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感恩節是在外州度過的，順便見了多年未見的師兄。
師兄是福建人，故鄉離金門前線很近。他給我們講過金門炮戰的故事，說金門島那邊的炮彈好幾次都是落在他們家後院爆炸，所幸沒有傷著他們家人。
至於我的老家，離台澎金馬很遠，離京津很近，離海更近。當然了，那個海是內海渤海，我們村離最近的海有18公裏吧。
1974年8月份，夏糧早已收割完畢，早玉米讓我仰視晚玉米也開始吐穗。棉花地裏也隻能看見我的腦袋瓜露出來。
這已經是暑假的後半場了。
古代人的理想是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我們小孩子那時候有什麽理想？就算是當革命事業接班人也是在村裏修理地球。發財別想了，當官別想了，造反我倒是想過，那也是一年後看完《水滸全傳》後的想法。
爸爸和二舅，當時10歲的我對他們是高山仰止的。他們都是吃商品糧的，他們都是到外麵上過學的。二舅，當時還是給那個也是全國人大常委的縣第一把手當秘書的。而我，將來上高中的可能性都是未知的。
在奶奶嫌我懶、姥姥一見我看小人書就叨叨的情況下，我力爭像大舅、二叔、老叔他們那樣勤快，至少讓人看著像他們那樣勤快。
所以，我早春天挎個小籃子挖野菜，薺菜給人吃、其它野菜喂兔子，仲春還要去西麵河裏撈蛤蜊喂雞，晚春蹚水到河裏割草喂羊，到了夏天要拾麥穗、要給豬挑野菜、還要拔草曬幹待秋後賣錢，秋天要拾糧撿柴摟樹葉，就是到了冬天，我也會去地裏刨茬頭撓草根，為的是媽媽不會為沒有柴禾燒而發愁。
8月份的一天，我挎著個籃子，準備到村東的棉花地裏去挑馬齒筧、鐵莧菜和野莧菜喂豬。
那時候的我，隻有十歲，卻是一個懂得管理的人，我是輪流在不同的田地裏去挑野菜的。當然，有時候我估摸著某個地塊的某種野菜差不多該長出來了，到地裏一看卻已經被別人挑走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兒。
走過幾塊高粱地玉米地穀子地，就望得見哪塊棉花地了。
這棉花地，裏麵有好幾個人哩，可是他們零零散散的樣子，不像是幹活的社員。
難道他們把我的菜給挑去了？這簡直是嬸可忍叔不可忍！
可也不對呀，他們不挎籃子不貓腰就是順著棉花壟向前走著，還東張西望著。
待我走近了，我看清了裏麵有公社武裝部崔部長、我大隊民兵連長、兩三個基幹民兵、還有幾個半大孩子。
自我記事兒，公社武裝部先後換過三個武裝部長，張部長、崔部長和王部長。
張部長，是複員軍人，中等個兒、麵色黢黑，說一口山東話，講話比較粗。而王部長，則長得文質彬彬，非常像電影《芳華》裏麵的男主角演員黃軒，又比黃軒個兒高一些，衣襟下若隱若現的盒子槍，讓我們又羨慕又崇拜。王部長，我幾乎沒有聽見過他講話，這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當時的我若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子，估計都會愛上他。
而這個崔部長，則是另一回事兒。崔部長是個黃白淨子臉，胡子不多、也總是刮得幹幹淨淨，個子也不矮，也總是掛著盒子槍，可是他就是沒有官相，沒有氣場。他的腮幫子，和老百姓差不多，那眼神兒、那聲音，都和老百姓差不多。他常背著手，這讓他更不像個當官的。
我正好奇以崔部長為首的這些人在幹什麽，一個小夥伴恰好走過來了，用有些神秘的神色跟我說，“有反動傳單，我們正在撿反動傳單”。
有幾個大人也走過這裏，他們把崔部長圍起來。崔部長背著手，一隻腳向前伸出半步從而顯得上身有些前傾，一邊拿著這姿勢一邊說，“這反動傳單，是台灣國民黨反動派派飛機到南朝鮮那邊海上放的氣球，乘東風刮過來的，氣球一爆炸就散開了。這傳單是防水的”。
可是他說了半天，我也是沒有見到反動傳單。不知道是他們搜了半天一無所得，還是都被崔部長藏起來了。
也沒有啥意思，我就到別處去挑鐵莧愁和野莧菜去了。
不過，一直到現在，我還是習慣把大韓民國叫南朝鮮。
等我挑滿了鼓尖一大籃子野菜，用一個特殊的彎腰姿勢用鐮刀背著沉重的籃子走到村頭時，就又見到一群人在說著這件事情。
正在講話的是我們村原來的書記，他小名老狗。平日村民都叫他狗書記。狗書記可是大名鼎鼎，當年58年大躍進開食堂都是他主持的，狗書記在全縣大會上作報告，吹牛逼說我們大隊畝產10萬斤，而且到北京受過譚震林副總理的親切接見和熱情握手。
文革早期，狗書記就被造反派奪了權，以後就是一名普通黨員了。那時候的我，經常見的狗書記是這樣一副形象，在冬天這個季節，戴個棉帽子背個糞箕子帶個糞叉子到村頭別人丟下的煤灰裏撥拉未燒盡的煤核……。
狗書記在說啥呢？狗書記說：昨天下午他在自己家後院忙活，就見地上有一個小紙條，上麵寫著江青什麽還是什麽江青的（是我現在記不清了）。
江青，那可是毛主席的戰友、文化革命的旗手。這兩句話我可是暑假前從一個同學拿到學校的一本毛主席詩詞的注解裏麵見到的。
說江青同誌的壞話，這肯定是反動傳單。我背著沉重的籃子邊走邊想。
到了晚上，我和小夥伴們玩著。大隊部的院子裏亮著高瓦數的白熾燈，有不少小蜢蟲圍著電燈在快速劃著圓圈。大隊部裏麵也是亮著燈。
當我走到近前時見到我爸爸也在大隊部裏麵。我爸爸和幾個村裏的幹部們聊著。氣氛好像很輕鬆。
他們在傳看著一個傳單，我也湊上前去，隻見那傳單比當時的一毛錢還要小些，那紙與我們的作業本用紙非常不同，顯得又薄又透明又結實，還應該是防水的。隻見上麵寫著“文化大革命進行差不多了，現在要打到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周恩來”。
周恩來，是總理。說周恩來是走資本主義路線，這肯定是反動傳單。
轉眼就到了1975年秋天，我又長高了半頭。有一個星期日，是個陰天，而且前一天還下過小雨。我背著一個很沉的罩子（比較高、帶大孔眼的柳條筐）去離村有三華裏叫三節的地塊去用耙子撓收割完玉米杆後丟下不要的玉米葉（我現在帶博士生的長期研究題目之一是用玉米秸稈製酒精）。
潮乎乎的地上一張花花綠綠的畫報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拿起來展開了看，這不是像解放軍畫報、人民畫報那樣大的畫報。這個小好幾號的畫報，上麵是穿著海軍服的軍人，但是不是人民解放軍。上麵有一些軍艦的照片。上麵還寫著字：巡戈在台灣海峽的中華民國海軍。
我們旁邊有個村叫葛莊，平時寫成筆畫簡單的戈莊。可是這個戈字怎麽少那一撇？
看到這張紙，我腦袋裏想到了我五六歲時的一件事：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媽我奶在堂屋的東西鍋台各自燒火做飯。我媽用掏火杖撥拉著一塊像泥土而又很輕的東西問我奶這是什麽東西，我奶奶看了看說“是棺材板”就順手把它填到燃燒著的灶火坑裏去了。
一想到這個，我望著這花花綠綠就感覺不好了，我就把它扔了。
背著半濕不幹的一罩子玉米葉回到家裏，我喘了會兒氣又喝了一大瓢井白涼水就到東屋問我爺爺，“爺，一個戈字去了下麵的那一撇念啥？”。我爺說念yi，所以從那時起我就記住了有巡弋這個詞兒，以後還知道方誌敏和黃維都是江西弋陽的。
爺爺沒有問我為什麽問這個字，我也沒有把看到反動傳單的事情告訴他。覺得沒啥意思吧。
七十年代，我們那裏早就有電了，但是經常沒有電，一家人有時候就在煤油燈旁瞎聊天。有一次聊到黃天明從台灣駕著飛機跑回來了。比我大11歲的老叔就忍不住說，“我叔要是哪一天駕飛機回來多好哇！”。
還有一次我爺爺帶著花鏡看報紙後，我老叔也拿過來看，看到了葉劍英接見商震時就又來了一句“我大舅咋不回來？我表大伯回來也中啊！”
我爺爺的同父異母弟、親堂弟，我爺爺的過房媽（不是繼母、不是養母，我也不知道普通話叫什麽）的外甥，我奶奶五服之內的堂哥都跟國府轉進台灣了。
所以，我小學畢業的叔叔才有那些感歎。
我那時候會算算術了，知道他們都是民國三十八年就去了台灣，他們都不是大頭兵更不是空軍，在70年代他們都五六七十歲的人了，是不可能駕飛機回來的。
1979年第一封從台灣輾轉美國、巴西的信終於到了我爺爺手裏，1981年，我爺爺還收到了300美元，那時候人民幣美元比價是1.6:1。
通過通信，才知道，他們這些人有的當過行政院副院長、有的當過經濟部政務次長、有的當過副總領事、……。
四五十年過去了，那時候是敵方；現在那邊拿這邊當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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