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我跟外交部的房產官司，打了兩年。
史家胡同51號的產權在外交部，2008年母親去世後，他們就想收回房子，要求我搬出。我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房子30年的維修費用。2009年，外交部將我告上法庭。我提出索賠，但沒有任何證據。
我當時隻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也是政府的，這官司我肯定會輸。沒想到還拖了兩年。最後，由法院指定評估公司判定總維修費用80萬，由外交部支付。我跟外交部的官司這才了結。
我媽媽一直說，51號院也就到她這一代，我從小就走出去，不屬於這個院子。這個說法是對的，我不屬於史家胡同51號，它也不屬於我。所以，當官司了結後，我在微博上寫下這句話：終於把史家胡同51號還給外交部了，徹底逃出中國的特權階層。值得慶祝一下。
51號院曾經是我家享受過的特權，特權的存在和我的價值觀念是衝突的，對我來講，曾經沾光並不值得驕傲。我沒有對這種特權戀戀不舍。對我而言，51號院留給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回憶。
從北京地鐵5號線燈市口站出來走幾步，就到了史家胡同。從這個胡同往西走一公裏，是故宮；往南走一公裏，就是長安街。
鼎盛時期，這裏曾有80多個四合院，居住過很多高官和名流，如華國鋒、徐向前、榮毅仁等。
當年胡同兩邊成片的四合院，現在早已不複存在。胡同西口，馬路南邊的院子已經拆了正在蓋大樓，很遠就能聽到叮叮咣咣的施工聲，一棟蒙著綠色防塵網的大廈已經蓋了十幾層，往上還不知道要蓋多高。
馬路北邊，從西往東數，59號是曾經的史可法祠堂舊址，現在的史家胡同小學；53號是清朝大太監李蓮英外宅，現在是一家賓館；外牆很高的55號，住的是榮毅仁的兒子、登過首富寶座的榮智健；有著大紅門的51號，就是我的家。
我的關於過年的所有記憶，都在這裏。
小的時候，過年真是非常快樂的事情，那時候物資缺乏，我們都拿著有配額的小本本，跟著大人的屁股後麵去買幾斤花生，幾斤瓜子。因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們都很小心，那時候買東西都自己帶網兜，裏麵襯一個塑料口袋，我們回家的時候，都把裝滿花生瓜子的網兜抱在懷裏，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指章士釗）在的時候，過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師椅後麵看所有來拜年的人，我記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個老頭，像電影裏麵的地主，穿著大馬褂，外麵套個棉背心，頭上頂著瓜皮帽，不知道為什麽我對這個老爺子印象特別深，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學者，“文革”的時候被鬥死了。
“文革”的時候，史家胡同51號是最熱鬧的，這裏成了很多人的避風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比如我小叔叔，北大一個數學係的高才生，學校武鬥了，他就躲在51號陪我外公聊天，給我講小人國的故事。
我6歲那年，大人允許我和他們一起熬夜，我就逼著小叔叔給我講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講到他自己睡著了。後來，小叔叔被分配到貴州去了，他是老三屆，我們想了各種辦法不讓他去，好像都不行，因為他大學畢業了，要服從分配。小叔叔從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陰天。他背著一個軍書包，我爸爸走在他旁邊，不時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兩句。我們就這樣從史家胡同51號走到北京火車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來越冷清、淒涼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後過世的。外婆走了之後我也被送進了寄宿學校，平常就我外公一個人在家。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國，史家胡同51號院後來成了喬部長的家。據說那些年間的春節，51號又熱鬧起來，回到我小時候那種氣象，來拜年的能踩破門檻。那年頭沒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長是非常值錢的，不像現在，說什麽北京的部長能拿籮筐裝。但是那幾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經回來休假，可以體會當時史家胡同51號的盛況。我家旁邊的55號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從那院兒裏出來一個阿姨，手裏拎著一筐蘋果，衝到我的麵前，死活要把蘋果給我，嘴裏說著：“問你媽媽好，問喬部長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號過了這輩子最慘的一個春節。1977年“四人幫”倒台後，喬冠華部長被撤職，他和我媽媽都被隔離審查。我媽媽被關在老外交部樓裏一個儲藏室，喬冠華被一個12人的學習班關在史家胡同後院，我從半個高幹子弟一下子變成了“四人幫爪牙”的後代。
我春節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沒有讓我去找我父親，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機的房間騰出來讓我住，讓我也好好交代問題。他們輪流找我談話，問我知道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麽錯誤，我說不知道，這絕對不是我強嘴，或者有“鬥爭意識”，隻是我那時候是個16歲的美國孩子，除了覺得這些大人完全像美國電影裏欺負人的惡霸，對其他事情都毫無概念。
後來，這些問話就越來越不友好，再後來，幹脆把我外公的圖章、煙槍、部分書畫，我媽媽的照相機、錄音機都擺在我麵前，以命令的口氣說：這些東西我們沒收了。至今這些東西沒有還給我們。這天是1978年臘月二十九。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跟學習班的人要求去見我父親，他們笑嘻嘻地說：去吧，去吧，隨便去。你又沒被隔離。我問他們，能不能幫我打聽一下我父親在什麽地方，他們都哈哈大笑，說，你還以為你是高幹子弟，我們得替你找你爸！之後，喬冠華帶來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買點蝦，她說不管怎麽樣，是過年，她想給喬部長做點好吃的。
我拿著供應本跑到東單菜市場，已經快關門了，但我還是買到了蝦。走到家，大紅門關著，我使勁按鈴，就是沒人開門，我開始喊，還是沒人。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我在大年三十就是賣火柴的女孩，凍死在門洞裏。我真的開始害怕了，坐在門墩上嚎啕大哭。最後是鄰居杜大媽救了我，看見我哭，把我拽到她們家去過了這個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媽和她一家給我講了喬冠華是部長的時候，51號有多少人來拜年，“多得嚇人，比你外公在的時候多！”杜大媽說，“那好日子你可沒趕上。”
春節過了以後，我決定自己去找我父親，或者幹脆搬到杜大媽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從51號出來，真的沒感覺我還會回來。胡同裏，我又碰到那位蘋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惡狠狠地說：“四人幫爪牙！”
我的吃驚和半年前她塞我蘋果的時候沒什麽不同。我開始長大了，開始懂得什麽是中國的政治。
1979年春節前，我已經在國際廣播電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辦公室來了一個女的，說是外交部的，找我。我兩年沒有回51號，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來往。所以麵對這個阿姨我態度很壞。她卻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邊，說：“你媽媽回家了，喬伯伯也在家，快過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誰？”我問她。“我是你媽媽學習班的，看她的。但是現在我們倆是好朋友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沒有馬上回去，緩了兩天，心情很複雜。後來那個阿姨又來了，說你怎麽還不回去，你媽難受死了，以為你不認她了，要和她劃清界限。聽到這個我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節我們又是在史家胡同51號過的，那年特別熱鬧，因為我媽媽剛被放出來，所以大家都決定要好好過。
我舅舅一家過來了，帶著我的表哥和表妹，我們買了很多鞭炮，說要把外交部學習班的晦氣用鞭炮趕走。幾個小孩對東西的貴重毫無概念，拿了一個巨大的玻璃盤子放鞭炮，結果一個火花進了盤子，裏麵所有的鞭炮和盤子一起炸得粉碎。
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沒有罵我們。後來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給喬冠華的禮物，是水晶的。
媽媽放出來之後，我隻在51號住了兩年，就又自費出國上大學了。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學畢業的前一年，喬冠華去世了，媽媽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紐約時報》上看見的。我往51號打電話，沒人接，怕媽媽想不開，出事。後來才知道媽媽去南方在朋友家住了一陣子，51號對她來說也是很傷心的地方。
3年前，我媽媽也在春節前過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去過春節，我當時非要抱著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勸下。那年的春節，51號院裏隻有媽媽了。
媽媽去世的那個春節，還沒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來了。
那次來了三個人，一個姓沈的處長，一個“誰說什麽都在那狂記”的戴眼鏡的小夥子，還有一個“長得像打手”。他們很專業，公事公辦，也不喝水，10分鍾就把事情講完了。我當時就表了態：你們拿房產證出來，賠償維修費，我就搬。
接下來就收到了一封來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說：洪晃女士，經過幾次溝通，我們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們要收這個房子，至於你所提到的補償，將在你搬出去之後予以考慮。
我也回了一封信，說同意搬出去，但補償的問題必須在搬出去之前先談好。後來他們又發了一個函，還是一樣的內容，我就沒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時候，他們說已經雇律師了。
接下來，我就收到一張法院的傳票。再接下來就是預審，雙方在法院見麵。時間已經到了2009年冬天，登記護照身份證時，法官說，原來你拿的是美國護照。然後就問，補償的話，你有沒有任何房子花銷的記錄？我說沒有。於是又給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去舉證。
後來實在沒有證據，我和律師商量，直接找評估公司評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卻遲遲沒有指定評估公司。又過了3個月我才知道，原來是外交部還要追加被告人。
預審的時候他們就發現我拿的是美國護照，沒有戶口，起訴我是沒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我丈夫楊小平的戶口在51號，追加上；媽媽當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城鄉發展研究協會當主任，為了辦公方便，協會的注冊地址也在這裏，也追加上。
直到2010年9月，追加被告的程序終於走完，法院通過公證搖號，定下了評估公司，評估才算正式開始。
官司這樣又拖了大半年，最後，評估公司評定總維修費用80萬，由外交部支付。我接受了這個結果。至此，經法院調解，我與外交部的“史家胡同51號”之爭終有定論。
打這個官司不是因為我想留在院子裏，而是因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談定搬遷條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們都說我太輕易就放棄了這麽好的一個四合院，其中一個懂房地產的跟我數著兩個手指頭說：
“估價得兩個億啊，你想好了。”
其實，我總是在想，搬出來完了，這個院子對我最重要的東西我都有了，就是記憶，這個誰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讓自己變成那個送蘋果的阿姨，不想為了得到一個四合院，讓我的靈魂變成一個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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