後，我和戴愛蓮成了熟朋友。我介紹她又認識了一些文藝界人士，並帶她到香港仔、筲箕灣等地遊覽，幫助她接觸更廣闊的天地。經過這許多活動，我的英語口語日漸長進，已可以慢慢地和她對話了。她告訴我，她初到香港時，隻能和英語階層交往，我是她所認識的唯一來自抗戰大後方的中國人，她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我也告訴她，在她之前，我從未與土生華僑有過交往，更沒有和華僑藝術家接觸過，但我覺得和她很合得來。大約過了半個月光景，我倆之間即由“社會人”的關係升華到“生物人”的關係，開始談情說愛。當然，主動權在女方，男方無法抗拒。
我們之間感情發展如此迅速，一個重要契機是在九龍半島酒家舉行的戴愛蓮舞蹈表演會。我為它盡了最大努力，既當舞台監督，又兼服裝管理，還請來一位話劇團的朋友管燈光。廖夢醒大姐則是前台經理。我們三個“義務勞動者”辛勤工作，幫助戴愛蓮為祖國抗日的神聖事業獻了藝，籌了款；也為保衛中國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務。
表演會之後，戴愛蓮告訴我，她想去延安，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獻身。我說，我為《今日中國》的繼續出版問題，也正要去重慶向政府請示，我倆可以結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確我倆之間的關係，先結婚，再上路。愛蓮高興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連連親我，我當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個梁白波，卻又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戴愛蓮，丟失了的藝術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讓人興奮！
愛蓮為組織我們的小家庭積極奔忙。她在一個印度人家裏租到一間房，精心布置了一下，就算作我們短期的“窩”。宋慶齡主動當我們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處舉行了一個宴會，宣布我和愛蓮結為夫婦。參加宴會的有保衛中國同盟成員愛潑斯坦、廖夢醒、柳無垢、巧茉萊和《今日中國》的丁聰、劉邦琛。宴畢，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門之間的漁島“長洲”上去度“蜜月”。三天後回香港，在我們的新居又舉行了一次茶會，招待雙方親友。參加的有愛蓮的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還有我在香港文藝界的朋友夏衍、馬國亮、張光宇、張正宇、鬱風、黃苗子、盛舜、丁聰、劉邦琛和馮亦代。這一年，我33歲，愛蓮24歲。
一周後，我和愛蓮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征途。我們先搭船到廣州灣的赤坎鎮，然後起早步行。我為愛蓮雇了一乘涼轎，一路連宿遂溪、廉江、陸川三站，然後換乘單車直奔廣西的玉林、貴縣。在貴縣換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再乘火車沿湘桂鐵路到達桂林。這一路水陸兼程，艱苦備嚐，愛蓮卻覺得十分新鮮有趣。在桂林受到歐陽予倩的熱情接待，他請我們看了廣西地方戲——桂劇的演出。愛蓮初次接觸中國戲曲中的舞蹈身段即愛得入迷，當即立下了學習祖國舞蹈的決心。
三天後我們離開桂林赴重慶。先乘火車再換長途汽車，一路顛顛簸簸又走了五天。若從離開香港算起，已走了半個多月了。幸虧我倆都還年輕，精力充沛，所以，當重慶的朋友們從長江北岸趕到南岸來迎接我們時，我們依然精神抖擻。
到了重慶，老朋友們把我倆團團圍住，說要看看葉淺予憑了什麽魅力“騙”來這樣一位華僑舞蹈家。愛蓮見他們唧唧喳喳，她一句也聽不懂，就目瞪口呆地問我，朋友們在議論什麽？我實話告訴她，說他們懷疑我是使了騙術把你騙來重慶的。愛蓮急了，忙用英語回答說：“不，不，是我心甘情願嫁給他的，他是個好人！”朋友們都哈哈大笑。事後愛蓮悄悄對我說：“在香港時，我隻認為你是個有才華的畫家，到了重慶，看見你有那麽多藝術界朋友，才知道原來你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我真高興！”我說：“你看了那麽多東西，走了那麽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國西南部的一個角？”她大惑不解，問我，若去延安，是不是還要走這麽遠？我說，豈但是遠，路還不好走。說不定半路被截住，送你回重慶哩。愛蓮似信非信，催著我趕快去找周恩來。她說她有一封宋慶齡寫給周恩來的信，信中會向周恩來介紹她想去延安的意願。
女兒葉明明與後母戴愛蓮的感情很好。
我在武漢時期，是政治部三廳成員。那時國共聯合抗日，周恩來在大本營政治部任副部長，負責指導三廳的文化宣傳工作。後來大本營移駐重慶，蔣介石翻了臉，把共產黨撇在一邊，政治部換成清一色國民黨的天下，三廳也變了顏色。我一到重慶，新任廳長就把我召去，問這問那，特別問我是不是國民黨員。我說不是，他說這可不行，《今日中國》將另派別人接辦，你馬上回去辦移交。我本來就不想幹，順水推舟遞上辭呈，不久就獲準了。這期間，周恩來在化龍橋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了我和愛蓮。他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們，大後方更需要我們，希望我們留在重慶工作。我覺得此說有理，便說服愛蓮暫時不去延安，留下來，努力在重慶打開局麵。
就在此時，日寇向重慶發動了連續一周的疲勞大轟炸。每天24小時，晝夜不停地向重慶傾瀉炸彈。我和愛蓮原住在張家花園一位朋友家裏，第一批炸彈就把那座房子毀了，第二批炸彈又毀了我們臨時寄居的小旅店。七天內搬了三次家。重慶人也真經得起考驗，舊房剛炸毀，三兩天就能蓋起新房住進人。日寇原以為中國人會挺不住，想借此逼迫蔣介石投降，哪知道中國人民就有這麽股寧死不屈的硬勁！最後挺不住的是日寇，疲勞轟炸以破產告終。愛蓮經過這麽一番戰火的洗禮，漸漸能適應重慶的生活了。她說，這次轟炸，比希特勒夜襲倫敦厲害得多。希特勒逼丘吉爾投降，英國人硬是挺得住，如今中國人當然更挺得住。她覺得自己下決心回祖國來，能這樣和祖國人民一道接受戰爭的考驗，心裏特別痛快。
轟炸過後不久，即在抗建禮堂舉行了戴愛蓮舞蹈表演會。重慶人第一次認識這位把芭蕾舞和現代舞糅合在一起的華裔藝術家。演出後，愛蓮結識了音樂家馬思聰，並把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鄉曲》和《新疆舞曲》編成兩個獨舞節目，在重慶交響樂團的配合下搬上舞台。
這年秋末我們回到香港。我把這次大後方之行中的所見所聞畫成《重慶行》漫畫80幅，在香港展出。原擬不久再同愛蓮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開畫展，然後回香港定居。不料這年年尾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進攻香港，我倆被困在九龍山尾村一戶農民家裏，為時將近一月。後來還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機，化裝混入難民隊伍，才算脫險到了桂林。
在桂林期間，我畫成《逃出香港》23幅，記錄這次被困受難的經曆。愛蓮則拜桂劇名演員小飛燕為師，學得《啞子背瘋》一折，後來成為她的保留節目。當時適逢田漢在桂林組織話劇會演，南方幾個演劇隊集中在這裏演出，廣西藝術館乘機請愛蓮舉辦了一個短期舞蹈班，指導話劇演員作形體訓練。記得第一課教演員們練習肌肉鬆弛，愛蓮隻知英語詞匯，中國話不知該怎麽表達，幸虧丁聰在場，臨時充當了翻譯。
香港淪陷後，文藝界許多朋友先後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愛蓮和廣西藝術館的一位鋼琴家配合，組織了一場音樂舞蹈表演會。我照例在後台為她管服裝。那時除了我，誰也摸不清愛蓮演哪個節目該穿什麽服裝和用什麽道具；也隻有我能適應她換裝時的緊張節奏。一些熟朋友笑話我是戴愛蓮的“跟包”，所謂“跟包”，乃京劇“角兒”的專任管事打雜者是也。可我這個“跟包”，不但在後台管事打雜，還得為主角做飯，當翻譯，必要時還兼任演出經理和舞台監督。後來愛蓮主演“邊疆樂舞大會”，我就是節日組織者、海報設計者兼公共關係聯絡者。
1945年，愛蓮為了給育才學校創辦舞蹈組，專門成立了一個民間舞蹈采訪小組，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釆訪藏族樂舞資料。我倆先期到達成都，我托人賣畫籌集旅費，又找熟人設法聯係，通過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貿易公司雙重關係去了康定。在康定一個月，愛蓮搜集到大量藏族樂舞資料，編成了《春遊》和《巴安弦子》兩個節目，我則寫成了《打箭爐日記》四萬字，兩人雙雙獲得豐收。
1946年我受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訪問。愛蓮反過來成了我的“跟包”，為我當翻譯員、對外聯絡員和畫展招待員。當然在她開表演會時，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還兼樂隊成員——她演《啞子背瘋》時的鑼鼓點子，就專由我來打鑼控製節奏。一段時間，我還是挺不錯的炊事員。在紐約時，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買齊，回來便精心烹調。那時老舍也正在紐約，我們常請了他一道來解饞。
1946年，葉淺予留美期間在舊金山的住所內
愛蓮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達（當地華人稱“千裏達”），15歲隨母親去倫敦學舞，1939年母親去世，次年她就獨自跑到香港，和我結了婚。我們在美國時，她31歲，離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決定回特立尼達老家去探望父親和二姐，也讓家裏人見見她從祖國帶回來的這個老大不小的女婿。
特立尼達的華僑對我和愛蓮的歸來反應極其熱烈，因為愛蓮是回到祖國的唯一的舞蹈藝術家。她還在紐約演出時，特立尼達的報紙上就已是一片讚揚，如今大家更想親眼一睹風采。愛蓮專從紐約請來一位男演員伴舞，演出了《春遊》和《巴安弦子》，獲得很大成功，我則當然隻能躲在後台管服裝，繼續當“跟包”。
為了顯示戴家女婿不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們把我在紐約展覽過的畫全部帶了來，在愛蓮的表演會前展出。我嶽父雖窮，卻還搜索錢櫃，買下了我的一幅畫。
1947年，葉淺予歸國前在戴愛蓮家鄉特立尼達舉辦畫展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舉行了全國首屆文代會，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兩支文化隊伍勝利會師。我和愛蓮此時已回到北平，愛蓮參加華北大學文工團，當了舞蹈組的領導；我當了美協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請愛蓮當了北京舞蹈學校校長。
1953年，葉淺予與女兒葉明明。
這一年秋末，我受命參加民族訪問團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愛蓮忽然向我提出離婚。這真是晴天霹靂，我大吃一驚，問她為什麽，她說她已經愛上別人了。我問那人是誰，她說是來我們家住過的一位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這個“高級跟包”，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1951年，我含著眼淚，與她辦了離婚手續。屈指算來，從1940到1950，我和愛蓮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傾心於她對藝術執著的奮鬥和追求，沒想到最後卻是這樣分手。
最近翻閱畫篋，發現1944年住重慶北溫泉鬆林宿舍時畫的一幅《鬆林人物誌》，那上麵有一對走江湖的夫婦，女的跳舞，男的擊鼓，那就是我和愛蓮的寫照。
葉淺予與青年舞蹈家交流
磕磕碰碰第五課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時間最長的，但是由於我們在世界觀、人生觀和生活習慣等方麵差異很大，三十多年來始終磕磕碰碰，貌合神離，兩人都不幸福。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們有意促成的。在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當歌舞演員時，我曾在畫家丁悚家裏和她見過一麵，但沒有交往。1955年又經朋友介紹見了麵，目的很明確——希望我們組成家庭。當時人美41歲，我48歲：她離開前夫金焰已經10年，我也已獨居了5載。應該說，我們對彼此的性情、脾氣、習慣都不甚了解，但考慮到兩人年紀都大了，找個伴，無非是相互照顧，解除寂寞，談不到什麽談情說愛；況且兩人都是社會知名人士，本來就有一定的透明度。因此，隻經過幾個月的交往，我便提出結婚。人美倒有點猶豫。當時地正在長影拍片，在給我的複信中，她這樣寫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們的郊遊，的確使人懷念呢。雖然當我們單獨相處時，我總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覺到我的緊張不安和激動，否則你也不至於那麽快的直接就提出問題。我的答複可能令你不滿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誠和坦率的。的確，我不否認我有優點，但缺點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無知，它將帶給你苦痛呢！你想到麽？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讓你提出任何保證，將來不能嫌棄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慮、準備，如何克服困難，以期達到更好的合作。……
後來的事實證明人美的考慮是有預見性的。
我們很簡單地結了婚。婚禮當天就不大愉快。人美在她的回憶錄裏這樣描寫：
……我們想老頭兒老太太結婚不要聲張，可不知怎麽，風聲還是漏出去了。朋友們紛紛送來賀禮。怎麽答謝呢？葉淺子說請老朋友們聚聚餐吧。幾十個人擁進四川飯店，有郭沫若、於立群、陽翰笙、吳祖光、丁聰、黃苗子、鬱風等等。葉淺予花了近200元錢。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他已經破產了，因為他全部財產也隻有200元。我又好氣又好笑，隻好自己掏錢去買必需的日用品……
婚後，人美從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號葉宅來住。我開始發現她思想偏狹，爭強好勝，總怕別人小看她，處處擺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動不動就發脾氣。結婚才一個月，我倆就為一點點小事頂撞起來，她竟一本正經地提出要和我離婚。結婚一個月便離婚，簡直荒唐！我問：“這到底為什麽？”她說：“你有大男子主義，我受不了！”我說：“咱們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過家家那樣，一賭氣便散夥嗎？”她說：“就是因為四十多了，這日子過下去將難於收拾，所以還是走開好。”我說：“你認為我有大男子主義，這帽子我可以戴。不過，若是你頭腦裏沒有大女子主義，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義呢？”她啞口無言了。想了想說：“那麽，再試試吧，看我們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葉淺予與王人美（1956年）
那以後，我逐漸摸到了人美的脾性。凡屬於內掌櫃職權範圍內的事，外掌櫃不得插手。對我來說，這本來是丈夫的幸福，但內外的界限很難劃分。例如，她對我們的住房不滿意，老要找房管所修這修那，房管所就給她“拖”。拖得她不耐煩了，便要外掌櫃出麵打交道。外掌櫃懶得管，有時頂一下，內掌櫃就火了，鬧著要搬到北影去住。北影認為葉淺予家已經住了7間房，不能再給她分房。為此人美屢次和我鬧別扭，說不該和我結婚，使她喪失了她應得的權利。再如，我們第一次鬧離婚後，為了保證內掌櫃的職權，人美辭退了我已請了好幾年的老阿姨，另換了她的老鄉湖南阿姨。可沒過多久，湖南阿姨又被辭退了。外掌櫃不以為然，內掌櫃就板起麵孔說：別嚕嗦，這是我的事，你別管！保證不虧待你就是！”
類似這樣的磕磕碰碰，長年不斷，大佛寺西街47號幾乎沒有平靜的日子。我和人美之間，越來越感到缺少共同語言，甚至無法交流思想。我隻得心向事業上去寄托感情。人美也很苦惱。在她1960年寫給我的一封信中有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開頭來寫這封信，但我覺得有必要給你談點什麽。我們結婚雖然近五年，我卻覺得我們之間並沒有感情。我可以承認我和你結婚隻是為著擺脫某種不正常的關係；你呢，當然也是由於需要一個家庭……實際上你愛的是戴愛蓮，我愛的是金焰……
1962年她又在信中這樣寫：
這一次臨走前的鬧別扭，其主要原因是我們婚後從來都沒有好好談過話，因此相互不夠了解，各人都抱著對方的成見，一個矛盾沒解決，又加上一個，越發展距離越大，末了，我們之間的對白，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結論，話說出來就像槍子兒一樣，使聽話的人實在受不了。
在人美的回憶錄裏，給我下了這樣的結論：
葉淺予是個好畫家，卻不是個好丈夫。他除了懂畫，別的什麽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讓我惱火的事……葉淺予是個過於沉浸在事業裏的人，當這種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1980年，為了換房的事，人美多次騎車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車時突然跌倒，當即說不出話來。急送協和醫院，確診為腦血栓。治療了一個來月，仍左身偏癱，上下肢關節僵化。又經三個月，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動，出院回家。這時大佛寺西街的葉宅已換到甘雨胡同24號，房屋相當寬敞，但這位家庭主婦的心情怎麽也平靜不下來。嫌地板破舊，嫌大門腐朽，和房管所鬧個沒完。與此同時，她到處托人求醫，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腳治好。可是事與願違，越性急越難治，越難治越性急，以致性情乖戾，稍不稱心就破口大罵。家裏的阿姨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又換，鄰居們竊竊私議，連居委會都出麵說話。我隻好忍氣吞聲，好言相慰，避免大吵大鬧，驚動四鄰。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遷。按協議規定，我搬至中國畫研究院畫室內暫住，人美則暫遷至北影廠招待所內。分居兩處，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畫院來看我，兩人像走親戚似的來往，倒也別有情趣，減少了許多矛盾。
這年12月4日，我突然接到電話，說人美在從醫務所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神誌不清，現在積水潭醫院搶救。我急忙趕去，見人美雙目緊閉，全身癱瘓，已不能說話。醫生確診為腦溢血，情況相當危險。
不久，我正在全國政協開會時，忽然感到心髒隱痛，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醫生叫我躺在床上，不許動。幸虧有個好女兒明明，忙著往兩邊醫院跑，分頭照顧人美和我。
1987年4月12日晨，明明來電話說，昨晚守了媽媽一夜，到淩晨3時，媽媽呼吸停止。明明勸我不要難過，說已盡了最大努力搶救，非人力所能挽回。我躺在病床上，想著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侶，不由心中黯然，隻能默默地祝願她的靈魂獲得解脫。
本文選自《細敘滄桑記流年》，葉淺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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