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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淺予 | 愛怨四人記

(2020-01-20 13:45:03) 下一個

愛怨四人記
我的婚姻與家庭生活

葉淺予/文

 

  我在1987年80歲生日時開始寫回憶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寫我的家庭生活。從羅彩雲、梁白波、戴愛蓮到王人美,寫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孫女說,這樣公開寫自己的私生活,豈不影響你的社會聲譽?我說,把真實情況寫出來,倒反而能破除社會上對我的猜疑。我花了兩個月時間,為這四位女性立傳。在這兩個月執筆期間,我全神貫注在自我反省的過程中。我打破了寫回憶錄隻寫陽麵不寫陰麵的慣例,如實向讀者介紹我的婚姻與家庭。

  紙上談兵第一課

  1922年我15歲時,從浙江桐廬老家到杭州讀中學,開始接觸新世界。我的堂姐葉佩菁比我早一年出來,已在省立女子師範讀書。她說我已長大成人,應該交個女朋友,她願意幫這個忙。我隻從小說上讀到過所謂男女之間的“愛”,倒也想探索一番。
  在我將近17歲的時候,經堂姐介紹,與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師範的會客室裏見了麵。會客室位於校門過廳的一側,人來人往。我倆老老實實地坐著,本來就沒有什麽話說,又加眾目睽睽,大有如坐針氈之感。不一會兒,我便起身告辭,倒是她開口問我:“下星期還見不見?”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邊第二公園見麵吧!”說罷匆匆走出校門,落荒而逃,心裏卻是又驚又喜:我竟然有了一個女朋友!
  那以後,我們開始互寫“情書”。她國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處去借現代文學作品,東抄西抄地對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買彩色的洋信紙洋信封——寫“情書”用。
  一來一回的情書,每星期可以寫兩次。幾個星期下來,表達情意的話多了起來,特別是幾次遊湖之後,似乎我倆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現了這樣的語句:“既然你那麽對我有好感,我就承認,永遠做你的……了。”這不是“私訂終身”了嗎!可實際上我並沒當回事,認為這不過是寫情書照例要達到的“高峰”,猶如小孩玩“過家家”,用積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頂,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並未表示接受還是不接受,竟然環顧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漸漸被學監發現,彩色的洋信封時常被截留。這學期末,我的“品行”被評了個“丙等”,學習成績也降到“丙等”。這我倒不擔心,因為我父親是開南貨店的生意人,對我的學業並不關心。但我總覺得在老師、同學麵前太丟麵子。正在這時,一位姓金的同學告訴我說,廈門大學正在招收江浙籍學生,他認識一位助教,可以介紹我們跳級報考。我把這事告訴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麽邪,也許是要實行那“永遠做你的……”的諾言,竟決定和我一起行動。
  我們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歲的大孩子,從杭州坐火車到上海,再搭海輪到廈門。等到達廈門大學時,考期已過,幸虧那位助教說情,校方同意我們補考。補考結果,隻姓金的同學一人被錄取,我們四人都進了“補習班”。混到寒假,父親打聽到我和女友結伴去了廈門,急忙匯了100元路費來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沒臉去見父親,一個人住在一家小旅館裏幹著急。父親怕我在外麵幹出什麽醜事,親自到杭州來押我回去。
  進了家門,父親破口大罵。我一賭氣,獨自跑到縣學前的一口井欄上坐著。母親生怕發生意外,橫拉豎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著對我訴說:“你真糊塗,你阿爸的鋪子蝕了本,關了門,從廈門贖你回來的那100塊大洋,還是拿兩畝田抵押去借來的。以後讀不起書了,找個吃飯的地方,補貼補貼這個家是正經……”
  這一番話使我從夢中驚醒。什麽交女朋友、讀大學,都拋在了腦後。目前最現實的問題是:趕快找個謀生之道,填飽肚皮要緊!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親去旅館押我時,已看出情況不妙,趕快“撤退”。我倆從此斷了聯係。這“紙上談兵”的第一課,就這樣結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課

  天賜良機,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實業社門市部謀到一個站櫃台的職業,賣布之外兼畫廣告。一年之後“跳槽”,到一家書店畫教科書插圖。再一年,混進畫報出版界畫起了漫畫。此時我已23歲,父母一心想抱孫子,不經我同意,便在桐廬老家給我訂了一門親,來信逼我回去成親。
  當時,我已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響,懂得應該婚姻自由。但轉念一想,婚姻自由,無非是找一個自己認為合適的終身伴侶,可我目前並沒有一個這樣合適的女友;再說,我周圍的熟人中,也有不少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見得家家都是怨偶。據父親信上說,他給我訂的這一家,與我家“門當戶對”,說不定還是一樁美滿婚姻哩。另外,我對按古禮辦婚事的排場很感興趣,頗想借此機會,像演戲一樣嚐嚐當新郎的樂趣。這種種因素湊在一起,我的終身大事便兒戲般地定了下來。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綢緞莊置備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長袍馬褂,又為父親籌措了一筆給我辦喜事的用費,便喜氣洋洋地回鄉完婚。


  婚禮完全按古法進行。葉家大廳照例由蕭山縣一家喜慶租賃行承包燈彩裝潢;家裏租來了迎親花轎、鳳冠霞帔、桌圍椅墊;請來了廚師、藝人、轎夫和吹唱堂茗……從“吉期”前幾天就開始忙起,什麽起媒、發嫁妝、發轎迎新娘、拜堂、宴請女方送親人、鬧洞房、專席宴請新娘、行“三日入廚下”儀式、辦“洗廚宴”……等等,五花八門,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辦完。
  婚後,我原準備把新娘羅彩雲留在家裏侍奉公婆,哪知她堅決不幹,非跟我去上海不可。為了這事吵吵鬧鬧,甚至尋死覓活。後來還是我母親發了話,命我帶著羅彩雲去上海另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辦。
  那時,我在《上海漫畫》編輯部工作,兼作雲裳公司服裝設計員,收入不算太低。我們租了一個前樓居住,廚房在樓下,三家合用。房東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務事便托房東太太照顧。
  羅彩雲從未穿過皮鞋,嫁妝裏有雙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進出廚房要走樓梯,她起初還小心,扶著樓梯欄杆慢慢走,後來有點大意,竟滑了腳從半樓梯上摔下來,閃了腰。房東太太把她扶回屋裏躺著。我下班回家,一聽說,連忙請房東太太下了兩碗麵,送到床上招呼新娘子吃。羅彩雲見我這當丈夫的反過來侍候她,心裏過意不去,隻躺了半天就勉強起來料理家務。我心想,看來她還真是個賢妻,日後也必定是位良母。為了表示謝意,我特地陪她去三馬路選購了一些衣料、鞋襪和胭脂花粉等,還到一家朋友開的照相館中,由我設計,兩人頭頂頭地拍了一張照片,這大約是我倆唯一的合影了。
  我有了家,以為日子會這樣和和美美地過下去,哪知道生活並不都這麽如意。
  第二年春天,羅彩雲懷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個兒子,小名申茀。族名善菉。第四年又生了個女兒,小名明明。這期間,羅彩雲學會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風,孩子交給奶媽,家務全靠娘姨,她自己什麽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將桌上。她從小沒讀過什麽書,基本上是個文盲。別看不識字,打起麻將來可是精得很,什麽“東西南北中”,她手一摸就知道是什麽牌,絕不會錯。她的心思全用在這上頭了。
  我呢,當時以畫“王先生”為起點,漫畫創作正在旺盛時期。我深知自已年少時沒有好好讀書,底子比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腳,特別是要想在漫畫出版界混出點名堂來,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勞任怨,全力以赴。白天辦《上海漫畫》周刊,我既當編輯又當校對,還兼跑腿,深得幾位老前輩信賴;晚上拚命讀書,除了吃飯、睡覺,幾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業上。
  這樣,我和羅彩雲越來越談不到一塊兒幾乎沒有什麽共同語言。她對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錢用完了,拿錢來!”我的回答則是:“辛苦錢來得不容易,省著點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覺得精神上總是空空蕩蕩的,一點生氣都沒有。我寧願獨自一人到公園去坐著,但看到人家成雙成對,恩恩愛愛,我心裏更不是滋味,更感到孤獨。有時索性喝點酒,借酒澆愁;或是同朋友一起去跳舞廳,抱著舞女跳幾場,解解悶氣。
  就在我最苦惱的時候,女畫家梁白波闖進了我的生活。關於白波,我後麵還要細談,現在隻說和羅彩雲有關的事。
  羅彩雲很快就發現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緝私巡警一般,隨時追蹤襲擊我們。記得1936年她“襲擊”了兩次。一次在上海某處亭子間,由女兒的奶媽偵察追蹤,把我們抓獲。羅彩雲儼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當成姨太太來羞辱,我當時驚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羅彩雲把她的父親也搬了來,當麵逼我“定個名份”。我被牽著鼻子送他們父女回上海,還由律師作證,寫下了保證書。
  我和羅彩雲為什麽不離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說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規家法,否則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當時上海習慣,離婚要付一筆終身贍養費,按我的經濟狀況,確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腦子裏也有封建意識,覺得羅彩雲為葉家生兒育女,也是一種美德,我不能太對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協態度,形成了一種我們兩人都很難熬的局麵。
  抗日戰爭爆發,我把羅彩雲和兒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曾回老家探望過他們。1946年我和戴愛蓮去美國訪問前,把女兒明明接出來寄養在張樂平家,次年我們從美國回來,明明就一直在戴愛蓮的照顧下生活,後來進了舞蹈學校,繼承了後母的事業。兒子申茀1953年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分配到江蘇藝術學院任教。他結婚成家後便把母親接來同住。在這以前,經兒子勸導,羅彩雲和我辦了離婚手續。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牛鬼蛇神,進了監獄。羅彩雲受我牽連,也遭了不少罪,生活上一直由兒子贍養。1975年我從監獄出來,女兒告訴我說,她母親已在幾年前吞服了過量的安眠藥而離開了人間,臨終最後一句話是:“你們葉家害得我好苦!”我心頭為之一震。對她的死,當然要詛咒那場曆史的浩劫,但說到她的苦,我也有責任。其實她苦,我又何嚐不苦!我倆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畢竟有對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巳到了耄耋之年,想起這些往事,心裏依然是感到內疚的。


  一見鍾情第三課

  我和梁白波結識,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著自己畫的一幅漫畫來我們編輯部找另一位編輯投稿。當時,漫畫的投稿者中,女性幾乎沒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後,我便以編輯身份和這位女畫家打起交道來。
  梁白波就住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華藝專和西湖藝專學過油畫,後來去菲律賓的一所華僑中學教美術,最近才從那兒回國。目前她正失業,朋友介紹她向畫報投稿,試著靠拿稿費過日子。

  在接觸中,我發現白波對我似乎頗有好感,主動約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飯,我們談話很投機。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強大的吸引力,總把我往她那兒吸。毎天下了班,我情不自禁地便往女子公寓走,竟忘了我還有個家,老婆孩子還在家裏等我吃晚飯。
  經過若幹次晚間的約會,我和白波在心靈上緊緊地貼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戀那樣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樣新鮮;既是異性的同類,又是藝術上的知音。我倆一見鍾情,相逢恨晩,彼此都感到是天造地設的一雙,誰也無法抗拒。白波自然知道我有妻子兒女,但她不在乎。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義。我呢,在羅彩雲與白波之間,既甜又苦,唯其因為苦,才更覺得甜。我與白波,如同飄浮在空中的氣球,一天一天地挨著。封建衛道者說,葉淺予是棄舊戀新的負心漢;個性解放者則說,葉淺予是個大膽的叛徒。
  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應津浦鐵路局邀請,參加了衛生宣傳列車活動。這真是一段我終生難忘的最幸福的日子。我們從浦口出發,途經蚌埠、徐州、泰安、濟南、滄州,最後到達天津。每到一站,我和白波把我們畫的大幅宣傳畫張掛起來,其他人就展開宣傳。宣傳結束,大家去遊覽名勝古跡,什麽登泰山,逛趵突泉,看滄州大鐵獅……其樂無窮。最後,鐵路局又從天津掛上去北平的列車,招待大家遊覽故都北平。
  在北平玩了三天,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卻在金魚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來。我好像是逃出牢籠的小鳥,盡情享受著本應屬於自己的天堂;白波比我更大膽,她完全不在乎世俗的議論,熱烈地占有她所深愛而又屬於別人的男人。我倆白天遊故宮、天壇、頤和園……晚上看京劇名角兒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畫家珂佛羅皮斯影響,在幾年前就開始畫速寫,這次有白波作陪(她也開始畫速寫了),更是畫興大發,有如皮球打足了氣,出手飛快,十幾天時間就畫出了幾百張速寫。這些作品後來編成了一本《旅行漫畫》。

葉淺予《寫生的師生》

  北平之遊,使我和白波之間增進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藝術上的切磋,感情發展到難舍難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這一切便不得不馬上中止,因為我畢竟是一個有婦之夫!
  沒多久,上海的小報上居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蹤”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從羅彩雲處訪來的,說什麽“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變,離家出走”雲雲。想不到我個人的家庭糾紛竟捅向了社會,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帶著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個“窩”。於是就出現了前麵提到的一幕,我被羅家父女“押”回上海。離婚不成,後來由一位律師朋友出麵,同羅彩雲達成了分居協議。我具結保證按月向她提供贍養費,她則同意與我分居。這樣做,最受委屈的是白波,她不得不長期居於“情婦”的地位。但白波為了能和我一起生活,甘心忍受這樣的條件。這也充分表明了她對我的真誠和熱戀。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幾年,對我藝術上幫助很大。白波是個很有才能的畫家,擅長於通過心理描寫,把意識形態轉化為抽象的圖像。她曾畫過一套《蜜蜂小姐》連環畫,其中所塑造的藝術形象,就是意識形態的具體表現,這和她對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時喜歡讀詩,還曾為殷夫的詩畫過插圖。她自己就具有詩人的氣質。我和她相處,常常感到是和詩人在一起相敘。她對我的影響,使我在創作“王先生到農村去”這套畫時,獲得了新的想象力。我的思維活動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觀察中,而是延伸到地方政府壓迫和剝削農民的現實,並且揣摩農民為保護自己所發揮的幻想,進而擴大到社會多方麵人物與農民的依存關係。我的想象力之所以能長起翅膀,說得形象一點,也許是白波靈魂裏的某些素質,移植到了我的靈魂中,催化和升華了我漫畫創作的思維能力。
  盧溝橋事變爆發,我和白波從南京回到上海,聯合上海漫畫家張樂平、胡考、特偉、陸誌庠、宣文傑等組成漫畫宣傳隊,奔忙於抗日宣傳戰線。白波是這條戰線上一員勇敢的女將,她和隊友們一起過著十分艱苦的戰地生活,除了畫大幅宣傳畫外,在武漢時還定期為《抗戰漫畫》供稿,構思與造型都獨具風格。

梁白波的抗日漫畫

  我原以為,通過戰地鍛煉,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會過得更有生氣和活力,哪知道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
  1938年的武漢,是抗戰神經中樞。各色各樣的人集中在這裏,白天為抗日工作,晚上則互相交流情懷,發揮人的本能。白波就在這時,與一位受人崇拜的空軍英雄有了交往。一段時間之後,她對宣傳隊的工作不那麽積極了,後來與我也逐漸疏遠。漫畫隊的朋友們對此有所覺察,我卻因全神貫注於工作,絲毫沒有想到其他。這一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廳派我到香港去監印《日寇暴行實錄》一書,我很想讓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幹脆地拒絕了我。這時我才意識到,她的感情已經起了變化。對我來說,這當然是莫大的打擊,但冷靜下來後,我也感到一點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對梁白波負歉什麽了。
  武漢話別後不久,梁白波就脫離漫畫群體,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畫界從此失去了一顆發光的彗星。

  婦唱夫隨第四課

  我懷著淒楚的心情從香港回到武漢時,武漢已在日寇包圍之中。我隨機關徹退到長沙、桂林,隨後又受命再去香港籌辦對外宣傳畫刊《今日中國》。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派宋的秘書廖夢醒大姐來找我,說孫夫人要為延安國際醫院籌措一筆購置醫療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從英國來港的華僑舞蹈家戴愛蓮舉辦表演會,希望我在宣傳方麵給以支援。廖大姐告訴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廳,晚上營業,白天閑著,戴氏就利用這條件,每天上午到舞廳去編舞練舞。廖大姐希望我約個時間去和戴氏見見麵,並從旁觀察一番,畫點速寫,為她的舞蹈晚會設計一張海報。
  我如約去了。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卻舞技嫻熟。她操一口英語,中國話根本不會說。我這隻有中學程度的英語如何應付得了?沒辦法,隻好通過打手勢、畫圖畫來交流思想。一個星期以後,我和戴愛蓮成了熟朋友。我介紹她又認識了一些文藝界人士,並帶她到香港仔、筲箕灣等地遊覽,幫助她接觸更廣闊的天地。經過這許多活動,我的英語口語日漸長進,已可以慢慢地和她對話了。她告訴我,她初到香港時,隻能和英語階層交往,我是她所認識的唯一來自抗戰大後方的中國人,她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我也告訴她,在她之前,我從未與土生華僑有過交往,更沒有和華僑藝術家接觸過,但我覺得和她很合得來。大約過了半個月光景,我倆之間即由“社會人”的關係升華到“生物人”的關係,開始談情說愛。當然,主動權在女方,男方無法抗拒。

 

   我們之間感情發展如此迅速,一個重要契機是在九龍半島酒家舉行的戴愛蓮舞蹈表演會。我為它盡了最大努力,既當舞台監督,又兼服裝管理,還請來一位話劇團的朋友管燈光。廖夢醒大姐則是前台經理。我們三個“義務勞動者”辛勤工作,幫助戴愛蓮為祖國抗日的神聖事業獻了藝,籌了款;也為保衛中國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務。
  表演會之後,戴愛蓮告訴我,她想去延安,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獻身。我說,我為《今日中國》的繼續出版問題,也正要去重慶向政府請示,我倆可以結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確我倆之間的關係,先結婚,再上路。愛蓮高興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連連親我,我當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個梁白波,卻又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戴愛蓮,丟失了的藝術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讓人興奮!
  愛蓮為組織我們的小家庭積極奔忙。她在一個印度人家裏租到一間房,精心布置了一下,就算作我們短期的“窩”。宋慶齡主動當我們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處舉行了一個宴會,宣布我和愛蓮結為夫婦。參加宴會的有保衛中國同盟成員愛潑斯坦、廖夢醒、柳無垢、巧茉萊和《今日中國》的丁聰、劉邦琛。宴畢,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門之間的漁島“長洲”上去度“蜜月”。三天後回香港,在我們的新居又舉行了一次茶會,招待雙方親友。參加的有愛蓮的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還有我在香港文藝界的朋友夏衍、馬國亮、張光宇、張正宇、鬱風、黃苗子、盛舜、丁聰、劉邦琛和馮亦代。這一年,我33歲,愛蓮24歲。
  一周後,我和愛蓮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征途。我們先搭船到廣州灣的赤坎鎮,然後起早步行。我為愛蓮雇了一乘涼轎,一路連宿遂溪、廉江、陸川三站,然後換乘單車直奔廣西的玉林、貴縣。在貴縣換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再乘火車沿湘桂鐵路到達桂林。這一路水陸兼程,艱苦備嚐,愛蓮卻覺得十分新鮮有趣。在桂林受到歐陽予倩的熱情接待,他請我們看了廣西地方戲——桂劇的演出。愛蓮初次接觸中國戲曲中的舞蹈身段即愛得入迷,當即立下了學習祖國舞蹈的決心。
  三天後我們離開桂林赴重慶。先乘火車再換長途汽車,一路顛顛簸簸又走了五天。若從離開香港算起,已走了半個多月了。幸虧我倆都還年輕,精力充沛,所以,當重慶的朋友們從長江北岸趕到南岸來迎接我們時,我們依然精神抖擻。
  到了重慶,老朋友們把我倆團團圍住,說要看看葉淺予憑了什麽魅力“騙”來這樣一位華僑舞蹈家。愛蓮見他們唧唧喳喳,她一句也聽不懂,就目瞪口呆地問我,朋友們在議論什麽?我實話告訴她,說他們懷疑我是使了騙術把你騙來重慶的。愛蓮急了,忙用英語回答說:“不,不,是我心甘情願嫁給他的,他是個好人!”朋友們都哈哈大笑。事後愛蓮悄悄對我說:“在香港時,我隻認為你是個有才華的畫家,到了重慶,看見你有那麽多藝術界朋友,才知道原來你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我真高興!”我說:“你看了那麽多東西,走了那麽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國西南部的一個角?”她大惑不解,問我,若去延安,是不是還要走這麽遠?我說,豈但是遠,路還不好走。說不定半路被截住,送你回重慶哩。愛蓮似信非信,催著我趕快去找周恩來。她說她有一封宋慶齡寫給周恩來的信,信中會向周恩來介紹她想去延安的意願。

女兒葉明明與後母戴愛蓮的感情很好。   

我在武漢時期,是政治部三廳成員。那時國共聯合抗日,周恩來在大本營政治部任副部長,負責指導三廳的文化宣傳工作。後來大本營移駐重慶,蔣介石翻了臉,把共產黨撇在一邊,政治部換成清一色國民黨的天下,三廳也變了顏色。我一到重慶,新任廳長就把我召去,問這問那,特別問我是不是國民黨員。我說不是,他說這可不行,《今日中國》將另派別人接辦,你馬上回去辦移交。我本來就不想幹,順水推舟遞上辭呈,不久就獲準了。這期間,周恩來在化龍橋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了我和愛蓮。他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們,大後方更需要我們,希望我們留在重慶工作。我覺得此說有理,便說服愛蓮暫時不去延安,留下來,努力在重慶打開局麵。

  就在此時,日寇向重慶發動了連續一周的疲勞大轟炸。每天24小時,晝夜不停地向重慶傾瀉炸彈。我和愛蓮原住在張家花園一位朋友家裏,第一批炸彈就把那座房子毀了,第二批炸彈又毀了我們臨時寄居的小旅店。七天內搬了三次家。重慶人也真經得起考驗,舊房剛炸毀,三兩天就能蓋起新房住進人。日寇原以為中國人會挺不住,想借此逼迫蔣介石投降,哪知道中國人民就有這麽股寧死不屈的硬勁!最後挺不住的是日寇,疲勞轟炸以破產告終。
  愛蓮經過這麽一番戰火的洗禮,漸漸能適應重慶的生活了。她說,這次轟炸,比希特勒夜襲倫敦厲害得多。希特勒逼丘吉爾投降,英國人硬是挺得住,如今中國人當然更挺得住。她覺得自己下決心回祖國來,能這樣和祖國人民一道接受戰爭的考驗,心裏特別痛快。
  轟炸過後不久,即在抗建禮堂舉行了戴愛蓮舞蹈表演會。重慶人第一次認識這位把芭蕾舞和現代舞糅合在一起的華裔藝術家。演出後,愛蓮結識了音樂家馬思聰,並把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鄉曲》和《新疆舞曲》編成兩個獨舞節目,在重慶交響樂團的配合下搬上舞台。
  這年秋末我們回到香港。我把這次大後方之行中的所見所聞畫成《重慶行》漫畫80幅,在香港展出。原擬不久再同愛蓮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開畫展,然後回香港定居。不料這年年尾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進攻香港,我倆被困在九龍山尾村一戶農民家裏,為時將近一月。後來還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機,化裝混入難民隊伍,才算脫險到了桂林。
  在桂林期間,我畫成《逃出香港》23幅,記錄這次被困受難的經曆。愛蓮則拜桂劇名演員小飛燕為師,學得《啞子背瘋》一折,後來成為她的保留節目。當時適逢田漢在桂林組織話劇會演,南方幾個演劇隊集中在這裏演出,廣西藝術館乘機請愛蓮舉辦了一個短期舞蹈班,指導話劇演員作形體訓練。記得第一課教演員們練習肌肉鬆弛,愛蓮隻知英語詞匯,中國話不知該怎麽表達,幸虧丁聰在場,臨時充當了翻譯。
  香港淪陷後,文藝界許多朋友先後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愛蓮和廣西藝術館的一位鋼琴家配合,組織了一場音樂舞蹈表演會。我照例在後台為她管服裝。那時除了我,誰也摸不清愛蓮演哪個節目該穿什麽服裝和用什麽道具;也隻有我能適應她換裝時的緊張節奏。一些熟朋友笑話我是戴愛蓮的“跟包”,所謂“跟包”,乃京劇“角兒”的專任管事打雜者是也。可我這個“跟包”,不但在後台管事打雜,還得為主角做飯,當翻譯,必要時還兼任演出經理和舞台監督。後來愛蓮主演“邊疆樂舞大會”,我就是節日組織者、海報設計者兼公共關係聯絡者。
  1945年,愛蓮為了給育才學校創辦舞蹈組,專門成立了一個民間舞蹈采訪小組,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釆訪藏族樂舞資料。我倆先期到達成都,我托人賣畫籌集旅費,又找熟人設法聯係,通過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貿易公司雙重關係去了康定。在康定一個月,愛蓮搜集到大量藏族樂舞資料,編成了《春遊》和《巴安弦子》兩個節目,我則寫成了《打箭爐日記》四萬字,兩人雙雙獲得豐收。
  1946年我受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訪問。愛蓮反過來成了我的“跟包”,為我當翻譯員、對外聯絡員和畫展招待員。當然在她開表演會時,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還兼樂隊成員——她演《啞子背瘋》時的鑼鼓點子,就專由我來打鑼控製節奏。一段時間,我還是挺不錯的炊事員。在紐約時,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買齊,回來便精心烹調。那時老舍也正在紐約,我們常請了他一道來解饞。


1946年,葉淺予留美期間在舊金山的住所內   

愛蓮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達(當地華人稱“千裏達”),15歲隨母親去倫敦學舞,1939年母親去世,次年她就獨自跑到香港,和我結了婚。我們在美國時,她31歲,離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決定回特立尼達老家去探望父親和二姐,也讓家裏人見見她從祖國帶回來的這個老大不小的女婿。
  特立尼達的華僑對我和愛蓮的歸來反應極其熱烈,因為愛蓮是回到祖國的唯一的舞蹈藝術家。她還在紐約演出時,特立尼達的報紙上就已是一片讚揚,如今大家更想親眼一睹風采。愛蓮專從紐約請來一位男演員伴舞,演出了《春遊》和《巴安弦子》,獲得很大成功,我則當然隻能躲在後台管服裝,繼續當“跟包”。
  為了顯示戴家女婿不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們把我在紐約展覽過的畫全部帶了來,在愛蓮的表演會前展出。我嶽父雖窮,卻還搜索錢櫃,買下了我的一幅畫。

1947年,葉淺予歸國前在戴愛蓮家鄉特立尼達舉辦畫展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舉行了全國首屆文代會,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兩支文化隊伍勝利會師。我和愛蓮此時已回到北平,愛蓮參加華北大學文工團,當了舞蹈組的領導;我當了美協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請愛蓮當了北京舞蹈學校校長。


1953年,葉淺予與女兒葉明明。   

      這一年秋末,我受命參加民族訪問團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愛蓮忽然向我提出離婚。這真是晴天霹靂,我大吃一驚,問她為什麽,她說她已經愛上別人了。我問那人是誰,她說是來我們家住過的一位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這個“高級跟包”,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1951年,我含著眼淚,與她辦了離婚手續。屈指算來,從1940到1950,我和愛蓮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傾心於她對藝術執著的奮鬥和追求,沒想到最後卻是這樣分手。
  最近翻閱畫篋,發現1944年住重慶北溫泉鬆林宿舍時畫的一幅《鬆林人物誌》,那上麵有一對走江湖的夫婦,女的跳舞,男的擊鼓,那就是我和愛蓮的寫照。

葉淺予與青年舞蹈家交流

  磕磕碰碰第五課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時間最長的,但是由於我們在世界觀、人生觀和生活習慣等方麵差異很大,三十多年來始終磕磕碰碰,貌合神離,兩人都不幸福。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們有意促成的。在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當歌舞演員時,我曾在畫家丁悚家裏和她見過一麵,但沒有交往。1955年又經朋友介紹見了麵,目的很明確——希望我們組成家庭。當時人美41歲,我48歲:她離開前夫金焰已經10年,我也已獨居了5載。應該說,我們對彼此的性情、脾氣、習慣都不甚了解,但考慮到兩人年紀都大了,找個伴,無非是相互照顧,解除寂寞,談不到什麽談情說愛;況且兩人都是社會知名人士,本來就有一定的透明度。因此,隻經過幾個月的交往,我便提出結婚。人美倒有點猶豫。當時地正在長影拍片,在給我的複信中,她這樣寫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們的郊遊,的確使人懷念呢。雖然當我們單獨相處時,我總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覺到我的緊張不安和激動,否則你也不至於那麽快的直接就提出問題。我的答複可能令你不滿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誠和坦率的。的確,我不否認我有優點,但缺點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無知,它將帶給你苦痛呢!你想到麽?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讓你提出任何保證,將來不能嫌棄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慮、準備,如何克服困難,以期達到更好的合作。……

  後來的事實證明人美的考慮是有預見性的。
  我們很簡單地結了婚。婚禮當天就不大愉快。人美在她的回憶錄裏這樣描寫:

  ……我們想老頭兒老太太結婚不要聲張,可不知怎麽,風聲還是漏出去了。朋友們紛紛送來賀禮。怎麽答謝呢?葉淺子說請老朋友們聚聚餐吧。幾十個人擁進四川飯店,有郭沫若、於立群、陽翰笙、吳祖光、丁聰、黃苗子、鬱風等等。葉淺予花了近200元錢。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他已經破產了,因為他全部財產也隻有200元。我又好氣又好笑,隻好自己掏錢去買必需的日用品……

  婚後,人美從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號葉宅來住。我開始發現她思想偏狹,爭強好勝,總怕別人小看她,處處擺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動不動就發脾氣。結婚才一個月,我倆就為一點點小事頂撞起來,她竟一本正經地提出要和我離婚。結婚一個月便離婚,簡直荒唐!我問:“這到底為什麽?”她說:“你有大男子主義,我受不了!”我說:“咱們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過家家那樣,一賭氣便散夥嗎?”她說:“就是因為四十多了,這日子過下去將難於收拾,所以還是走開好。”我說:“你認為我有大男子主義,這帽子我可以戴。不過,若是你頭腦裏沒有大女子主義,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義呢?”她啞口無言了。想了想說:“那麽,再試試吧,看我們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葉淺予與王人美(1956年)   

那以後,我逐漸摸到了人美的脾性。凡屬於內掌櫃職權範圍內的事,外掌櫃不得插手。對我來說,這本來是丈夫的幸福,但內外的界限很難劃分。例如,她對我們的住房不滿意,老要找房管所修這修那,房管所就給她“拖”。拖得她不耐煩了,便要外掌櫃出麵打交道。外掌櫃懶得管,有時頂一下,內掌櫃就火了,鬧著要搬到北影去住。北影認為葉淺予家已經住了7間房,不能再給她分房。為此人美屢次和我鬧別扭,說不該和我結婚,使她喪失了她應得的權利。再如,我們第一次鬧離婚後,為了保證內掌櫃的職權,人美辭退了我已請了好幾年的老阿姨,另換了她的老鄉湖南阿姨。可沒過多久,湖南阿姨又被辭退了。外掌櫃不以為然,內掌櫃就板起麵孔說:別嚕嗦,這是我的事,你別管!保證不虧待你就是!”
  類似這樣的磕磕碰碰,長年不斷,大佛寺西街47號幾乎沒有平靜的日子。我和人美之間,越來越感到缺少共同語言,甚至無法交流思想。我隻得心向事業上去寄托感情。人美也很苦惱。在她1960年寫給我的一封信中有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開頭來寫這封信,但我覺得有必要給你談點什麽。我們結婚雖然近五年,我卻覺得我們之間並沒有感情。我可以承認我和你結婚隻是為著擺脫某種不正常的關係;你呢,當然也是由於需要一個家庭……實際上你愛的是戴愛蓮,我愛的是金焰……

  1962年她又在信中這樣寫:

  這一次臨走前的鬧別扭,其主要原因是我們婚後從來都沒有好好談過話,因此相互不夠了解,各人都抱著對方的成見,一個矛盾沒解決,又加上一個,越發展距離越大,末了,我們之間的對白,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結論,話說出來就像槍子兒一樣,使聽話的人實在受不了。

  在人美的回憶錄裏,給我下了這樣的結論:

  葉淺予是個好畫家,卻不是個好丈夫。他除了懂畫,別的什麽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讓我惱火的事……葉淺予是個過於沉浸在事業裏的人,當這種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1980年,為了換房的事,人美多次騎車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車時突然跌倒,當即說不出話來。急送協和醫院,確診為腦血栓。治療了一個來月,仍左身偏癱,上下肢關節僵化。又經三個月,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動,出院回家。這時大佛寺西街的葉宅已換到甘雨胡同24號,房屋相當寬敞,但這位家庭主婦的心情怎麽也平靜不下來。嫌地板破舊,嫌大門腐朽,和房管所鬧個沒完。與此同時,她到處托人求醫,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腳治好。可是事與願違,越性急越難治,越難治越性急,以致性情乖戾,稍不稱心就破口大罵。家裏的阿姨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又換,鄰居們竊竊私議,連居委會都出麵說話。我隻好忍氣吞聲,好言相慰,避免大吵大鬧,驚動四鄰。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遷。按協議規定,我搬至中國畫研究院畫室內暫住,人美則暫遷至北影廠招待所內。分居兩處,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畫院來看我,兩人像走親戚似的來往,倒也別有情趣,減少了許多矛盾。


  這年12月4日,我突然接到電話,說人美在從醫務所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神誌不清,現在積水潭醫院搶救。我急忙趕去,見人美雙目緊閉,全身癱瘓,已不能說話。醫生確診為腦溢血,情況相當危險。
  不久,我正在全國政協開會時,忽然感到心髒隱痛,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醫生叫我躺在床上,不許動。幸虧有個好女兒明明,忙著往兩邊醫院跑,分頭照顧人美和我。
  1987年4月12日晨,明明來電話說,昨晚守了媽媽一夜,到淩晨3時,媽媽呼吸停止。明明勸我不要難過,說已盡了最大努力搶救,非人力所能挽回。我躺在病床上,想著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侶,不由心中黯然,隻能默默地祝願她的靈魂獲得解脫。

  本文選自《細敘滄桑記流年》,葉淺予著。

葉淺予作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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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曉 回複 悄悄話 謝分享。唯有那張幾個穿旗袍的女子照片,好像是紐約?以前見過。
Redcheetah 回複 悄悄話 good to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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