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的王安憶
當我從虛榮裏脫身，來到她的生活裏，一同回憶我們小時候活著與死去的同學，親愛或並不親愛的老師，互相道出那時候可笑可歎的故事，在我們離開的日子裏各自的遭際與命運，我覺得真實的自己漸漸回來了，我身心一致，輕鬆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夠注意到，在我的生活裏，哪一些是真實的，哪一些是有意義的，而哪一些是虛假的，哪一些又是無聊的。
文 | 王安憶
董小蘋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入學不久，我們就約好了，由她來叫我去上學。前一日下午，我很興奮地向家裏大人宣布了這一消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隻聽前邊大門外有聲音叫我的名字：“王安憶！”我，媽媽，阿姨，三人一同奔過去開門，媽媽一眼看見董小蘋，就驚訝地叫道：“多麽好看的小朋友啊！”說罷就去拉她，她逃跑了幾步，最終還是被媽媽捉住，拉進房間。記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茸茸的大衣，戴一頂白茸茸的尖頂帽子，臉蛋是粉紅色的，一雙極大極黑的眼睛，睫毛又長又密，且向上翻卷著。我媽媽始終拉著她的手，問長問短，她的美麗使媽媽非常興奮，而站在一邊的我，則滿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淚都快下來了。當我們終於一同走出門，她很親熱地將胳膊摟住了我的脖子，這時候，心中的怒氣不由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滿心的感動。
她是一個特別幸運的女孩。那時候，我們都這樣認為。她不僅形象美麗，而且極其聰慧，功課門門優秀，唱歌也唱得好，口齒伶俐，能言善辯，穿著打扮十分洋氣。外班的老師或同學提起她常常是說“那個娃娃一樣的小朋友”。當時，我們年級共有四個班，凡是受過幼兒園教育的孩子，都編在一班、二班，還有三班。像我們第四班，都是沒有讀過幼兒園直接從家庭來到學校的。因此，在這個班上就出現了一種較為複雜的情況：絕大部分的同學出身都相當貧寒，甚至有一些家長沒有穩定的職業。年級裏學費半免或全免的同學幾乎都集中在我們班，還有一些同學長期拖欠學費。記得有一次，一位老師催繳學費急了，衝動地說了這樣一句話；“人家一班二班沒有一個同學學費半免全免的。”而在四班裏卻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出身於資產階級或者高級職員、知識分子家庭，在學校教育之外，有一些孩子還另外請家庭教師學習英語、鋼琴、美術等等。在此就集中體現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種“階級分化”情景。
董小蘋所住的一條弄堂，是一條相當貧民化的弄堂。弄口有一個老虎灶，老板是一個幹瘦多病的老頭，也許是患有肺結核或者風濕病，他長年佝僂著腰背，卻昂了頭，兩條胳膊向後伸著，頗像當時廣播體操裏“全身運動”的那一節，於是，調皮的孩子都叫作“全身運動”。他的孫子就在我們班上讀書，是出名的皮大王。祖孫住在老虎灶後頭一個洞穴樣黑暗的破屋內。弄前是繁榮似錦的淮海中路，霓虹燈在夜晚裏閃閃爍爍。這弄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房屋不整。放了學後，有時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課，我們走進那個煙熏火燎的弄口，踩著破碎肮髒的路麵．來到她家門前。開門是一條過道，越道旁有一扇門，通向堂皇的客廳，一周皮沙發椅，圍了一張西餐長桌，吊燈低垂在桌麵上方。在我時至今日的印象裏，客廳總是暗暗的，好像從來拉著窗簾，隔開了裏外兩重天地。我們順了過道一直走向後麵的廚房和洗澡間，再上了樓梯，走進她自己的小房間內。牆上掛了她與母親大幅的著色的合影，母親背對了照片，她正麵地抱著母親的脖子歡笑。我們做完了功課，就到樓頂曬台去玩，望著樓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個遙遠的世界。那時候我們無憂無慮，從來沒有想到這樣的差別會帶給我們什麽樣的厄運。我們在一起有無窮稀奇古怪的遊戲，在她家的曬台上或我家的花園裏種蔥，並立誌要去考農學院。我們將種出來的蔥夾在麵餅裏，吃得生腥滿嘴。我們又常常互相生氣，由於都是同樣的任性與嬌慣，誰都不肯寬容對方。而在我們互相冷淡的日子裏，彼此都是那麽的寂寞和孤獨。放學回家的時候，我們各自坐在課桌前，磨磨蹭蹭地整理書包，期待著對方與自己說話。和好的日子則是那樣歡欣鼓舞，陽光明媚，就像是為了補償虛度的時光，我們以加倍熱烈的語言表達互相的信任和友愛，這時候，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是一個資本家。
關於她家是資產階級的事情，早已在學校裏傳開。由於小學是就近讀書，同學都住得很近，誰家是做什麽的，誰也瞞不過別人的耳朵。比如某某同學的父親住在監獄，由於印假鈔票判有多年的徒刑，比如某某同學家裏是擺小書攤的，他常常帶了一疊一疊的小人書來學校看；還有誰家的父母是山東南下的幹部，家裏家外說的都是山東方言，天天吃饅頭，等等。同學之間又喜歡傳舌，往往會誇大其詞。就這樣，人們將她家描繪成一門豪富。過了許多年後，我才從她那裏了解到：在她父親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以工業救國的理想和祖上傳下的一份遺產，夥同兄弟合資開了一個銅廠。其間幾起幾落，幾臨破產與倒閉，幾度危難，而終於支撐下來。在她出生的時候，工廠已經公私合營，父母懷了犯罪的心情，戰戰兢兢地吃著一份定息，時時告誡自己和兒女，不得走剝削的道路，做共和國的好公民。有一次，她很認真地對我說，現在有一條內部的政策：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現特別優異，就可以改變成分。我當時聽了就很懷疑，說黨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選擇，前途可以選擇”，並不是改變“成分”的意思。而她堅持說確實有這樣一條可以改變“成分”的政策。現在想想，這條政策大約是她自己從“出身不能選擇，前途可以選擇”的思想裏生發與推理出來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麵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父母以自己的身體承接了命運的暗影，將她溫暖地庇護起來。幸福快樂的她將一切都想得那麽美好，年輕的共和國且又給人許多希望。後來，我常常想：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蘋會怎麽樣？遠遠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似乎從一開頭就是這樣：除我之外，董小蘋幾乎很少好朋友，班上同學總是和她很疏遠，盡管她學習優秀，參加公益活動也熱心，可她在少先隊中隻是一名小隊長。同學們背地裏說起她，就總不那麽滿意的樣子。而老師的態度也很微妙，記得有一次算術課上，她的課堂回答錯了，窘迫而又憨態可掬地張著嘴，不料老師卻惱怒地說：“伸什麽舌頭，又不是狗舌頭！”老師的激怒使我感到非常吃驚和奇怪，一直到我長成一個成人之後，才理解了這位老師複雜的心情。她的美麗，聰敏、嫵媚、可愛，以及優越的生活，使許多人的心裏感到不安與不平。想到這裏，我就發現，“文化大革命”以及這“革命”中許許多多殘忍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了。
在小學最後的一年裏，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我與董小蘋為了一件極小的至今誰也說不清楚的事情鬧翻了，兩人不再說話，形同路人，為了氣她似的，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並不投合的同學要好，進進出出的。就這樣，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小學雖不停課，卻也亂了章法，成天鬧鬧嚷嚷的也要開展“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蘋的課椅上寫了“狗崽子”的字樣，待她進教室看見了，就說了大意是“寫的人是寫他自己”這樣的話，就有一個同學跳將起來同她吵。這一個同學出身於一個極其貧困的工人家庭，身上從未穿過一件完整的衣服，性格卻很倔強。吵到後來，在場同學漸漸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幫了那同學吵，而董小蘋自始至終是一個人，她卻毫不讓步，聲嘶力竭地強調：“出身不能選擇，前途可以選擇。”最後，大家一並將老師找來，要老師證明，究竟是誰的道理對。老師漲紅了臉，支吾著不敢明斷。這時我看見很大很大的淚珠從董小蘋的臉頰上滾了下來。我悄悄地退了場，心裏感到非常難過。這些日子裏，每天夜裏我都不敢入睡，覺著紅衛兵每時每刻都會破門而入進行抄家。我期待著他們敲門，心想：抄過了就好了。而他們終於沒有來，不知不覺，童年就在這種焦慮與恐懼的等待中過去了。
這一年裏，發生了多少事情啊！就在我們班上，有兩個女生相繼夭折，一個是患肝癌，另一個是急性腦膜炎。前一個拖了有半年時間，死後，她母親托人叫我去她家取借給她看的小說書，那母親將一疊保護得很好的書交給我，一邊哭訴著她死前的情景。我望著她平日睡覺的空蕩蕩的閣樓，心裏充滿了虛無與茫然的感覺。後一個同學在一晝夜之間消亡，有同學跑來告訴我，說她給她們猜的一個謎語還沒有告訴答案，現在誰也不知道那答案了，許多日子過去之後，我才知道這一年裏，董小蘋經曆了什麽。一周之內，紅衛兵兩次上門抄家，抄走了家中的最後一分錢，砸碎了家中最後一隻完好的熱水瓶。一日之間，全家做了賤民，從此，開始了淩辱與貧困的生涯。到第二年開春，我們根據地段劃分進了附近的中學。在學校裏，我遠遠地看見了董小蘋。她穿了一件舊罩衫，低頭默默向自己的教室走去。後來，我們就常常在校園裏遠遠見麵，可是誰也不與誰說話。她是那樣沉默，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她，也聽不見別人談起她，就好像沒有她這一個人似的。中學的生活是那樣無聊，或者坐在教室聽拉線廣播，或者坐在操場地上開大會，太陽烤得人頭昏眼花。
後來，我去了安徽插隊，而我中學裏的好朋友在我走後半年，去了江西一個林場。她從江西來信說：你知道我現在和誰在一起？和你小學同學董小蘋在一起了。她信中還告訴了我，董小蘋想與我和好的願望。在經過了那麽樣的時日之後，兩人間的一樁小事顯得多麽無足輕重。我回信時便附筆向她問候了，不久，就收到了她附來的短信。而正式的見麵，是在兩年之後的夏天。我們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她從樓上下來迎接我，將我帶上二樓。除了二樓以外，其餘的房間全被弄堂裏的鄰居搶占了。這時候的我們，彼此都很生分，並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麽話該說，什麽話不該說。她穿了舊衣舊裙，紮了兩個短辮，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長，可是臉上的表情卻失去了小時的活潑與生動，老老實實的。隻有當她母親說起我們小時的淘氣，她浮起笑靨，往昔的董小蘋才回到眼前，可是轉瞬即逝，又沉寂下來。過後，我們就開始了間歇很長並且平淡的來往。通過我中學的好朋友，我也不時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裏依然很孤立，周圍有許多對她極傷害的猜忌與流言。然後，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暫的時間內，以過硬的病由和極大的決心辦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產組做工。這時候，我們家搬離了原來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搶占的房子再無歸還的希望，而十年裏慘痛的記憶也無法抹平。一九八〇年的冬天，她來到我家。這時候，她已考上華東師大曆史係，她騎了一輛自行車，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彎到我家。她剪了短發，穿一件樸素的外衣，態度有些沉默，說話總是低了頭。我們互相談了些這幾年裏的情況。我已於七八年春回到上海，在《兒童時代》社工作，從北京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回來不久，發表了一些小說，行將走紅。她自七五年底病退回來直到七九年進校讀書，此間一直在一個做繡花線的生產組工作。上大學是她從小的心願，在林場時，曾經有過一個大學招生的名額，卻給了一個連一張通知都寫不流利的男生，因為他有一個好出身。她聽了這消息幾乎昏厥，雖然她不相信會有什麽好運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卻無可抑製地暗暗揣著希望。後來到了上海，七七年恢複高考製度，她便開始了準備。而如我們這樣六九屆初中生，僅隻有五年級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從頭學起。七七年的考試且又是競爭空前激烈的一年，自六六年起的曆屆畢業生全在這一時刻湧進了考場。她嘔心瀝血，最終卻落榜。她後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數線就過了，而卻考了理科。然後，到了一九七九年。這兩年中發生了多少變化，工商業者的工資、存款、定息、抄家物資紛紛歸還，生活漸漸闊綽起來。國家政策開放，出國漸漸成風，許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闊佬與洋人脫離苦境，而她還在繡花線作坊裏勤勤懇懇地做一名倉庫保管員，以業餘時間進行補習，再一次進了考場，終於榜上有名。在天高氣爽的秋季，那一個新生進校的場麵，一定是非常激動人心。年輕和不再年輕的大學生們一同走進校門，誰會注意一個董小蘋曆經數年的奮鬥呢？誰會知道她從什麽道路上來？誰知道這一個沉默的總是生怕引起別人注意的女生，曾經有過一個燦爛美麗的童年，而在一切被踐踏與毀壞的日子裏，多少強大的男人都墮落了，銷聲匿跡了，這一個嬌嫩柔弱的女生不僅堅定了她的自尊與自愛，還保存了一個理想，並使之實現。在秋天這個入學的早晨裏，有一個理想實現了。
她讀的是曆史，心下卻喜歡中文。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學任教。一年後她結婚懷孕，正遇學校實行聘任製的改革，於是以懷孕與產假期間無法正常上課的理由“不被聘任”。她連日奔忙，終於為自己找到另一份“被聘任”的工作時，教育部門又下達了師資不外流的文件。經過又一番奔波，終於調入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辦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內部刊物。
這時候，我已開始全日製做一名“寫家”的生涯。我埋頭在一些虛擬的故事之中，將我經過、看見、聽到的一些實事，寫成小說，我與我的文友們談天說地，將一個個自己或者別人的故事拿來搜亂出真理。我到郵局寄信，我到銀行取款，我出國在機場驗關，有時候我隻是在菜場買菜，會有人認出我，叫我青年作家，使我的虛榮心得到很大滿足。可是，我又知道，自己不僅是人們所認識的那一些，而在那一些以外，自己還有一些什麽呢？有時候，在最最熱鬧的場合我會突然感到孤獨起來，覺得周圍的人都與我隔閡著。那些高深的談吐令我感到無聊與煩悶，我覺得在我心裏，其實包含著簡單而樸素的道理。就這樣，我和董小蘋的往來逐漸頻繁起來。我很喜歡在她自己那一個簡陋而淩亂的家裏坐上一時，說一些平常卻實際的話。她和她的丈夫、兒子住一套十三平方的往昔看門人的寓所，她的丈夫與她是生產組的同事，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學，現在教育局工作。兩人都在“清水衙門”，收入絕對有限，她又不慣向人開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為了改變現狀，曾努力為丈夫留學日本作過爭取，可是人事多蹇，事情遙遙無期，卻已負了一身債。她縮衣節食，幻想著無債一身輕的幸福時光，並執意培養弦子對拮據的家境有承受的能力。她在八七年脫離編輯工作，專摘青年學生的比較研究課題。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天氣，我們不合時宜地在她家做客。積水頃刻間在她家門前淹起湖窪，隔壁公共食堂進水了，老鼠們遊水過來，棲身在她家台階上避雨。她安詳地去幼兒園接回兒子，再去買菜買麵粉，自行車像兵艦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後她從容不迫地剁肉做餡，大家動手一起包一頓餃子。餃子熟了，我們各人端了碗找個角落坐下就吃，那情景就好像是插隊的日子。在這間小屋裏，我感受到一種切實無華的人生。她讀書，做學問，寫論文，從一個作了針線匣的紙盤中取出針線，給兒子釘一條斷了的鞋帶，從自己微薄的稿費中留出了五塊錢，為自己買一條換洗的裙子，她的每一個行為都給我以真實和快樂的感染。在這裏，每度過的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義的一日。
八八年春天，她因與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課題，受邀去了日本。去之前，她將五百元置裝費大都添了結婚五年來沒有添置的日常衣物。當我向她提議應當做一件睡衣，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她連想都沒有想過，還有睡衣這一件事情。我不由想起幼年時她那小公主般的臥室，心想：這一個粗糙的時代將她改變得多麽徹底。如今，隻有她那白皙的膚色與細膩的氣質，以及某些生活習慣，比如從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等，才透露出她埋藏很深的貴族氣。而她現在再怎麽高興也無法像她童年時那樣歡歡喜喜地大笑。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就引來人們羨忌的目光，也會使她惴惴不安。然後，她就去了日本。令她十分失望與不快的是，日方合作單位，出於一種成見，竟將請她去日本僅僅當作是對合作人員的一種優惠，並沒有做好工作的準備。日方再沒有想到，這一個中國人，來到繁華的東京，是為了和他們作認真的工作會談，他們措手不及，最終隻能真誠地道歉。她去日本的時候，正值大量學語言的上海人湧上東京街頭打工的熱潮中，某一些中國人卑下的行徑，使得戰敗後成功崛起躍到世界前列的日本國人滋生了傲慢。她所居住的單身宿舍寮長，一個二十三歲的男孩，通過翻譯問她會不會日語，她說不會，他便說道：你既來訪日本，應當學說幾句日語，每天早晨，也好向我問個早什麽的。她當即回答道：你們日本要與中國長期做鄰居，你也應當學會漢語。當她向我敘述這些的時候，使我想起了小時候的她：她鋒利而不饒人的言辭，敏捷的反應，極度的自尊心，以及認真的求學態度。我感動地想到：在極盡折磨的日子裏，她竟還保持了這些品質，這使本來就艱難的生活更加艱難。
從日本回來之後，我覺得她起了一些變化，恢複了自信心。她常說，是社科院青少所給予了她認識自己價值的機會，消除了她的自卑感，使她覺得一切尚有希望。這希望是經曆了許多破滅的日子才又生長起來的。
當我從虛榮裏脫身，來到她的生活裏，一同回憶我們小時候活著與死去的同學，親愛或並不親愛的老師，互相道出那時候可笑可歎的故事，在我們離開的日子裏各自的遭際與命運，我覺得真實的自己漸漸回來了，我身心一致，輕鬆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夠注意到，在我的生活裏，哪一些是真實的，哪一些是有意義的，而哪一些是虛假的，哪一些又是無聊的。
《成長初始革命年》，2019年9月譯林出版社/活字文化出版。
王安憶，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親移居上海，“文革”期間赴安徽插隊，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作家協會主席、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曾獲“茅盾文學獎”，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傑出的華文作家”稱號，2011年布克國際文學獎提名，2017年紐曼文學獎。
《成長初始革命年》收錄文章十七篇，從個人經曆、人物交遊、演講對話與文學之旅四個方麵，展現王安憶最個人化的人生軌跡。其中《成長初始革命年》一文首刊於2016年第6期《收獲》雜誌的“親曆曆史”專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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