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男：我所接觸的江青
江青與本文作者1953年在莫斯科巴拉維赫療養院
1946年父親李公樸在昆明被暗殺犧牲後，我隨母張曼筠帶著弟弟回到上海。就讀上海法學院高一，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1947年到香港培僑中學讀高二。當年參加了地下新民主義同誌會。1948年10月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全家由香港經天津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來到了華北解放區石家莊，被分配到正定華北大學政治班學習並加入了共產黨。結業後分到該校外語係學俄語。1949年北平解放，我隨校來京繼續學俄語。1951年年初，軍委衛生部北京醫院來了兩位蘇聯院士教授，是為中央首長看病的，急需兩名黨員翻譯。我和陳複君同學(從延安來的年輕黨員)就這樣提前一個學期畢業，脫下了灰製服，換上了綠軍裝，擔任起北京醫院保健翻譯的重任。
1952年夏的一天，我接到準備去蘇聯出差的命令：陪江青赴蘇聯治病擔任翻譯。臨行前，軍委衛生部傅連暲部長親自找我訓話：出差期間不能和家人通信，有信由大使館信使傳達，不得告訴任何人出差具體任務，這次不僅要當好翻譯，還要做好為江青的服務工作，回來後直接向我匯報。
9月6日脫去綠軍裝換上紅花連衣裙的我被送到南苑機場，已有一架蘇聯專機在做起飛的準備。突然看見毛主席和江青從車上下來，我作為中共中央編譯局俄文專修學校學員，有時，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為中央首長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過舞，這是第二次見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親自來送行。我當時想毛主席對江青真心關愛。近四十歲的江青穿著得體，走起路來腰板筆挺，有風度，沒有化妝，看起來令人感覺很舒服，對人親切平和，打消了我緊張的心情。
蘇聯的專機很講究，有臥室和客廳，從飛機起飛這一刻起，我跟著江青開始享受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待遇。飛機飛到中途在伊爾庫斯克停幾小時加油。然後繼續飛行，到達莫斯科已是傍晚了。坐著一輛黑色吉斯車來接的是蘇共中央對外聯絡處的中文翻譯娜斯嘉·卡爾東諾娃，這種車所經之處紅燈立即變綠燈放行，這是蘇聯政治局委員的待遇，車直達克林姆林宮醫院(中國同誌稱之為“皇宮醫院”，隻接待國內外高幹)。病房分裏外間，裏間是一大間，為病人住的，外間是一小間，為陪伴者住的。那裏已有一位保健大夫等在病房，立即為江青做了長途飛行後的最必要的檢查。
經過幾天檢查，結論是江青患有膽囊結石，結石呈泥沙樣，需進行膽囊衝洗治療。病人向右側臥，將一根細長的橡皮管從口腔插進胃經幽門直到膽囊內，讓管頭順利進入膽囊是個難點，必須要擺好合適的姿式，引流管才能順利地插入膽囊;在引流過程中，她口含著管子經常要說話，開始我聽不清楚，沒法翻譯，醫生著急，病人更著急，影響了正常衝洗，幸虧我適應快很快就能聽懂了。幾個療程後泥沙幾乎看不見了，按醫生建議，我們來到高加索的索契專門進行泥療的療養院，每天用黑泥敷在江青的腹部進行泥療。
2月，回到莫斯科“皇宮醫院”不久林利也奉命來到了醫院，林利是中央老領導林伯渠的女兒，1938年6月高中畢業被送往莫斯科學習，1945年抗戰勝利後回延安。1949年後多次隨高級代表團出國。1949年她任第一屆世界和平大會代表團翻譯，結束後被留下為江青第一次到蘇聯治療任翻譯。1952年秋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參加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林利任翻譯，大會後她陪同少奇夫婦去高加索的索契治療，江青正好也在那裏做泥療。江青碰上了林利並對她說，和他們一起有什麽意思，不如和我在一起好。回莫斯科後江青要當時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找林利談，要她留下陪江青，她不得不放下列寧《哲學筆記》的翻譯工作留下陪江青。
這次我們住的病房除病人的臥室外另有一大間供陪同人員起居，另有小客廳兼電話間，也是醫生護士辦公室。蘇方派了兩名警衛員輪換值班。林利覺得江青畢竟不等同毛主席，她是來治病的，林利就建議江青主動向蘇方提出撤掉專門的警衛員，她麵色不悅，但也同意提出，當時蘇方還是堅持給她派警衛員。
3月5日早上護士為江青抽取膽汁化驗做準備，如一切正常就可以回國了。這時蘇共中央聯絡員卡爾東諾娃衝入我的房間，要馬上通報江青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要求等做完膽汁引流再告訴她，不然一緊張就做不成了。林利也和醫生說好暫時瞞著她。卡爾東諾娃邊哭邊說，今天全世界都應知道蘇聯人民和黨所遭受到巨大痛苦，是黨中央派我來專門通知江青這個噩耗的。她走進江青房間要林利給她翻譯，還說林利和醫生決定暫時瞞著她，是重大的政治錯誤。江青頓時大哭，邊哭邊對林利拍桌子，說不該瞞她。醫生等她冷靜後仍給她做了膽汁引流，居然抽出來了。事後江青對林利說，她理解林利和醫生的好意。
幾天後蘇共中央聯絡部正式通知江青帶著我和林利到圓柱大廳為斯大林守靈，雖然是短短的幾分鍾，斯大林的遺容已深深刻在我的腦海中。
此後江青自覺症狀不佳，肝區常痛，計劃天暖後去南俄療養。林利趁機把國內單位同事希望她回去工作的多封信給江青看了，她大為生氣，大罵中共中央編譯局領導師哲，說是他組織這些人寫的信。林利後來動員了蘇方的保健醫生、護士長以及我都來勸她放林利走，江青總算同意了。到起飛的那天，江青號啕大哭，就不放林利走。這時醫生、護士長變著法兒讓江青的歇斯底裏發作停了下來，終於放林利走了。臨走時她對我說：江青說你愛人是沈鈞儒的秘書，是黨內的民主人士，並說你的社會關係複雜。
當時我和林利怎麽也不能理解為什麽她這麽看我。直到“四人幫”的材料曝光後，才知道江青最忌諱提到她的前夫之一唐納。藍蘋和唐納、趙丹和葉露西、顧而已和杜小鵑三對打算同時舉行婚禮。到杭州六和塔下結婚是“才子”唐納的主意。他們聘請了上海著名大律師沈鈞儒擔任證婚人，著名導演鄭君裏任司儀兼攝影師，三對新人和沈老拍的相片，我還看到過。還有鄭君裏在文革中被江青整死，也是沾上了唐納的緣故。
江青在文革中通過葉群去鄭家及其他四位20世紀30年代文化界知情人家，為了查抄出一封信。1957年，毛主席的《蝶戀花》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轟動一時。江青對毛主席說：“你想楊開慧，我還想唐納呢。”她一怒之下給鄭君裏寫了一封信，索要唐納在法國的通信地址。在一次和江青聊天時我隨口問了一句唐納現在怎麽樣了?江青臉色一沉，沒做回答。這就是我被她戴上了社會關係複雜帽子的原因。
養病期間她經常調電影來看，我印象最深的是譯製片《紅與黑》，我幸虧看過這本名著，邊看邊翻譯，湊合過了一關。看過蘇聯國產片《第四十一》後，她對我說：這部片子是禁演片，可惜了，男女主角演得真好！她對我說過胡喬木要她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幫著審察電影。我首次聽到拍電影的一些術語，如蒙太奇、淡出淡入，是江青給我解釋的。江青曾去大劇院看過一次芭蕾舞，人民演員烏蘭諾娃正在表演《紅罌粟花》，江青很反感地說：這是侮辱中國人的戲，我們不能去看，普列謝茨卡婭是僅次於烏蘭諾娃，是功勳演員。我們坐在莫斯科大戲院的包廂內欣賞了普列謝茨卡婭主演的芭蕾舞劇《噴泉》。另一次去觀看了最有名的歌唱家、人民演員達拉索娃主演的《三姊妹》。演出後她嘲笑地對我說：唱得不錯，但形象太差了，那麽胖，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想中途出來，又怕包廂突然空了影響不好。
江青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很敏感，和周圍人接觸中，凡是有人在說話中帶有自誇的味道，她就說：你看他們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多明顯，我們在他們麵前也不能示弱，必要時也要反駁幾句。她也是這麽做的。我們在這裏一切待遇是政治局委員的標準，在別墅每人是按100盧布一天供應，住醫院另算。江青一次對我說：我們在這裏的開銷他們都管，我們國家外匯少，我們都不要領出差費。
有一次她從信中得知幫她料理家務的姐姐之子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學，她讓我幫她接通汪東興的電話，我聽她在電話裏追問她外甥是怎麽進這所大學的，直到對方肯定地答道，是自己考上的，她才放心地放下了電話。她對我說：“我們做什麽事都要考慮影響。”那時的高級領導還真是以身作則的。我感覺得出，在任何場合她都考慮影響，她穿著得體，頭總梳得溜光，她雖然有羅圈兒腿，但走路時全身筆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也有吃相，保持她特有的風度。講到吃相，她對我這樣狼吞虎咽看不慣。江青給我上的第一課，就是如何吃西餐：“閉著嘴吃，不要吃出聲音，吃麵條一類要用叉子先卷一個小卷，整個放在嘴裏等。”
在療養院的遊泳池裏我教過江青遊泳，她是初學，我從漂開始教，她像小學生一樣，很聽話，很大膽，完全按照我教的動作去做，很快就學會了蛙泳的基本動作。
江青估計不會在蘇聯度過夏天，因而我們隻有冬衣。她讓我給汪東興打電話，找王光美給我們倆選幾段做連衣裙的綢衣料，她提出了幾種顏色。因為王光美審美觀較好。買好後托訪蘇代表團帶來。蘇共中央有專為高幹做衣服的裁縫，夏裝很快便做好了。夏天來臨後，江青帶著我和兩位保衛人員坐著火車來到了黑海邊著名療養地雅爾塔，住進一座漂亮的別墅，這是在二戰期間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三巨頭開“雅爾塔會議”住的地方，我們住的曾是羅斯福住過的別墅(利瓦季亞宮)，離海邊很近。每天最高興的是去黑海裏遊泳，那段時間，好像是給江青專用的帶有大石頭的沙灘，還有停靠小船的設備。在此遊泳，一下去站不到底，江青坐在岸邊椅子上沐浴著海風，看著我在黑藍色的海水裏暢遊。有一次浪比平時大一點，我遊得也遠點，她在岸上看不見我了，著急了，不知怎麽和保衛人員說通的，保衛人員劃著小木船急忙地來找我。此後她不讓我遊得太遠，怕出危險。
整個一座大房子除了兩位保衛人員、一位廚師和一位女管家，別無他人，江青隻能跟我聊天，這段時間的確談得很多，可惜時隔六十多年，我又沒有記日記的習慣，記憶力一向不強，隻能回憶起某些印象深的內容。她說：“父親是個木匠，喜歡喝酒，醉了就打媽媽和哥哥們，我最小，沒有挨過打，我有時在學校正上著課，好像聽見我媽媽的呼救聲，我實在受不了這種刺激，小學畢業我就離開了家，到一個戲班子學京戲，在那種舊戲班裏受了不少苦。後來到了青島，在大學的圖書館工作並加入了共產黨。我曾旁聽過聞一多先生講課。黨組織派我去上海在工廠做女工，在工人夜校教書。後因怕暴露身份，讓我打入戲劇界。我曾經主演過《娜拉》《大雷雨》，都很轟動，我的藝名藍蘋從此出名了，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原名李雲鶴，我的女兒跟我姓叫李訥。賀子珍不喜歡孩子，她的女兒姣姣，是我從農民那裏要回來的，也隨我姓，叫李敏，很小就送往蘇聯，回來後中文都不太會講，她不願去她媽媽那兒，喜歡在我們家。”
交談中她常標榜自己處處向主席學習，如學他寫字、簽名。曾當場寫給我看，問我學得像不像，聽到我肯定的答複時，她顯得很得意。她也學主席多讀書。江青還說：“我們在中南海住的夫人們是一個黨小組。”在雅爾塔休養期間是她情緒最好、最平穩的時段。
整個夏季快過完了，兩位保衛人員都讓我向江青提出該回莫斯科了，因為天氣已涼，對健康不利。不知為何她不同意。過了幾天，他們又要我向江青提出回莫斯科一事，她勉強同意了。8月份的莫斯科氣候已像北京的深秋，江青因兩地溫差較大而有點感冒，她把我叫去生氣地說：就是你和保衛員自己都想早點回家，串通一氣編一大堆理由，催我回莫斯科。我回到房間後委屈地大哭了一場，怕驚動了周圍服務人員，不敢大聲哭。我生性有點男孩子氣，我父親死去曾大哭了一次，後來就沒有再哭過。這次江青從我紅腫的眼睛發現我哭過，責備我不顧影響，周圍人一定認為我受了她的欺負。
9月初總算盼望到了回北京的日子，她特別對我說：我知道你回去後，傅連暲會找你談我的情況，我不喜歡這個人，他什麽都想管，都想知道。除了病情，別的不要說。真給我出了道難題，我到底該怎麽匯報。
我們又是乘的專機，是蘇製圖-104噴氣式飛機，由一直負責給她治療的保健女醫生和兩位保衛員護送。這次直達北京。出乎我們這些陪同意料的是，飛機還沒停穩，便看見毛主席已向我們招手了。我們跟在江青後麵走下飛機，毛主席依次和大家握手，我介紹完三位陪同後發現飛行員也過來了，毛主席一麵和他們握手一麵問：“我還沒有坐過你們的噴氣式飛機，我可不可以上去坐坐?”機長連忙答道：“當然可以。”毛主席大步走向飛機，上去坐了一會，下來後高興地對大家說：“我也算坐過圖-104飛機啦！”幾天後為答謝這次為時整一年的治療和休養江青宴請了全部陪同成員。我向傅部長做了匯報，得到了對我工作的肯定，總算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1955年年初我大女兒王力平降生了，由於母奶充足，孩子發育很好。5月初接到了再次陪江青赴蘇聯治病的任務，這意味著我要忍痛斷了我寶貝女兒的最佳口糧。因行期近，要想辦法緊急斷奶，按我院的蘇聯專家辦法：用繃帶緊束胸部。發著燒的我隨天津著名婦科專家俞靄峰登上了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一向不暈機的我在飛機上大吐不止，反而受到俞教授的照顧。
本來是由協和醫院著名婦產科專家林巧稚為她診治，她感覺林教授手太重，說話不溫柔，不喜歡她，所以挑了俞教授，這些是我後來聽說的。我們緊急赴莫斯科是為江青赴蘇治療子宮頸癌打前站。我們首先到了莫斯科全蘇婦產科學研究院婦產科臨床醫院。俞教授和蘇聯專家們研究了江青的病情，確診還是原位癌前期，無須手術治療。定下了做子宮頸局部的放射治療，江青同意了此治療方案。
當時北京醫院著名內科專家吳潔帶著我院翻譯徐五鳳要來參加學術會議，正好順便陪同江青乘飛機來。江青還留他們在別墅住了一天。這次還派了北京醫院一名在江青身邊工作不久的保健護士員林愛。不需要翻譯的時候由員林愛照顧她。每天吃飯都是俞教授、我和小員陪著她，她和俞教授交談多，我覺得她談吐得當，態度和靄，沒過幾天，江青突然對我說：你想法暗示俞靄峰可以回國了。
我想不知俞教授何處使江青討厭了，俞教授很快就離開了。接著林利在北京又一次接到中央的命令作為江青的陪伴來到了別墅，她看到這裏已有護士員林愛和我，林利真覺得不是滋味。江青這次做化療有反應，情緒差，脾氣也不好，林利想法進了一次城找到正在莫斯科的周總理，說了回京的充分理由，也沒有得到總理的支持。然後她直接向江青軟磨硬泡，最後，她終於答應放林利帶著給毛主席的家信回京了。
這次有員林愛在我就輕鬆多了，尤其是晚上幫助江青入睡的任務，我可以擺脫了。回憶起第一次一整年的情景：江青入睡困難，每天睡前她躺下後背下要斜墊個枕頭，半躺著，我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兩人打撲克牌，打的是在蘇聯學的名叫“傻瓜”的最簡單，不用費腦筋的一種打法。有時長時間她不能入靜，她出一張我出一張枯燥無味，常常我比她先入靜，我困得不行，也得硬撐著打下去，如果讓她看出來，她會不高興。夜間有時也把我叫起來。
總之，每天晚上是我最難熬的時刻。本來一躺下就能入睡的我，也開始入睡困難，回國後多年我經常服用味極苦的水化氯醛幫我入睡。這次印象最深的是夜裏被員林愛叫醒，一隻很大的綠蠅在江青的睡房裏嗡嗡叫，飛個不停。在蘇聯被告知這裏都是衛生蠅，因為他們國家沒有傳染病，所以不備蠅拍，更不會有殺蟲噴霧劑，別墅的房間又高又大，我們兩個矮個怎麽可能打得到這可恨的家夥。江青隻有多吃安眠藥度過此夜。第二天叫了保衛人員才趕出了這個“入侵之敵”。
江青沒有住院治療，而是每次到婦產科臨床醫院去，將帶放射性鈷的小棍放在子宮頸口內進行治療。整個療程不長，但她的白血球迅速降到兩千多，此後想盡辦法提高白血球。她抵抗力極度下降，真叫是弱不禁風。醫生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保證她不要感冒。室內保持恒溫，外出散步江青要求不僅要看溫度，風力大小，還要看風向。出門前要擦幹身上的虛汗，穿衣要動作輕和慢，不能再讓她出汗，否則就得坐下等汗幹。這次除外出去醫院治療外，沒有出過別墅院子的大門，後門是一片草地，有幾次看見了鄰居住的蘇共中央政治委員勃涅日列夫，他向江青點頭問好。
江青在此邀請過隨中國藝術團赴莫斯科的著名京劇藝術家程硯秋到別墅來共進午餐。來之前她對我說你不要對蘇方人員說來客的身份，當時我不明白她為什麽怕人知道她要見一個演員。後來我想是她對自己學過京戲以及30年代演員的身份不想讓人知道。用午飯時，她讓我和員林愛把飯廳的兩邊門都關嚴實。
席間，她對程硯秋的藝術表演才能大加讚揚，午餐結束後，她問程先生能否清唱一段《荒山淚》，這是她最欣賞的一出戲。程先生輕聲清唱了一段，江青帶頭輕輕地鼓掌。她對程先生說：我今天很榮幸，能如此近距離聽到程先生的清唱。我所以欣賞程先生的戲，是因為程先生能根據劇情和你本人聲音條件來改變原來的唱腔。我喜歡你的創造精神。在對京劇中青衣梅程兩大派的愛好問題上，我曾和周總理爭論過，我欣賞你的戲，我是程派，總理欣賞梅蘭芳的戲，是梅派，是保守派。客人走後她還強調地對我講，梅蘭芳唱戲因循守舊，沒有創新，總理倒喜歡。
周總理對江青也十分關心。他每次到莫斯科，不管多忙，都要抽空來別墅看望江青。告訴她國內發生的大事，如高崗、饒漱石事件。詢問她需要些什麽。總理注意到江青想吃綠葉子菜，他回京後不久，我們接到汪東興的電話說已托人帶了一箱新鮮蔬菜。收到後江青讓我告訴廚師，這些菜他們不會做，她要親自示範。我陪她到廚房去炒了一盤菠菜，還給廚師和在場人員都嚐了一口，得到一片讚揚聲。此後蘇聯的廚師也學會炒蔬菜了。
一晃半年，江青的白血球還是上不來多少，決定還是回北京找中醫治療。員林愛一直護理帶著放射線的江青，和她接觸最多，也沒有保護措施。她本來出身就苦，12歲打工養家，身體底子差，她的白血球也降到了兩千多。另外因為那時出國必須穿裙子，她兩腿受寒，起了好些紅點，患上了風濕。這次臨回來前，她讓卡爾東諾娃買了一個蘇聯製造的坐著的黑熊玩具送給我的女兒，捏上發條頭，上麵的兩隻爪子就能動。我想她這是給我丟下哺乳的女兒陪她來治病的補償吧。“可當我回到家裏，看見因斷母奶改吃牛奶滿臉紅疹的寶貝女兒時，一陣酸痛湧上心頭，她也不認識我了，我匆忙地拿出小黑熊，拉近了我們母女的距離。”員林愛後來這樣說。
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療整1年，需要赴莫斯科複查。複查結果令人滿意。她自覺精神也不錯。蘇共中央安排了一次江青和蘇共領導人夫人的會見，祝賀她病愈，一共是四位：當時斯大林的接班人蘇共總書記馬林科夫的夫人、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的夫人、赫魯曉夫的夫人和米高楊的夫人。馬林科夫的夫人是四人中較年輕的，她說她是電力學院的院長，她問江青將來想做什麽，學過什麽，當她知道了江青的學曆不高，她對江說：你可以留下到我們學院來上學。江青聽了先愣住了，然後回答說：以後有機會我就來你們學院學習。這次交談看來並不投機，時間不長就結束了。
回別墅的路上坐在車裏，江青對我說：這幾位夫人都太沒有水平了，尤其是馬林科夫的夫人說話太沒深淺了，讓我去她的學校去上學，太可笑了，她太傲慢了。赫魯曉夫的夫人還較為樸實和靄。這次會見大傷了江青的自尊心，住了三個月就回北京了。
此後四年見過江青大概四次，頭三次都是她來北京醫院做膽汁引流，叫我的原因一是她認為我能知道什麽樣的臥姿引流管能順利進入她的膽囊，二是她口含引流管時說話我能聽得懂。記得其中一次是我院內科張惠芬主任叫我去的，她那無奈的樣子至今我還有印象，她說：我們做膽汁引流無數次，她還擔心我們的技術，非要我來叫你去。最後一次是1959年，我在和江青說話時流露過，我跟的最後一位神經內科蘇聯專家也走了，別的翻譯以前都學過醫的，都已轉行去做大夫了，我隻是學的俄語，我很想去上大學學一門專業。
這次和江青見麵不久，正值春節，我突然接到通知：江青請我到中南海她家吃晚飯。我按指定的時間，從家裏騎著車到了中南海。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也來一塊吃飯。毛主席問了我一些問題後，他對我說：從工作中就能學到知識，要多讀書，才能學到更多更廣的知識。不一定要去上大學，我就沒有進過大學，江青也沒有上過大學嘛！這頓高級別的晚飯是江青安排的。明顯是為了打消我上大學念頭。也許有點表示對我多次為她服務的一點謝意吧。
1960年根據院黨委的安排，我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係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班學習一年，回來擔任病房專職黨支部副書記、書記。l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算是中層領導幹部，造反派讓我在病房擦地勞動。1967年原朱德總司令保健衛士魏琳給我看了一個小本，上麵記錄了汪東興和保健局局長黃樹則與上海兩位專家對江青的會診意見：客觀檢查，沒有像江青主訴的那麽重。我因看了寫有江青病情的小本，認為有泄密之嫌，被關進了醫院的地下室10個月。最後以泄密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定為現行反革命，留黨察看兩年。而魏琳比我更慘，在秦城監獄坐了六年的牢。
1969年，我到五七幹校，年終被北京醫院連隊評為優秀“五七”戰士。頭上的光環戴了不到兩個月，春節回京休假的連領導給我帶來了一頂“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又被禁閉了半年，變成了專政對象，參加勞動三年。
1973年回院後，我被分到圖書館任館長，參加了圖書館學會辦的學習班。我無奈地當選了醫院醫務處管轄範圍的黨總支書記，這意味著文化大革命加在我頭上的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隨著江青成為罪犯而自行平反了。憑15年圖書館工作成績和幾篇學術上的文章，圖書館學會將我的職稱評定為副研究館員。1987年，我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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